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致青年朋友书

(转贴)

×××同学：

接来信非常高兴。我看到忧国忧民、志存高远、堪当大任的一代人在成长。

你赞同我的文章《“腐败黑数”知多少》心仪美国式的“笼子”， [i] 主张向当局施加压力，立即换“笼子”。这关系国家安危，关系大局稳定，也关系到你个人的前途和未来。我的文章有未尽之言，恐误导了你，现补述于后。

30年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78年，中国的GDP为3645.2亿元，2007年为246619亿元，增长了67.6倍，剔除物价因素，大致增长了15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长为13786元，增幅为40倍，剔除物价因素，增长了大约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为4140元，增幅为30倍，剔除物价因素增长了不到7倍。[ii] 这是社会基本稳定的经济基础。极左派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30年说得一塌糊涂，主张回到毛时代去，是完全错误的。最起码，这30年没有饿死一个人，毛时代的30年，人民饥寒交迫，饿死过37558000人。杨继绳的《墓碑》一书，用各省各县的具体数字和饿死人的典型实例进一步揭露了这个残酷的事实。现在极左派也不出来争论了。改革开放不论有多少错误，引出了多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凭全国人民实现了温饱和小康，没有饿死人这一条，比起毛时代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能往后看，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但我们又不能满足和骄傲。比较1961-1987的日本和1980-2006的中国，同是26年，结果日本在26年间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而中国在26年间超量耗费本土的自然资源，整整一代的青壮年拼命工作，最后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4%不到。美国年人均收入36274美元，中国同年人均收入按4%的比例计算是1951美元（这是外国人计算的，显然高估了我们）。这是值得我们一再深刻反思的问题。如果说中国人口基数大，难以同期赶上，那么占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0%（14509美元）、30%(10882美元)、20%（7260美元），是应该能够做到的。没有做到，是我们分配制度和政策上有问题。

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只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没有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是最大的失误。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 （即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爲世界两極分化最严重的國家。2008年因为经济利益问题引发的2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已达12万起。可以说是星火遍地的形势。中国的两级分化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影响中国政局的不是金融风暴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而是社会不公引发的政治危机。这个观点我希望在你的脑子里打个烙印，知道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这个矛盾就是权贵资产阶级同人民大众（包括平民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权贵资产阶级靠以权谋利（包括贪污受贿、巧取豪夺）致富，平民资产阶级靠平等竞争惨淡经营致富，这是两个阶级，不能笼统地反对资产阶级。

对民营企业家——平民资产阶级（当然是守法经营的），要保护，要尊敬。在25万亿GDP中，他们的贡献占GDP的70%。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功臣。我专门写过一篇为资产阶级翻案的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对贪污腐败分子，要口诛笔伐，但他们目前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的还是党内矛盾，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有两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要注意：第一是反贪官，反腐败，不是反对民营企业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是我们致富的基本门路，这个不能反掉。

第二，我们现在反贪官，反腐败，与文革中揪走资派是两回事，不是一个概念。所谓“走资派”是毛泽东对不同意他的路线的干部的恶称，实际上这些人是勤政爱民的好干部，像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万里、谷牧，广东的习仲勋、任仲夷，福建的项南等，《南方周末》把这些人评为“改革八贤”。 我认为还应该添上赵紫阳，成为九贤。这些人的特点是实干、为民、不贪。领导改革开放的各级干部，好的还是多数。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要保护。如果把反贪官变成反对一切当权派，反对一切的领导干部，像文革中那样揪走资派，就错了，那会把局面搞乱。

来信谈到2009年是个敏感年，你预感群众的愤激情绪可能爆发。我赞同你的分析。至于化解的办法，你认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求总解决，对过激和过急的政改我不看好，搞得不好会重蹈89年的覆辙。我有两点建议可理顺民心，化解民怨，保证不出事，写出来与你探讨。

第一、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60%。去年我们是60000亿财政收入，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iv] 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福利身上的财政开支占到60%，这既是经济改革的成就，更是政治改革的成就。

第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国有企业要落实全国人民人人有份的股份制。这等于给每人发一个大红包。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为了经济转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落实，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请出来，让产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13亿公民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只有在民有化改革之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更旺盛，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 “2006年底，国有企业净资产总值约13万亿元，人均大概1万元，如果按目前GDP的增速10%计，每人每年就有财产性收益1000元，一个三口之家就会增加3000千元左右的现金流，这对拉动内需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v]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全民所有制。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vi]　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是得民心，稳政权的好事；是既救民，又救国的大政。每人发个大红包，可以大大地平息民愤、化解民怨。做了这件事，汪洋大海般的国内市场就有了流动资金，全局就都活了。在经济危机风雨飘摇的地球上，中国的经济发展，照样可以维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不赞成过激、过急的方案。

我赞成你的观点：“中国如果有一个关克林顿和布什的‘笼子’，就不会有刘少奇的悲剧，就不会有胡耀邦、赵紫阳的非程序更迭。”这正是我的文章的未尽之言。改革专制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驾，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很重要，要从领导和民众共同关心、能够双赢的地方开始。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要落实这个“最高”。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最高”上面还有个“最最高”，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既然承认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就不能站在宪法之上去领导“最高权力机关”。作为执政党，要自觉地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在自己的头上。全国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应该是遵命、执行、保持一致的关系；在政权体系中，全国人大要履行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职能；要履行这样的职能它就必须对国家领导人的进退有最后决定权。如果在毛时代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代表全国民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能够有效地制衡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就不会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就不会有凭幻想胡来的大跃进导致饿死3755万人，就不会有是非颠倒、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的文化大革命。要把最高权力分散给几百人（人大常委会）或几千人（人大全委会）去票决，不能党的领袖“动一个小指头” [vii] 就把国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几个退休的元老一串联，开个党的生活会，就把党代会选出来的总书记给撤了。现在的政治体制不改，还会出刘少奇，还会出胡耀邦、赵紫阳。

专制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必然产生权贵资产阶级。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企图左右改革的方向，与中央争夺领导权。权贵资产阶级每逢政治沟坎过不去时就要制造最高领导人被废黜的悲剧。前些日子掀起批普世价值的风波，目标是对着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胡温在讲话和文章中表示过对普世价值的肯定，表示过民主改革的意向。这引起了权贵集团的惊恐。各县如有一个能制衡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开支一支笔”的诸侯日子还能继续吗？花六个亿修建世界最牛的县衙门的预算能够通过吗？批普世价值是胡温同地方贪腐势力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中央几次表示反腐决心，正在调整部署力量。胡锦涛说，2009年要以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批普世价值是权贵资产阶级以攻为守的杀着，把胡温搬倒，或搬倒其中的一个，就转移了全党、全社会对反腐败的注意力，转移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引起党政机构的重新洗牌。地方贪腐势力将在重新洗牌中寻找自己的保护人，找到这样的保护人，他们的沟坎就算过去了。这种结局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应该支持胡温，至少不要为他们的垮台创造条件。

我们有过失去胡耀邦、失去赵紫阳的教训。十三大以后本来已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制定了方案，建立了工作班子。政府机关的党组都撤销了，党政分开已经开始。就在这时候出了那场风波，党内极左势力抬头，民主改革派失势，过激的政改要求导致全党形成了先要保住政权的共识，最后是改革派领袖人物下台，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和倒退。这个教训一定要记取，不能再重复。自邓小平以来最高领导人的底线是：不能从我手里丢了江山。为了这个，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只能逐步改良，不能打碎现在的笼子新造一个，坚持这样的要求必然导致流血和倒退。

未来属于你们80后这一代人。若干年后你们将主宰国家的沉浮。在大风大浪中，你们要十分谨慎，不可鲁莽。要力争自己始终在船上，不被淘汰出局，才能为国家效力。目前的中国，不是靠现行法律就能实行民主，但又不能抛开现行法律去争取民主。利用现有的法律，达到更好、更完善的法律，才是一条走向民主的现实道路。实行民主是长期地、渐进地过程。在西方国家，这一过程经历了几百年。根据民主的原则，民众和当局，斗争，折中，妥协；再斗争，再折中，再妥协，不断立法改法，建立制度，形成传统，才是民主政治的现实。为民主而斗争，必要的声势是需要的，但不是一次签名、一次请愿能完成的。在群众，要有理有利有节，有进有退，有起有伏，知止不殆。在政府，只有小改良，才能避免大折腾。当局寸步不让，或光说空话，一点真的没有，不给老百姓一点希望，必然要逼出大折腾来。

你尊敬李锐、谢韬、胡绩伟诸老，我见到他们时一定会转达你对他们的敬意。我们这些人属于支持改革的党内民主派。我们不能同意从根本上推翻中国共产党。希望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亲民廉政，在走出贫困之后，再走出毛泽东专制体制的魔影，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民主化，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有些人认为我们革命性不强。这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当局是否采纳，成败利钝，非所能逆料也。

辛子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