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支付信用？
除了政治领导人因为GDP压力而强烈主张市场化之外，1990年代末期中国的市场化也从“市场”内部获得了强大的动力。1990年代中后期，与官僚利益集团一体两面的中国权贵资本已经相当成熟。这不仅是指他们的资本实力、人才储备，也同样是指他们对市场洞察和操纵能力。在经过20年的蛰伏和磨练之后，现在，终于轮到他们（通过与权力的里应外合）以资本的名义在市场中大显身手了。在1990年代中后期，要素市场、媒体、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等领域仍处于行政权力的高度垄断之下，而这些领域所能够带来的财富积累速度远非一般商品生产领域所能够比拟。权力垄断造就的操纵条件，巨大利益带来的内部激励，共同激发了中国1990年代末期急速的“市场化”进程。就这个在广泛领域内展开的“市场化”的强制性而言，我们与其将它称之为市场化，倒不如将它称之为一场服务于特定目标的“政治运动”更为准确。在这里，市场化本身也变成了政治。这种“市场化”的政治特征在一个荒唐的例子中可见一斑。2003年12月，中国江苏省的经贸委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豪迈地宣布：“江苏省将重点发展民企，力争在3～5年之内，打造2000个销售额超过亿元1亿元，200个超过10亿元，20个超过100亿元的民企。”政府打造民企，在经济上当然是荒谬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正确的。也正是这种“政治正确”，为中国90年代末期大规模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在中国，政治正确不仅意味着合法，也同样意味着政府为某种特定的市场主体提供了信用，或者隐含担保。所以，当江苏省那位可笑的经贸委主任代表政府宣布要打造民营企业的时候，政府实际上就是在为民企提供隐含担保。有了政府的信用或者担保，民营企业还愁不能在短期内“蓬勃发展”吗？而借用政府信用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究竟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实在是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
信用，虽然隐藏在交易活动的背后，但却是交易活动和市场扩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对交易后果的一种保证，任何事实上的交易都必须有潜在的信用提供者。现代市场活动之所以能够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其实质乃是信用的扩展。没有信用，现代大规模的、复杂的市场活动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公司而言，信用实际上是被当作一种巨大的资本来使用的。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资本应该通过市场活动逐渐积累、内生而成。但中国短暂的市场发展历史却决定了，无论是市场本身，还是公司都不具备这种信用资本。如此，要想市场化在短期内迅速扩展，就必须从市场外部注入信用。在对政府有高度依赖和信任文化的中国，政府信用可能是最值钱的资本。所以，只要政府愿意提供这种资本，市场规模都可以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扩展。在1990年代中后期，各级政府对于GDP，各种权贵资本对于利润，都有着极其迫切的要求，于是，你情我愿，两相默契，一场对政府信用乱砍滥伐的“市场化运动”终于不可遏制的夺路而出。政府向特定利益集团大规模的，无偿输送昂贵的信用资本，是1990年代末期中国市场化一个不为人知的主要特色，也是这个时期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各个领域得以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的隐含条件。这一点，在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中表现得相当典型。
中国证券市场在1990年代末期的大规模扩张，是行政当局以市场化的名义发动的。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推动这种规模（也仅仅是规模）扩张的主力就是具有权力垄断性质的各种官营证券公司、官营基金公司、官营大中型企业以及以民营面目出现的权贵资本。而这些腐败丛生、资产质量极端恶劣的官营公司之所以能够迅猛扩张，无一不是因为政府主动或者被动为它们注入了市场信用。正是政府对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的廉价的隐含担保及信用注入，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巨大泡沫的基础。当然，有些人更愿意将这种泡沫当作中国证券市场超常规发展的证据。但事实却是，在泡沫破灭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上，政府当初廉价注入的信用，现在已经成为政府巨大而又真实的财务负担。仅仅南方证券一家，就让政府背上120亿元的真实债务。而正是这家公司，在当初的“牛市”中神速扩张、出尽风头。熟悉中国证券市场的人都知道，南方证券并不是特例，而是所有中国金融机构的标准模式。从2004年中国证券公司成批量倒闭的令人惊讶的事实中，我们大致可以换算出当初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信用输送，现在究竟变成多少真实的债务负担。不用说，这又是一个天文数字。应该清楚的指出，这些真实的钱并没有真正蒸发掉，而是已经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运动中”的巨大利润。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比作一场“蓄意”的洗钱运动倒是颇为合适。
政府为特定利益集团廉价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场化模式，我们可以在90年代末期中国诸多领域的市场化过程中看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医疗、媒体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部门，政府不仅鼓励他们凭借垄断地位进行市场化操作，而且鼓励他们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国，这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信用），进行不真实的规模扩张。经验和数据都表明，在中国2002年开始的最新一次经济扩张中，中国高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部门，一边以自己的公共服务特性大肆廉价圈地成为新一轮土地投机中的主角，一边又以自己的垄断经营地位大量套取银行贷款而一跃成为信贷扩张中的生力军。在中国江苏省，一个地级市竟然也建立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大学城，而在这个大学城中，一家只有300教职员工刚刚转为本科的学校贷款竟然达3亿之巨。有强烈的迹象显示，为了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官僚利益集团甚至不惜将国家信用廉价提供给普通消费者。这一点在与官僚垄断利益非常密集的房地产、汽车市场上表现得相当明显。由于房地产以及汽车等行业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地方政府纷纷将其纳为支柱产业，所谓支柱产业不过是“准政府产业”的一种委婉叫法。既为支柱，政府为其提供信用或者隐含担保就是一桩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实上，被政府鼓励因而也经常变得毫无约束的消费信贷，对这两个市场的超常规繁荣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数据显示，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中，中国个人房地产信贷消费增长了几十倍，到2004年年末，这个数据已经急速攀升到2万亿人民币。这种毫无约束的信贷消费，虽然面临极大的财务风险，但却非常符合政府营造繁荣表象的需要。
消费贷款虽然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金融技术，但在中国的银行业几乎完全垄断的情况下，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政府信用。在政府普遍鼓励房地产和汽车市场发展的情况下，信贷消费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变成国家信用的廉价注入。这种情况已经在汽车的消费贷款中看的非常清楚。有数据表明，在2004年前九个月中，汽车贷款所导致的不良贷款已经占到商业银行所有新增不良贷款中的80％。虽然在住房贷款中，还没有出现类似情况，但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住房消费贷款所导致的损失肯定会远远超过汽车行业。
非常明显，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行业、要素市场、以及汽车、房地产等大宗消费品的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由政府廉价提供信用的情况。而这些领域正是在1990年代末期以来市场化最为快速，并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域。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由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廉价输入信用，是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化的一个普遍模式，也是这个时期中国市场化进程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隐性条件。这些信用，有些间接地表现为政府声誉，有些则是直接的财政担保、银行贷款、廉价的土地出让。由于这些领域充斥着官僚垄断企业，这种信用输送的流向实际上就直接指向了官僚利益集团。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模式更加精确的含义应该是：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对信用的操纵。操纵了信用，当然也就操纵了利益的流向。外部观察家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金融控制，但其实更加准确的说法是金融操纵。这不仅是中国强制性经济增长的宏观保证，也是财富再分配的宏观保证。
虽然我们无法就此对这种操纵的后果加以预测，但有一点现在就已经非常清楚：这些在市场化中成长起来的官营企业，将被官僚利益集团洗得干干净净，唯一剩下的东西，将是国有银行的巨额坏帐。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过去曾经风光无限而现在却奄奄一息的国有外贸公司、国有物质公司那里看的非常清楚。（讽刺的是，这经常被当局称作改革的代价或者历史遗留问题）。政府信用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全体纳税人创造的财富为基础的。由此我们知道，在市场化过程中向特定主体输送信用，其实就是向特定利益集团输送财富。财富再分配就是这样通过市场的名义发生的。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化补充一个更加准确也更加完备的定义。所谓政府（官僚）主导型市场化，就是官僚利益集团以国家的名义操纵了一系列交易条件，并在这个过程中向特定利益集团提供了信用的市场化。这个定义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市场化过程尤其适用。这种市场化虽然具有交易、以及货币，价格等等市场表征，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服从和服务于官僚利益集团的权力理性的。发展什么样的市场，怎么发展市场，发展市场的先后秩序都牢牢操纵在官僚利益集团手上，简言之，这种市场是一种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合意的市场。无需否认，这种官僚主导型的市场化带来了繁荣，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繁荣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繁荣。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繁荣的“经验”，大大强化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正面印象。与此同时，它也导致了我们一种深刻的知识困惑：这种中国历史上似曾相识的，但却从未见诸理论描述的市场模式，究竟会将中国经济带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