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区域规划中，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均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属于新的战略部署；而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大沿海板块——长三角和珠三角，则是再次被重新部署，赋予其全新的发展诠释。
“新意”：按现代临海型发展模式重构沿海经济地理
世界上许多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或地区在其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充分利用海运物流的低成本优势，调配全球的经济资源，在沿海港口附近陆地区域发展临港型大宗原材料工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形成大宗原材料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这种临海型区域国土开发模式是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加快现代化的显著特点和成功之路。
相较可以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启动的中国沿海大开发，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海型区域发展模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在资源利用上走的是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沿海地区依托国产原材料资源，形成出口型工业经济形态；依托深水港兴建的以钢铁、石化、能源为代表的临海型原材料工业基地少。港口多为资源和工业产品出口型，进口海外资源型的工业、生活物质和能源大港少；现有的转型为进口海外原油、矿石、粮食等大宗原材料的港口吞吐能力弱。城市间各自为政，同质发展色彩浓厚。
新一轮沿海地区区域规划中，加强现代化港口及港口群建设、布局临港工业、错落发展城市群成为核心主线之一。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港口、产业、城市“三位一体”互动发展布局首次明确跃上国家级规划层面，意味着中国开始按照现代临海型经济观对沿海国土进行再开发，重构沿海经济地理，推动沿海区域开发开放迈开“新步”。
在港口方面，规划明确长三角地区要尽快建成以上海为中心、以江苏和浙江港口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要“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制能力”；珠三角地区要有效整合港口资源，完善广州、深圳、珠海港的现代化功能，形成与香港港口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珠三角港口群体；天津滨海新区要建成为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海峡西岸经济区要形成以厦门港、福州港为主，布局合理的东南沿海地区港口发展格局；江苏沿海地区要重点加强沿海港口群建设；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要打造泛北部湾港口物流中心。
在产业方面，规划明确长三角地区在沿江、沿海、杭州湾沿线优化发展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的石化、钢铁、汽车、船舶等产业，加强油气战略储备；珠三角地区重点发展现代钢铁、石化、船舶制造等产业，力争形成世界先进水平的特大型石油化工产业基地；海峡西岸经济区以厦门湾、湄洲湾等为依托，建设以石化、船舶修造等为重点的临港工业集中区，布局建设石油储备基地；江苏沿海地区集中布局临港产业，形成功能清晰的沿海产业；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挥深水良港优势，在钦州建设进口原油商业储备基地。
在城市方面，规划明确长三角地区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地区推进与港澳紧密合作、融合发展，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成员市实现错位发展形成功能组团。
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规划部署顺应了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逻辑提升。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国内资源供应瓶颈日益突出，经济发展进入从世界调配资源的时代。经济资源获取的日趋全球性特点，要求将目光投向海洋，对沿海国土开发重新进行相应部署。
“高意”：立足形成世界产业高端竞争优势
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性压力。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沿海地区履行使命的方式是：抓住世界产业分工机遇，利用廉价的土地、人力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扩张。其显著特点是：产业层次总体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在国际分工中像“压缩饼干”一样被挤压在产业链的最低端。
新一轮区域规划对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进行了“转折性布局”，其显著特点是：产业发展取向“高端”，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竞争力高端化的现代产业体系；企业发展的诉求转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级品牌 ”等。
比如，规划明确长三角地区要建设成为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集中力量积极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珠三角地区要形成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环保、新能源、海洋等产业；天津滨海新区要建成北方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海峡西岸经济区要建成海峡西岸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发展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光电、消费电子、生物医药、精密仪器、环保、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江苏沿海地区要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积极发展以风电和核电为主体的新能源产业；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要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加工制造基地，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
分析人士认为，上述“转折性布局”表明决策层正以全球视野考虑沿海地区产业结构选择，蕴涵着决策层希望沿海地区形成世界产业高端竞争优势、发挥扩大中国经济战略空间功能的“高意”。
——这一布局将使中国经济获得新的国际空间。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如果满足于全球产业链配置中的低端环节，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低端产业，发展的国际空间就将难以扩大，甚至后续乏力。要想扩大发展的国际空间，就必须重新思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形成在全球竞争中的新优势。这就需要着眼世界经济层面调整经济结构，进行产业升级，培育上游高端产业，抢登未来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产业制高点位置。而受制于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现实，能规模性担当参与国际经济制高点角逐重任的主要是沿海地区。
—— 这一布局也将“活跃”中国经济的国内空间。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阶梯性特征，沿海－中西部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中国制造业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国际竞争力，在沿海培育高端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运用“经济落差”效应，将下游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内地实现阶梯布局，这种产业的“内部回旋”，既为中西部发展打开了发展空间，又能确保国际产业链的多数产业都在中国有相对应的产业，从而能扩大中国经济的战略空间。
值得指出的是，新一轮区域规划在构建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支架中，着力对沿海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进行了指向清晰的部署。比如，规划明确上海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珠三角地区大力发展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建设辐射亚太地区的现代金融产业后援服务基地，广州市、深圳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天津滨海新区要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海峡西岸经济区要进一步发展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在世界经济格局再次陷入重组之际，如此果断、密集、大手笔地对整个沿海地区进行全面部署，蕴含着“深意”、“新意”、“高意”。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通过开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以“点”的形式对沿海地区进行布局，其初衷更多的是立足国内视角，“激活”国内改革开放；那么，观察新一轮沿海地区区域发展规划的战略设计，可以发现，明显凸显出中国新的战略诉求——寻求并确立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发展坐标。这是立足全球战略层面的战略部署，标志着沿海地区新的起步，也反映出中央对沿海地区的新功能寄予厚望。
“深意”：着眼“危机后时代”
世界经济秩序仍处于大变动大调整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加速世界经济版图重构，世界各国都在筹划着如何在旧格局坍塌的部位，把自己的影响力添加进去。中国新一轮沿海地区区域规划也明显具有着眼“危机后时代”的“深意”。
从时间上看，区域规划未来指向的时间节点要求均是2020年。2020年是中央科学判断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时间节点，这意味着，中央对当前金融危机与战略机遇期的关系已形成科学认识：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2020年的时间节点要求”表明，新一轮沿海地区区域发展规划是对“危机后时代”经济发展格局的科学远眺，是为中国发展更上层楼展开的先行布局。
从空间上看，这次对沿海地区的部署着眼区域规划，而且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一体化发展”概念，明显与以往“点”的形式布局的内涵要求不同。这意味着，中央对当前金融危机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已形成科学认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世界历史已经证明，多次区域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化解之道是进一步全球化，其结果是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预示着未来世界区域整合趋势和区域整合主导权竞争将加剧。同时，国内经济发展区域化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共同富裕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沿海地区进行区域规划，加快沿海地区融合，明显具有希望其发挥“一箭双雕”作用的用意。
沿海地区是中国面向亚太地区的窗口，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区域。新一轮沿海地区区域规划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此外，沿海地区由于拥有港口、海洋、腹地等优势，又能发挥对内通道功能，影响、辐射和带动国内区域均衡发展，也是国内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从南往北看，珠三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能发挥服务“三南”（西南、华南和中南）的功能，推动中部崛起、深化西部大开发。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能将台湾的优势辐射到海峡西岸地区，继而推动中部崛起。长三角开发开放能进一步拉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江苏沿海地区开发开放，将为处于相近纬度的淮河流域和陇海一兰新一线经济带开辟一处更便捷、更宽阔的出海通道。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将有利于辐射带动“三北”（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发展。作者：黄庭满，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