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列宁

芦笛


刚才看见赛昆先生问我列宁是不是理想主义者，这里匆答一下。

赛先生好像觉得“理想主义者”是个美称，而“实用主义者”乃是贬称，前者是高尚的，后者是无耻的或起码是庸俗的，是不是？

我的感觉恰好相反，我喜欢没有什么原则、不管猫的颜色的政客如邓小平，怕偏执的理想主义者如毛泽东张春桥辈怕进了骨髓去。如果老毛是大家设想的那样，只是个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则中国人也就有福了，咱们也就不至于受那么多折腾。我不喜欢胡锦涛而喜欢江泽民的一个原因，就是胡让我闻到少许的理想主义者气味，而江不过是个维扬小才子而已。

其实这种问题，似乎只反映了国人对复杂人性的简单认识。凡是革命领袖，当然都是理想主义者。没有革命理想，岂会投身改造社会的高尚事业？凡是革命领袖，也必然是无耻政客和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否则岂能在残忍无耻的权力斗争中生存下来，遑论排众而前，出人头地？革命领袖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其革命理想的执着度与虚妄度。如果终生不消磨而且历久弥坚，那理想又是高于一切的“最高的绝对的正义”，不计任何人命代价，则该革命领袖就是人类能遇到的最大灾难，毛泽东就是这种革命领袖。

了解列宁不能靠他的亲属的回忆录，那些东西都是经过集体创作党委把关的。克鲁普斯卡亚的回忆录时时更新，随时根据斯大林的权力斗争最新战果，把l 老布尔什特们从列宁的战友的名单中删除，这事实早就让西方学者注意到了。列宁的妹妹写的回忆录也是这样。例如那两句大众耳熟能详的语录，西方学者已经考证出来是后来伪作的。第一句是他哥因谋刺沙皇被处决，消息传来后，列宁坚定地喊出：“不！我们不该走那条路！”第二句则是列宁在喀山大学一年级时参与学运被警察抓起来，警察跟他说：“小伙子，你这是干嘛呢？要知道，你面前是一堵墙。”列宁坚定地答道：“不错，是一堵墙，但一推就会倒的。”这两句名言据说都是后来捏造出来的。

据我看过的几本西方出的列宁传，特别是苏联垮台后根据披露的档案写作的列宁传，我的印象是：

一、家庭出身良好，其父是个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受益者。因为改革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靠天资聪明兼奋发努力，从社会底层爬上去，变成了新贵族（喀山教育总监，四品文官，因贡献卓著受过勋），母亲是贵族出身。列宁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但中学教育比较偏颇，自然科学训练不够。

二、意志顽强，极度自信。从小备受母亲和姐妹们的宠爱，善于操纵利用周围的人对他的感情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技能一直保留到死。到晚年他还在manipulate情妇、克鲁普斯卡亚以及两个妹妹为自己服务。

三、天生没有正常人类感情，诸如爱心和同情心 ，将这些素质视为可鄙的软弱。这大概是遗传决定的，因为他并不曾像斯大林那样从小备受父亲毒打而导致心理变态。

四、狂热的科学教徒，坚信“铁的客观规律”，而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铁的规律。为了人类进步，一切人命代价都是必须付出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客观规律为实现自己决定的。就是这种宗教信仰使得他那非人类的残酷无情个性更加坚定。他在大学毕业后挂牌当律师（其实他很少接案，主要靠地租为生。他本人是个大地主，还不是出身问题，是成分是地主），喀山省发生了罕见饥荒和瘟疫，大批农民活活饿死。列宁的家人都投入了救灾活动，但他毫不动心，非但从不参加慈善救护活动，而且连一个戈比的地租都不减，理由是他坚信这类灾难有助于俄国向资本主义转化，因而有利于社会进步。连劝他减租的姐姐都看不下去，说他太忍心。

五、重视理论也强调行动。列宁干革命的方式和毛泽东那种大老粗完全不同，更像搞科研。他终生没有接触过工农，对基层的了解完全来自于报刊上的统计资料，终生绝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和书房中度过。在发起某个革命campaign之前，他先在图书馆作家庭作业，写出一本书来，建立某个理论，然后照图施工。就连十月革命也这样，他在流亡芬兰期间写了本《国家与革命》作为指导纲领，当然后来不可能照图施工。只有在《三国演义》里，历史的演变才可以完全由人事前设计。

但和普列汉诺夫与考茨基等人不同，列宁既是走火入魔的科学教徒，也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的行动家。考茨基是“等革命”，按马克思的遗教等候革命时机成熟；他则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主张主动创造革命时机。因此，他最喜欢的格言不是马克思的话，而是拿破仑的“首先要投入行动，然后再见分晓”。这个性使得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在封建农业国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引来几乎所有同志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强烈反对——当时他们都认为俄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先建设起发达的资本主义来，再搞社会主义革命。

六、天生的无比精明的实用主义政客，为了生存能毫不犹豫地放弃原则。二月革命爆发后，德军统帅部为了结束两面作战，决定让在瑞士避难的列宁等人穿过德军占领区，回国去彻底搞垮俄国。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布党）内部争论很激烈，许多人反对这么干，但列宁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offer。

布党回去后，德国源源不断地资助以金马克，列宁也毫不犹豫地慷慨接受之。据克伦斯基披露，二战后英国缴获了德国外交部的机密档案，其中详细记载了双方的秘密联系。据说德国参谋本部早就注意到列宁反对第二国际，鲜明地提出失败主义，号召参战国的无产阶级以国内革命战争取代帝国主义战争，确保本国打败仗，于是便在1915年底和列宁建立了秘密联系。列宁回国后，德国人通过秘密渠道一共资助了他八千万金马克，其中四千万用于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四千万用于巩固布党政府。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也是列宁“灵活性”的又一证明。该条约因为割让大片俄国领土（几乎整个乌克兰），引起全党反对，但列宁从一开头就主张接受，认为他们如果想活下去就只能卖国，否则德军必将长驱直入，攻陷彼得堡与莫斯科（为了躲避德军，布党匆忙迁都到了莫斯科），则他们将死无葬所。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等到战后全国陷入经济泥沼时，列宁又及时牺牲教条，改所谓“战时共产主义”为“新经济政策”，以求得喘息空间。这在他看来是所谓“战略撤退”。总而言之，为了生存下去，暂时的退让并不是耻辱，以后卷土重来就行了。

七、首倡与“天赋人权” 针锋相对的“无产阶级民主论”，剥夺了剥削阶级的人权，主张阶级敌人无权享受民主自由权利，因而使得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完全不同，为大规模mass murder奠定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列宁又在党内以民主作风著称。他能容忍党内反对派，在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大多数人认可时，靠滔滔雄辩去说服反对者们，而不是如斯大林那般，靠权力杠杆开动表决机器，并将反对派打成阶级敌人。季诺维也夫（不是赛先生说的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和加米涅夫在报上公开反对十月革命的计划，列宁得知后颇为震怒，但在后来革命成功后列宁又原谅了他们并委以重任。托洛茨基过去和列宁并没有多少交往，还攻击过列宁是“一神教的神”，在党内乃是个新来者（他在1905年革命中出了名，但那和布党没什么相干，是二月革命后才加入布党的），但列宁照样让他成了事实上的二把手。

与爱慕虚荣，用大元帅服把自己打扮成个“旅馆仆欧”（这是斯大林自己的描述）的斯大林相反，列宁生活朴实无华，外表跟乡村教师没什么差别，从不在大庭广众下出风头。他在开大会前早早到场，与普通代表坐在毫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交谈，了解情况，在接见来宾时也毫无出场礼仪，随随便便就从书房走进隔壁的会客室，从不让客人久等。同志们对他是尊敬爱戴而不是害怕。这和斯大林完全不同。

八、深通人性的弱点，知道可以靠大规模实施恐怖统治，吓得敌人彻底丧失斗志来维持政权，认定心慈手软是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因此他在甫执政后就下令建立超越一切法律程序的肃反委员会；以后又下令建立世界上第一所集中营；取缔工人罢工权利，把所有胆敢罢工的工人抓进集中营去；在内战中靠大规模处决人质来慑服人民，还为此特地在命令中指明一定要把人质吊在所有的人都能看见的地方；为了在战乱中生存下来，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契卡组建所谓“余粮征集队”，对无辜的农民宣战，像土匪一样到农村去，挨家挨户把农民的“余粮”抢光。

以上只是列宁非常复杂的个性的几个方面。因此，他当然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也是无比精明的精通生存哲学的政客，更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所有这些能够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恰是因为他的无比坚定的宗教信仰：人不过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工具，其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使得规律实现自身。为了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什么人命代价都该毫不犹豫地支付，什么肮脏、血腥、冷酷、无耻的手段都可以而且应该使出来，什么卑鄙交易都可以而且应该做。伟大领袖的名言“即使全人类死得只剩三分之一，换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实现，我看还是划得来的”，其实深得列宁主义真传。

总而言之，列宁的宗教理想，完美地justify了他和同志们犯下的那些为人类历史见所未见的可怕兽行，使得他们从来不会感到良心不安，进入了杀人不眨眼的化境。在此，理想和兽行缺一不可，两者相得弥彰。理想有多崇高多完美多圣洁，兽行就有多可怕多凶残多无耻。一切宗教狂热分子（religious fanatics）都是丧失人性的怪物，区别只在于丧失的多少而已。就连基督教狂热分子都会因为对上帝的爱丧失对同类的宽容，何况是以阶级仇孕育革命动力的邪教？

至于布党在夺权后当即宣布废除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后来又食言而肥，反而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了较前更苛刻更不平等的条约（例如逼迫中国政府答应苏俄在外蒙驻军），许多人认为不过是个骗局。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这里面当然有急于打破国际上的空前孤立，换取中国的同情的考虑，也有着对远东一时鞭长莫及的权宜之计，但也有革命者在初期的正义冲动。

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共产国际开头还确实是由一群真诚的宗教志士在操持，只是到了斯大林手上才变成为苏联国家利益服务的第五纵队。杨奎松教授也注意到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苏联外交部人员之间的政策矛盾，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前者代表了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需要，后者代表了现实的国家利益。还有学者（似乎也是杨奎松，但不敢肯定）介绍，越飞在中苏1924 年签订条约前，曾强烈反对斯大林坚持沙俄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认为那必将使得中国人民丧失对苏联的好感，这似乎也反映了虔诚的革命者与当国的精明政治家之间的冲突。

我个人认为，一个革命政权早期必然为虔诚而狂热的意识形态席卷，苏联也不例外，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迟早要让狂热的革命家变成精明的冷静的政客，从而使国家的外交政策大幅度向旧时代回归。

这变化在苏俄外交表现得最有戏剧性。布党刚掌权时，出于革命狂热与整个旧世界彻底决裂，因此拒绝服从国际法和外交惯例，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规定。托洛茨基出掌外交人民委员部时也实行了毛泽东的“新中国外交三原则”（请参看何方在《温故》杂志上发表的回忆录），“另起炉灶”，亦即根本不理文明世界通行的那一套。但很快就被迫与德国人谈判，因为彼时德国还是交战国，并不曾因俄国发生革命就停止作战，相反更抓住这难得时机大踏步前进。俄国因为内乱，士兵成群结队回家，根本没有抵抗力，但布党政府又不愿意接受苛刻的和约。当德国下的最后通牒到期时，托洛茨基竟然向全世界宣布“不战不和”的英明决定，亦即既不与德国人作战，也不与德国人媾和，说完便意气风发地步出会场，让德国人目瞪口呆，不知道遇上了什么怪物，更加相信俄国一定会被这些他们蓄意放回去的疯子搞得乱七八糟。

这段逸事在西方传为笑谈至今。但在我看来无非是“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凸显了青涩的革命领袖在乍握国柄时的不知所措，以为外部世界会迁就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后他们发现大山并不会走向自己，便只好屈尊走向大山，从外行变成内行，从革命领袖蜕变为所谓“国务家”，此时他们的外交就会复归于传统型。俄共领袖的智商都很高，因此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都迅速地完成了这个演变。

迄今为止只有中国是这个规律的例外，初步完成从“革命政府”到“现实政府”的转变竟然花了50多年的时间，一直等到毛泽东那天生的文盲革命家咽气后才能启动这转变过程。而斯大林很快就完成了从革命者到新沙皇的转变，其内政（仅指无情镇压民族独立运动、抹去民族意识这条）与外交完全沿袭老沙皇的套路。

即使列宁不死，我看他也只会走这条路。上面介绍的他的性格决定了这一点。因此，即使他活着，也只可能是又一个新沙皇，可能比斯大林还更结棍。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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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历史和历史是两回事 -- 铁木 - (489 Byte) 2008-7-03 周四, 上午4:59 (7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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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列宁德高望重，在世时权力斗争没有能波及到他头上去，只是在托洛茨基和三驾马车之间展开， -- 芦笛 - (333 Byte) 2008-7-02 周三, 下午9:49 (114 reads)
* those commies are just sick people -- jeramah - (82 Byte) 2008-7-02 周三, 下午1:31 (41 re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