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五十年情谊的朋友孙东生走了。
他弟弟东宁的电话打来时，我刚从日本回到北京。一年里在北京的时间也就不到一个月，没想到正好赶上朋友的遗体告别。东生走的非常突然，我丝毫没有心里准备。东生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们的情缘未了，老天爷有眼，让相隔万里的我们能见上最后的一面。
在八宝山兰花厅，遗体告别的仪式很隆重，来得人很多，除了他所在的单位中国科协的领导及同事外，还有他的各个时期的同学、部队的战友及亲友。在中国，对一位正局级干部应有的规格都有了，告别仪式前散发的《生平》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人生一世，为人正派、为政清廉、善始善终的并不多，特别是现在的干部。
告别仪式开始前，我去看望了东生的夫人及兄弟姐妹。东生的夫人小许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她说：“你是东生最要好的朋友，他老提起你 …… ”从她的哭述中，得知东生死于心脏手术。“手术前我们请了这方面的权威、科学院院士给他会的诊，说可以手术，如果再拖下去，就错过了能动手术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动了手术后能提高他以后的生活品质，手术后头几天还挺好，东生都醒过来了，没想到一下子就不行了，拉着我的手就这么走了。”其悲痛、懊悔之情，催人泪下。
东生躺在花丛中，面目安详，如同熟睡。看到老友早我而去，悲痛至极。
孙东生原名孙冬生，是 12 月出生的。他的父亲，是红军长征时期率 17 勇士抢渡大渡河的营长孙继先，是 1955 年授衔时我国第一批中将，曾任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的副司令。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孙冬生随父亲工作调动从南京来到北京，插班“十一”小学（现十一学校）我所在的班，很快我俩就成了好朋友。我们两家都住在广安门牛街附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办事处，每周六办事处来车接我们。住得近，自然接触就多。另外，我俩有共同的爱好：打乒乓球和集邮。我原来的乒乓球水平在班上还可以，东生和我差不多，我俩谁也不服谁，有机会就打，他发球好，我反手抽球好，双方各有赢输，成了最好的球友。上五年级后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班里，但已是形影不离、密不可分。
东生虽然大我半岁，但他为人厚道，属于循规蹈矩的听话学生，早早就是红领巾，“坏点子”自然要少。我则是学校有名的调皮大王，直到上六年级才入队，因此老是我出“坏主意”，他跟着我。印象深的捣蛋有两起。
志愿军办事处有南北两栋宿舍楼，他们家住在北楼。北楼后面是北京的老四合院，有一家的老太太特别厉害，经常和邻居骂街，对我们这帮半大不小的男孩子也是不待见，常常训斥我们。我提出教训教训她。北楼是一栋 3 层的平顶楼，楼顶铺着沥青，沥青上铺满了小石子。
我俩爬到楼顶，用弹弓将石子射到老太太的院里。因楼高，石子射过去后力量很大，碰到院里的坛坛罐罐，动静很大。射完后我俩赶快爬下。老太太根本想不到石子是从楼上射下来的，以为是邻居的小孩捣乱，出了门看不到人，就站在大街上破口大骂。骂得那个难听，别提了。我俩偷着乐，肚子都笑痛了。老太太骂累了，回到院里，刚进屋，我俩的第二批“炮弹”又发射过去，老太太不出来，就接着射，直到把老太太激怒冲了出来骂街为止。就这样，折腾了约半个小时，老太太共出来骂了五次，直到骂累了再也不出来为止。
每周六下午，办事处的车先到十一小学接我们这些小学生，然后到万寿寺军委保育园接小字辈。当时我的妹妹和他的弟弟都在该幼儿园。到了幼儿园后，要等一会儿，因为幼儿园的小字辈睡午觉起床动作慢。我们在车里呆不住，就到幼儿园里乱逛。有一次，我和东生发现了一个大葡萄架，奇怪的是共有五串葡萄，四个角各有一串，中间一大串足有七八斤，现在回想大概是园丁专门为中秋节培育的。葡萄已经熟了，发出了诱人的果香。我们想摘些吃，够不着。我让东生四脚着地跪着，我踏在他背上，双手抓住大串葡萄的把，然后让他闪开，凭借我自己的体重，将整串葡萄全摘了下来。回到车上，请大家一起吃。这事后来闹大了，有人告状。幼儿园拿我们没办法，不了了之。
五年级重新分班，东生到六班，我在五班，但我们的友谊并没因此而受影响。周末，我们常到志愿军办事处打乒乓球，东生的爸爸也常去。老头子的水平很高，我们不是对手，但要打败我们也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上六年级后，我们俩的父亲都调入国防五院。我们家搬到阜城门外马神庙的国防五院（航天部前身）宿舍，他爸爸任五院副院长兼二十基地（导弹基地）的司令，搬家到东单一小楼里，家里有乒乓球台，打球十分方便，这也是东生水平能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
在集邮上，开始我俩差不多，有点钱就到东华门的集邮公司买邮票，很快就集全了新中国的邮票。上六年级了，我开始别出心裁，感到中国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太容易弄到，集邮公司有卖的，而西方国家如美英法日本等国因为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对我国进行封锁，他们的邮票很难弄，于是我就用中国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换其它国家的邮票，到文革前已经有四十多个国家的邮票，为此还在同学中显摆。羡慕我的人一大堆。文革开始后，这些邮票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我被迫销毁，结果大伤元气，一蹶不振。而东生则因路线正确，积攒的全套中国邮票越来越珍贵。
考初中时，我俩都报了一零一中，没想到他考上了，我却上了育英学校附中。父亲去查，我的成绩是 189 分，一零一中住校生的录取分是 190 分，如果不住校， 189 可以录取。我不甘心，上初二时，转学进了一零一中。我在五班，东生在一斑。初中毕业前，我俩都入了团，又都考上了一零一的高中。
高中的学生，每年国庆要参加天安门大游行。上高一，一零一中的队伍是在东单集合，虽然游行 10 点开始，但游行队伍必须在临晨 6 点到达指定地点。 “十一”这天不通车，我发愁不知怎么办。东生让我在 9 月 30 日晚上住在他家里。
这一晚，我俩几乎没睡。东生正遇到人生的第一次危机，父母不和。他向我诉苦，希望我帮他出主意。东生对父母有着很深的感情，特别是父亲，就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及崇拜的偶像。但现在，他很苦恼，不知怎么办。父母之间出现问题，儿女往往是没有办法介入的。当时我出的主意都是馊主意，后来我的家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使我更能理解东生心里的苦。
东生另一苦恼问题是其父是否参加了强渡大渡河在军内引起质疑和争论。孙继先于 1957 年在《星火燎原》上发表了《大渡河上》一文，回忆他率 17 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过程。而他的领导、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在《星火燎原》上发表的《强渡大渡河》一文， 却说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个勇士，连长熊尚林为队长。这篇文章被收进我们中学的教材中。总政也认定是十七个勇士。有人依此做文章攻击孙继先。作为儿女，能不苦恼吗？
那天夜里，东生把 《星火燎原》拿出来给我看。其实我家里也有，两篇文章我都看过，当时并没有注意有此区别。我说：“你爸爸是当事者，自然是记得比较清楚。杨得志在指挥战斗，谁上船谁没上船他也许不如你爸清楚。”“但是多数人都相信他呀，他毕竟是我父亲的老领导。”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革命们掀起了写回忆录的热潮，出了两套革命回忆录，一套就是《星火燎原》，另一套是《红旗飘飘》。回忆录中相互矛盾的事不止这一起，孰对孰错，争论不休，后来没有继续出下去。文革后，杨得志在回忆录中修改了他以前的说法，承认了是十八勇士。
上高中后，东生的心脏问题逐步显现，他学习的压力也很大。但他仍然把很多的精力投入到思想进步上。他听说我写了入党申请后，立即也写了入党申请书。他乐呵呵地向我挑战，看谁先入党。当时，谁都没想到会在高中学生中发展党员，我们都是为将来做准备。没想到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提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在重点中学发展学生党员，结果高中毕业时，我俩同时入党。
报考大学时，我俩又一致报考文科，学政治。当时，谁都不想当老师，学校师资很紧张。因此教育部有规定，所有的考生报考的 12 个志愿中，必须有师范。我俩都把北京师范学院放在最后一个志愿，没想到的是，东生其它志愿落空，被师范学院政教系录取。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录取通知还没下来，我俩正在参加海淀区委组织部在我校办的新党员学习班，从老师那里得知消息。
东生很郁闷，让我陪他到招生中心去查查。当时北京的大学招生中心设在展览路上的建工学院，各大学负责招生的都集中在那里。我们去时，各校的老师已开始撤离。我们找到师范学院招生的老师，让他查查为什么报在前面的学校没有录取东生，而转到了他们这里。老师对东生的名字很熟悉，他是学校录取的唯一学生党员。他说，东生的成绩达到某些大学的录取标准，之所以这些大学没要他而最后转到他们这里，他分析可能是因为东生有风湿性心脏病。
人生有许多转折点，常常意想不到的某个原因就会改变人生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