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内容是转帖自颜昌海先生的大作， 比较直观的数字告诉你中国劳苦民众创造的财富的去向。中国的富人阶层基本上是衙内们， 这个连傻瓜也不会怀疑了。 有统计中国的前一千名富豪， 党和政府高级官员的亲属占了百分之九十几。 国企改制， 房地产开发， 土地流转， 就这么一点点把几十年间积累起来的， 老百姓血汗换来的， 全民所有的国家的财富， 转到了各级官员亲属的口袋里。 衙役们也从匪夷所思的巨额的行政费用里分得了不太光彩的一杯羹。 至于社会绝大多数的百姓， 呼吸着污染了的空气， 喝着污染的水， 供养着世界第一，空前绝后的庞大的官僚机构， 辛辛苦苦赚了一个忙。
zt: 颜昌海：
入冬以后，南方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都在高负荷地运载大量农民工回乡，而这个浩大的工程来得特别早。“某某地方返乡农民工突破百万，灾区面临就业困境”，这样的报道在春节前不时见诸报端。春节来临前的一个月，挂靠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系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支调查队伍深入到贵州、湖南等地的农村；这支调查队由贺雪峰教授带队，一行15人，驻扎农村半个月，记录了返乡农民工目前的生活状态。农民返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回乡后他们做些什么？当地政府提供了怎样的政策支持？来年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又将如何？贺教授带队的这次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工返乡”后的农村。
最近几年，中国农村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普遍改善，使返乡农民发现，家乡的生活也还不错，较之前想象的落后其实不同。而按户所有按人均分的土地制度，又使每一个回来的人都至少能够通过从土里“刨食”来解决温饱问题，有了生存的最低底线。所以，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今年34岁的阿英，当年在广东打工时“日子过得很潇洒”：经常变换工作，有钱就花，还“耍”过不少男朋友。已经是两个孩子她妈的阿英，去年回家后，她与老实巴交的丈夫两人，安心种起了一亩五分田。说起打工，她心里已泛不起半点涟漪，一方面，这个年龄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另一方面家里也需要照顾，有老人和小孩；她长叹“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贺雪峰教授带领15人的调查队伍，半个月中驻扎贵州、湖南农村，调查煞费心思。贺教授说，2009年元旦后不久到了贵州湄潭县聚合村，全村共有4400人，人均约一亩耕地。当时，全村2000个外出务工村民中，已有600人返回村中，而往年春节前半个月才是农民工开始返乡的时间。几乎每个被访谈的村民都会与我们谈起金融危机，并事事与金融危机联系起来。返乡原因大体有三种：一是工厂倒闭，春节临近，农民工不再新找工作；二是工厂订货不足，开工不满，农民工因为没有加班，报酬不高；三是到山西挖煤的农民工，因为山西煤窑秩序整理而停矿数月，他们正在等待煤窑重新开放。
贺教授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危机远未见底，2009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更加多工厂的倒闭与开工不足，可能有更多农民工失业返乡。聚合村有2000个村民在外务工，村支书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大量农民工返乡，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没有了。更严重的是，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很难适应农村的环境，他们在外务工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村庄，收入来源没有了，而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一旦打工积蓄的那点钱花完，他们就可能偷盗抢劫。那个时候，农村的社会治安与秩序可能更加严重。
而很多专家学者担心，金融危机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返乡，他们守在城市却又无业，就可能带来社会治安与秩序问题。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就业减少，不仅可能带来农村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且可能带来城市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学家计算，中国在2009年最低必须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不然中国的就业不足就可能带来一场灾难。也因此，国家一方面扩大投资，一方面鼓励内需。甚至有意见说，现在爱国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增加消费，多花钱。
贺教授说，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并不了解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中国特色的机制，更不理解农民工返乡的逻辑，而是坐在家里想当然。与拉动内需保增长的结论相反，我们在农村调查看到及担忧的是，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再有外出务工赚钱的能力。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
超过35岁的返乡农民工，他们对春节后是否再外出务工，大都犹豫不定，因为他们对外出能否找到工作的信心不足。这些已婚的年龄偏大的村民，也往往是首先被工厂裁员的。在工厂越来越依靠现代化生产线生产的条件下，外出务工农民的90%以上都是普工。普工从事简单的劳动，工资较低。所以，外出务工多年几乎都没有什么积蓄，想在城市结婚生子，买房安家，几乎不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生子的家庭拖累，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城市待下去，最后不得不回到家乡的农村。而事实上，只有运气比较好且夫妻两个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户，才能盖起一栋比较像样的房子。农民工处于“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的尴尬境地。
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困难，及经济困难导致的就业矛盾，首先淘汰了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而这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又恰恰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回乡的农民，可以适应家乡的生产、生活，使金融危机的失业压力被吸收、消化，对社会的冲击因此就大为降低。贺雪峰也了解到，地方政府对返乡农民工非常关心，也积极为他们寻找就业的门路。首先，当地政府要求每个村每星期都要汇报返乡农民工最新近况。有些地方政府还发放400元钱给最困难的农民工。但这个问题，一时很难有系统的解决方案，期待完整的政策出台。
此外，那些年长的农民工没有社保；现在最困难的家庭，是父母不能劳动，小孩还没成人的家庭，全靠中间一代人的收入。
早在两个月前，意大利都灵《新闻报》的一篇社评中说道，“在这个灾难性的一年即将终结之际，大多数专家把他们的主要目光聚集在美国巨人和中国龙身上。这两个大国，谁能够较成功地从打击中脱身而出，更有创见地迎着昏暗的未来走去？……关于中国，人们必须看到，改革者的箭囊里还有许多箭，他们也许有能力给他们的国家指明走出危机漩涡的安全通道所在。而这将会引起大家的惊讶，包括美国人，印度人，日本人，欧洲人，尤其是自己党内那些思想保守的共产党人。绝不能忘了，北京永远是这个星球上最会出人意外的首都。”
贺雪峰教授带领的调查队伍对中国农村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海外媒体对北京的评价，是有根据的。即中国的改革者，只要使用好箭囊里的箭，能给国家指明走出危机漩涡的安全通道所在。
如今农村的形势，虽然严峻，但毕竟忧虑中还有喜悦。
但有喜悦，却决不成为乐观的理由，而必须严阵以待。
有海外舆论指出，我国去年GDP占世界GDP总量的5%，而1949年GDP占世界经济的5.7%，当时没有内债和外债。我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4%，2006年上升为24%，世界第一，大约是日本的十倍。而这个十倍的前提是，我们的GDP不到日本的60%，而我们的财政收入却是日本的1.2倍。换算一下，同等条件我国的行政成本是日本的20倍。
根据2004年的官方数据估计，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几项开支合计就是12086亿元。而当年的财政收入是26396.47亿元。而据有关调研报告称，全国党政机关系统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
——本文数据，国内网站都可以搜索查知，有来自官方，也有来自国内专家文章中。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如果政府是个物业公司、行政成本相当于物业管理费，那么樱花物业公司的物业费是每月100元，我们大华物业费是2000元，服务却远不如樱花物业。那么大华物业即使有一百个理由，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解释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很多人，特别是权贵阶层及其雇佣的五毛、六毛们，都善于说假话、吹嘘自己，对批评言论找其“别有用心”；在事实面前实在无法回避的时候，也装出不否认问题的样子，总是以“我们现在毕竟比过去好太多了、要看到成绩”等无聊的搪塞来回应；笔者说，纵向比较确实是好多了；横向比较，中国也不是最落后的。但是，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纵向比较，不光我国好了，全世界也都好了。何况，还有的比我们更好。在好的面前，他们只同非洲比，同泰国和印度比；却不和欧美、日本比。比如说，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了近30年，不但仍落后于世界经济大盘，还付出了牺牲环境的巨大代价。
而政府这个物业公司，经营成本是如此高，高得乃至让太多的民众腰包都没有什么钱。再看数据：2007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100美元，折合人民币为7500元。相当于每月收入为623元。但其中，城市每月平均收入为1150元，农民却是每月345元——这个数据还包含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收入。占中国人口的比例70%的农民收入仅为345元。社会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实际大多数农民的每月收入低于345元！
30年来，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谁也没有能力去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全国的财富落入极少数人手里，而国家高昂的物业管理费，又导致大多数老百姓——国家物业的主人——业主的财产大量地缩水，生计困难；是不能不指责的。笔者认为，成就是应该的，适当的勉励也可以提振自信；但回避问题和错误，将使国家陷入倒退和灾难，却是可怕的。
权贵阶层及其雇佣的五毛、六毛们，如果每月也只有345元生活费用，就不会说假话、吹嘘自己了；也不会一味地强调歌功颂德的“主旋律”了；而会正视问题、加快解决问题。
尤其是某些反民主、普世价值的权贵阶层附庸者，他们至少并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人（既得利益集团的人，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欧洲去了，或者已经在这些发达国家有了落脚点而返回国内做着大老板——笔者看到一份资料却不便去说）；他们也往往是权益被剥夺者！——这，才是附庸者们最可怜，也最可悲的地方。有人对此评论道：“想起了林语堂说过的那句话，‘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去年来，中国股市下跌速度快于世界所有工业国家，也快于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房市的萧条到连最近几年由政府出资建造的廉价房也出现大量空置；企业倒闭的数量和失业的人口大量增加，主要农民工输出省份已感受到了农民工回流的巨大压力；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出口出现了十几年来的负增长；不少盈利的行业、甚至由国有企业所垄断的高额利润行业也出现了行业性亏损。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似乎难以为继。
贺雪峰教授带队深入农村考察返乡农民工状态的结果，使人们对中国社会的经济下降承受力的脆弱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基层的村书记的话，告诫我们，一旦中国经济下跌，中国社会、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社会群体就会迅速地出现激烈的躁动。当然，村书记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社会的脆弱性，主要来自于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所长期形成并不断加剧的分配不公和公权力的腐败。
不过，外国舆论也看出：北京，是地球上最会出人意外的首都。此前，笔者写过《牛年伊始，从政治局会议看中国转变》一文。该文中，对会议中“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思路进行赞美，并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落实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观点。
正因为还满怀着希望，才言之诤诤；否则，睡大觉总比写文章舒服得多。
也许，“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落实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可能有争议性，也有一个时间的过程；但在如今内外经济形势不景的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节缩行政性开支，除非政治骗子找理由拒绝外，应该没有任何争议。
如果，将行政性开支节缩一半，就有1万多亿造福百姓，势必能缓解经济危机压力，同时给人民以信心。——北京，是地球上最会出人意外的首都；笔者期待这个意外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