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

那年夏天，哈尔滨。我，木子，泰德。木子小我两岁，土生土长的哈尔滨男孩。泰德长我两岁，来自河南。我们就职同一家公司。
那是2001年的盛夏光年，它让我记忆深刻。
我想我这辈子都没有当年当时那么穷。贫穷，让我曾经曲膝弯腰，为了拾一枚五角面额的硬币。在弯腰的那一刻，心里瓦凉瓦凉。
换到现在，即便我有捡起五角硬币的动作，可我压根不会难过。那会儿的五角硬币，于我而言，是二个半葱卷馒头，是我可以果腹的两餐，一想到是因为这些，心里便是无尽的悲凉。
公司拖欠我们工资已是事实。对于那年年轻的我而言，异地的工作，只是让我能在外面游走的借口，仅此而已。不奢望能在其中挣得大钱，也从没想过会有多么明媚的明天。工作，它除了让我自给自足，还让我顺便去到从未走过的地方。
只是不幸，负责人跑了。
却很幸运，我们三人成了好兄弟。

在木子身上，压根看不出东北男人的豪放，他磨磨叽叽唠唠叨叨，以致于我们后来不得不改口叫他“奶妈”。他倒也照搬全收，依着“奶妈”的称号，于我们照顾有加。应该说，照顾我们的肠胃。
我还记得那会儿是怎么把一张一张的毛票儿整整齐齐地堆叠好，换取食物。我们的午餐，经常是一元钱的五个葱卷，偶尔“奶妈”大发慈悲，会从“中央财库”中数出二元，买个“鸡排”让我们沾沾荤气。
那是哈尔滨的“鸡骨架”，刷上芝麻和特制的调料，在烤炉里转上几圈就能香喷喷地出炉，美名其曰“鸡排”，鲜美中带一丝辣，骨架上还沾着不少的鸡肉，好吃不贵，才两元钱。可是即便只此两元，在那段兜里没钱相形见拙的日子，称得上昂贵。
就数我最馋，有时我会像孩子似的央求，“今天晚上就买个鸡骨架吧。”却见木子目不斜视不受诱惑的样子。我只能调转目光，葱卷铺的葱卷使终如一地向我们招手。

终于有一天，因为再也交不起房租，我拎着行李从出租屋里撤出。同一天，因为被舍监发现，泰德再也没法借宿在哈尔滨某大学宿舍，我们集体投奔了木子。他有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一个人住，只是父母时不时过来帮他料理家务。
两张床，我一张，他们一张。每天早晨，为避免他父母突然来袭，我们早早就撤出。所有的使用痕迹都要消除，如同我们不曾来过。我们的洗漱用品和衣物，永远只能放在各自的行李箱，再小心地推入木子床底的最深处，细细掩藏。
他们都很照顾我，因为我是三人中唯一的女孩。那段时间，木子学会了熬粥，还有煎荷包蛋。每个清晨我都定定地坐在椅子上，等着木子给我熬的小米粥，他也开始学着煎我喜欢的荷包蛋，蛋黄五分熟的那种，然后坐在边上一脸满足地看着我把它吃下去，一边啧啧感叹，“南方女孩儿真是细巧，吃个东西都这么挑剔。”
每个早晨泰德都要到楼底去溜一圈，木子在他背后喊，“熬了粥，你喝不喝？”泰德头也不回地说不吃了。
木子说早餐是一天三餐之中最重要的，一定要吃。所以木子和泰德把不多的早餐都留给我一人，又装做若无其事。

从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会要持续多久。我和泰德无数次说要离开，可是买不起离开的车票。在哈尔滨的悲凉，父母都不知道。回家的电话自然是报喜不报忧。那年，我等着家乡朋友给我的汇款，它将是我去到下一站的全部资费。泰德也是，翘首等待着来自家乡的汇款。
在等待的日子里，我们基本上从早到晚都在一块，那时的境遇让我们无法分离，也不能分离。有的时候，我们在白桦林呆上一个下午，我们跑去中央大街看看有没有传说中的美女。为了节省五角一人的公交车费，我们在一起走了许多的夜路，一边放声歌唱。
那是我最落迫的时候，现在想来，彼时也未见心里有多害怕。因为年轻，除了心底苦苦的涩时不时袭来。我们遥想着离开后各自的境遇，触手可及的离开和未来让我们的讨论开始热烈。我说我还是去广东，我的朋友会来广州接我。泰德说他要去深圳，总之家里是不会回去了。我们的热烈与木子的愁怅形成对比，他托着两腮眉头紧锁，“你们都走了，我该怎么办？”木子从小到大一直待在哈尔滨，哪都没去过。他羡慕我们的东奔西走，领略祖国的各色山河。

这便是那一年的夏天，等到我的汇款时，已是十月。哈尔滨已进入秋天，白天还有点夏天的感觉，晚上已很寒凉。木子和泰德把我送上了火车，开往广州，历时二天二夜。
我的朋友在广州站接我。踏入广州的那一刻，感觉夏天又回来了，异常的热。南北的气候差异，让我再次遭遇夏的热浪。仍然是2001年的夏天，可它再也不是我曾在北国待过的夏天。
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过一些地方，周遭的际遇无论美好亦或悲苦，我都张开双臂笑纳全收，这些毕竟都是财富。
那天与闺蜜ANNI到商业街吃肉饭，顺带叫了一个鸡骨架。鸡骨架是卤汁的，无比柔弱地瘫在不锈铜盘中，带着汁水。于是我跟ANNI说，“我曾在哈尔滨吃过‘鸡排’，那才叫一个香。才二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