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D、出逃

D、出逃

如前所述，两河口会议确定全军北上，国焘也没有反对。此后红四军攻打松潘不下。军委遂召集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兵分两路，左路军由五军（原一方面军五军团）、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红四军、三十军、一军（原一方面军一军团），自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由彭德怀率三军（即原三军团）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若右路军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

根据这一计划，张国焘遂与朱德在沙窝会议结束后，率左路军离开毛儿盖，西进阿坝。他们走后，毛泽东等人却又召集了毛儿盖会议，推翻原来的决议，决定右路军改当主力，向东北方向推进，左路军则由西进改为东进，向右路军靠近。但朱德、张国焘回电说，阿坝地区人粮较丰，占领阿坝既可解决财源给养问题，又可作为战略后方，还是想坚持原来的方案。陈昌浩与徐向前均同意毛的主张，电促张国焘令左路军离开阿坝，改向东北方向前进，向右路军方向靠拢。但张国焘迟迟不动。

右路军经千辛万苦，通过草地，到达了若尔盖县的班佑乡、巴西乡一带。陈、徐指挥4军和30军（均为原四方面军部队），在包座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打开了北进通道。此时左右两路军相距甚远，难以互相策应。中央与陈、徐反复电催张国焘，左路军终于离开阿坝，向班佑方向推进，拟与右路军会合，但进入草地后即遇到暴雨，葛曲河涨水，大军为河水所阻，沿河哨探七十里均无法架桥或徒涉。因为部队缺粮，张、朱遂决定返回阿坝。
　　
以上情况是综合各方证词、特别是参考徐向前回忆录写出来的。至此，各方证词基本一致，但此后发生了什么事便各说不一了。

据张国焘说，他们为暴涨的河水所阻，河水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无计可施，干粮又吃了大半，只好返回阿坝。他们将此情况电告毛等人，并电令各军暂缓前进，等到总司令返回阿坝刷金寺（又作刷经寺）后，再定下一步骤。盖部队极度疲劳，疾病增加，非得休息一两天不可。但回到刷金寺的当天下午，陈徐即电告，中央和一、三军头天晚上秘密私逃了（《我的回忆》，第三册，267页）。

因此，按张的说词，他们并未下令右路军南下，只是以总司令部的名义电令各军暂缓前进，等他们回到阿坝后再定行止，更没有发密电给陈徐，要他们武力解决中央。

徐向前的证词是，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师后，他和陈昌浩命令林彪率领的一军（原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推进到了俄界（在甘肃迭部县附近）。中央机关和前指则驻在包座。当时前方敌军防守空虚，正是进攻良机，左路军却迟迟不至，他俩都很着急。陈昌浩天天往中央驻地跑。根据陈昌浩回来讲的情况，九月八日，他们致电朱、张请示：

“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当天，张国焘来电，命令他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持此电去向闻天、博古等人报告。当晚，陈徐到周恩来住处开会。毛已拟好了一份电报稿，要陈昌浩和他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他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

接着，中央即以他们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原电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泽东
　　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九日，张国焘电复陈徐并转中央。电文如下：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见到电报后表示同意，徐也只好同意。陈去中央驻地汇报，挨了批评。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晚上，毛主席到徐的住处，问他的意见怎么样，徐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便没再说别的告辞了。十日夜间，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开拔。次日凌晨，部下来报告，叶剑英（时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他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完全同意徐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陈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徐很难阻止。徐为此特地指出：“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由上可知：

1、9月8日，毛、张尚认为南下若有利可以讨论，而周则认为北进有出路，陈、徐则赞成北上。

2、从中央回电的称呼判断，9月8日张致陈、徐的电报，应是与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联衔发给前敌指挥部的军令。中央回电中力陈北上之利，但从电文中看不出总司令部曾命令前敌指挥部率右路军南下，更无“弟等认为，兄等令右路军返回之命不妥”之类话语，主要还是担忧左路军南下，鼓励他们北上，还说起准备令右路军一部策应左路军入甘。如果总司令部真下令右路军南下，电文中就不会有这些话，要说也得先驳回南下军令。根据我党一贯规矩，总司令部不通报中央，径自下令让右路军南下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何况中央机关还在右路军中。因此，那军令可能真是总司令部令右路军暂缓前进，而徐所谓“张国焘来电，命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很可能是违心捏造。徐没有出示电文，也支持这一理解。

3、9月9日，张电复陈、徐并转中央，那就是张国焘最后的一份电报。该电陈述南下之利与北上之弊，电文中用“弟”而未用“弟等”，可知那是张国焘一人署名的，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与周毛张等人商量，并未对陈徐说话，更未对之下令（若是下令，应与朱刘联衔，也不会写“立候示遵”）。

4、9月9日，中央给张国焘去电，与张之来电内容毫无呼应，且语气严厉，不再用“弟等”谦辞，直接以“中央”名义说话，与张客气的来电形成鲜明对比。最奇怪的是，9月8日总司令部给陈、徐的命令，陈已在同日向中央汇报过，而中央也已以七人的名义在9月8日回复过，在回电中并未提及、更未驳回什么“ 南下电令”，而是分析北上南下利弊，张的9日回电也扣紧了利弊分析的主题，为何中央的回电不答复张的一系列问题，却莫名其妙地改去批驳“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 ？因此，看来真实的情况是，国焘9日“立候示遵”电报，中央并未回复就私逃了。徐在此引用的电报是中央在私逃后才发出的，那“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不过是用来作私逃的借口。实际上连“右路军南下电令”都或许不曾有过——前已论证过，那很可能只是个停止前进的军令。

5、9日晚间，毛来探问徐的态度。次日夜间，中央率1、3军秘密出逃，行前还偷走了前敌指挥部的作战地图。

6、事发后，陈徐大吃一惊。陈听从了徐的建议，下令禁止部下追击。若他命令打，徐无法拦阻。因此，无论是徐还是陈，虽然完全有能力、有机会，但都没有意愿“武力解决中央”。由此可以导出，两人都没有收到过什么“武力解决”的密电，而且即使是在发现中央扔下他们私逃后，处于极度愤激中也无此雅兴。

毛泽东的证词是：

“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华文出版社，2002年，340页）

官方现在的说法是：

“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这一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

　　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毛泽东等同志一致认为，在此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

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 /68298/68304/4611600.html）

毛说的是陈、徐都收到了密电，而官方现在改口为只是陈收到，没徐什么事。那大概是因为徐向前在1982年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等采访时说：“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徐在此说得够明白了：如果真有专给陈昌浩一人的密电，则不但参谋长叶剑英看不到，连他那个前敌指挥都看不到，何来什么叶剑英看到后交给毛的神话？

彭德怀是与毛密谋逃走的第一心腹，但他也从未提到过这份密电，说的是：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儿，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这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里）。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扣押人质的意见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向第三者讲过，只是在处境危急的时刻，向毛主席提出供考虑，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 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天明还未见叶到，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由此可知：

1、彭说的只是“张国焘来电南进”，并没说什么武力解决，而且只是叶口头报告，并没有毛所谓“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之说。

2、官方介绍的所谓“巴西会议”只是毛逃出驻地的一个借口。彭只字未提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的事。

3、叶剑英偷走了前指的作战地图以及负责电讯侦察敌情的二局，严重危及被他们抛弃的兄弟部队的安全。

李德则说，左路军无望地陷入了泥泞的大草原，由于洪水猛涨，又缺少架桥材料，无法渡河，战士们无栖身之处，无充饥食物，只能在比右路军过草地时更恶劣的条件下露宿。张国焘于是决定回撤，同时给右路军下了退却的命令。但李德不知道那命令是只发给前指，还是同时通报了政治局，他只是因为政治局在毛主持下开会讨论，认为在西康高原上过冬很不利，因而推测那是同时发给两家的。

据他说，以后的事态发展极度混乱，队伍在夜雾中出发，他半夜被派到军校去传达开拔的命令，次早军校加入了中央纵队。其他部队也是以类似方式开拔的。出发后他才听说，毛试图说服张国焘北上，但张给徐向前下了秘密命令，要他制服中央委员会的抵抗，若有必要就使用武力。政治局害怕张国焘政变，决定独立行动，继续向甘肃进军。

李德说，他怀疑是否确有其事，至少博古以后也表示非常疑虑。如果这是真的，那政治局就会召开紧急会议，但他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第二天出发后才听到消息。他并且说，根据中国红军的惯例，当左路军陷入绝境后，张完全有权下令右路军回撤。根据他对朱德性格的了解，他认为朱德也一起签署了命令（《中国纪事》，185-187页）。

从李德证词可知：

1、左路军为洪水阻断去路、无法前进是真的。他还引用了《红星照耀着中国》记载的毛对斯诺的谈话，说毛用“河水突然上涨，无法渡过，于是把两支军队分开了”来解释红军分裂，过于轻描淡写。

2、他也提到张国焘下令让右路军撤回，但他是从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下的弊端中推测出来的。而且，他指出当时军委事实上已不存在，根据红军一贯规矩，张作为红军总政委有权这么做。

3、他和博古都怀疑有所谓密电，因为那若是真的，则政治局就会召开紧急会议。因此，官方介绍的“政治局在巴西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乃是虚构的。至少博古和李德都没有参加，是次日出发后才听说那“密电”的。大部分人都如此。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左路军掉头南下确实是因为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障碍。张国焘到底是下令右路军暂停前进，还是令其南下，尚无足够证据确凿判定，已有线索支持第一种可能。

2、密电乃是子虚乌有。徐向前特地为陈作证，说陈在武力解决中央的最佳时机出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因被背叛和抛弃而群情愤激），陈本人也处于极度愤怒之时，仍然下令禁止追击。仅此一端便足以证明陈事前并未得到指示。根据徐对电讯保密规则的介绍，也可排除密电因被叶毛截取而未传到陈手上的可能。中央私逃后，在俄界会议决议中谴责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却无一字提及张企图谋害中央领导的滔天罪行。类似地，中央此期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也只是反复陈述“南下是绝路”，并未指责张谋害中央。此外，李德以及博古都不相信有此事。

3、所谓“巴西政治局紧急会议”也并未召开，参与密谋逃走的人至少不包括政治局委员博古。根据彭德怀证词推断，密谋紧急出逃的人大概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叶剑英。毛与彭、叶可能是最早的密谋者；住在三军团团部的周与王可能是毛“脱险”后到了那儿才取得他们同意的；而张闻天很可能与博古、李德一样，只是半夜接到出发的紧急通知，出发后才得知“密电”的神话。这或许就是张闻天为何要在后来说“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洛甫：《整风笔记》，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0页）。

4、在秘密出逃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显示出了极度的冷血自私，竟然偷走前敌指挥部的作战地图，以及红军赖以侦察敌情的耳目。由此可见，张国焘说的陈、徐在事出后向他报告，一、三军团未作交代就撤去了由他们承担的对敌警戒任务，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67页），这情况完全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