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真比银行家更能干？

我们正看到旧的正统学说和虚荣心被投入熊熊烈火。最近，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承诺拿出数千亿美元纳税人的钱，以提振不断下滑的美国经济。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执政的英国政府则宣布，将用富人的钱为经济纾困计划埋单。

在此期间，布什(Bush)政府几乎将全球最大的银行——花旗集团(Citigroup)——国有化。此外，美国政府还抛出了又一个（是的，又一个）8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以化解美国信贷市场的冻结状态。目光所及之处，凯恩斯(Keynes)的需求监督和调节理论正取代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印制钞票成了新的审慎之举，而根据破裂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目前正在发生重大的事件。起初作为各国政府和央行的一系列实用主义的特别回应，目前正超越国家与与市场之间的界限。政客们现在正用意识形态来掩盖自己的权宜之计。政府已不再是一个滥用的术语。


未来几个月，事态进展速度可能还会更快。通过种种纾困计划和贷款担保，美英两国政府已对各自的银行业体系实行了国有化——除了银行的名称没变以外。银行装作自己仍对股东负责的样子，但这只是一种作态。只有凭借政府明确的金融担保，它们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市场仍处于冻结状态，企业急需赖以生存的信贷“氧气”。除非形势很快得到改观，否则政客们几乎没有其它选择，只能直接控制或拥有银行（这种可能性很大）。国有化可能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第一项措施。一些人喜欢将他与罗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相比，而这至少会给这种勉强的类比加入一些实质内容。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银行国有被视为一种严肃的选择——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最近也说过类似的话，人们由此明白，我们已与过去数十年来的自由派学说偏离了多远。被奉为新金融资本主义的学说，正让路于过时的政府指导。与此同时，政治客们正收回早些时候使用过的一些语言。对富人征收更高税赋已不再是禁忌；监管已经恢复；市场可能失灵。

似乎就在昨天，自由资本主义——小政府、财政审慎、放松监管、灵活和开放的市场——的英美模式还在大踏步前进，决定了全球经济的模式和节奏。长时间以来，一些欧洲国家政府一直在防范我一位法国朋友所说的“英式”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的侵袭。但从某种程度而言，它们都进行了调整。

在美国和英国，中间偏左派人士认识到，只有采纳里根-撒切尔(Reagan-Thatcher)的做法，才能赢得选举。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为大政府时代奏响了挽歌。

在布朗的帮助和支持下，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把新工党在英国大选中的胜利，建立在这样一个承诺的基础上：个人抱负与社会公平并重。其证据是，英国政府曾承诺，永远不会调高撒切尔政府上世纪90年代确定的40%的最高收入所得税税率。至于市场，没有人比布朗更蔑视更多监管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的欧洲大陆模式了。
这些都已是昨日黄花。布朗最近表示，他计划将最高税率上调至45%。这将成为他与戴维•卡梅隆(David Cameron)领导的保守党之间的最新分界线。此举仅会增加少量堵住该国公共财政缺口所需的资金。重要的是此举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对于布朗而言，现在公平战胜了抱负。

直到不久前，我们可能还可以说，为金融体系纾困意在拯救、而非葬送自由资本主义。因为在以往的衰退过后，该体系或多或少地能够安然渡过危机。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一假设仍然成立。我迄今尚未看到有政治家站上演讲台，宣讲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奥巴马承诺，将采用罗斯福式的策略，重建美国基础设施，但他十分谨慎，讨论的是积极的政府，而非大政府的问题。
奥巴马经济团队的主要成员都是克林顿执政时期自由市场理论的热心拥趸。美国人不会同意把资本主义的婴儿与银行家的洗澡水一起泼出去。

尽管布朗抛弃了新工党的象征，但对于暗示政府应在更大程度上控制普通选民的生活方面，他仍态度谨慎。在大量负面报道出现后，英国政府现在坚称，提高富人税赋是“特别时期采取的特别措施”。

这种谨慎是可以理解的。选民需要的是安全，而非拓荒时期美国西部式的资本主义。他们不愿受到政府的压制。

尽管如此，分界线已经挪动了。衰退总会引发抗议。通常情况下，在随后的市场上升期，这一切都会被人忘记。但这一次，它不仅仅是一种严重的后遗症。在市场最终复苏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仍将感受到2008年危机的影响。

首先，很长时间内，银行将处于政府的管理之下——如果不是为政府所有的话。老式的资本主义（我是指到今年以前我们称之为“新”资本主义的那种）建立在创造无限廉价信贷供应的金融体系之上。要经历比一次周期性好转还要长的时间后，政治家们才会再次允许银行以如此大的规模“制造”货币。

这需要对漂浮在信贷海洋上的经济体，实行深层次结构性调整。美国、英国以及其它由繁荣转入衰退的经济体将发现，这个世界不再愿意为它们国内的房地产和借款热潮提供融资。同时，选民将理解这样一个信息：越来越自由的市场会造就没有痛苦的繁荣，这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

风险在于，这种调整可能会走得太远：改革者和创业者将与投资银行家一起被市场抛弃；而本国受到约束的市场将伴随着国外的保护主义。不要忘记，尽管存在明显缺陷，但自由贸易体系仍让数亿人摆脱了一贫如洗的状态。

市场已失去了它的魔力，但我们不知道，奥巴马能否恰当修复政府。因此，新安排的形式还远未清晰。现在能够确定的一点是：一切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