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南征北战”，影片中有个共军小班长的角色，他矮个，胖胖的，从来都不悲观。当所在部队在摩天岭阻击国军救援部队时，凤凰山共军总攻开始了。共军战士们都朝那个方向看，小胖子班长不无遗憾地说“凤凰山总攻开始了！真带劲”，意思是羡慕在凤凰山围歼国军的共军士兵们。当时我做为个小孩子有这样的疑问：难道解放军的冲锋就不死人吗？怎么好像去游乐场似的？现在明白，那不过是中共自欺欺人的洗脑，甭管主观目的是什么，客观上是让中国老百姓愚昧。
我要是个当时共军王牌部队中的个小班长会怎么想？特定条件是，咱是个农村后生，没文化，“老区”的共干们没命地“动员”，咱就参加了部队。那咱会想：不来也不行，村子里的小伙子们都被动员来了嘛，自己哪能不来当兵？再说总能有口饭吃，部队里也不那么受气（意思是比较讲究平等）。可当兵总是玩儿命的事情。千万小心，子弹可不是长眼睛的。仗打完了还得回家种地，娶媳妇养孩子呢。我看只能想这么多了。那是否说自己打仗就不勇敢？很难说，受周围的气氛影响很大。朝夕相处的好朋友死了，或者自己所在部队是什么“王牌”，那脑瓜一热，也会野兽一样地冲杀。但我相信，是人都怕死，有坚定理念的人可以掩饰内心的恐惧。再说，到那个时刻，生死也不是小小的个人能掌握的。如果对生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呢？比如，我们“上山下乡”那会儿，虽然没什么知识，但总比二十多年前的农村后生强，不太会如此盲从。记得１９７０年代初我在北大荒一个农场里干活，我和好友（也是思想启蒙者）黑子坐在小溪边闲聊时，说到如果与“苏修”打起来，我们都得上前线。我说“我不得不去死，表明我（对这个政权）的忠诚”，他瞟我一眼，平静地说“我绝对不为这个政权卖命”。看着我的惊愕表情，他微微一笑，说“我们俩的母亲都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她们到了今天还在为过去所谓的行为忏悔，她们其实是有自己特定的理想的，所以才会这么想。”跟着黑子跟我说，她母亲来信告诫他，如果和苏联发生战争，在战斗中被俘就自杀，免得以后留下“历史问题”。但黑子是这个思路：我的生命应该比送死更有意义。
这个“更有意义”在当时对黑子来说是什么？恐怕很难说清楚，或许是不断探讨对生活的领悟吧。反正不是盲从自己已经不信任的政府，应该追求自己所向往的东西。我永远记住黑子在那个高压年代对我开诚布公。他让我学着渐渐地不去盲从。在那个年代不盲从实际上太难了。
不管怎么说人要有追求，否则活的意义是什么？就算追求享受，也是追求，虽然那是种低层次的追求。动物也“讲吃讲喝”，是个公的也希望“妻妾成群”。黑子的朋友们（包括姐姐、姐夫）很多是画家，并在１９７０年代的高压环境下组成北京玉渊潭画派。确切地讲，他们中间现在仍执著追求绘画艺术者才是真正的画家。那年头儿，这些向往绘画艺术的年轻人被“学院派”主导的中国画院排斥。他们不可能进学校习画，但这阻挡不了他们对自己认为的生活的真缔的追求。在那个被讥笑、甚至被取缔的年头儿，他们忘我地自我学习、创作。他们实现着生命的价值。高名潞先生主编的“‘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着重介绍了这批当年的年轻人。
从另有层意义上讲。这批前卫画家在那个年头儿的自我追求本身就是实现生命的价值。说白了叫“活得值，想干的事儿都干了”。现在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他们中间最长者都七十岁了，在现在人们的眼光中仍是贫寒。但他们安之若素。为什么能如此平静？因为他们的生命中有着几十年忘我的追求，而其中的自我体验让他们满足。这算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