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耻辱，更是我们的耻辱——也谈火烧圆明园（三）

三、大沽口战役：半心半意的偷袭


袁伟时教授认为，大沽口战役乃是僧格林沁奉咸丰之命偷袭（“悄悄击之”）英法使团，最终导致火烧圆明园，他的结论是：

“1． 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 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 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愚以为，这些话似有过于简化之嫌。偷袭使团当然是咸丰想出来的馊主意，大沽炮战也具有明显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发难的特点，但是否可作简单道义判断，则有待商榷。

如前所述，英法使节进京换约，乃是咸丰最大的恐惧。为了防止这噩梦成真，他命令桂良力争改为在上海换约，但为额尔金拒绝。咸丰最后只好让了步，同意公使入京换约，但必须按藩属朝见的常例办理，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并陈列仪仗，换约后立刻离京南下。

待到英国公使卜鲁斯上任时，桂良又反复力劝，让他不要北上。但英国政府早给卜鲁斯下了详细指令，规定他必须由“充足的海军武力”伴随，确保在北京能享受“ 光荣的接见仪式”，拒绝一切隐含贬低他的地位的礼仪，以及要他在其他地方换约的要求（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648页）。

鬼子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他们早就腻透了我大清的天朝心态，想以此举让清廷明白，他们并不是天朝藩属，而是平等的国家，因此应该受到相称的礼遇，如同他们后来接待中国使节郭嵩焘、李鸿章等人一般。这就是人家对“国家尊严”的理解。当时这种观念并不存在于国人心中，乃是让鬼子用武力教会咱们的。缺乏这观念，把鬼子当成进城的乡巴佬，恰是两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无法劝阻，桂良等人只好照会英法公使，保证他们将得到友好接待，但请使团把战船停在海河口的拦江沙以外，再带着少量行装和适当数目的随员进京（ibid，650页）。

因此，英法使团进京前已经得到中方明确指示，不能将战船开入海河，必须将之留在外洋。英法使团无视这一通知，擅自将战船开入中国内河，属于违反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方偷袭驶入海河的战船，也无可指责。

却说一年前英法轻取天津，吓坏了咸丰。此后他将清廷唯一的悍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派到大沽，负责加强该地的防卫。该地驻军增加到一万人，增设了几十门重炮和上百门小炮。僧格林沁更在海河中设置重重障碍，堵塞了航道，以防英法故伎重演。他还非常关注部队的训练演习，奖励那些射击准确的炮手，极大地改善了驻军的战斗力。有趣的是，他还首创我军的地雷战，却被郭嵩焘嘲笑了一番：

“北塘营垒过小而不得地势，有建议环村为城以守者，舍此更无良法。僧邸撤防，而伏地雷其中，此小作戏剧耳。海滨斥卤苦湿，埋之掘之，至于数四。即令夷人悉数陷此而机发，极其量伤毙数十人而止。一巴夏礼不足为夷存亡，数十夷率足为夷轻重乎？李麟遇支销军费，且果足名雷否？使有触即发，埋之掘之，至于数四，不如是之悄寂矣。”（ibid，407）

这意思是说，北塘的营垒太小，而且地势不利，有人建议筑城固守。僧格林沁考虑之后，撤走了驻军，却在军营里埋下地雷。海滨地湿，埋下去又挖出来，反复多次。郭嵩焘认为这完全是儿戏：就算夷人全部踩上地雷，顶多也只能炸死炸伤几十人，无关大局。花钱买来的地雷是否伪劣假冒只有天知道。如果真有效，那么埋挖多次，早就给触发爆炸了。

然而人民战争从来是咱们祖传的克敌制胜法宝。当咸丰听说英法公使不听劝阻启程来京后，当即把这高招使出来，这就是袁教授引用过的郭嵩焘的记录：

“怡邸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仍由水陆达通州入京，以此间防堵方严，不能听其径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大抵此次为入京第一次，由何路入口，在途并入京仪节，须与定约。后有违言，即为背约。中国稍以礼自处，而有辞以声夷人之罪，以战亦为有名。今之忽悔忽和，持论不决，追念去岁燕山相国诸公主款之议，遗憾岂有穷也。”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233页，标点符号由我准其文意作了改动。）

这意思是说，怡亲王到僧营传达密旨，说如果夷人不按藩属朝贡仪式，硬要将战船驶入海河的话，就派兵化装为乡勇偷袭。在座的郭嵩焘说，凡事都得名正言顺，这计谋得从长计议（那意思就是委婉表示不妥）。僧格林沁和大家商量了许久，觉得内河已被阻断，不能让夷船开入。最后商定给皇帝上奏，建议让使团在北塘登陆，从陆路入京。郭嵩焘还附片说明，这是夷人第一次进京，最好事先约定在何处入口，走哪条路，礼仪规定什么。以后若夷人不遵循，那就是背约，中国就有了问罪的理由。即使是战，也师出有名。不能一会儿要和，一会儿又反悔，重蹈去年夷人打到天津、被迫签约的覆辙。

这里必须说明，因为古文是原始语言，又不加标点，所以那“附片”是谁写的，其内容是前面的话还是后面的话，只有天知道。原来“附片奏明”前面是逗号，后面是句号。如此则后面那些话完全成了郭嵩焘在日记中发的感慨，而不是向皇帝的进言。我揣摩再三，认为那是写在奏折附片里的话，而那附片是郭嵩焘写的。但这揣测有待档案证据验证。

如果我的揣测正确，则郭嵩焘其实打消了咸丰发动人民战争偷袭使团的念头。咸丰接受了僧格林沁让使团在北塘上岸，取陆路入京的建议，同时也接受了郭 “先礼后兵”的建议，所以才会连下十几道诏书，让僧格林沁去晓谕夷人，请他们改道。如果英法使团接受了中方要求，如美国公使一样在北塘登陆，轻车简从入京，则也不至于有大沽口之战。

不过英法使团不可能同意咸丰的要求。前文已经讲过，卜鲁斯接到的指令是要由海军随行，以确保得到与其身份相称的礼遇。美国公使按中方要求做了，被中方用骡车拉到北京，受到变相软禁，而且未能在北京换约，却被送回北塘，在登船前才匆匆换约。他受到的接待被西方认作严重侮辱。因此，即使英法使团按中方要求做了，也只会因自觉受辱而再度武力报复。

总而言之，无论是咸丰还是僧格林沁，处理此事都毫无章法，正如郭嵩焘说的“忽悔忽和，持论不决”。让使团在北塘登陆，取陆路进京的建议是僧格林沁提出的，但他在接到皇帝的十多份诏书后，在夷船抵达海河口多日后，仍迟迟不去通知夷人，请他们在北塘上岸，由陆路入京。迟至6月25日早9时，卜鲁斯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让他改道的照会，但24日英国舰队司令何伯已经给中方下了最后通牒。此时何伯正在河道中准备发动强行通行。而卜鲁斯此时正在外洋的大船上，距何伯所在的炮艇约有八九英里，不可能及时通知何伯（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658页）。

不仅如此，僧格林沁还严格执行了咸丰爷发动人民战争的号召，甚至蓄意不让英法知道咸丰指定的进京路线。早在6月16日，何伯就想向当地官员预告公使到来，却被化装为民团的官兵拦阻，未能上岸。他求见当地官员，却被告知当地并无官员也无官兵，只有民团，河道也是百姓为防奸细，自己花钱阻塞的。20日何伯再度试图登陆，查明是否已为公使开放通道，但被化装的官兵再度拦阻，他们再度否认当地有官员，说自己是民团不是官军（ibid，650-651页）。

奇怪的是，6月24日，美国公使的翻译却又被允许登陆。一伙衣破褴褛的丐帮专门在码头上恭候他，其中两个“叫花子”用官员的口气通知他，去天津的河道已被阻断，直隶总督恒福正在十英里之外的北塘等着接见公使。美国公使因此得以在北塘登陆，受到恒福接见，并被送到北京去（ibid，652页）。

美国公使享受到的不同待遇，提示中方在此使用了祖传的“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统战策略，蓄意不许英法人员登陆，并故意不通知他们在北塘上岸、由陆路入京的安排。但这到底是谁的决定就无从查考了。然而既然决定偷袭，直隶总督恒福又何必通知卜鲁斯改道？看来唯一的解释是中方不仅“忽悔忽和，持论不决 ”，而且毫无统一部署，互不通气，以致最后弄成个“半偷袭”。

眼见河道被重重铁链与木桩封锁，英法公使会商后觉得，进京换约早就多次通告了中国政府，如果被拦阻即放弃有损国家威信，因此必要时必须强行开道，挫败僧格林沁将他们阻于河外的企图，以打击主战派，让主和派意见抬头。为此，卜鲁斯以英法公使的联合名义，下令让舰队司令何伯清除障碍，打开河道（ibid，651-652页）。

何伯24日送了一份最后通牒到岸上去，25日早10点开始强行拆除障碍。此时清军使出了骄敌之计，炮台上既无旗帜也无官兵（平时都有大旗，至少每十名兵就有一杆旗），好像都给放弃了。僧格林沁的阻塞工程卓有成效。英军拆除障碍相当困难。下午三点，海军陆战队和工兵准备护送卜鲁斯登陆，但因退潮失败。炮战就在此时爆发了。

究竟是哪方先开炮，双方各执一词。我看明摆着是清军突然发难，否则此前他们不会故意作出放弃炮台的模样来，也不会坐视英军拆除河道障碍，长达5小时之久而不去交涉。不管怎样，僧王爷在练兵上花的功夫没有白费，清军炮击异乎寻常地准确，使得英军遭受重创，4只炮艇被击沉，2只失去作战能力，25名水兵和64名海军陆战队员被打死，93名水兵与252明海军陆战队员受伤，伤亡总数434人，占登陆军队半数以上，舰队司令何伯也受了重伤。法国巡洋舰也参加了战斗，但收效甚微。

目睹此景，美国巡洋舰长达特纳尔喊着“血浓于水”的口号，指挥他乘坐的轮船“道义丸号”参与了战地救护，但并未如我党宣传的那样以军舰参加了战斗，而且，那是他个人的行为，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美国公使历来强调本国的中立立场，登陆也是乘坐包租的轮船而非军舰前去的。

英法舰队遭受重创之后，狼狈撤退，逃回上海。尽管被击沉击伤的只是炮艇，大船因为吃水较深，无法开入河道，但此役乃是自鸦片战争一来中国取得的唯一一次大捷。捷报传至神京，举朝腾欢，人人歌颂僧王爷神武，却丝毫想不到击沉了几艘炮艇，并不是在人家本国扔下灭门的超级氢弹。英法吃此大亏，绝不会善罢甘休，必然要以十倍的疯狂卷土重来，那时便无法再靠人民战争的暗算取胜了。

尽管大沽炮战是中方突然袭击，而且事前搞了许多欺骗花招（所谓“兵不厌诈”是也），但从道义而言，我并不认为中方理亏。前文已经说过，英法公使还在上海时，桂良等人就已经给他们发过照会，要他们把战船留在口外，轻装简从入京。他们无视这一正当要求，违反中国主权，擅自将炮艇开入中国内河，中方当然有权采取任何手段制止之。

而且，就连具有相当明显的感情倾向的马士都承认，卜鲁斯所奉的英国政府训令明确规定了他进京的路线是通过白河口、天津再到北京，最恰当的方式是乘坐一艘英国兵船到天津，英国政府已为此命令舰队司令给他派一支足够的海军到白河口。因此，英国内阁实际上已经预见到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并曾命令他“坚决地但要温和地去抵抗任何（企图制止他前往北京）的提议”。所以，即使卜鲁斯及时接到中国政府通知并能立刻通知何伯，他也不大可能遵令改道（ibid，658页）。

更何况中式三韬六略只有改善自我感觉的心理效应，其实蒙骗不了鬼子。连鬼子的历史学家都承认：

“这位英国海军上将早知道炮台已经武装起来，该河的通路已被阻塞。……有些参与何伯海军上将行动的英国官员，曾公开否认中方有任何背信行为，或是有过出乎他们所料的计谋。他们说，他们完全明白，炮台将抵抗公使们强行开路沿河上驶的行动。”（麦卡瑟：《现代史》（Justin McCarthy：A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第三卷，第二六六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655-656。芦注：因为译文太蹩脚，引用时作了适当润色，以便读者理解。）

因此，如马士所说，英法公使犯的错误，不是受骗，而是轻敌（ibid，659页）。我可以补充的就是，中国在此事上犯下的错误是智力上的，不是道义上的。它虽然在法理上无可厚非，但只能引来巨大灾难。偷袭之所以荒唐，不仅在于它的严重恶果，更在于那令人无法置信的“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的龟孙子兵法——国人哪来这种底气，认定鬼子个个是白痴，所以会相信那俩官员真是乞丐，河道阻塞工程也是百姓自己掏钱完成的？而全民对这种“小作戏剧”的狂热爱好，何以到今天还不能放弃？国人始终不明白，搞这些骗不了人的小动作，只会让外人心生厌恶与鄙夷，危害中外邦交。在那个时代只能诱导列强得出这结论：中国人毫无荣誉感，只懂拳头一门语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