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步欧美后尘是一个大错误[二]
人口过剩，臭氧层的破坏，全球变暖，物种的灭绝，遗传基因多样性的消失，酸雨，核污染，热带森林的采伐，湿地的毁坏，土壤的侵蚀，沙漠化，洪水，饥荒，对湖水、溪水、河流的掠夺，地下水的减少与污染，浅海水域和三角洲区域的污染，珊瑚礁的毁坏，石油溢出，捕捞过度，大量的垃圾，有毒的废物，有毒素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城市的拥挤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
今天，地球上的每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都遭到了破坏。环境正义话题正成为各地最迫切的事情。这个事实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积累没有任何限制。在这种致命的冲突中，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社会统治的手段。因此资本强行实施毁掉地球的策略。全球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这是快速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控制的破坏性的结果，资本无法无天，只知道无限制地进行指数式扩张。
超越现状
处于主导地位的解决办法即那些和统治意识形态相关的方式只强调最小的改变，这将使我们无法摆脱困境。在我们关注日益增加的全球变暖的威胁时，我们被告知：更好的解决办法是更好的燃油和更好的燃烧排放标准，氢动力汽车的面世，阻止二氧化碳释放进大气层，改善资源保护，自愿地减少消费。环境政治科学家关注建立新的环境政治体制，包括政府和市场的新规范。环境经济学家关注允许污染许可证交易和将所有环境因素融入市场，以确保它们可以在市场中得到有效的利用。一些生态社会学家（本人研究的领域）谈论生态现代化：绿色税收，绿色规制和新的绿色技术，甚至是绿色化的资本主义本身等等。未来的预测家们描述了一个新的科技世界：数字化和非物质形态的经济将使国家对资源的依赖不可思议地减轻。然而在所有的观点中，只有一个是不变的：“一切正常”的基本特点根本没有改变。
的确，所有这样的分析都故意回避的事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基础的“一切正常”意味着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它根据利润和积累逻辑运转。此外，很少有人认识到，霍布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事实上必然导致对自然的全面战争。因为技术总是不可避免地用于推进阶级战争和扩大经济规模，因此在理论上新的技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每当社会反抗对于资本扩张施加障碍时，答案总是用新的方式更加密集地去开发自然资源。引用彭特克沃的《燃烧》中的话就是，这是利润的逻辑学……建设是为了赚钱，但有时为了能继续赚钱或赚更多的钱必须去毁灭。
具有讽刺性的是，这种资本主义对于环境的破坏关系在19世纪就却被得到了更好的理解，——那时，社会分析家清楚地知道现代生产方式发生了怎样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它怎样转变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态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许多激进的社会生态学家们从马克思和19世纪一些激进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批判中吸收了三个相关的观点：1）生产的单调；2）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3）代谢断层。
这些当中首要的是生产的单调，他们把资本主义描述为无法停止的加速的单调生产，这种单调生产不断地提高能量和原料的投入，以此来追求利润和积累，因此给地球的吸收能力施加很大的压力。马克思写道，积累，积累，那是资本的摩西和先知。
第二个观念，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是，资本主义除了生产和分配的阶级不公平导致的经济基本矛盾外，也破坏了人类经济发展最终依赖的自然条件（即环境条件）。
第三个概念是代谢断层，它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这样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就出现了，——这不仅涉及经济规模的可持续问题，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涉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在形式和强度上的可持续问题。
我将重点论述第三个观念，代谢断层，因为这是社会生态学三个概念中最复杂的一个，同时也是我本人研究领域的焦点，特别是在我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马克思受到他那个时代主要的农业化学家——贾斯特斯·李比希很大的影响。李比希已经论述了生态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之间的矛盾。他说，像这样的工业化农业在19世纪的英国已经有了最发达的形式，它是一种掠夺的形式，使土壤耗尽肥力。食物和纤维从乡村向城市运输了几百甚至是上千英里。这就意味着土壤中的基本营养，氮、磷、钾也同时被运走。不但肥力得不到回收，这些土壤的基本营养还污染了城市，例如，伦敦的泰晤士河退化了。土壤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因此遭到破坏。
为了解决土壤肥力消失的严重问题，英国人袭击了拿破仑的战场和欧洲地下陵墓，收拾尸骨，以此来给英国乡村的土地施肥。他们也从秘鲁的海岛上大量进口海鸟粪和从智利进口硝酸盐（太平洋战争后智利占领了秘鲁和玻利维亚拥有丰富的海鸟粪和硝酸盐的地区）。1956年至1903年美国派出船队在各大海洋中搜索海鸟粪，最终掠夺了94个岛屿、礁石滩和暗礁。66个正式成为美属领地，直到今天还有9个被美国占领着。这反映了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的危机，20世纪人工合成氮肥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过度使用氮肥又成为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危机的反思中，马克思采用了已经被生态学家和化学家包括李比希引入的代谢概念，并且将它应用于社会生态关系中。所有的生物都依赖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马克思明确地将劳动的过程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性的相互作用。说到生态问题，他说，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不可挽回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持续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所有财富的原始源泉——土壤和工人，虽然它发展了技术和生产社会过程的结合程度。
马克思看到这种断裂不仅存在于一国之中，也存在于帝国主义制度中。他写道，英国已经开始间接地出口爱尔兰的土壤，甚至没有给予耕种者解决土壤成分耗尽问题的手段。
新陈代谢断裂这个原则很显然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并且事实上已经被许多生态社会学家应用到分析近几年的全球变暖和世界海洋的生态破坏等问题上。然而很少被认识到的是，马克思已经从新陈代谢断裂这个概念推进到新陈代谢恢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更高的社会生态观点来看，土地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将会显现出和一个人拥有其他人作为私有财产一样荒谬。甚至社会、国家，或者是同时存在的所有社会放在一起也不能拥有这个地球。他们仅仅是所有者，是受益者，而且作为良好的家长，以改良的状态把它遗留给自己的下一代。
换句话说，马克思把目前的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奴隶制度。就像一个人拥有其他人作为私有财产不再被接受一样，因此如果土地、自然被人类甚至是国家所拥有的话，就一定需要超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需要协调发展以保证它以改良的状态遗留给自己的下一代。马克思指出，人类与生产必须建立更加彻底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以符合我们现在将之看待为生态学的而非经济的规律。他强调，自由，在自然界必然的领域，仅仅这样才能存在：社会化的人，相关联的生产者，理性地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将它置于他们集体的控制之下，并用最少的能量来实现它。
资本主义破坏性的难以控制性，导致它要毁掉整个地球来取得阶级/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今天，少数几百人的财富加起来就要多于世界几十亿人的收入。为了维持全球这一不平等的体系，一个全球性的强行压制系统已经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地破坏性地开发地球的系统，例如现代农业综合体，也发展起来了。
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惟一办法就是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以达到新陈代谢的恢复。但是这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彻底决裂。
今天拉丁美洲再次觉醒于玻利瓦尔和切·格瓦拉的革命精神。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一点我们以前很少认识到，社会关系的革命性转变，必须伴随一种我们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转变。平等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共同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