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来多伦多的第四年，回想起第一个月来多伦多的时候，那会儿虽然学习、生活都还没安定下来，我就开始打工了。
那会儿想着，天天花着从家带来的钱，毕竟有种坐吃山空的感觉。一天，有个中国朋友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一家中餐馆试试，每周二、四、五、六晚上上班，一次4小时，每小时7刀还有小费。第二天傍晚，我就跟着朋友去了那家餐馆面试。
餐馆叫Pink Sushi，是一家离学校不太远的小门脸儿，经营的是日本寿司。日本菜简单卫生，容易制作，利润也高，一份不足以塞牙缝的寿司可以卖到5—10刀。难怪许多中国人也跑到多伦多开起了日本寿司店。
面试我的老板娘Ada时尚、漂亮。她说我的工作是接电话。在我熟悉菜单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她不动声色地看着我说：“接电话呀。”对菜单还一无所知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抓起听筒。就这样，连一句“开始吧”都没有，我就开始了在餐馆打工的日子。
接电话的工作无非是记录下外卖的定单，但这绝非简单的工作。光是看菜单上大串大串的名字，我的头就大了。彩虹卷、加州卷、辣吞拿鱼卷……几十种寿司和日本菜肴，除了死记硬背外别无他法。但无论如何我也记不住每种寿司的原料，谁让我无缘品尝呢。每次有人问：“小姐，你们的蜘蛛卷里都有什么呀？”我就开始挠头，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嘛，有一只炸螃蟹，还有青瓜吧，不，是黄瓜。”
每次接电话，除了要记下客人点的古怪菜名，还要记下他们的特殊要求。有人会要求加双份的姜、酱油或色拉酱。此外，还要准确记录他们的地址和电话，不能出错，否则，司机找不到地址，我就得两头挨骂。记下来的菜单一式3份，一份留在前台，一份送进厨房，还有一份送到专门制作寿司的“寿司吧”。我必须分清哪道菜是厨房的，哪道是寿司吧的。
打工的日子长了，各种附加“劳役”也纷至沓来：端茶倒水、收拾狼藉的餐桌等等。起初，被帮的人还会说声“谢谢”。日子久了，这些都仿佛成了我应该做的。如果不去做就会被认为是笨手笨脚，没眼力见儿。
小费是大家一起分的，但是这个钱是不能强制客人给的。遇到懂道理的客人还好，基本都能给10%-15%，有的客人还会给到20%；但是也有一分钱小费都不给或者给几分钱钢镚的。我有次就遇到一大队10个人来吃SUSHI,吃了100多块钱，走的时候才给1块钱的小费。因为自己做服务生，知道做这一行的辛苦；现在都养成习惯了，自己和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尽量少麻烦服务生，吃过饭有的时候都习惯用餐巾纸把桌子擦干净。给小费也都是超过10%。
餐馆工作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锻炼人际交往能力和识别人的能人，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你在餐馆做跑堂或者酒水做久了，走在大街上见到什么人都笑嘻嘻的，到哪去别人都喜欢你，和陌生人交往起来也很自如，因为在餐馆里每天要面对多少陌生人啊，对不对。而这个识别人的能力就更不得了，你可以一看见一个人，就能摸清这个人大概是干什么工作的，事业成功不成功，这就是每天在餐馆每天交往不同的人产生出的一个职业本能。
当然在这些“打工大军”中也混杂着一些“富人打工仔”；一位“山西首富”的儿子，新来乍到便买了一辆宝马四处转悠。后来终于觉得自己也应该打工挣钱。于是他“开着宝马送晚报”的故事被大家誉为留学生打工的经典传奇。还有一些开着宝马奔驰奥迪送餐的不在少数。其实呢，多数留学生还是以学业为主，打工只是在暑假里，也就为了锻炼锻炼，挣点零花钱。曾经遇到一位“打工皇帝”，课余争分夺秒地找机会打工，从中餐馆洗盘子到在海滩上帮人撬牡蜊，什么都尝试过。他三年没回过一次家，也没像其他同学那样总盘算着去周边国家转转，他的假期生活就是打工，打工，打工。他只淡淡地说：“我出来后就没再要过家里一分钱。”
每一个成功的留学生都走过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都有一串串饱含着血和泪、凄楚辛酸的感人故事。这群在成长过程中听惯父母“修地球”故事的年轻人，在长辈眼中的“半大小子”，如今也在异国他乡体验了一把自食其力的生活。说来似乎件件都是“趣闻”，却只是年轻乐观的心自动滤去了其中的苦和累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