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破解赵紫阳对八九年“四二六社论”的疑惑

吴庸：破解赵紫阳对八九年“四二六社论”的疑惑

[史海钩沉]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责学潮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激起学生义愤。北大学自联筹委会立即声明继续罢课，北京市临时学联决定：27日全市高校学生游行，以示抗议，因此北京一二十万学生再次走上街头，百万市民夹道欢送。本来趋于和缓的学潮再掀波澜。

认为学潮是动乱与赵紫阳此前确定的学潮性质截然相反。4月22日北京数万大学生冲破阻力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胡耀邦仪式，赵紫阳认为：绝大多数学生是借悼念胡表示对腐败不满，对胡下台方式不满，对反自由化不满，对改革开放全面收缩不满。赵在常委会上说：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道理，因此，除打、砸、抢、烧、冲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保护手段。这些分析和方针，在常委意见一致基础上，以文件形式通知各地、各部门。赵访朝前，还对学潮谈了三点意见：悼念活动已结束，对学生游行要劝阻，要复课；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避免流血，但对打、砸、抢、烧、冲要依法惩处。常委同意这些意见，没有任何异议。赵紫阳回国后发现：四二六社论的发表使形势急转直下，变化真是非常的快啊。赵说，关于动乱的定性，我访问朝鲜以前，李鹏从来没有谈过这些看法，因而感到事情就是奇怪得很。根据当时的条件，只好心存疑问：究竟事先有没有人预谋就不清楚了，成为一桩悬案。（见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于2000年5月28日对赵紫阳的采访录音，全文见《前哨》杂志2004年12月号）

学生的四不满属于对党的某些重大举措的意见，不曾触及社会制度整体。当时绝大多数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的出发点的确就是这种状态。而动乱的定性则把非对抗性矛盾夸大为对抗性矛盾，把要求改进中共权力的运作提升为反对中共权力的存在，如四二六社论所指，说学潮的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定性脱离学潮本身的实际，做出的是错误的判断，从而使矛盾不断激化，寻找和平、理性的解决途径也就愈发困难重重。

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的发表过程是耐人寻味的。时机选择在赵紫阳赴朝，由李鹏主政时。据《1989 \'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中共北京市委办外厅编，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版）记载：4月23日下午赵紫阳离京，4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就开会，认为学潮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拟向中央提出明确表态、组织反击等四项建议，然后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进行研究，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这一切都是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北京市委常委会的研究是从24日下午16时开始，然后，就要求中央听取汇报。当日晚20点李鹏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听汇报，作决定。深夜0点0分北京市委常委又紧急开会，传达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部署北京市工作。对学潮方针的巨大转变仅仅用了6个小时就走完整个过程，何其神速！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发表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将于次日见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项记录表明：动乱的定性以及四二六社论的抛出，是由北京市委出面要求而由李鹏炮制完成并取得邓小平的同意。起点是北京市委，关键环节是李鹏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最后是邓小平点头认可。实情真的是如此吗？

天安门广场悼胡活动高潮是3位学生长跪大会堂台阶要求李鹏出面接受请愿书，未果，愤激的学生因此喊出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这已经成为中央全力对付的事态。按中共惯例，既然中央直接处理，地方只宜从旁协助，不应指手划脚，显示自己高明。李锡铭、陈希同却一反常态，亲自找中央要求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中央对学潮形势的分析及应对方针已作为文件发下，李、陈当然了解。作为地方领导，突然地、急迫地要求中央讨论在这一重大敏感问题上自己与中央相反的主张，要冒很大风险。试想，1961年七千人大会，毛一再敦促，陈云却一言未发。为什么？他吃不准毛对纠正错误的真实态度。看准风头表态，是能在中共权力岗位立足的诀窍。彭德怀突破这种潜规则，即使在上书中基本肯定大跃进也招来终生祸患，这是历史的教训。此时，胡耀邦已经因反击学潮不力而下野，李锡铭、陈希同居然毛遂自荐，提出由北京市委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如果事先不辨准风向，这些在高层混了多年的大员，是基于什么产生这样的胆量呢？李、陈此举必须有合理解释才能有说服力。

李鹏也奇怪得很。他对赵紫阳关于学潮的分析和方针本无异议，还把赵行前对学潮三点意见向邓汇报，知道邓也同意，为什么突然接受北京市委要求，马上做出与原有决定根本不同的决策？他主持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制止动乱社论，这样的大动作，如果没有十分把握获得邓支持，能够如此冒失么？如果他有这样的把握，那么，这个把握是从何而来的？这需要依据事实予以厘清。

欲破解这些疑问，自然会把目光移到邓小平身上，需要明了他对学潮的基本态度。邓长年在炮火中出生入死，在权斗中扼颈绞杀，脑子里充满克敌意识。他的自我评价高于一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21世纪环球报道》第20版）是他的透底之言。任何群众抗争，他都以为是为了动摇中共政权而来，因此，他对社会群体不满的举止向来取敌视态度，对学潮的兴起向来以闹事呼之。将社会的一般性不满升格为敌对性的破坏，这是邓小平的思维惯性。学生申诉要求，反映意见，在他看来是乱哄哄，他说：中国不能乱哄哄的，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对游行示威的镇压成为他的首选对策。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邓选》3卷212、286、211页）这些话是他在1987、1988年说的，可见，镇压在他脑子里已经盘桓很久。4月25日，即发表四二六社论前夕，他向李鹏、杨尚昆提出三不怕：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信报》2001年1月18日24页）这三不怕突显了这个掌握最高决策权的人充满杀伐意识的暴虐之念。为掩饰这种强烈的杀人意图，动乱二字成了邓小平的诛心之术。当时除了他，有谁敢于废止赵紫阳与学潮和解的疏导方针，将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

中共是传统意识十分守旧的政党，保守派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潜在优势，尽管毛派已不在台上，他们的力量仍然根深蒂固。这使邓小平不能不向保守派倾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他声言：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选2卷291页）他说：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党的文献》1999年1期35页）不过，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并不看重意识形态的尊严，他口中的尊毛、崇毛只图一时作用，只要能够安抚毛派拥邓就算达到目的。党内还有一部分开明派，他们从文革所受灾难中清醒过来，要求弃旧图新，使党新生。这部分力量是邓小平为保住自己的核心地位不能不依靠的。胡耀邦、赵紫阳是开明派的领袖，是邓取得政绩的左膀右臂。没有开明派的努力，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以，邓又不能不向开明派倾斜。在左右势力的平衡中，邓并非是中立者，他所倾斜的基点是很清楚的。有一个典型事例可以说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他最初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冯兰瑞：《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待讨论的范围扩大和深入后引起保守派不满，说是在砍旗、非毛化，邓立即下令停止讨论，并宣告今后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作规范尺度。邓还公开声言，他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保守派（邓选3卷209页）。所以，究其实，他是新时期的保守派，一个后毛时代的专制核心。这样一个专制主义者被学潮搅得不安宁，乃至动起杀戮恶念，因此谥学潮以动乱之名不是势所必然吗？

至此，赵紫阳对四二六社论出台究竟事先有没有人预谋的质疑似可给以肯定的回答了。北京市委一反常态和李鹏迅即应和的背后必有强大的权力支撑，促使他们突然强硬起来，而且一直强硬下去，成为死硬的镇压学潮派。反之，如果没有强大的权力介入，北京市委的反常和李鹏的出奇反应都是难以理解的。这个背后的权力就是邓小平。赵紫阳企图与学潮和解，被邓视为软弱，所以趁赵赴朝时机，突然抛出动乱定性，造成强压势态，企图迫使赵接受既成事实。无奈赵不为所动，不能紧跟，反而要求抛弃社论的动乱定性，乃至最终与邓分裂。至于权力向镇压倾斜的意图如何传输给李鹏和北京市委，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揭露，但这个传输过程无疑是存在的。所以，四二六社论的始作俑者，应该说，就是邓小平本人，他是挑起学潮一浪高过一浪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