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学琐谈--听真华长老讲故事(2-11)

二十一转业万里
  举办退役士兵受训的目的,是希望退役的士兵们,走入社会后能做一个奉公守法、恪尽职守的人,给社会人士一个良好的印象。
  我是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接到退役证明书,也就是同年同月同日被送到花莲县政府。那时花莲县长叫杨仲鲸,他给我们讲话的时候,给我们灌足了迷汤,打足了气,他说:“你们都是‘百战功高’的勇士,都是‘英雄’,走到社会上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如果在服务机关有了困难的话只要告诉我,我会尽一切力量为你们解决……。”
  但后来事实告诉我们,到了服务机关,不但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竟连普通的欢迎也没有;有了困难去找他,他不但没有替我们解决问题,连面也见不到他的。因此,有不少退役的朋友,与服务机关的主管人员,时常龃龉不合,甚至大打其官司。原因是:退役的朋友们以为:“俺是抗日流过血汗的军人,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敢阿猫阿狗地驱使俺?”主管人员则以为:“流过血汗算什么,现在既然做了咱们机关里的工友,咱们就有权像驱使一般工友一样地驱使你。”
  感谢观世音菩萨的加被!我当工友的一所学校里,不但校长、老师们待我客气,就是几百个小学生对我都以“老师”称之,没有一个人阿猫阿狗地驱使我,也没有一个人看不起我。遇到校长或老师们叫我去做一件事,都是带个“请”字,如说:“请你来一下,老刘!”或是:“老刘!请你拿张纸来。”现在在花莲大富国民学校当校长的沈定一先生,就是当时那所学校里的校长,也就是我转业服务时期的主管,他当时把我看作朋友,现在仍把我看作朋友,一九六○年冬我同宽裕法师(现住台北善导寺)和圣明弟(现住新店竹林精舍)去大富看他的时候,他高兴极了!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宿舍,指着挂在墙壁上的一个大镜框对我说:“我的太太为了尊敬你这个和尚,把你去年寄来的一张照片,特意放在几十张照片的中间。”惹得宽裕法师和圣明弟大笑不止。也许有人要问:“你有什么本事,会与校长、老师和学生们处得那样好呢?”我说句老实话,我一点本事也没有,我只是本着“在什么地位说什么话,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两句格言,去做人做事而已。
  我服务的一所学校,叫做长桥国民学校,因为那儿的地名叫“万里桥”,所以这篇小文的题目叫做《转业万里》。我到这所学校报到的那一天,正是星期假日;校长、老师们都不在,只有几个小学生在操场上游戏。我走到学校的办公厅前面遇见一个年轻的少女,她看看我没有作声,便走进了一间教室。不一会她又从教室里走了出来,见我仍站在办公厅前面出神,便很大方地问我道:“你哪儿来的?有什么事?”我随即告诉了她,她笑了笑说:“你原来是县政府派来的,那么,请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去宿舍请校长来。”说过,她就走了。
  约莫等了一点多钟,来了一位风度十分潇洒的青年人,他见了我即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校长。你有县政府的公函吗?”我向他点点头,随把公函取出递给他。他看了看,又说:“很好!”他又指着那位少女对我说:“她也是我们学校里的工友。现在我就把你们的工作分配一下,你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她。”结果他分给我的工作是:敲上、下课的钟,整修校园里的花木,寄送公文、信件;那位女工则担任倒茶、印油印、打扫办公厅等工作。这样的工作大概做了一个多月,校长又命我任收发、写钢板、整理归档文件、晚上看办公厅。敲钟、寄送信件等工作复由女工担任。并且,我除了每月应得的一份薪水之外,又津贴我新台币九十元。于是,女校工看到眼红了,她不止一次地向校长提出抗议,说校长偏心,但校长却一笑置之,不加理睬。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校长、老师们都到凤林看电影去了,我一个人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突然女校工走了进来,她好像没有话找话说似的,问我:“星期天为什么不到外面玩玩,看看电影,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做什么?”
  我抬头看她一眼,随即摇了摇头,表示不愿出去,也不愿意跟她说话。
  但她毫不在意地竟在窗前坐了下来,接着像调查户口似地又问:“你是大陆哪一省人?家里还有爸爸妈妈吗?兄弟几个?有姐姐妹妹吗?听说你在大陆当过和尚?真的吗?你当过几年和尚?当和尚能不能娶太太?”
  我被她问得又好气又好笑,合上书本,反问她:“你问我这些做什么?”
  她笑笑说:“我们是同事嘛!问问有什么关系?”
  我说:“问问当然没有关系。可是,我现在正在看书,哪有时间与你话家常?请你到外面去玩玩吧!将来有空再对你说。”说过,我又打开了书本。
  她见我下逐客令,倒觉有点儿难为情,然而她坐在那儿仍没有走的意思。沉默了一阵子,她又问我:“听老师们说你的学问很好哩!还看书做什么?你是不是想将来当老师?”
  她见我不理不睬,只管看书,于是又自言自语地说:“当校工的人学问再好也不会当老师的!不要再看书啦!出去看看电影,玩玩吧!”
  我听了她的话,不禁笑了起来。
  她问我:“笑什么?”
  我说:“笑你太小看了自己,只要有学校,校工不但可以当老师,当校长都可以。我就是为了想将来当校长,才用功看书的。你不也是读过初中的吗?为什么不继续用功?”
  她不信地看看我,说:“好笑!我就没有听说过当校工的人,可以当校长。”
  正说着,校长从外面走了进来,他见我同女校工在谈话,对我笑了笑,然后问女校工:“你是不是来请老刘去看电影的?”
  女校工娇羞地向校长一笑,一面说“不是,不是”,一面跑了出去。
  校长又向我笑一笑,说:“阿×待你不错!”说过,又是一笑,笑得非常的神秘。
  等校长走后,我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校长心里在想什么?不然,他怎么会有这种异乎寻常的笑呢?”

二十二大病不死
  光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一九五二年的岁月刚刚逝去,而一九五三年的时日又悄悄地走来!一天,我正在办公厅里写钢板,猛然打了一个冷战,接着又哆嗦了几下,腿一软,便倒在一张藤椅上,不省人事了!
  这时候我已同校长,和三位自称“王老五”的老师,住在一栋日式宿舍里。等我醒来,已躺在宿舍自己的床铺上。我望了望,静寂寂的一个人也没有,心想:“奇怪呀!刚才我不是还在办公厅里吗?怎么现在睡在宿舍里?”当时除了口干舌苦,渴得要命之外,并不觉得有任何痛苦。因为宿舍离学校有两百多公尺,是一个独立院子,又正是上课的时候,我知道谁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来宿舍的。但是,我总不能活活地听任渴死呀!因此,我勉强试着从床上爬起来,举步正想走到厨房去拿热水瓶,噗咚!一头又栽在地板上了,立时头上便起了一个鸡蛋黄那样大的疙瘩,所幸人没有昏过去。于是,我又努力想爬起来,但爬了几次,结果还是失败了!无法可想,我只好伸直四肢,仰卧在地板上,眼睛瞪着天花板,茫然地静候着死神的召唤!
  不一会,我听到有人在玄关上脱鞋子的声音,之后,校长带着一位医生走进来,我还认得出他是卫生所里的主任。校长见我躺在地板上,问我怎么搞的?我把情形告诉了他。但他好像没有听到似的,仍一再问我。我又大声地告诉了他一遍。而他还问:“你怎么不讲话?到底是怎么搞的?”接着就听到卫生所主任说:“不要问他啦,他已经不能讲话了!”
  我听了遂驳斥他道:“胡说,我的声音这样子大,你们都听不见,还说我不能讲话了!你们这两个聋子,真是好笑,哈哈哈……。”
  就这样,颠颠倒倒,迷迷糊糊,整整睡了五天五夜,我才真正恢复了知觉,但仍不能起床,不能吃饭,只能喝点米汤和开水。鼻子烧得往外流血,上下嘴唇起了四五个像花生米一般大的紫泡,舌头僵硬,喉管喷火,腹内像一锅刚开了的滚水,咕咕噜噜上下左右地翻腾着,浑身酸痛麻木兼而有之,想动弹一下都不能如愿,两只眼睛被眵模糊封得紧紧的,半天都睁不开。然而,我毕竟是苏醒了!我强忍着一切痛苦,用力睁开眼睛,我见校长正坐在窗台上向我看。我轻轻地喊了他一声,他急忙走到我的床边,我微弱地哼了一声,说:“校长!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地感谢您?”
  他说:“老刘!好好养病,不要客气。”
  我又连哼了几声,问他,“我睡了几天啦?”
  “五天五夜。”
  “我吃东西了吗?”
  “没有。”
  “我喝水了吗?”
  “没有。”
  “有大小便吗?”
  “没有。”
  “看医生了吗?”
  “医生每天来给你量体温,打针。”
  “医生说我害的是什么病?”
  “他没有说清楚”
  “他说还有没有希望?”
  “会好的,不过……。”
  “校长!”我又喊了他一声,又哼了几声,接着说:
  “如果我的病真没有希望好了的话,请您也不要瞒我,因为我还有很要紧的事,拜托您帮忙。”
  这时候校长看我的神情很平静,才对我说了实话。他说:“老刘!你是出过家的,我想你对生死的事一定看得很淡?据卫生所的主任说,你的病况很重,病因也很复杂;像伤寒,又像疟疾,但他诊断的结果又说都不是。他一再向我表示说他没有办法啦。因此,我昨天叫一个木匠把后院子里的一棵大树锯倒了,万一不幸的话,就用它给你做个棺材,送到光复公墓去。因为我常听你说你有一个朋友埋在光复公墓。”
  我听校长一说,一点也没有难过,反觉得很安慰。我想:“我死了真能埋在光复公墓的话,不是又可以和性悟师打同参了吗?”
  我休息了一会,又对校长说:“校长!您对我太好了,我非常感谢!不过,我还有几句重要的话对您说,请您把它写在纸上,等到能回大陆的时候,按着我说的地址,寄到我的故乡去。”
  我又喘息了一会子,才把下面的一段话说完——“我是河南省永城县山城集人,十四岁出家,二十四岁受戒,二十八岁当兵,三十一岁退役,三十二岁病死于台湾省花莲县凤林镇万里桥,长桥国民学校,埋在同县的光复公墓。这样,就可以了!”
  校长认真地把我说的话,写在一张纸上,又念了一遍给我听,他即端给我半杯温开水,我喝了两口,觉得又腥又臭又苦;我摇摇头,他把手撤回,我则又闭上眼睛昏沉沉地睡去,但始终没有想到念一句阿弥陀佛!
  一天晚上,在似睡非睡之际,突然看见一个老头子,挑着两个箩筐,一个里面放着几样供菜,一个里面放着一张小桌子,他走到我床前把担子放下,先把桌子放在我的肚子上,然后又把供菜一样一样地在桌子上摆好,跪下向我磕了三个头,即把供菜、桌子放进箩筐里挑走了。
  不一会,又看见一辆很漂亮的汽车,停在宿舍门外,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年纪都在五十岁左右,都穿得像绅士一样。胖子走到我的面前,招手叫我上他的汽车,瘦子则在胖子的身后摇手示意不叫我上,我正犹豫不决,突然眼前一亮,只见一位身穿白衣的菩萨,飘然从天而降,微笑着对我说:“孩子!不要跟他去,你的病会好的。”我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我死去的妈妈(其实,我四岁的时候妈妈就死了,对于妈妈的音容一点印象也没有,不知何故会生此一念),我遂大叫了一声:“妈妈”!便向她怀里扑去。可是,再睁眼一看,宿舍里黑洞洞的一片,什么也没有。我正感到奇怪,就听校长问我:“老刘,你怎么啦?”
  我说:“没有怎么。”
  他说:“刚才听你大叫一声,我吓了一跳!”
  我问:“几点啦?”
  他说:“大概十二点多了。”
  我问:“十二点多了,老师们为什么还不回来睡觉。”
  他说:“他们已搬到办公厅去睡了。”
  我问:“为什么他们要搬到办公厅去睡呢?”
  他说:“因为你呓语连连,他们听了害怕,所以都搬走了。”
  我问:“校长!您就不怕吗?”
  他说:“刚才还吓了一跳哩,怎么不怕?但是,我再怕也不忍搬走,让你一个病人孤零零地躺在这儿!”
  不知道是校长的话触到了我的心,抑是所见境界触到了我的心,我竟莫名其妙地痛哭起来。说也奇怪,不料这一哭,病竟渐渐有了起色。不过,从得病到正式离床,不多不少刚好四十九天。在这四十九天内,大便不是黑血,就是腐肉。那种腥臭之味,自己闻到都想呕吐。可是,好心的校长,和那位好心的女校工,却耐心地替我收拾,替我洗涤,此恩此德,真是使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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