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增长，一向以储备货币扩张为前提——清议
人民币进入，黄金彻底退出！
以黄金储备为后盾，几十年来不断扩张的美元，为世界贸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动性。然而，随着美国债务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元的商业模式遭遇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用于贸易结算的货币开始变得供不应求。这就是我们正在由美国金融危机步入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所在！如果不能尽快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继续为世界贸易提供流动性支持，那么，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重蹈“十七世纪危机”覆辙。为此，人民币、日元和澳元等，继美元、欧元之后，加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将是无可回避的选择。随着这些黄金储备极少的货币加入，黄金终将彻底退出货币舞台。也许到那一天，如列宁所说，世界真的会出现用黄金打造的“厕所”。
没钱做不成买卖。同样的道理，没有“储备货币”带来的流动性支持，世界贸易难以持续增长，世界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
这一观点，在我们前面关于流动性的系列文章中，已有详尽论述。十七世纪，由于主要储备货币—白银的供给陷入短缺，西欧对中国的贸易突然减速，世界经济也由此陷入“十七世纪危机”。
这和今天的情形非常相似。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由于美国过度负债，流动性扩张的大门正在关闭，由此导致了今天的世界开始步入以贸易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
一个两难的困局摆在人们面前：如果放任美元持续扩张，随之而来的美元贬值，将像当年英镑贬值那样削弱其储备货币的地位，进而失去继续为世界贸易增长提供流动性的能力，令世界经济停滞不前；相反，如果美元不继续扩张，就必须牺牲世界贸易的增长，结果同样会导致世界经济减速。
所以，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点，就是要让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让人民币、日元、澳元等加入到储备货币的行列，改变现有的以美元为主、欧元次之的“国际储备体系”和“贸易清算体系”，以适应“贸易增长”对“储备货币”扩张的要求。
100年来的储备货币扩张与五次危机
回顾历史，从黄金、英镑到美元，每一次储备货币的扩张，都带来世界贸易的增长；相反，每一次储备货币的短缺，都伴随着世界贸易的停滞。
总体看来，历时最久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金银等“商品货币”作为“本位货币”的储备及清算体系，简称“金银本位制”，或“商品货币本位制”。
其最大的好处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操控黄金的价格，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公平性。但是，黄金供给的增长毕竟是有限的。当它快速增长，世界贸易增长得到促进；而一旦贸易增长速度开始快于黄金扩张速度，问题就出现了。
这恰恰是1913年的情形。虽然世界黄金产量仍处在1890～1928年的快速扩张期（世界黄金产量告别了以往近4个世纪持续下降的历史，仅仅这39年的产量便相当于过去400年产量的1.7倍，使得世界货币用黄金由1889年末的18亿美元猛增到1928年末的188亿美元），但是，由于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更快，致使世界“储备货币与年进口的比率”下降到这一年极其危险的22％（其中“黄金储备与年进口的比率”为19％；“外汇储备与年进口比率”为2％），成为当时制约世界贸易及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障碍。
“储备货币与年进口的比率”（又称储备率）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一个国家的储备货币用于清偿因进口形成的国际债务的能力。这当然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储备率越高，可实现的进口规模越大；就世界而言，储备率越高，世界贸易增长的动力越充足。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曾在二战后提出，一国储备货币对年进口额的比率，以40%为宜，20%为底限，低于30%便要及时加以补充。
应当说，1913年出现的世界储备率低点，是过去100年来，国际货币体系所遭遇的“第一次危机”。
随后进行的改革，重点是在黄金之外巩固了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储备货币”地位。
由于增加英镑的供给，远比增加黄金的供给容易得多，于是，在英镑扩张的前提下，世界贸易重新获得了快速增长。到1928年，世界 “货币储备与年进口比率”，恢复到较为安全的43％（其中以英镑为主的“外汇储备与年进口比率”由此前的2％，大幅提升至11％）。
遗憾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打断了这一进程。加上上一个黄金产量扩张周期至1928年宣告结束，使得人们开始担心英镑的扩张已不能维持其以往与黄金的价格，以至于降低英镑的可兑换性，结果在各国纷纷抛售英镑的情况下，英镑出现了大幅贬值，进而丧失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扩张能力。英国曾试图让英镑汇率盯住马克来稳定市场，但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于是，尽管大萧条使得世界贸易量快速萎缩，导致年进口额下降，但世界“外汇储备与年进口额的比率”在1932年及以后，还是由此前的11％下降到8％以下。
英镑贬值，令“金银本位制”重焕生机。为缓解英镑与黄金供给不足产生的流动性问题，美国国会甚至在1934年通过《白银收购法案》，高价购买白银、扩充白银储备。其用意，是试图以强势美元取代英镑贬值后带来的储备货币供应空缺。但效果并不理想。至1938年，世界“外汇储备与年进口额的比率”依然处在8％的低位。
这似乎是国际货币体系近100年来所遭遇到的第二次危机。
二战期间，西欧的黄金大量流入美国，这使美国的黄金储备，在战后占世界黄金储备的76％。于是，当时的国际货币形势，对美元极为有利。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国际货币体系继续偏重于“黄金”，战后世界贸易及世界经济便很难恢复。因为“黄金储备”大量掌握在美国手里，而其他国家的黄金储备几乎消耗殆尽，以至于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储备货币用于清偿因进口形成的国际债务。这似乎可以视为100年来的第三次国际货币危机。
另一方面，如果简单地将“美元”作为“本位货币”，对战后世界贸易和经济同样极为不利。这是由于，其他国家“黄金储备”严重不足，会导致各国主权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兑换价格出现过度频繁的波动，甚至各国之间也会为增加本国对美国的出口而展开“货币贬值竞赛”。当自由贸易遭遇各国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自由”的性质就彻底变味了。
1944年诞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恰好解决了这两个难题。在将美元确定为 “本位货币”以及近乎单一的储备货币的同时，各国得到美国财政部承诺：以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官平价，购买各国手中因向美国出口而持有的美元。
于是，世界贸易得到迅速恢复，世界“外汇储备与年进口比率”也从1938年的8％，大幅提升到1947年的26％，尽管部分地是以黄金从美国大量流出为代价的。
不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显然没有让国际货币体系告别黄金，只是用锚住黄金的美元，与黄金共同充当“储备货币”而已。
于是，虽然1947年世界“外汇储备与年进口比率”提升到26％，但“黄金储备与年进口的比率”依然高达61％。两者合计与年进口的比率为87％。
当然，这种总体上为过度的“储备货币与年进口比率”，也是后来世界贸易持续增长、并带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1971年8月“尼克松事件”之后形成的：美国单方面宣布放弃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并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全面崩溃。
从此，美元“摆脱”了黄金（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成为不可兑换黄金的货币，以及真正意义上近乎单一的“储备货币”。
不过，迫于美国国内经济压力，继上个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当中陷入高通账之后，又在80年代陷入滞胀并发的困境，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对世界贸易增长的流动性支持开始显露疲态。到1990年，世界“外汇储备与年进口比率”重新回落到26％。与1947年不同的是，此时的黄金储备只有象征意义，而不被用于清偿债务。这或许是100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所遭遇的“第四次危机”。
令世界摆脱国际货币体系“第四次危机”的，是10年前出现的“欧元”。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欧元作为本国的储备货币，实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储备货币”扩张，当然也促进了随后的世界贸易增长。
来自IMF的数据显示，到2000年，世界外汇储备由10年前的0.93万亿美元增长到2.02万亿美元，而世界货物进口合计由10年前的3.55万亿美元增长到6.71万亿美元，相应的世界“外汇储备与年进口比率”提升到30.2%。又过了3年，到2003年，世界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到3.16万亿美元，进口合计则增长到7.82万亿美元，相应的世界“外汇储备与年进口比率”恢复到罗伯特·特里芬眼中40.4%的适宜水平。
不幸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五次危机”，也由此悄然而至。受储备货币发行国债务负担加剧影响，仅仅用了3年时间，到2006年，世界“外汇储备与年进口比率”大幅降至27.3%的水平。其中，世界外汇储备合计为3.38万亿美元，世界进口合计为12.3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储备货币供给以及相应的国际清偿能力，重新显露出不足以维持贸易及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迹象。
虽然这已是相当危险的水平，但更糟糕的是，外汇储备的国际分布极不均衡。扣除中国、日本这两个外汇储备大国之后，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合计与其年进口的比率，仅为13％（其中，美国不到2.8%，德国仅为4.6%，英国和法国分别只有6.8%和8％）。
由于储备货币所提供的流动性总体上是有限的，所以，要增加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就必然减少另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
更糟糕的是，由于快速增加的“外汇储备”，主要来自美国和欧元区的极少数国家，于是，这些极少数国家难以为继的债务扩张，便成为制约世界贸易增长的重大障碍，以至于要抑制极少数国家的债务扩张，就必须牺牲绝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利益。
这就是当前金融危机下国际货币体系症结所在，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第五次危机”的要害所在。
美国的债务规模原本就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而此次金融危机当中损失的资产，无疑会使美国的债务负担变得更加沉重。有迹象显示，美国当前与未来的债务扩张将主要用于拯救国内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指望美国会继续向世界提供流动性、来支持世界贸易的持续增长呢？欧元区国家的情况与此大体一致。
如果贸易增长的链条被打断，世界经济又如何不会陷入全面减速呢？于是，只有尽快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世界经济才会真正重新振作起来。
“黄金储备国”和“外汇储备国”的矛盾
重构或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黄金储备国”和“外汇储备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者说是，要解决美国等“主要债务国”和中国等“主要债权国”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与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其“黄金储备大国”的地位有关。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美国虽声称黄金不再扮演“本位货币”以及“储备货币”的角色，但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主要经济体，并没有因此而削减“黄金储备”。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目前世界黄金储备中，有73％仍掌握在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发达国家手中；55％掌握在美国以及德、法、意三个主要欧元区国家手中。这与1970年的水平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由此带来的“储备货币结构”颇耐人寻味。随着黄金价格大幅上涨，在美国的“黄金及外汇储备”当中，以当前市场价值计算，黄金储备占77％以上，而外汇储备则不到23％。欧元区主要经济体的情形，也与美国类似。
与此同时，尽管亚洲国家“外汇储备”突飞猛进，但“黄金储备”却长期止步不前。
在中国，“黄金储备”占“黄金及外汇储备”合计的比例不到0.8％。日本的记录也只有1.79%。20国集团当中，来自其他亚洲经济体及巴西等成员国，其情形与此大致类似。
所以，如果真的要接受人民币等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当中新的“储备货币”，用以缓解当前波及甚广的“储备货币短缺困境”，并为今后的世界贸易增长提供新的流动性支持，那么，就等于宣告黄金不再具备“储备手段”的功能，也就是宣告国际货币体系彻底摆脱“商品货币”。
没错，既然几乎没有黄金储备垫底的“人民币”都可以充当国际储备货币，还要黄金干嘛！
但问题是，这对外汇储备国有利，对黄金储备国不利。
黄金彻底退出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至于形式是什么，其实并不十分重要。旧时中国金融界流传着一个“丁宝祯当当”的笑话，说的是丁宝祯在云南做官时，常常因接济朋友而手头拮据。
每当此时，他就派手下拿一个箱子，贴上官封，到当铺去典换银子。当铺伙计见有官封，不敢照常开箱查验，于是，来人说多少就多少，将银子如数送上。
这虽是个笑话，却揭示了信用的最高等级，是“政府信用”，或“主权信用”。
“巴塞尔协议”将“主权信用担保资产”的风险权数确定为“0”，也是这个道理。
上个世纪60年代，因担心美国可能会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导致金价上涨、美元贬值，由罗伯特·特里芬提出并获得较多共识的改革思路，就是用“主权债券或纸币”全面替代“商品货币”，以此形成由纸币当家的“国际货币体系”。其目的，也是顺应世界贸易增长的大趋势，避免由商品充当的“本位货币”或“储备货币”供给不足，限制了贸易及经济的增长。
但这是美国等主要债务国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显然，如果黄金不再是储备工具，那么，目前美国财政部囤积在诺克斯堡的2.61亿盎司黄金将何去何从呢？将它们卖给中国吗？答案十分否定。
想想看，既然陷入危机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寻求新的储备货币，而没有黄金储备支持的人民币照样是当仁不让的首选货币，加上大规模出售黄金储备，势必造成金价大跌，中国完全没有理由在美元贬值风险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再去承担金价下跌对本国储备体系构成的威胁。
在很大程度上，如何设计黄金储备的退出机制，包括一个详尽的时间表，将是货币谈判的另一个重头戏。但似乎可以肯定，即使在主要黄金储备国与主要外汇储备国之间，还没达成最终的妥协方案，只要在大方向和原则上达成一致之后，国际市场黄金价格便会立即出现暴跌。
在黄金全面丧失货币功能，彻底沦为纯粹的商品之后，其价格的长期向下重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曾断言，世人总有一天会用黄金去建厕所，来纪念黄金拜物教的彻底消亡。这一天或许真的到来了。
小手术还是大动作
所谓“小手术”，是不改变现有以美元为主、欧元次之的国际货币格局，只是透过开展国际间的“流动性互助”，来缓解当前“储备货币”的短缺性危机。
这似乎最早是由英国首相布朗抛出的如意算盘，以便英镑可继续保持独立，及其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仅有的些许储备地位。美国的盘算更是如此。
为此，布朗曾建议沙特作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应当为IMF提供更大的资金支持，以帮助那些在金融危机中陷入严重流动性困境的国家。
此后，出席华盛顿金融峰会的沙特财政大臣阿萨夫表示，沙特不会向IMF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他不留情面地说：“那只是布朗的想法，并不是我们的想法。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任何人买单的。”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阿萨夫所指的“任何人”，并不是针对急需获得流动性救助的小国，而是针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救助这些小国本是发达国家的责任，而布朗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救助这些小国，而是救英国自己。
其实，国际间的“流动性救助”很可能是无效的，不仅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受援国”的流动性危机，反而会使“受援国”从此背负上巨大的债务，并将“援助国”拖下水，尤其是在危机的责任不在援助国一方的情况下。
有效的“国际货币援助”的原理是，“受援国”本币严重贬值时借入的外汇流动性，会伴随着其出口能力的恢复以及本币升值，产生较大的汇兑收益，进而可以在未来某一个时刻轻松地偿还这些外国债务。这与国内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前借入美元，随后因人民币升值而获得汇兑收益的道理是一致的。
可是，如果“受援国”原本就不是一个出口型的经济，怎么可能出现本币大幅升值呢？又到哪里筹集外汇来清偿债务呢？
没错，所谓“小手术”的建议，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换个角度看，以法、德两国为首的欧元区国家，也不一定希望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做太大改动，甚至希望借机进一步强化欧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但欧元区国家自身的贸易与经济情况并不争气，而且同样是债务缠身。加上欧元先于美元出现贬值，自然也会意识到“小手术”根本不能解决大问题。
所谓“大动作”，是指在现有以“美元为主、欧元次之”的“储备货币”当中，增加人民币、日元、澳元、韩元、卢布、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等货币，由此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结构的多元化扩张。
不过，“大动作”也存在风险。比如说，虽然韩国是目前世界第四大外汇储备国，但其短期债务几乎与外汇储备一样多，一有风吹草动，韩元就会出现剧烈波动。印度和巴西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应当说，人民币与日元首先加盟储备货币的可能性最大。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此前相当草率地提出了向国际金融机构提供1000亿美元流动性支持的计划。这等于宣布日本倾向于维护现有“以美元为主、欧元次之的国际货币体系”。难怪日本的计划很快得到英国支持。
中国似乎也不应急于接受将人民币单独追加为储备货币的建议。因为离开了多数国家的支持，即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事后也不一定得到广泛的外国持有，倒是会单方面成为人民币升值的理由。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除了储备货币多元化，目前遭遇困境的国际货币体系几乎是走投无路。惟一的办法是各国心平气和地谈判，找出可以相互妥协的解决方案。
社科院的专家，非常大意地说······
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将无法避免时，的确该想想这会对中国构成何等影响。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专家非常大意地说，其带来的好处是，可以让中国获得“铸币税收益”。
这种说法太过教条。与通账所产生的“国内铸币税”不同，储备货币的“铸币税收益”来自于海外。但其产生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大的海外货币结存规模，二是有相应的贬值空间。
这就是说，你的得，是别人的失。
我想说的是，如果以这样的心态看待人民币国际化，谁还敢放心地接受人民币或增加对中国的债权呢？至少在当年，美元开始成为几乎惟一“国际储备货币”的时候，美国人也不敢口出此言。
恰恰相反，在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最初的若干年里，人民币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强劲的升值压力。
当然，如果没有升值的预期，以及因升值而形成的人民币储备汇兑收益，初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人民币，很难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这或许也是惟一能打动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下决心接受人民币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理由。
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对中国的真正好处
根据我对“储备货币发行国”情况的研究，我相信，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好处，是可以持续扩张中国来自外部的流动性供给，为中国最终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奠定基础。
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海外流动性”的大举流入，英国不会在18世纪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工业革命，也不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使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真正富裕的国家。
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二战期间来自欧洲的黄金流入，美国也不会在1950年成为经济总量4倍于英国的“超级经济体”；如果没有来自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流动性支持，美国的经济增长恐怕早已止步，而不会到今天仍占据世界GDP的23％。
情况是这样的。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后，中国以往来自海外的流动性扩张，便增加了一个新的途径。
就是说，中国的流动性扩张，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靠“贸易顺差”或“外国来华投资”，而是可以靠“外国人民币结存或储备”的增长，以“海外债务”的方式，来增加中国的流动性。
这与美国因“外国美元储备”增加，而持续扩张本国流动性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
消化流动性的最好途径，是增加投资
然而，我之所以说中国至今对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后带来的问题还没有想明白，原因并不在此，而是指国内一些人至今尚未看透“流动性扩张”的好处，倒总是把“扩张后的流动性”视为洪水猛兽，由央行凭借财政部的支持，千方百计地加以回收。
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中国开始尝试全面扩大内需，但是，与当前囤积在央行手中的24万亿流动性相比，今后几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消化这些“人为过剩的流动性”，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以往关于“自古至今的流动性”的系列文章当中，我们已经知道，消化流动性的最好途径，就是“增加投资”。
这就好比一个人变得特有钱之后，有钱到天天炖一根极品辽参、天天开一瓶茅台都花销不完的地步，他首先会想到的是，买一套房子，换一部名车，以及诸如此类在固定资产方面的开支。
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想想看，如果我们意识到，再过8年，中国的GDP将有望突破50万亿元人民币，此后，每年的增加值，就相当于增加一个1980年前后的中国，到那时，中国人还能忍受人均铁路里程仅为半根香烟的长度、人均公路里程仅1.5米的困境吗？
换个角度说，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才出现太多的收费公路、高价医院、高价学校等，才导致居民担心日后子女教育、看病养老等支出庞大，而一再紧缩今天的消费支出。
这些因素，导致国内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处在40％上下的低水平。
进一步说，如果15年后，中国的年经济总量增加到75万亿元人民币，并且彻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达到人均5万元GDP，中国全社会的固定资产状况，有可能不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当世界不得不为贸易持续增长、而向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流动性的时候，更可悲是，我们不以此为快乐，却以此为烦恼。
没错，最不幸的，不是那些没钱的人，而是那些有了钱都不会享受幸福生活的人。
担心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后的流动性过剩吗？大可不必。这恰恰是中国加快本国经济增长的绝好机遇。此前，世界曾把这样的机遇给了美国，此后，世界会把这样的机遇交给中国，哪怕是极不情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