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缘旧事
李公尚
在山东胶济铁路的一侧，有一户人家，上无片瓦，下无锥地，常年栖身于村外的半间破庙里，忙时帮人做工，闲时外出讨饭，如此子孙相继，竟然三代。穷，便是这家的唯一遗产。然而到了第三代，眼看着连穷都传不下去了。那年，这家唯一尚存的男人外出讨饭，走到城关，看到一个外乡讨饭的女人正被一群富家子弟纵狗追逐取乐，于是挥舞手中的讨饭棍出手相救，从此女人便跟了男人一起讨饭。后来，女人为男人先后生过三个孩子，都不满周岁就饿死了。村里人说，这叫人不自绝天绝，这家从此要绝。看来，连穷都怕和这家人继续为伍了。
一天，这家的男人低头哈腰地进村找地保，村里的族人乡邻见了，无不掩门闭户，尤恐避之不及——倒不是怕他上门讨饭借债，他们夫妻讨饭行乞，总去远处，从不扰邻，很懂盗亦有道之德——村里人是怕他把穷沾染给别人，仿佛穷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病，不隔离便要感染上身。平时地保不许这对夫妻进村，如要摊工派活，地保便去村外找他，隔着很远喊叫，从不近身。今天他竟敢找上门来，岂有此理！唉！人穷到这份儿上，还敢活着，早已寡廉鲜耻。地保隔着门缝问他有何话要说。男人低声下气地说想请地保为他做中，他要买房子买地。地保道是他穷疯了，便放出狗来咬他，他吓得掉头就跑，跑出几十米才敢停下，然后气喘吁吁地从怀里掏出一对金手镯，高举过头顶，叫喊着要买房子买地。村里人从门缝里看得真切，个个称奇。于是有几个好事的便从家里出来，上前查看，果然是上好的贵物，足金，每只一两二钱重，上面刻有洋字码。
后来人们传说，前不久有一家大小三口，打南洋来山东探亲，在车站等转车时被人骗出站外，遭土匪绑架，劫到铁道南的乱坟岗子里搜索他们所带的财物，结果发现他们除了随身的衣物和少量现金，并无值钱的东西。于是土匪恼怒之下，杀了这一家三口，草草埋在乱坟岗子里。那天晚上这对贫贱夫妻讨饭回家路过乱坟岗子，听到有孩子啼哭，便循着哭声找去，结果发现一个男孩儿正从土里爬出半截身子，于是这对夫妻赶紧把孩子从土里扒出来，抱回破庙。夫妻俩将讨到一点残羹剩饭让男孩儿吃了，就烧水为男孩儿擦洗身子，无意中发现男孩儿穿的衣服里藏有不少银软细两。于是，这户人家一夜之间就有了儿子，暴富起来。
这事发生在民国八年，也就是闹五四运动的1919年。当地人对此事极为津津乐道，只是越传越走板，最后竟演绎成人们穷极思变的梦幻。然而真正知道这对夫妻突然暴富真相的，只有一人，那便是我姥爷。
1918年，德国在欧洲战败，日本作为战胜国，宣布占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于是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一夜间被日本军队强行接管。不久，一位叫石井太郎的日本工程师，被从日本派到胶济铁路上的一个车辆机务段当段长。可是他带着妻子孩子到任不久，便染上了霍乱。日本人对于传染病一向防治甚严，石井一家得了这种恶性传染病，根本不被允许返回日本，然而留在中国又得不到有效治疗，于是日本铁路当局便将他一家隔离起来，不让送水送饭，让他们等死。很快，石井太郎就一命呜呼，石井夫人也奄奄一息。于是日本铁路当局就找中国人把石井一家抬到远离铁路的地方挖坑深埋，然后烧掉他家使用过的一切东西。地保拿了日本人的钱，在村里雇人去掩埋石井一家，村里人都怕染上霍乱不愿去，于是地保便让那对贫贱夫妻去，讲好给他们一斗谷子当工钱。
日本铁路当局派了两个人和地保一起，监督着挖坑掩埋石井一家。那两个日本人和地保都害怕受到传染，便捂着鼻子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并不近前。贫贱夫妻挖好坑，把石井一家三口分别抬到坑边，正准备往坑里扔时，石井夫人突然睁开眼睛，伸手抓住讨饭女人的裤脚，张大嘴，却发不出音。她指着旁边那个五六岁尚未咽气的孩子，满眼流泪，双手合十，不断哀求。
这对贫贱夫妻早已动了恻隐之心。于是男人便把那孩子装进自己背来的背筐里，脱下身上的破棉袄把背筐盖好，先把石井太郎推进坑里，填土掩埋，然后跳下坑去，把石井夫人和装孩子的背筐摆在坑的角上，再爬上来往坑里填土。他们故意把那个坑角填得很松。掩埋完后，就跟着日本人去焚烧石井一家用过的东西。
半夜，这对夫妻又悄悄回到掩埋完石井一家的地点，把填好的土扒开，扒出石井夫人和孩子。石井夫人早已气绝，孩子的口鼻还有热气，于是这对夫妻赶紧把坑重新填好，把孩子抱回到庙里。他们烧了一锅热水，给孩子清理身子，发现孩子的腰上缠着一个包袱，打开细看，里面有几张写满字的纸和十余张照片，还有一些金银首饰和钱钞票证。
第二天一大早，这家男人就赶了近百里地去找我姥爷——他是我姥姥的姨夫，知道我姥爷懂郎中医术。我姥爷赶去为孩子诊完病开了药，就拿过写满字的几张纸看。纸上写得是日文，看文中的汉字可以粗懂些其中的意思。我姥爷告诉姨夫说，这孩子叫石井善昭，大正三年（即1913年）出生在石井太郎的家乡日本博多县，今年六岁。我姥爷对他姨夫说，如果这孩子能活下来，怕也不会记得过去的许多事了。为了对外人隐瞒这孩子的身世，我姥爷给这孩子起了个中国名字，并编一套来历。
后来，我姥姥的姨和姨夫每天都煮一大锅草药， 用一块木板蘸着煮开的药水在孩子身上来回刮，如此两个月下来，孩子竟然病愈。但是我姥姥的姨夫却因此传染上了霍乱，两个月后便不治身亡。我姥爷惋惜地说，这叫一命换一命，命该如此。从此，我姥姥的姨便独自抚养着那孩子守寡，视孩子同己出。为了不让别人再提起孩子的身世，她渐渐地和远近的亲戚都断了来往。
我姥爷去世时，我母亲十一岁，她上面有一个十五岁的姐姐和一个十三岁的哥哥，下面还有一个九岁的弟弟。当时家里穷得无米下锅，我姥爷死后停在家里十多天，也筹不出钱买棺材下葬。有亲戚对我姥姥说，时近年关，眼前的人实在没有一个能拿出钱来的，还是去找找你姨家，央告着借一点，先把人发送了，入土为安。于是我姥姥便带着我大姨和我母亲，走了一天一夜，到我姥姥的姨家去借钱。可是到了地方一打听，我姥姥的姨九年前就死了。死时她抚养的孩子已有十五六岁，死前她把家里所有的田产和房子都卖掉，然后把所有的钱都交给那孩子，那孩子为我姥姥的姨办完丧事就离开了，从此再无音信。村里人说，不是自己身上的肉，到底贴不到自己身上。
回家后，我姥姥为我大姨和我母亲洗了脸，梳了头，就把她俩拉到集市上，头顶插上草标，跪哭当街叫卖。时值除夕，漫天大雪，观者甚众。我母亲年纪小，卖得便宜，当集就被一户人家买去做童养媳。我姥姥用卖我母亲的六块大洋，回村为我姥爷发丧，此事县志有载：“本县东河乡民妇除夕卖女，为求葬夫，闻者无不唏嘘，实乃义举”。曾有民谣流传乡里：“大过年，真凄惨，买女葬夫筹丧钱，烈女出在咱山东，虽非好汉是女贤……”
最早传唱这段民谣的，是一个走乡串镇的货郎，姓杨，人称杨货郎。日本侵占山东之前，他是乡间小学教师，吃百家饭。日本人来了，便不再教书，改行做了货郎，每天赶着毛驴，摇着货郎鼓，走乡串镇收购土产，贩卖日货。年后山东大灾，我的两个舅舅都得了瘟疫，为求医，我姥姥把我姨领到集上去卖，正遇上杨货郎，他口不择价，当即凑齐八块大洋，把我姨买去做老婆。杨货郎大我姨十岁，居无定所，每天把我姨和货物一起驮在驴背上，走到哪算哪，浪迹江湖。
我母亲被卖掉的第二年，不堪忍受买家的虐待，偷跑了出来，行乞度日。那日，我母亲已有三天没讨到一口食物，饿晕在路边，奄奄待毙。正巧杨货郎路过此地，见状便上前查看——那次杨货郎是到镇里去收账，让我姨留在客栈里等他——他见我母亲衣衫偻烂，身上鞭痕道道，觉得可怜，就用驴把我母亲驮到镇上，在一个豆腐店里买了二斤豆腐，要了两腕豆浆，让我母亲吃。他看着我母亲吃完，就问我母亲家在何处，有什么亲人。我母亲不说，他就用驴把我母亲驮到十几里地外的大沙河边上，掏出几个铜钱给她，然后指指河南说，过河往南走有好人家，那边日子好过些。当时河南面的山区，是八路军根据地。
胶济铁路是日本侵华的大动脉，大量的军需物资从日本和朝鲜海运到青岛，再由青岛经胶济铁路运往华北和华东地区。胶济线上的张店车站，是侵华日军的华东兵站，各种物资须运到此地先行编组分配，再转运各地。张店火车站站长兼日军华东兵站副站长松村次郎，酷爱收藏古董字画，他让从满洲铁路调来的张调度帮他搜集。张调度曾让杨货郎帮他搞过一些土特产，于是便把杨货郎介绍给松村次郎。杨货郎懂日语，很快就和松村次郎熟悉起来。于是，杨货郎利用松村次郎的关系，经常自由出入戒备森严的张店车站，搞一些民间禁止买卖的药品和其它物资。
一次杨货郎从胶东到达张店，把我姨安置在车店里，便去车站拜访张调度和松村次郎。他为松村次郎搞到了两幅名人字画，松村见了爱不释手，便和张调度一起请我姨夫喝酒。席间，松村和张调度谈论车站的货物运力不足时，焦虑地说近来兵站的大量装备要在每天夜里用十多辆卡车，经淄川运往津浦铁路南线。杨货郎听后问道，淄川南面的博山山区一带区驻有国民党军队，夜间路过他们的地盘，难道不怕被袭击？张调度解释说，那边的国民党军队近来接到了重庆方面的指示，让他们与皇军合作。眼下兵站的皇军兵力不够，每辆卡车上只能配备一人押车，他们愿意协作，皇军当然乐见其成。
那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丢了山东被蒋介石枪毙，沈鸿烈被派担任省主席。沈鸿烈到达山东后无处落脚，就以抗日统一战线的名义，要求八路军山东军区让出博山一带，由他带领的省政府和部分国民党军队暂住。为此，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了占住地盘，保存实力，要不惜和日本人暗中合作，建立协定，防止共产党在敌后发展壮大。
杨货郎实际上是八路军山东军区敌工部的情报员，经常往来于八路军山东军区和山东渤海军分区，以及刚组建的鲁中南军分区之间传送文件，收集情报。他得到这个情报，连夜赶往鲁中南军分区。几天后，日军的一大批轻重武器便装备到了鲁中南的八路军部队里。为此，日军袭击了驻守在淄川博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消灭了他们的一个师。
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因此迁怒于八路军，一心要寻找机会进行报复。1939年，八路军山东抗大分校有四百名男女干部毕业，被派遣到山东各地新开辟的根据地去担任各级领导。这四百名干部从蒙阴山区根据地出来要路过博山，于是八路军山东军区让鲁中南军分区派人，到博山去向国民党友军借路。
山东的国民党军队认为报复八路军的机会来了。他们表示同意八路军借路，但强调为了避免引起误会，八路军借路人员不得携带武器。八路军鲁中南军分区轻信了国民党山东政府有关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承诺，只派了一个手枪排二十几个人护送四百名干部过路。
国民党博山守军在八路军干部要途经的一个叫做桃花峪的地方设置了埋伏。桃花峪这地方地域狭窄，一边是悬崖深渊，一边是陡立山壁，过了这个地方，前面还横阻着一条大河。杨货郎从日本人那里获悉了这个情报，赶往军区报告已经来不及，于是他便直接去寻找已经出发的队伍。
杨货郎在桃花峪以南二十里处找到了正在休息的干部队伍，急忙向带队人员介绍前面的敌情。但是几个带队人员都不相信局势的严重性，认为国民党军队最多不过是想显示一下他们的威风，不敢向八路军开枪。争执到最后，他们以没有接到军区要他们回去的命令为由，表示就是真去死，也决不能回去。后来杨货郎提议：让他和手枪排的部分同志在前面探路，后面的大队人马一旦听到前面打起来，就赶紧掉头回撤。几个带队人员和手枪排的排长商量了一下，觉得可行。
杨货郎和手枪排长带着十几个人走在前面，进入国民党守军的伏击圈后，国民党守军放过了他们，于是后面的大队人马便高唱着嘹亮的抗日歌曲跟了上来。结果，除了杨货郎和前面手枪队的十几个人外，其余四百多人无一生还。事后毛泽东在延安写了一篇《评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一文，文中提到此次事变，称之为“山东博山惨案”。
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对此事非常震怒，但是考虑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又不能和国民党军队发生正面冲突，于是便让军区敌工部设法打击一下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沈鸿烈的妻舅袁定海是国民党山东警备司令，他弟弟袁定山是博山专区警备旅长，他兄弟二人直接策划和指挥了这次事变。事后，袁定海以给他父亲做寿为名，召开庆功大会。为此，日军华东兵站副站长兼张店火车站站长松村次郎大佐专门派人送来贺寿信。祝寿那天，袁定海先为有功人员颁奖，哨兵前来报告，松村次郎大佐派的私人代表一行六人，带着祝寿礼品和慰劳品前来祝寿。袁氏兄弟听说，慌忙迎出。松村的代表身穿日本和服，口称发展日中亲善，让袁氏兄弟受宠若惊。日本代表向袁氏兄弟献上一盒礼物，袁定海忙让把礼品盒摆在正位，日本代表又指挥着把一箱慰劳品放在会场中央。坐定后，日军代表通过翻译问袁定海，怎么不见令尊大人，袁定海忙答祝寿之前先开庆功大会，家父已经派人去接，马上就到。日军代表又稍坐了一会儿，便以公务繁忙，先行告辞。
袁氏兄弟送走日本人后，高兴地当众打开礼品盒，不由吓了一跳，礼品盒里竟装着袁氏兄弟的父亲的人头。接着又让人打开装慰劳品的箱子，结果一声巨响，当场炸死包括袁氏兄弟在内的营以上军官十四人。1965年中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出版了一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系列丛书，记载了全国许多抗日英雄的事迹，其中一篇“杨货郎大闹庆功宴”，描写的就是此事。
1949年我母亲随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进入上海，在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举办的一次上海各部队联欢大会上，我母亲上台表演节目，下台后一男一女朝她走来，一开口满嘴的山东话听起来亲切，我母亲仔细一看，男人正是当年的救命恩人杨货郎。此时，他是三野敌工部的情报科长。杨货郎身边的女人叫了一声我母亲的小名，我母亲一惊，原来是我姨，时在三野后勤部工作。我母亲和我姨失散十年有余，这是第一次相见，不由抱头痛哭。杨货郎告诉我母亲，我大舅前些天也在上海，现在已随部队到浙江福建方向去了。我母亲与我大舅后来相见，是在朝鲜战场上的事。
1966年杨货郎因病去世，之前任解放军公安军山东省总队参谋长，后来部队改为山东省军区警备一师，他任师长。他的生平上写道：杨德福，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保卫工作，多次立功，曾被山东军区授予抗日英雄称号，是党的优秀党员和军队的优秀干部。
中日建交后的1975年，中日双方开始解决日本侵华战争前和战争中日方遗留的孤儿问题。当时一位叫渡边幸子和另一位叫石井秀子的日本女士，在中央外事办的陪同下，找到我姨，向我姨了解我姨夫杨德福的情况。
根据外办调查的资料和渡边幸子提供的情况看，杨德福是日本人，名字叫石井善昭，六岁时其父母在中国死于霍乱，被杨氏夫妇（我姥姥的姨夫和姨，因早年家穷没有名字）收养。他十六岁时养母得了重病，去世前把他生母的遗物交给他，告知了他的真实身世。他后来去日本博多老家寻找亲人，获知博多的石井家族在一次地震引起的大火中丧生殆尽。于是石井善昭辗转到了箱根，住在渡边幸子家里帮工，其间和渡边幸子私下恋爱。石井善昭后来投考了陆军士官学校，入工兵科学习爆破。在校期间与当时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张涛（此处是化名）是同窗好友，两人意气相投，无话不谈。毕业后他在日本陆军中当了一年少尉见习排长，就调到满洲国总理府去任上尉仕卫官。石井善昭离开日本时，渡边幸子怀上了他的孩子，十个月后生下一个女儿叫石井秀子。对此，石井善昭丝毫不知。
张景惠的儿子张涛是中共南满支部的地下党员——此人现仍健在，已年近九旬，离休前是国家安全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主任兼日本问题研究组组长——知道石井善昭在日本时秘密加入过日本共产党，于是在他到达满洲后，便介绍他转入中共地下党。后来石井善昭接受地下党指示，计划借张景惠宴请新到任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的机会，用炸弹刺杀关东军和满洲国的要人，不幸被人告密，石井善昭便逃到关内，成为日本国的重要通缉犯和满洲国的头号通缉犯。那年，渡边幸子曾带着女儿石井秀子到满洲寻找石井善昭，因此事受到牵连，被迫延宕在了满洲。后来参加了关东军建设团。石井善昭逃到关内，恢复了中国名字杨德福，回到山东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渡边幸子让我姨辨认石井善昭在日本军校时照的照片，以及当时石井留在她家的他从中国带去的一些衣物。后来我姨赠送给渡边幸子和石井秀子一些我姨夫杨德福的部分照片和遗物。
至今，我姨家的后人和渡边幸子家的后人仍有来往。巧合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姨家的一个孩子在日本上学，竟然和张涛的一个孩子是同窗好友。张涛的孩子在我姨家的孩子介绍下，和石井秀子家的一个孩子恋爱结婚。1992年和1994年我在日本工作，曾拜访过石井秀子一家。她家的客厅里，挂着杨德福1965年穿着解放军大校军礼服，扎着武装带的全身放大照片，旁边排列着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拍得几张照片，也算反映了他的一生。
后来我曾拜访过张涛老前辈，他对我说：1974年，当时的中央外办负责同志廖承志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向我了解杨德福的有关情况。当时我就想到，知道你姨夫身世的人不多。那时中日已经建交，你姨夫也已去世八年，我认为有必要把我对你姨夫了解的一些情况，向中央作一个详细汇报。我和你姨夫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时，他曾邀我一起去过箱根渡边幸子的家。在幸子家里，他向我和幸子讲述了他在中国被杨氏夫妇收养的情况。当时他深沉地说：“我迟早还要到中国去，不是去和中国人打仗，而是要去为中国人做些事情。”要知道，那个年代，在日本说这种话，是一种严重的叛国行为。当时我和幸子听了都为之感动。所以幸子一直坚信石井善昭在中国没有死。后来，她曾给我写过信，中日建交后，经组织上批准，我给她回了一封信，说明你姨夫的一些事情。你姨夫作为一个日本人，为报答中国对他的救命和养育之恩，默默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也算是中日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2009年3月29日
于美国佛基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