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毛泽东读《西游记》
中国的小孩子没有不喜欢读《西游记》的。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的时候，就把《西游记》列入他童年爱读的书中间。在《矛盾论》中，他引证了马克思的话：“任何神话都是用形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想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接着，又加以发挥说：“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在从中国古代神话所举出的例证中，和《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并列的，就有《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西游记》的基础，也是长久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唐僧取经故事经过艺人说唱，自唐末传到宋元，明代吴承恩（约1510—1580）据以创作《西游记》。书中材料，也多采自前人有关著作。鲁迅说作者“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杂记之一即《西游记》。鲁迅称之为神魔小说，“其所取材，颇极广泛”；“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鲁迅之言极是。《西游记》虽以神话艺术浪漫手法加工而成，实与世态人情有关。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仍，因此他的笔下，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瞆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照。权威过于家长的唐僧率领师徒4人，乃精魅与凡人的奇妙结合。唐僧一心向善，矢志取经，但刚愎自信，好歹不分；猪八戒愚蠢自私，贪嘴好色，又憨直善良，可笑可气；沙和尚老实顺从，甘当跟班。吴承恩创造了一个“作反”的英雄猴王孙悟空，勇敢机智，活泼调皮，神通广大，七十二变，闹天斗地，翻江倒海：他一心忠于取经事业，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经得起大小冤屈；对师父忠诚情义，对八戒捉狎友爱；他集魔性、猴性、人性于一身。这个齐天大圣几百年来为男女老少所喜爱，现在电视上，从连续剧到广告宣传，也是最吸引少年儿童的。
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毛泽东认为唐僧是个乡愿，一味劝人为善，如果不除恶务尽，则“妖为鬼蜮必成灾”。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还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10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竖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
毛泽东显然很喜欢孙悟空这个典型，在他的著作中，孙悟空成了一再随意被引用的神话人物，有时候作正面形象来用，有时候又作反面形象来用。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谈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在同一篇讲话中，还引用了《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的故事：“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作菩萨，眼睛变作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杆。”毛借这个故事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
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识破了的：“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把这个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西游记》第五十九至六十一回中孙行者借芭蕉扇的故事，《毛泽东选集》中曾引用过两次。1942年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这里毛泽东说的“把她战败了”，是说得稍早了一点。这一次借的是一柄假扇，扇不灭火焰山的火。这以后孙行者费了许多心思力气，化作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的形象去骗取扇子，也没有成功；最后是出动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才降服了铁扇公主，借得了宝扇。毛泽东不是要讲这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借题发挥，讲说钻进敌人肚子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全国胜利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因为主客之势已变，所以前者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也许是因为心情的变化，后来他又以孙行者为正神了。1961年11月在一首诗中写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感到，那时已经是妖雾重来的时候，所以对孙大圣又大有好感了吧。
总的说来，这种不受传统清规戒律束缚的反抗性格，这个敢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英雄形象，常用为革命造反者的代名词。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中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他的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向玉皇大帝挑战是“反对官僚主义”。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之初，他还谈到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他身上有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是直接以“大闹天宫”善于七十二变的孙悟空自况了。
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
《西游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作者是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是乡愿思想。孙悟空，也是作者吴承恩的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坚定不移，团结一致，坚持奋斗。那匹小白龙马，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的精神和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西游记》是毛泽东很爱读的又一部中国古典小说。
《西游记》是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神话小说。故事来源于唐代名僧玄奘西行到印度取经及从唐末到明代大约六百年民间传说、戏曲、平话，经过许多人的创造、取舍、增删、修改和加工，最后由明代吴承恩再创作而成。它是一部规模宏伟、结构完整的巨著。前七回写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的故事。通过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描写，曲折地表现出作者对封建秩序一定的反抗精神。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三至一百回描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佛主，求得真经，成了“正果”。小说用幻想的形式塑造了孙悟空这一有智有谋，不畏强暴，勇于反抗，不怕困难，神通广大，敢于斗争的形象，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西游记》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广。集魔性、猴性、人性于一身的齐天大圣，几百年来深受男女老幼的喜爱。加上电影、电视和多种新闻媒介的宣传，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很爱读《西游记》。他的老同学萧三曾这样写道：“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老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说唐》等。”据萧三的回忆，毛泽东还对他说过：“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1936 年，毛泽东自己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曾说过：“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西游记》固然与《水浒》不同，它不是直接描写农民造反的专著。但是《西游记》着重描写的是主人翁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翻江倒海，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爱憎分明，敢于造反这样一个英雄形象和一个个想象丰富、曲折生动、语言诙谐、独具风格的造反故事。所以，毛泽东对《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也是一直很喜爱的。直到晚年，他老人家对《西游记》还有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爱读《西游记》，更喜爱孙悟空这个敢于冲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闹天宫、敢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神话人物。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书信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常常谈到孙悟空，有时候把他作为正面形象来宣扬，有时候又把他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每一次引用，每一个比喻，都抓住和体现孙悟空的一个特征，一段故事，说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在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和诗词当中，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是很多的，但是，引用最多的或者说他最有兴趣的，大概就要数这个齐天大圣了。
早在1938 年5 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毛泽东比喻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毛泽东认为，“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73 页）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是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的。
说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引用孙悟空的事，王炳南在《阳光普照雾山城》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45 年10 月，在山城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进行了接触。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把他们看成是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毛泽东去见陈立夫，他先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门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又作为正面人物来宣扬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在谈到准备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6 页）这里，毛泽东两次提到孙行者（即孙悟空）也都是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的。
《西游记》第6 回中有一个故事，说孙悟空有72 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为鸟兽虫鱼草木器物，还能变为各种各样人。有一次，他和天上的皇帝——玉皇大帝的战将杨二郎相遇，孙悟空变成一物，杨二郎即变降他的一物，双方变来变去，最后孙悟空变成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成一根旗杆，结果还是被二郎神识破了：“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有好几次在讲话当中说到这个故事。
1953 年9 月16 日至18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 次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在谈到梁漱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11 页）
到了60 年代，随着国际国内客观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形象和风采更是称赞不已，激情“欢呼”。1961 年11 月17 日，写下的著名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内心情感的真实表露。到了1964 年1 月，在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借孙悟空这个人物故事，对自己当时的心境和思考作了进一步的表露。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 年7 月14 日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曹力铁译， 党史文汇》 1986 年第6 期）
直到1966 年7 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些猴气。这封信中，毛泽东是这样写的：“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前几年，还是以激情洋溢的诗句“欢呼孙大圣”，今日，他自己就变成了孙大圣“这样的大王了”。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很爱读《西游记》，许多读者对此大概早有所闻。
那么，到了晚年，特别是到了70 年代，他对这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仍有浓厚的兴趣，还时常翻阅，时常与人侃侃而谈。对于这一点，读者所知所闻大概就很少了。
说到毛泽东晚年爱读《西游记》的事，这里，笔者把过去知道的事和当时所见所闻介绍给读者。
毛泽东晚年在中南海住地的会客厅里，也就是他晚年的书房里，一直放着5 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这5 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是：《西游记》世界书局版上、下册《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上海广益书局1924 年版1—16 册《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光绪庚寅（1890 年）校印1—20 册《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光绪辛卯（1891 年）校印1—10 册《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年4 月版上、中、下册根据当时的记录，进入70 年代之后，毛泽东先后有两次向我们要过《西游记》。一次是1971 年8 月初，他要看《西游记》和《西游真诠》。《西游记》是从中央办公厅图书馆找出来的，大字线装本，就是上面说到的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那种《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西游真诠》线装本，全20册，他的书库里也没有，我们是从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真诠》，清代悟一子陈士斌撰，康熙丙子（1696 年）刊本，他翻阅后，大约一个多星期就退给我们了。《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因为是线装本，装帧也较别致，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一直放在身边。第二次是1973 年3 月上旬，这一次他指名要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年新出版的平装本《西游记》。他跟前已经有了大字线装本的《西游记》，为什么又要新出版的平装本呢？当时，在我们管理图书人员的头脑里也都有这个疑问。后来秘书徐业夫告诉我，他说线装本有个别地方字看不清，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首长就翻看平装本，用平装本来补线装本的不足。毛泽东看别的书也喜欢这样做，他常常将几种不同版本的同一种书放在一起，对照着读。毛泽东的这种读书习惯，除了徐秘书说的这个意思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意思呢？我们就说不清楚了。据我们的记录，1973 年4 月5 日，毛泽东又一次向我们要《西游真诠》，同时还要《西游原旨》一书。《西游真诠》，我们是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原旨》，是从中国书店购买来的，是清代刘一明撰，嘉庆二十四（1819 年）刊本，全24 册，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伴随着毛泽东度过终生的诸多的图书中，上述几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和这部《西游原旨》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上列的毛泽东晚年会客厅里一直放着的5 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毛泽东晚年曾多次阅读过。上海广百宋斋光绪辛卯（1891 年）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还写下了批语。它是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仅存的毛泽东写有批语的《西游记》。这种版本的《西游记》，装帧倒不怎么讲究，字也不是很大，但字都印得很清楚，与小32 开本差不多大，每册很轻，看起来很方便，所以，毛泽东也很爱看。毛泽东在这部书上写的批语，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的有这样两段：一段是在读第18 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者降魔”时写下的。
作者在这一回中，写高老招猪八戒做女婿之后，在与唐僧一行谈及他这个女婿时说：“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变做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三溜鬃毛，就像个猪的模样。食肠却又甚大，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老拙这些家产几时早也罄净。”唐僧听后说：“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毛泽东的这段批语就是在读到这里时写下的。是出于对猪八戒的同情呢？还是对唐僧的话感到意犹未尽，因此读了以后就随着思维蒙发的火花一路有感有发呢？这只有毛泽东本人才能说得清楚。笔者认为，应当是前者。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是这样写的：只因为做得多，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
上述的高老在唐僧师徒面前嫌其女婿吃得多，唐僧为徒弟八戒说情，说“他做得多，所以吃得多”。这本来是小说中很为普通的一段描写，然而，它却引发了毛泽东的思维，信手写了这样一段富有哲理的批语。这大概不是没有缘由的。
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虽是1891 年出版的，但毛泽东阅读批注此书，大体时间应是在50 年代后期。根据有三：一是50 年代初期，毛泽东进城之后，从延安带过来的图书不多，特别是线装本的图书就更少。随着毛泽东的读书需要，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后来田家英、陈秉忱、逢先知等陆续为他购买配置了一部分线装古籍图书。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购买配置的。二是本书印的字似3 号宋体字，小32 开本，这样小字号、小开本的线装书，60 年代之后，他一般是很少看的。三是从批注的字迹和用笔来看，批注是用黑铅笔写的，因为本书天头空的地方不大，所以批注的字写得也不大，字迹是流畅自如的行书体。我们知道从50 年代后期起，毛泽东读书写的批注差不多都是用铅笔写的行书字体。如读鲁迅著作单行本写的批注，读二十四史写的批注等等，用的都是铅笔，写的都是行书字体。由此判断，这一段批注像似50 年代后期所写。所以，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段批语可能是在50 年代后期写的。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中，他明确主张“多劳应当多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50 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城乡各地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这一符合实际，深受全国人民拥护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50 年代后期，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一时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在人民公社内部不实行按劳分配，而搞平均分配，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为此，1958 年11 月，中共中央先后在河南的郑州和湖北的武昌召开了会议，开始着手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同年11 月28日至12 月10 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着重批评了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倾向。1959 年2 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严肃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实行平均分配的错误倾向，进一步强调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由于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采取切实的措施，才使这种“左”的思想和错误倾向得以纠正。直到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上，毛泽东又一次写道：“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里，毛泽东把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提到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的高度要人们加以重视。正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人主张实行平均分配，不要按劳分配；也正因为这种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主张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在社会实际中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果断地批评和纠正了这种错误思想倾向。这是毛泽东写下这段批语的直接的思想缘由。毛泽东写的这段批语，与他在50 年代后期的思想实际是紧密关联的。批语是毛泽东当时思想实际的一种表露，也是他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实际问题的一种再思考再认识。联系社会和思想实际问题读书，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直到晚年，他一直坚持着这样做。这段不长的批语，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毛泽东在读“闲书”的时候，头脑里似乎也没有停止对诸多的社会思想实际问题的思考。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读“闲书”，就如同欣赏名人书画一样，其主要目的在于休息和调节大脑。然而，在实际的读书过程中，往往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就拿笔者在这里提到的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来说，他在读这部“闲书”的过程中，头脑里似乎还在想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坚持和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实际，所以当他读到唐僧说的“只因为他做得，所以吃得”的话时，就如同心中的一直难以平静的波澜，又遇突起的飓风而更加汹涌澎湃起来一样，因此，情不自禁地挥笔疾书了上述的那一段批语，再一次借机强调“多劳应当多得”的这一重要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原著中，与这段批注相关的还有这样两段话，猪八戒对假妻子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耘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第18 回）孙悟空对高老说：“你这老儿不知分限。那怪也曾对我说，他虽然食肠大，吃了你家些茶饭，也与你干了许多好事。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赀，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问你祛他怎样的。据他说，他是一个天神下界，替你把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想这等一个女婿，也门当户对，不怎么坏了家声，辱了行止。当真的留他也罢。”（第19 回）这两段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还都用铅笔一一划上了道道。
第二段批语，是在读第28 回：“花果山群猴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时写下的。吴承恩在这一回中写孙悟空回花果山，用法术把千余来犯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并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孙悟空的这段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用黑铅笔都划上了道道。毛泽东的批语，就是在读这段话时写的。毛泽东写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样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唐僧的善恶观，孙悟空不信，作者吴承恩不信，毛泽东也不信。毛泽东认为“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是乡愿思想。“乡愿”源于《论语》，是孔夫子的话。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可见孔夫子对“乡愿”思想也是极力反对的。什么叫乡愿思想呢？就是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人生哲学，就是《西游记》中所着力描写的唐僧的待人处世哲学。唐僧的善恶观，唐僧的思想言行就是“乡愿”思想的最典型的表现。这种“乡愿”思想，不仅不能号召和鼓舞、团结人们去斗争，去除恶，去积善，而且还容易长“妖魔鬼怪”的志气，灭革命造反派的威风，鼓励、放纵“魑魅魍魉”作恶成灾。唐僧就是因为笃信、主张、恪守这种思想，所以三番五次地遭受苦难，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因此，毛泽东对唐僧虔诚信奉的这种处世哲学是极为反对的。孙悟空的思想行为正与此相反，战妖魔，斗鬼怪，尽管一次次遭受唐僧“紧箍咒”的约束和折磨，然而他不改初衷，始终勇敢战斗，全力除恶求善，为师徒四人朝接日出，暮送晚霞，排除险难，不断向西天行进，直到最后面见佛主，求得真经立下汗马功劳。没有孙悟空一路上的战妖除恶，斩魔行善，师徒四人要到达西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认为，孙悟空的思想与唐僧“乡愿”思想是相反的，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毛泽东所以一次又一次称赞孙悟空，“欢呼孙大圣”，大概这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善和恶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善就有恶，善恶并存是永恒的。1957 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46 页）这样的话，后来还说过多次。1956 年9 月27 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这就是毛泽东的善恶观。
对于有善就有恶即善恶并存的思想，《西游记》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西游记》是写佛门之事，对开口就是“善哉！善哉！”的和尚的描写，照理说对他们的慈悲和行善应当多用点笔墨，然而吴承恩笔下的所谓四大皆空的和尚仍然是贪财好色的：观音禅院的老和尚为了谋夺唐僧的袈裟不惜放火焚烧寺院，干出谋财害命的勾当；宝林寺和尚仍然是用世俗的势利眼光看人，欺软怕硬，却无半点慈悲心肠。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被佛教宣传为天堂般的西方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世界里，还有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伽叶需索取经的人事（索贿赂），和我们现在社会中的贪污行贿的事一样。孙悟空将此事告到佛主如来处，如来反说：“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唐僧无物奉承，只得将紫金钵盂奉上。书中对阿傩接到取经的人事后的丑态是这样描写的：“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第98 回）可见成了佛的尚也是非常爱钱的。唐僧取的无字经被白雄尊者抢去后，满眼垂泪地说：“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毛泽东对《西游记》中这一段的描写看得很细。对阿傩丑态描写，都划上了道道或浪线，在“只是拿着钵盂不放”这句话后连划了三个圈圈。对唐僧说的“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这两句话下面分别划上两条粗粗的横道，末尾还划上了两个大圈。从划一条横道或一条浪线，到划两条横道或两条浪线；从划一个圈、两个圈，到划三个圈，这是毛泽东读书过程中留下的标志。这种种的标志是毛泽东读书过程中的思维或思想活动的轨迹，是对原书内容的一种反映。它表明毛泽东晚年在阅读《西游书》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它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对《西游记》这部著名的神话小说，读起来依然是很有味道，很有兴趣的。
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保存下来的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西游记》，固然没有《红楼梦》、《水浒》、《聊斋志异》等那么多的版本，但它也一直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最后最难忘的岁月。毛泽东的一生中，阅读和批注过的图书是很多的，但毛泽东阅批过的《西游记》，保存下来的只有上面我们提到的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它是毛泽东晚年阅读《西游记》的重要记录，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的一份重要史料。
毛泽东晚年不仅爱读《西游记》，而且对《西游记》的研究也非常关心。从50 年代初开始，我国的一些报刊先后公开发表了一些《西游记》研究文章。1957 年，作家出版社将几年来国内报刊上先后发表的《西游记》研究的重要文章汇集编辑出版了《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一书。对《西游记》的研究文章毛泽东也是一一精心研读，孜孜探求。
说到毛泽东晚年关心《西游记》的研究，爱读《西游记》研究的文章，笔者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研究论文集》的情况。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 年4 月编辑出版）也是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仅存一部毛泽东生前阅批过的《西游记》研究专著。这部论文集，共收研究论文17 篇，附录1 篇。它虽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游记》研究论文的全部，但它是《西游记》研究论文之荟萃。作家出版社编辑部在本书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所收的只是截至发稿以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散篇论文。未曾发表的文稿、整本和专著，已经被收入作者自编的论文集或其他选辑的文章，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的序言，均不收入”。这本《西游记研究论文集》，约13.5 万字。全部文章，毛泽东都曾用心阅读过，一些篇章在阅读的时候还写下了批注，划上了密密麻麻的道道和圈圈。
卷首篇是现代著名作家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翻开这本论文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在张天翼文章篇首写下的“1954 年，2 月，人民文学”一行非常醒目的批注。开始，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看完张文的尾注我们才明白，毛泽东的批注意思是说张天翼的这篇论文原载1954 年2月号《人民文学》杂志。标题的左边，毛泽东用黑铅笔连划了三个大圈，格外引人注目。“张天翼”三字下面还划两条横道。全文从头到尾几乎逐段逐句都划上了横道、浪线和圈圈。圈划的种种符号表明，张天翼的这篇文章，毛泽东是逐字逐句阅读的，看得很细，而且是十分用心的。张文一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题材、主题和作者的态度”。对张天翼的分析和看法，毛泽东似乎很有兴趣，在阅读的时候又圈又划。在谈到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评价时，张天翼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以前，还没有见过哪一家写幻想的神魔故事能写得像这么生动，这么艳异多彩，而又这么亲切，这么吸引我们的。”毛泽东似乎对这段话有同感，或者似乎对这段话比较欣赏，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每句话下面，他都用黑铅笔划了两条横道。使人一看就知道，他读这段话时是引起一定的思维活动的，是颇有感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现实性和幻想、寓意等等”。毛泽东在读这一部分的时候，圈划的符号比第一部分还多，还密。在这一部分中，对孙悟空这个人物的看法，张天翼写了这样一段话：“孙悟空之所以败于玉帝他们之手，难道是由于孙悟空作了什么'恶’而得报应么？我们说一点也不是。作者笔底下的孙悟空，是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恶魔化身），使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动；我们不但不觉得他这是'恶’，而且还觉得他可爱，同情他，心向着他。他的失败，更不是什么'恶’不敌'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力量不敌而已。”这段话的每一句下面，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都划上了一条横道。最后的一句“力量不敌而已”划了两条横道。段末还划一个大圈。对这样的专题研究论文，毛泽东都看得这样细，看得这样用心，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西游记》的浓厚兴趣和对《西游记》学术研究是多么地关注和重视。
张天翼这篇文章的后面还有一个附注，共三条约2000 字，是用6 号宋体字排印的。1957 年，毛泽东已经64 岁，对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6号字看起来显然是很吃力了，然而，毛泽东如同读正文一样，也还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划上了道道、圈圈。字排得小了，圈划的种种符号就更显得突出了。圈圈划划，密密麻麻，满页皆是道道和圈圈。附注的第二条，是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传说，其中有这样两段：“《法华经》里还写观世音菩萨有时'现妇女身而为说法’，民间传说里就渐渐使这'妇女身’固定下来，终于成了一个妇女。在《三教搜神大全》里就有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了，说她是一个国王的三公主，因为抗婚，父王要烧死她，而她'色不变而志愈坚’。她被囚到冷宫里，大家苦劝，她不听，'反失语激父，父大怒’，立命斩讫。虽然写她的反抗是为了'欲了人间事’（要出家），而且那结果是公式化的（照例是由于一些奇迹而得救），可是总写出了一个非常坚决顽强的反抗到底的女性——为民间所喜爱所歌颂的性格。”“就这样，这几乎成了个传统：在民间作品出现的观世音菩萨，总往往是正面人物，而且往往是妇女。就连《西游记》——对天界的哪一位佛神都讽刺揶揄，可是对观音就另外一种态度，把她写得可亲近，有的地方还写得很美。”这两段文字，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都一一划上了道道或浪线。第二段的末三句，每句下面除划了浪线外，每句末尾还都划了一个圈。附注是与正文有关内容密切相联的，它是对正文有关内容的进一步补充或注释。看了正文，再看附注（有的叫注释），或者把正文和附注联系在一起来看，这是毛泽东晚年读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读别的书如读《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时就是这样。注释的字一般都小于正文的字，对毛泽东来说，看注释当然比看正文吃力。然而，他有时读注释比读正文还仔细，还有兴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正文中提到的人物、事件等受文章整体结构、主题内容和语言文字表述方式方法的限制，所以往往是一笔带过。要使读者知其所以然，作者往往用加注的形式，把有关的人物、事件等补充交待清楚。就如同上述的张天翼在正文第一部分内容中，只写“例如观世音菩萨”几个字，要知道观世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为什么受许多人的欢迎，只有阅读他的附注才能有所了解。毛泽东所以爱读注释的文字，大概这就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还有童思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在这篇文章的篇首开头处，毛泽东也写了一行批注：“1956 年2 月，西南文艺”。“西南文艺”四个字下面还划了一条浪线。他的意思是说这篇论文原载1956 年2 月2 号《西南文艺》杂志。文后的注“（原载'西南文艺’一九五六年二月号）”是用6 号宋体字排印的，“西南文艺”四个字下面毛泽东也划了一条浪线，“一九五六年”几个字下面划两条横道，“二月号”三个字下面划一条横道。文前的批注与文尾划的浪线和道道，意思是一样的。标题的左上方，毛泽东还用铅笔划了三个大圈。作者“童思高”名字下划了粗粗的两条横道。非常醒目的三个大圈和两条横道，大概是表明毛泽东一定的心理意向。这部《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收入的17 篇论文，毛泽东在篇前写批注和在题目上划三个大圈的只有两篇，一篇是前面说到的张天翼的文章，第二章就是童思高的第一篇。毛泽东在这里划的三个大圈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看到17 篇中只有两篇题目划了三个大圈，而这两篇毛泽东看得最仔细，圈划的各种符号又最多。这不能不说明毛泽东对这两篇论文的重视，也不能不说明毛泽东对这两篇论文的喜爱和浓厚的兴趣。对这两篇论文，毛泽东在阅读中虽然没有写下什么评价和称道的话，但是阅读圈划的具体情形可以反映出这两篇论文在这部论文集中的特殊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也反映出毛泽东称道这两篇论文的一种心理活动。阅读圈划的实际表明，毛泽东很重视这两篇论文，很爱读这两篇论文。毛泽东阅读这两篇论文思想上闪动的火花或受到的启示、甚至产生的某种共鸣，都渗透或凝聚在他本人圈划的各种符号当中。毛泽东阅读过程中圈划的种种符号，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知道它所表明的明确涵义，但它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划下的，是毛泽东阅读过程中思维活动的轨迹，是毛泽东读书实践的记录和反映。它对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读书实践一定是有帮助的。
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毛泽东阅读童思高这篇论文圈划的具体情形吧。
文章一开头，有毛泽东写的“十六世纪”四个字，这是毛泽东对本文第一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出生于明代中叶（约公元一五一○年——一五八○年）”的批注。接着本文作者写道：“正是明成祖制定严刑峻法、残酷迫害人民的时代”这一句话下面，毛泽东划了两条横道，句末还连划了两个圈。我们知道，毛泽东读古典小说，不仅当作小说看，而且当作历史看。他是很注意作品和作者的社会背景的。这里的圈划，至少也表明了这一点。童思高的这篇论文共分六个部分，毛泽东圈划最多的是第一、二、五、六这四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引了原著第35 回中孙悟空和李老君的一段对话：大圣道：“你这老官儿，着实无礼。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钤束不严的罪名。”老君道：“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试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天去也。”大圣闻言，心中作念道：“这菩萨也老大惫懒！当时解逃老孙，教保唐僧西天取经，我说路途艰涩难行，他曾许我到急难处，亲来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掯害，语言不的，该他一世无夫！——若不是老官儿亲来，我决不与他；既是你这等说，拿去吧。”
这段对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每一句下面都划上了横道，其中“该他一世无夫”一句，除了划横道外，句末还连划了三个圈。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段，作者引了孙悟空说的一句话：“若专以相貌取人，干净错了。”毛泽东读后分别划了两条横道。接着作者又引了唐僧说的一段话：“我等三个徒弟相貌虽丑，心地俱良，俗谓'面恶心善’，何以惧为？”毛泽东在阅读中，前两句下面分别划了一条横道，后两句下面分别划了两条横道，末尾还连划了三个圈。孙悟空和唐僧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毛泽东读后又划又圈，表明他对这些话的赞同的心理取向。
童思高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中，在论述神魔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时，写道：“统治阶级的作贱人民和妖怪的害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民的大害。”作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西游记》，因此格外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大概是作者的分析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吧，所以，毛泽东读了这句之后，在“作贱人民”“妖怪的害人”九个字下面都划上了横道，后两句下面都划了浪线，句末连划了三个大圈，因为不是段末，所以划的三个大圈把后面一句话的前两个字都划进圈里了。可见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时的心情是不寻常的。
这篇文章的第六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中，在谈到“神佛既是要唐僧西天取经，为甚么又要使妖魔为难，增加取经的困难呢？”作者在这里引《西游记》第77 回孙悟空说的一段话：“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教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毛泽东对孙悟空这段话很感兴趣，阅读中差不多每一句下面都划上了两条横道，第一句、第二句后面都划了一个大圈，最后一句末尾划了三个大圈。如此又划又圈，在毛泽东读过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是仅此一处。圈划的几种符号非常突出，特别引人注目。这段话是孙悟空在去西天途中遇到严重困难时说的一段生气的话，也是一段牢骚话。它是孙悟空在特定的条件下的一种逆向思维的反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孙悟空的这种逆向思维，从思维方法上来说，毛泽东似乎觉得它是合乎逻辑的。解决问题，能从不同的思路去思考，去提出问题，不拘泥，不守旧，这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和提倡的思维方法。大概是心里赞同或者是称道孙悟空的这种思维方法吧，所以，他在阅读中才如此圈划。不过，正如本文作者所说：“若果如孙悟空这样说，也就没有取经故事了，也就不会有《西游记》这部小说。”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不会不理解的。
除了张天翼、童思高两篇论文外，《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还有萧歌、竞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西游记＞读后的一些体会》。这篇文章，毛泽东在阅读中也有许多的圈划。本文作者在谈到吴承恩与《西游记》创作的社会背景时写道：“吴承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样的社会现实，已足以使他愤世嫉俗，何况他又是个失意者呢！他在科举上很不得意。虽然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但并不为当时统治者所赏识，。。”毛泽东在读这段话时，除划横道外，在“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这句话旁边还划了一个问号，它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划的唯一的一个问号。这里作者引用的对吴承恩评价的一段话，出自《天启淮安府志》。这样评价吴承恩，是否与实际相符？大概毛泽东对此有点疑问，所以阅读时就划了一个问号。在谈到吴承恩创作时的思想感情时，作者还引了吴承恩的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延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这首诗揭露了豺狼当道的黑暗局面，表现了作者胸中的愤慨，毛泽东很爱读，每一句下面都划了浪线。接着，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吴承恩，本文作者又引了吴承恩的一首《满江红》词：“穷眼摩挲，知见过，几多兴灭，红尘内，翻翻夏夏，孰为豪杰？傀儡排场才一出，要知关目须听彻，纵饶君局面十分赢，须防劫！”词中，吴承恩对统治阶级的骄傲、虚伪、昏庸、愚昧，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警告。这首词的后半阕，作者嘲笑那些贪图高官厚禄、封子荫妻的士大夫们。吴承恩写道：“身渐重，头颅别，手可炙，门庭热。施安排娇面孔，冷如冰铁，尽着机关连夜使，一锹一个黄金穴，被天公赚得鬼般忙，头先雪。”吴承恩的这首《满江红》，毛泽东很喜爱，句句划上了浪线，每一句后面还划一个圈。看得出，这首词，他读得是非常认真的。在《西游记》研究的论文中引用的吴承恩的诗词，毛泽东都如此爱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对我国古典诗词具有特殊的兴趣。
萧歌、竞华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一篇附记，是这两位作者给编辑的一封信。实际上是作者对上述文章中谈到的一些体会的补充和说明，也是用6 号宋体字排印的。字虽小，毛泽东也都一一阅读和圈划了。
这部论文集中，还有沈玉成、李厚基的《读＜“西游记”札记＞》，沈仁唐的《〈西游记〉试论》，李大春的《读＜西游记＞的几点心得》，等等，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也有许多圈划，这里笔者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毛泽东读《西游记》，和读我国其他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一样，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联系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实际，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理解，去运用，去说明实际问题，所以，到了耄耋多病的晚年，他老人家还常常黄卷青灯，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