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天，吃喝拉撒睡，少哪样也不成。如厕的形式也体现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04年暑假在北京看了国家话剧院的话剧《厕所》。那天北京下大雨，不，下暴雨。很快街道上就水积成河。看戏的地点在天桥剧场，我开着车从西直门北边上二环，结果就堵在西二环上，一点一点往前蹭。过了西便门儿，才算开起来。到了剧场，戏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那个戏就是通过不同年代的厕所形式上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化。人吃五谷杂粮，谁都需要排泄，在如厕上人人倒是平等。
在早是没有公共厕所的。胡同里每个院子都有个厕所。大杂院有时会有两到三个。拿我家来说，院子中间借着西边的院墙，有一个木板搭成的屋子，就是茅房。这茅房的门开在屋子的南侧，在屋子里侧，有个大约一尺宽，两尺长，两尺深的用砖头砌就的坑；这就是所谓的茅坑儿。知道为什么说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了吧
茅坑儿东西向，在东边，又有一个斜斜的洞，向下接着下水道，有那个管子埋在地下，穿过院子，和小胡同里的污水管相接，再从那儿流向胡同口的污水井。茅坑儿上面有个木头盖子，盖子上有个木棍作提手。不用时盖上；用时拿起来搁在一边。
茅坑儿东西向，在东边，又有一个斜斜的洞，向下接着下水道，有那个管子埋在地下，穿过院子，和小胡同里的污水管相接，再从那儿流向胡同口的污水井。茅坑儿上面有个木头盖子，盖子上有个木棍作提手。不用时盖上；用时拿起来搁在一边。这一个人一天怎么也得一次大便吧。我家满员时七口人，所以这茅坑有个两三天就差不多了。怎么处理？七十年代以前，都是由清洁队的淘粪工人来收拾。当时的清洁队工人有这么几部分：清理粪便的工人，我们叫掏粪的；清除垃圾的工人，我们叫倒土的；还有一种清扫街道的，我们叫扫街的。我们城市的清洁，我们家园的清洁，就是这样一些人在不怕脏不怕累的精心维护着。
淘粪工人每周要来两次，好像是周一和周四。一般都是一辆粪车配五，六个掏粪工人。粪车由解放卡车改装而成，样子像现在的油罐车，椭圆的一个大罐，横躺在车上。车两边有些铁栏杆儿，一边一个平台，也就一尺来宽，和那个大桶一般儿长，上面可以坐人，也可以放粪桶。大粪罐的最后面顶部，有个圆口，贴着粪罐的后侧面，是一个粪桶的提升装置。工人们掏了粪，背到粪罐的后面，反过身来，把粪桶放在那个提升装置的底盘儿上，然后，一压，粪桶就被提升到和粪罐一般高，再一压，那满满的一桶粪便就被倒进粪罐里。
工人们掏粪的工具是一个木质的粪桶，底部小，上部大；最上面有半个盖儿；有一个同样是木质的背环，嵌在木桶上，掏粪工人们就这样背着粪桶走家串户。他们手里，还拿着两样东西，一个是粪勺：长长的把儿，一个铁的勺子钉在头儿上；一个是像小水桶一样的粪桶。桶是用来kuai[三声]粪的，勺子是用来清底的。
通常是这些工人们随着车来到一条胡同，车停在路边，工人们背着桶一家一家的串，进门时先嚷嚷一声：掏茅房！然后推门进来，直奔厕所。三下五除二，把茅坑掏净，背上桶再去下一家。
文革前的六四年吧，随着全国学雷锋，在北京也出现过市民体验生活掏粪热。起因是一幅照片：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在一起。当时北京有个全国劳动模范，叫时传祥，是个掏粪工人，也是人大代表。在一次什么会上吧，可能就是人大，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见到时传祥，和他握手，记者们抢下了这历史的一瞬。然后就写了长篇通讯。记得好像是刘主席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清洁工人。我们只是职位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那篇通讯一播出，大家纷纷走向清洁队，争着去背粪桶。特别是当时的大学生们。我家大姐那时已是大学三年级吧，也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去到清洁队背粪桶，体验生活。
这种挨家挨户的清洁粪便止于文革。这工作可以取消，可人不能不拉，不能不撒，不能没有这专门的地方让人去解决内急呀。于是公共厕所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