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资格的红卫兵领袖朱成昭轶事

老资格的红卫兵领袖朱成昭轶事

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故事
　
文革开始后，与北航一墙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也闹的很厉害。象北航一样，地质学院的工作队（北航叫工作组）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了许多干部群众。1966年8月中旬，反工作队的学生们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随后便派人到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副部长）回地质学院作检查。

　这时，红卫兵组织“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还不是王大宾，而是朱成昭。

　朱成昭，是应当在中国红卫兵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的一个副局级干部。朱1960年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中学，因品学兼优，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担任课题组组长。在工作中，朱感到了基础知识的不足，决定再去读大学。1962年，受当时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影响，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由于入学前已经参加工作，当时叫“调干生”。

　1966年6月初文革爆发后，朱成昭和一些同学起来造反，对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反动学生”，并被工作队内定为“运动后期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对朱等“反动学生”骂道：“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如！”

　1966年8月中旬，朱成昭联合几个被“逼上梁山”一起造反的同学蔡新平、蒋良朴、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宾、杨雨忠等，揭竿而起，成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由于不搞“血统论”，许多对工作队有意见，但出身不太好的学生纷纷参加，“东方红公社”很快成地质学院的主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立派组织则是“斗批改战斗队”。

当时，朱成昭是“东方红公社”一把手，而王大宾是第三把手。随后，朱组织人马去地质部揪工作队，象北航一样，在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制造“四次大闹地质部”事件。之后，朱等人受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接见和支持，“地院东方红”和朱从此出名。当时，毛为了解北京高校文革真实情况，亲自派女儿李纳到各高校（包括北航和地质学院）活动，担任“联络员”。中央文革也派关锋、阎长贵直接过问地质学院的文革情况。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是总负责人，实际上的“一把手”，当时不叫“司令”，也根本没有设“司令”这一职务。

当时，蒯大富仍在清华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朱设法支持蒯，以“减轻中央压力”。朱当即派出人马去清华支持蒯。之后，蒯带领“清华井冈山”参加“首都三司”，朱请蒯担任“二把手”。从此，有人开始戏称蒯大富为“蒯司令”。后来，朱走向自己的反面，被捕入狱，蒯成了“首都三司”的“一把手”，加上后来毛也戏称蒯某为“司令”，“蒯司令”从此“名扬四海”。

1966年9月，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某“帅府千斤”凌子小姐，到地质学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则在许多政治观点上一致，相见恨晚，坠入爱河。不久，二人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66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市发生令中央和群众大吃一惊的“绑架”事件。这天晚上，一群来路不明的红卫兵乘坐两辆汽车，来到位于正义路的彭真住宅大门前，把一封信交给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们强行冲进大门，把刚刚睡下的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巧妙地摆脱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一口气把彭劫持到北京远郊县某地藏起来，后来彭真等人被连续批斗。

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从此开创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当时也是大吃一惊，一查，原来是某老帅的“千斤”凌子等干的。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之后，康生、江青、戚本禹也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去抓彭德怀。

据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朱成昭派三批人马去成都抓彭德怀。第一批王大来和钱信等人于12月15日到成都，见到了彭德怀，并同彭就文革和历史问题进行长谈，结果被彭感化，对彭表示同情，抓彭失败。

随后，朱成昭又派第三把手王大宾带人去抓彭，12月18日到达成都，见到第一批抓彭成员。大家一商量，感到为难，决定回京同朱商量。这时，据说朱对彭也比较同情，并把学生们在四川同彭的一份谈话记录交给中央文革，结果受到了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

这时，中央文革戚本禹又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这种情况下，朱可能出于争功思想，也可能想保护彭，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100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

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彭。12月27日，彭被拉到地质学院，关在朱成昭住的房间。据朱当年回忆说，他当时虽然已经同情彭，但并没有同彭“彻夜长谈”，更没有“秘密预审”，他甚至没有和彭说一句话。

期间，他只是看了彭德怀随身携带的一套“绝密材料”，内容是他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朱看后心里受到很大震动，认为彭讲的是大实话，他是冤枉的。这对朱后来转变思想，改变对文革的看法影响很大。

1967年2月16 日，凌子小姐曾安排朱成昭和她父亲见面，朱在她家等到深夜，迟迟不见她父亲回家。之后，这次会见被取消，原因是这天晚上发生几个老帅同中央文革“刺刀见红”的“京西宾馆”事件，凌子的父亲当场拍断了掌骨，没有回家，朱与他失之交臂。

随着文革的进行，朱成昭那个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凌子的父亲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这些对朱的思想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久，象许多一开始疯狂造别人反的高干子弟一样，朱的思想发生180度的大转弯，由一个最早的文革造反领袖，变成“保皇派”和文革的反对者，变成当时“联动”分子的代言人。

1967年初，朱成昭、凌子、蒋良朴、王大宾、梅建明等多次秘密开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王大宾等人不同意炮打中央文革，同朱等分道扬镳，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有关情况。19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条子警告朱“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并责令他做检查。朱则决定以检查的名义公开自己的观点。

2月4日，朱成昭以“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身份做检查，到会者三万多人。他在会上宣读自己的八大观点，内容都是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朱借检查之名“放毒”，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一致反对和声讨，但也受到相同观点的高干子弟和保守派的欢迎。

2月8日，中央文革派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之后朱被勒令检查，“闭门思过”。从此，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了王大宾。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凌子南下广州玩（又一说去香港），被诬为“偷了地质部的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他们抓回北京，隔离审查。8月20日，朱成昭和凌子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受株连者多人。“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被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朱成昭被关押多年后，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凌子因为众所周知的明显的原因，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批准释放，安排到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学医，后当了军医。凌子既是帅府“千斤”，又是才女。文革后，她重操旧业，进入演艺圈，更名“凌子”，执导过电影《原野》，当时颇受好评。

凌子和朱成昭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早已经画上句号。1972年，凌子被释放后对朱成昭的朋友们说，周总理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但据朱的朋友们核实，周并没有说过此话。而朱在长达10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一直把凌子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

一位帅府“千金”和一位普通干部子弟曾经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恋情，最后因为文革和人为的缘故以悲剧告终，令人感慨不已。笔者认为，作为电影导演，如今的凌子女士，如果把自己和朱的传奇经历搬上银幕，那将是十分感人的杰作，绝对有轰动的票房效应。

1980年6月，有关方面给朱成昭平反。据说，当时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和活着的朱成昭树立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后因叶剑英等人反对未成。后来，朱在上海办过公司，经过商，因多种原因，皆未成功，之后他便全心投入文革研究之中。不幸的是，1998年9月，饱受磨难的朱成昭因心脏病溘然辞世，时年57岁。

文革中笔者与朱成昭不曾相识，1966年造反时去地质礼堂，看望地院东方红战友时与他失之交臂。笔者祝愿他在天堂安息。

王大宾取代朱担任“地院东方红”一把手后，成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象北航红旗和韩爱晶一样，在毛、林、周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王和“地院东方红”文革中也犯许多错误，干了很多坏事，包括批斗并殴打彭德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