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
那天你看着那张坦克人(Tankman)的照片问爸爸
”What is this guy doing?”
“He tried to stop bad guys from killing people”
“Where is good guys’ army then?”
“They have none”
“So, they have to die”
“Yes, many were murdered”
“Daddy, why do you cry?”
“I will tell you when you grow up”
“No, tell me now, please”
好吧,爸爸今天写下这封信,准备着将来有一天你再问起这个问题。
这件事发生在1989年的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历史的大潮把爸爸卷进了一场的英勇抗争。虽然对人类来讲,自由平等可能永远都只是一个梦想,但那时的爸爸还很年轻,还有激情。儿子,你很幸运,生在这块年轻而自由的土地,从小就被知道人要做自己的主人。爸爸的中国却背负着太多的苦难和不平,但被索链禁固的我们更向往那个梦景。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爸爸并不清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目标,因为从未体会过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那时的我们还天真地相信许多苍白的谎言,以为高高在上的权贵们会倾听人民的呼声,能尊重大众的选择。于是像许多同学一样,爸爸戴上一条写着”为民请愿”白色头带,走进这场悲剧。今天,当爸爸再次回想起”科大科大,人民养大,为民请愿,生死不怕”的口号时,仍禁不住泪水盈盈。
事情始发于一位受人敬仰的领导人的逝世,人们认为他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源自他对人民要求自由的支持。很快悲哀转化为对一个自由平等社会的诉求,于是我们喊着口号游行到市中心的广场,要求和政府对话,要求言论自由,惩治腐败。开始市民是持观望态度的,渐渐的人们的热情高涨起来。一天,疲惫的我看见在一栋办公楼上,人们看见我们的队伍过来就开始鼓掌,接着挂下一幅两层楼高的巨大的标语”同学们辛苦了,人民感谢你们”,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我们的行动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是有极大的影响的,四川几位乡下的农民,看了学生要求和政府对话的新闻后,也要和当地政府讨论农民不和理负担的问题,要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和公民与官员们对话。这在中国可是件新鲜事,因为农民是中国的最低层,千百年来当他们有诉求于政府时,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跪在官府前祈求恩赐,要么跨过官员的尸体夺取。自由平等的烽火开始在神州大地传扬,这是独裁政府最害怕的事,于是它撕下了虚伪的面纱。
五月十九日的晚上,新闻广播了政府的军事戒严令,只记得总理李鹏单调的声音让爸爸觉得刺骨的寒冷。为了不让还在广场上同学感到无援,我们连夜赶了过去。当我们抵达时,发现平时亮如白昼的广场上漆黑一团,原来政府将周围的路灯都关掉了,留守的学生们在黑暗中一定很紧张。末春的成都之夜还是挺冷的,大家挤坐在一起谈着青春的话题,彼此的心靠的很近很近。
后半夜时分,一列车队驶进广场,周围顿时安静下来,男生们急忙将女生围在中间,大家互相牵着手,默默地看着士兵们下车排队,他们的头盔反射着冷冷的车灯。四周的空气沉重的让人难以呼吸,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唱着唱着爸爸的眼泪就止不住了。爸爸想起了亲人和家,想起了那许多未实现的梦想。爸爸觉得委屈,难道我们的爱国爱民之情竟招来如此对待。当然爸爸心里也是害怕的,但同学们紧握的双手传给了我力量。
奇怪的是士兵们最终并没有行动,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悄悄撤离。从那夜起我明白了一个过去百思不解的问题,为什么战场上的士兵面对弹雨还会向前,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的战友孤立无援。
当北京的枪声传到校园,同学们抱头痛哭,那份哀伤实在令人无法追忆。在那段时间里,中国的土地上飘扬着太多的勇气,也有弥漫着太多的背弃。最难忘的是目睹一对来收理儿子遗物的年老父母,在凄凉的暮色中相搀着跚跚远去。。。
你也许会问,爸爸你现在还怨恨吗?二十年沧海桑田,爸爸虽已学会了宽恕,但还没有失忆。爸爸会在那一天点一只小小的红烛,在烛光中祈愿那些被凝固了的青春能安宁永驻。
爱你的爸爸
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