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这个名字一直是我所敬重的，不为别的，1974年11月10日，一张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贴在广州北京路口，那张大字报很轰动，是几个人写的，后来知道其中之一就有王希哲。这几个人再后来成了“反革命集团”，据说为首的李正天在中山大学还遭万人大会批判，大字报的内容当时读过现在早就没印象了，大致知道它是主张民主反对“个人迷信”的。那时，敢于主张还敢于公布就足以令人敬佩。
以后的事就知之寥寥了，大致是他们都平反了，然后各奔前程，据说王希哲跑到美国去发展，还听说他属于民运那伙人里的一个，也没在意，跑到美国去发展的人不少，鱼龙混杂，不知老王属龙还是属鱼。没见到他有什么大作，只听说改主意致力于嘬合国共两党合作了，也无可厚非的。大概在06年初吧，“老三届论坛”里载了一篇《王希哲是大混蛋》的帖子，因涉王故，细读了，知道那个帖子的作者是抨击老王歌颂义和团的，只是没读到老王那篇歌颂文字，也不知道老王主张些啥。现在看见这篇老王新作，题目叫做《民族主义也是个好东西》，认真读了一下，内有“义和团是中国人民蒙昧时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欺侮的初级抵抗。不错，它带有很大的消极面和野蛮面。但是任何成年人都有他的儿童蒙昧时代，任何成熟的运动都有它早期的粗糙原始的非理性阶段。义和团的主流，则代表着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滑稽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打得如此窝囊怎么都没瞧见义和团出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倒是没有战争的时候他们却闹腾开了。一句话，义和团之所以兴起，跟西太后镇压维新运动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朝廷通缉杀戮“康党”，用暴力肃清“新政”，义和团有了报效朝廷恢复旧制的机遇，于是跳出来一逞其“消极面和野蛮面”，他们认定“教民”也是“康党”，有恃无恐地杀之劫之，既体面又实惠。知道老王有如此陈腐见识，觉得确实“廉颇老矣”，不知是否到了“一餐三遗矢”的地步，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气魄倒是挺足的。
文章一开篇，老王就说：“
没错，老孙的“三民主义”之首便是民族主义，倘若我们稍微读一点历史资料，不难知道，他这个“民族主义”是完全秉承苏俄旨意制定的，首先是吴廷康（维经斯基）起草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经斯大林认可由共产国际寄给老孙的苏俄顾问鲍罗廷，鲍据此《决议》一字一句修改审定了孙的“三民主义”，鲍的工作笔记写道：“应当指出，共产国际关于应该怎样看待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提纲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文件奠定了基础。”苏俄驻北京使节加拉罕致函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的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加拉罕对于孙中山“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兴高采烈。
完全按照外国主子的旨意制定并经外国顾问修改制定的“民族主义”，也能算民族主义么？滑天下之大稽！老孙为的只是得到外国主子的资助，大批武器、军事顾问、大量金钱帮他打内战，他报以牺牲外蒙古以及中东铁路的主权，这等民族主义如果还有一点民族味道，那么，溥仪、汪精卫也都可以唤做“民族主义”了！把国家权益出卖给日本算是“汉奸”，出卖给苏俄算是“民族英雄”，中国式思维之逻辑何在？其实，苏俄牵线老孙手舞足蹈的“民族主义”不过是转移中国人视线，使他们拼命地跑到前门斗“西方列强”，从而任由苏俄从后门盗走外蒙古、唐努乌梁海以及中东铁路权益的障眼法。中国有太多鸡脑，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老王也如此浅薄，《王希哲是个大混蛋》看来说得没错。他判断是非的准则不是自己的思维与判断，而是瞄着大人物的脸色，投其所好而已。回顾当年那张大字报，“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似乎有理由怀疑他的动机只是为了表忠，可惜拍错了马屁，反倒被踹了一脚。
然后就是老王以下的说道：“‘极端民族主义’和‘正当民族主义’怎样区分？
民族主义本身就是陈腐的观念，所谓“极端”与“正当”充其量不过激烈程度有差别，没有本质差异。按照“百度百科”所提供的定义：“民族主义是以本民族为思维起点，以本民族为思维终点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它由共化原则和排外原则组成。共化原则是这个民族能有效地维持这个民族内部人员集体认同的一切物质和精神因素与结构的总和，包括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精神价值信仰，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等等。而排外原则则将这种集体认同的总和作为仅仅是自己单个民族的利益与价值标准，从而排斥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所以民族主义的本质就是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外民族的平等利益与价值观是被排斥在外的。”我认同这个定义。值得一提的是，在1979年及之前的《辞海》里，民族主义也是不妙的，它只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且，“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故，老毛和老周多次耿耿于怀地表示：斯大林一直怀疑我们是民族主义者，直到抗美援朝，他才相信我们是国际主义者。
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在其《绿皮书》里有一段描述倒是挺实在的：“部落是繁衍和扩大后的家庭。所以，部落是一个大家庭。民族是繁衍和扩大后的部落，所以，民族是一个大部落。世界是经过生息繁衍而分成众多族系的民族。所以，世界是一个大民族。”这段话至少说明了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人们从原始部落（其实还要早，是从动物世界里）带来的一根尾巴。人类文明积淀到现在，那根尾巴早已成为累赘并且很难看。泰戈尔在《西方的民族主义》里说过：“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他说明了民族主义的危害性，这个危害性在希特勒、东条英机那里早已证明过了。萧伯纳则借《英国佬的另一个岛》说：“一个健康的民族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性，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样。”他这段话道出那些津津乐道民族主义的群体内心的虚弱与病态。
民族主义是所谓“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只有宗族传统与忠君主义。就连“民族”这个词，也是清末时才从日本引进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家长、族长、官长、皇上或领袖，总之一系列“只唯上”的权力体系，充其量不过是在共化与排外问题上同民族主义有相同嗜好而已，它完全不具备近代民族国家那种内部监督与制约机制，算作“大家族主义”似乎更准确。老王所罗列的那些事例，其实不过是乡下那些大家族连同其家奴在内，风闻邻居有所冒犯于是全体不分青红皂白一窝蜂“共御外侮”之另类表现罢了；倘若是主子在外受辱，奴才更是必须迫不及待要替主子讨回面子，说它是民族主义，恐怕还有辱慢了民族主义之嫌。卢梭在他的《论科学与艺术》一书中并没有忘记讥讽几句：“如果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而且无论是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是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又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所满载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是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们吗？”鲁迅也曾挖苦道：“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谁若是相信，一个先跪倒在蒙古人膝下后又跪倒在满族人膝下的族群会有民族主义，脑子一定进水了。
应该看到，中国式民族主义或者老王说的“中华民族主义”之所以在目前突然盛行起来，其实质就是集体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讨伐。民族就是一个集体，一个依据种群关系凑合起来的集体，跟部落是一个集体同样。自由主义才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他的理想社会时也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党同伐异是痼疾，不仅伐，而且须“一统”。在西方文化里各种思潮都可以存在、张扬，但决不允许任何一种主张“一统”其他；东方文化正相反，几乎每一种思潮都梦寐以求把别人“统”至麾下，于是只能夺取权力以助之，否则是“一统”不了的。如今，马主义毛思想日渐衰落，否则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邓公不会壮士断臂毅然决然改革开放，只管“照过去方针办”就万事大吉。它显然已经不可能完成这个“一统”任务之时，“国学”伙同“中华民族主义”当仁不让地跳出来也不奇怪。你只要看看，当那些狂傲的“中华民族主义”者刚刚狂热地利用金晶说事，偏偏小姑娘理智地不赞成他们的“抵制”主张，他们立即转向撒泼谩骂，可知他们执行的不过只是打着民族招牌的集体主义罢了。这个主义决不肯允许一丝一毫的离经叛道言行，所坚持的只不过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翻版。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阶段，民族主义早已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成为过街老鼠，我们中国却冒出来这么一批“中华民族主义”者，那是权力垄断教育制造出来的劣质产品。我们不难看出，中国那些坚决抵制西方文化的人士，恰恰热衷于拾取人家已经扬弃了的“牙慧”，例如民族主义。他们捡起人家扔掉的旧武器，为的只是抵御人家历经艰辛通过实践检验的更先进更现代的东西。靠这批人实现“未来民主中国”恐怕只是笑话，但靠他们延续中国式专制还是有希望的，至少可以做到苟延残喘。
我们从读历史中可以看到，大清朝廷以及义和团之类抵制西方文化可以算作“防御作战”，借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除了凄凄惨惨戚戚的鸣冤叫屈之外，还有老毛的豪壮：“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遗憾的是世界潮流是挡不住的，于是才有改革开放，网开一面引进西方文化的部分成果。效果迅速显现出来，腰包鼓胀起来了，阿Q一旦发现祖上很阔，暴发户的脾气顿时膨胀，然后就有“文化超越”论调。这种论调属于“进攻型”的，很为老王夸赞的那批人恭奉并身体力行，满世界招摇呐喊。问题不在于世界能否“平等待我”，而在于我们能否“平等待人”，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信守孔子《春秋》之训：“不以中国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所谓“文化超越”应该首先超越自我，而不是一味指望超越世界。我们只有老老实实融入世界而不是与之对立，才可能在未来谋一席之地。老王还忘记了一条根本：民主自由是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人也不例外，谁企图阻拦这个需求注定会失败。罗曼.罗兰在其公开信《约翰.克利斯朵夫致中国兄弟们》里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欧洲，什么叫做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族类：一种是向上的灵魂的族类，另一种是堕落的灵魂的族类。这一边人们用耐心、热情、固执和勇敢的力量冲向光明，冲向一切光明：科学、美、对于人类的热爱、共同的进步。另一边是侵略的力量：阴影、蒙昧无知、麻木不仁、执迷不悟的成见和粗暴的举动。”我们如果稍加留意，不难看到，那些“中华民族主义”者们难道不是一直在表演着“阴影、蒙昧无知、麻木不仁、执迷不悟的成见和粗暴”吗?
附录：
王希哲：《民族主义也是个好东西》
民主主义是好东西。民族主义呢？也是个好东西呀！
极端民族主义不好，是个坏东西。因为它障碍了中国走向世界，拥抱现代世界文明，但正当的民族主义，却是个万不可缺的好东西，因为它支持中国人民站起来，无论经济、政治、文化，都以坚强的自信武装自己的精神，而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么，“极端民族主义”和“正当民族主义”怎样区分？
若人并没有侵略我，压迫我，侮辱我，我无故傲慢他国、他民族，或出于自卑的阴暗心理敌视他民族，无理将本国的狭隘利益凌驾他国利益之上，这才是要不得的“极端民族主义”。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这次席卷海内外的中国国人民反藏独护圣火爱国民族主义运动，它是正当的正义的民族主义，还是“极端民主主义”？
今年三月以来，是海内外的中国人无理挑衅西方列强，冒犯它们，侮辱了它们吗？不。恰恰相反，是顽固偏见的西方列强，在某些势力的唆使下，首先无理向中国发难，企图以北京奥运为“人质”，借助预谋的西藏暴乱，纵容暴力干扰和侮辱奥运火炬传递，公然支持分裂中国势力，这就冒犯了中国人民的主权利益和尊严，引起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愤怒。他们发动起来，组织起声势浩大的坚决抵抗运动，回击了对中国人民的冒犯，使西方列强和他们的仆从舆论工具意识到中国人民不可轻侮，认识到中国海内外各界华人可以不喜欢共产党，但在维护中华民族国家主权利益上，是完全可以与共产党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这场运动，不是什么“极端民族主义”。它是最正当最正义的中华民族主义。是西方列强的极端反华主义，引起的现代中国人民正义的反抗。只要西方列强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修正自己的错误，改变极端反华辱华行为，站在“平等待我”的立场帮助中国，理解中国，因而采取恰当方式批评中国政府（这次布什政府应该说就相对的有分寸），今日海内外中国人民的主流，决不会敌视西方，不会有任何的所谓“反西方”，更不必说几十万的海外青年留学生了。
现在海内外的自由派“精英”们却在极力地攻击这场爱国民族民主运动，把它歪曲为反西方运动。自80年代《河殇》以来，侮蔑、抹黑、妖魔化民族主义，并成功地负面化了民族主义，成了精英们的职业。不彻底负面化民族主义，精英们代理西方列强对中国利益，就难以使自己获得合法性，就难以克服包括自己在内的心理残存的最后一丝良心。
按照精英们的说法，这场爱国民族民主运动是被煽动的“民族主义”。那么，海内外华人不被“煽动”又该如何呢？难道眼睁睁看西方列强趁西藏暴乱，纵容暴力抢夺和侮辱奥运火炬传递，鼓动分裂中国，冷冰冰旁观而无动于衷，不敢对西方老爷说个“不”字，才是本分应该的么？西方奥运火炬辱华事件发生，海外华人留学生尚未动员之时，精英们不是已经大声欢呼，说是中国人民都支持西方的辱华行径么？人民一动员，不合你们的期盼，你们就开骂。怎么你们只许自己的极端反华主义，却要抹黑和侮蔑海内外中国人的正当正义民族主义呢？
骂“义和团”？义和团是中国人民蒙昧时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欺侮的初级抵抗。不错，它带有很大的消极面和野蛮面。但是任何成年人都有他的儿童蒙昧时代，任何成熟的运动都有它早期的粗糙原始的非理性阶段。义和团的主流，则代表着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骂义和团，骂今天的爱国民族民主运动，从历史否定到现在，将“民族主义”妖魔化负面化，这一切，无非是精英们对中国人民实行精神缴械，要去除中国人民精神的武装罢了。
还有“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唠叨不休。老王说过，双刃剑？有哪两个刃？一个刃向外，是对着帝国主义的。一个刃向内，是对着政府的。如果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欺侮软弱，不敢抵抗而卖国，人民就打倒它。这个刃有什么不好？五四运动使用的，就是这个双刃剑。精英用“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天天吓唬中共政府，天天盼着中共政府出手去镇压“民族主义”的人民爱国运动，说穿了，无非是想拉着中共政府入他们的伙，去共同出卖中国的民族利益罢了。精英们明白，其实共产党内的右派，早就与他们是里外呼应的一伙了，因此需要“民族主义双刃剑”的提醒。虽然右派专政了，精英们未必就会特赦这些共产党右派。精英们口里的“人权”，无非如此。
人们常说，“台湾比大陆更好地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深究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的第一主义：中华民族主义。台湾中华民国蓝色的知识分子，无论老少，几乎都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华民族主义者，没有断层，这点与大陆很不相同。而大陆知识分子，特别是80年代前后登场的“精英”，却几乎是整一代的反民族主义反爱国主义的“普世民主”国际主义者。他们似乎是共产党的叛逆，实际上，本身就是共产党右派80年代抛弃了社会主义而又没有民族主义填空的混乱时期统治路线的产儿。
中华民族主义推动下，70年代爱国保钓运动在波士顿孕育了今天的马英九，我们坚信，经过了今天几乎是一场“世界战争”的风云汹涌的反藏独保奥运爱国民族民主运动，从伦敦、温哥华、渥太华、巴黎、旧金山、堪培拉、长野、汉城…漫长战线的“80后”青年留学生中，一定能产生出杰出和优秀过马英九百倍的未来民主中国的“马英九”总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