8 自欺欺人，害莫大焉！
从到达青岛的第二天开始，我就忙于工作了。原因自然是因为学校的负责人只有我和于校长两人的缘故。人少事多，岂能不忙？即使在正常情况下，筹备招生、迎接开学都有许多细致而繁杂的工作要做，何况是解放之初，领导机关的会议多，因为新政策、新指示多。每会都要召集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去听传达，参加学习以便贯彻。铁中是双重领导，既要接受铁路局的领导，也要接受市教育局的领导，开会往往是双管齐下，我们两人感到无分身之术的遗憾！因此虽说是暑假期间，已经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只有工作，工作、工作，无暇考虑休息。
于校长直爽、诚恳、谦虚而有涵养，在老区担任过多年中学校长，历练得很有领导者的豁达大度的风格。放手大胆地把工作交给我，充分表现出对我的信赖和倚重。他对我说：“大胆地工作，不要有任何顾虑，你在前边干，我给你当后盾，出了问题我负责。咱们不要分什么校长、主任，目的只有一个，把工作做好。你多负担一些，你是学这一行的，是行家，是专家。”我说：“你比我的经验多，我还很年轻，哪儿能谈得上专家呢！”他说：“我有什么经验？干的年数是不少了，那是游击时期，一边打仗，一边领着学生钻山洞，农村的战时教育，不正规。现在入城来办正规教育，你的经验就比我的多了。你也不必谦虚，不说专家吧，你是学这一行的，受过高等教育，比我强。”
于校长确实是把我推在前边，什么事都让我出头。开全体教师会，他只是主持会议，主要内容都由我来讲解、传达、布置；开学后对全校学生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纪律教育、五爱教育等等的大型报告，他都让我来主讲；学校的工作计划、工作日程安排等等都交由我来做。由于我出头露面多，教师学生有事都来找我。有时有人去找于校长，他也常常说：“你去问问郭主任。”这样学校里的大小事几乎都包揽在我身上了。我虽然忙，却忙得痛快，忙得惬意。是工作的主人还是工作的奴隶，其中的滋味是截然不同的。像于渐海这样的领导者的聪明就在于善于用人之长，自然就极易调动人的积极性。我深深感到与这样一位校长共事，是我的一大幸事。
和于校长熟悉之后，闲谈中得知他还是一个非党干部。我很惊讶，为什么参加革命多年还没有入党呢？要按他对工作的忠诚态度，和领导上对他的信任和器重看，他都应当是一个党员了，个中原因当然不便过问。真没想到铁中这样一所大型中学的两个负责干部现在竟然还没有一个党员！
不久，调来了两个干部在教导处任教导员，一位女同志叫宫镜泉，一位男同志叫于霖西。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在群众面前公开，不过我们知道这两位都是胶东老区来的党员干部。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增加人员自然是一件可喜的事。宗和尤其像见了亲人一样的高兴，来了党员同志，她觉得解决组织问题就有了一点希望。早在我俩结婚前，她和二哥就向王道鑫提出了入党要求，当时王的领导人是一位杨同志，已经表示同意，只因他急于要回解放区去汇报工作，答应回来后解决。但杨同志一直没有回来。后来城市工作部另行安排了王道鑫的领导关系，王道鑫也曾把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的组织问题向上反映过，由于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这类问题就搁置起来了，一直拖延到这时，宗和无时不在期待着得到党员同志的帮助，能尽早解决问题，以满足她多年的夙愿。她向宫镜泉谈了她的愿望，宫镜泉就安排她参加了党训班的学习。解放初期干部调动十分频繁，不久宫镜泉又调出了铁路，宗和的问题又一次搁置了起来。
教育局指示政治课讲授社会发展史。没有课本，我决定编写讲义，我写出底稿来准备交由教务员去刻印，于霖西问：“印什么？”我说：“社会发展史讲义。”他说：“政治理论不能随便印讲义。”我说：“没有课本，学生没有听写能力，不印讲义，空口说白话，能收到什么效果？”他踌躇再三说：“请示党委吧！”我说：“好，那就请你拿着底稿去跑一趟。”当时我很不高兴，心想：真是少见多怪，学校里印讲义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这样的些许小事也值得去请示报告？于霖西走后，我反复思忖，于霖西是老党员了，他熟悉党的政策，了解党内的情况，他的谨慎态度绝不是没来由的。我也接触了一些老同志，在涉及政治的问题上都十分谨慎，从他们的嘴里动辄就能听到“犯错误”的告诫，可见犯错误的事是经常会发生的。而犯错误的结局又一定非常可怕，否则人们不会那样提心吊胆地念念不忘。我这个革命队伍里的新兵，凡事应当小心为妙。所幸于霖西请示的结果很圆满，党委同意刻印我编写的讲义。对我来说，这是极大的鼓励。
第二天，青岛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汇泉广场上云集了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部队的十几万人，彩旗招展，鼓乐喧天，口号声、歌声，山呼海啸般响彻云霄。铁中的队伍离主席台太远，扩音器里的杂音又特别响亮，以致一些领导人的致词一点也听不清。不过这并不重要，人们的心里已充溢着过多的欢乐和激情了。
会后游行，游行队伍穿过青岛南北干线上的主要马路，行程20多里，沿途市民夹道欢呼，盛况空前。铁中学生的队伍带着国家领导阶级子弟的荣誉感，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气概，步伐整齐、口号嘹亮、纪律鲜明，表现得特别出色。
宗和身体羸弱，又怀有身孕，我真替她担心，但是她始终精神饱满地走在她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旁边，往返40余里，坚持了6个小时，胜利的喜悦赋予她以多大的精神力量啊！及至她回到学校吃过午饭，躺在宿舍床上，就连挪动一下身子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你能这样坚持！”她笑着说：“心里高兴，一股子力量支撑着，等到一放松，撒了气儿，就变成了一滩泥！”我替她盖上被说：“睡一觉吧，彻底休息休息。”她说：“睡不着，这么大的喜事，哪儿还有睡意？不过，有些事也叫我犯胡涂。”我问：“什么事？”她说：“《国际歌》里说‘从来没有救世主’，为什么《东方红》却说‘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我说：“《国际歌》说的是真理，是科学；《东方红》表现的是人民的感情，是艺术。”她显然并不满意我那随口就来的解释，不过在这类问题上她从来不和我辩论。她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说应该呼‘万岁’口号吗？过去喊皇帝万岁，现在对革命领袖喊万岁，合适吗？就是喊党万岁，也违反了共产主义的原则，共产主义不是要消灭阶级，消灭政权，连政党也要消灭吗？至于喊人万岁，就更脱离实际了！这算是唯物论呢，还是唯心论？”我笑了，说：“万岁是一种良好的祝愿，是长寿的意思，不能认真地说是一万年，那就太机械了。人类的文明史才有五千年，一万年之后是什么样子，谁能说得清呢？”她斜了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总是对什么问题都能来一套解释，都要下个结论！”
她对我的这类批评有过多次，我却从未认真考虑过。若干年后，我才猛醒地找到了我的致命弱点。随便作解释，事事下结论是浅薄与无知的表现。这是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由此产生轻信与盲从，窒息思维，掩埋聪慧，既能蒙蔽自己，也足以哄骗比自己更无知的群众，害莫大焉！与宗和比较起来，她才是智者，她的思维敏捷、客观、不迷信、不盲从。也许她对许多事都有入木三分的看法，只是不肯轻易表白罢了。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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