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歌，是指那些你曾经唱过而现在很少有人再唱的歌曲，它们像坚硬的石头，静泊在你生命的某个角落；它们像痴情的爱人，注定要陪你走完人生。它们是你少年时结交的挚友，一辈子不会忘记对方；它们在你的心灵上留下过或深或浅的痕迹，永永远远地响在耳畔脑际。哪怕你天生五音不全，哪怕你不名一文，形象欠佳，旧歌从不抛弃你。想起旧歌，自然会想到旧事和故人，想到许许多多杂色纷呈的场景。大街上流行歌曲不断翻新，杂芜并存，而那些旧歌，那些你昔日唱过的旋律却深藏于你的脑海，天长地久地跟随你，在你孤寂的黑暗中点燃一团温暖的明朗。这种默契，最难用语言描述。歌声不灭，语言只能退居其次。旧歌响起来，即使没有掌声与花束，却有掌声与花束无法表达的感情参与。
1972年，我成为一名小学生前后，已经听过不少京剧样板戏唱段，最为熟悉的是《沙家浜》和《红灯记》。多年之后重看这两部影片，眼眶里有液体来回打转。我常常到曲线兄的网页，听智斗，熟悉的唱腔，熟悉的台词，引领我回到了童年。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就表象而言，对旧歌的怀念是一种童年自恋情结。听着旧歌，我想到了灶台里的柴火，不时地映红母亲的脸庞；想到了落雪之夜跑大老远去看电影，回来时一群大小嘴巴参差错落地唱：“我家的表叔……”那种藕断丝连的依恋，片言只语已经无法说清。
近年来看到巴金、黄裳等前辈关于革命样板戏的痛恨之词，皆谓闻声而心悸，闻声而头晕。他们的记忆里充斥着江青的丑恶面目，视觉中涌动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震天啸叫，红卫兵疯狂挥动的军用皮带不仅将伤痕留在了他们身上，更留在了他们心头。余生也晚，对文革的感性认识是天下大乱，乌云密布，一旦开口不慎便会沦为“现行反革命”。就样板戏来说，我也觉得不是江青的个人行为，充其量不过是江青多操了些心而已。这些大浩劫中的文化现象助长了极左烈焰，账却不能记到那些埋头创作，反复修改剧本的小文人头上。曾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辛德勤的名单》中这样一个细节，杀人如麻，惨无人道的法西斯集中营里播放着音乐家瓦格纳的乐曲。是啊，时至今日，没有谁因为纳粹分子喜欢瓦格纳的艺术就杜绝或否认了他的存在。样板戏是在一个特殊年代里孕育出来的“怪胎”，平心而论，这个“怪胎”还不止于成为洪水猛兽。
小学生涯，大概是人生中难忘的历程之一。开始，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又唱《小小螺丝帽》、《小松树》。尤其难忘那首词曲俱佳的《长大当个好社员》，此歌表现了一名少年立志像父辈一样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一生的远大理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这首歌又被灌入录音带翻唱，其生命力之久之强，远非人们的想象。1976年升入五年级，唱《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好》，第一次记下了石祥和生茂两位词曲作家的大名。唱电影《决裂》插曲，唱《春苗》和《红雨》的主题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满怀热情高唱伟大领袖，声嘶力竭地赞美共产主义；唱《学大寨、赶大寨》，唱《井冈山下种南瓜》……直唱得天昏地暗，嗓音沙哑；唱得六神无主，气力不支。
到了中学，渐渐地接触了大江南北的民歌，少年的心中，渐渐有了民歌中所唱的隐情。“哥是天上一朵云，妹是地下花一丛”等等炽烈浓艳的音调，不能不引发少男少女的共鸣。禁锢多年的民歌，洪水一样冲出闸门，迅疾渗入了干涸的少年之心。从此知道了《阿拉木罕》、《花儿与少年》。后来，港台歌曲风头勇健，来势强劲。叶佳修和罗大佑二位的作品深入人心，久唱不厌——《赤足走在田埂上》和《童年》写得多好！
告别校园，就再也不是少年人了。一种喜好日渐明显，这便是爱上了沉郁抒情的歌曲。从《红河谷》到《老人河》，从《故乡的亲人》到《重归苏莲托》，都是谙熟于心的固定曲目。一次在异乡听到了罗大佑为余光中诗谱唱的《乡愁四韵》，眼前突然幻化出故乡冲天的白杨，无垠的黄沙和翻腾的麦浪。在那如泣如诉的歌声里，乡愁的意义顿时扩张，淹没于弥漫的氤氲之中。也曾喜欢崔健，喜欢粗犷的西北风，喜欢齐秦孑然穿过北方的荒原狼……。时轮飞转，转来转去终归转出了一个大趋向，那就是喜欢旧歌，喜欢那些永远不老的歌。
旧歌提醒哼它唱它的人：你已经不是一个少年，甚至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青年了。你长大了，有了这样那样的经历。你的某些历史，旧歌完全可以作证。
朋友相聚，一切的一切之余，唱支旧歌必定是件好事。不管嗓音，不论口型，只要能哼几句就行。来，随便挑一首，做好准备，一齐开口：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