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遇阻贵人助
1993年，我计划到美国探望妻子和女儿，但三次到美国使馆办签证都以有移民倾向被拒签。我托了许多朋友做工作都无进展，我当时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妻子更是着急，托了哈佛大学校友会主席、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舒宾先生在做工作，但还没有结果。我似乎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我想起了“易经”，想起了延生，也许延生能从我面对的这混沌杂乱的世界中给我指明方向。但找不到延生，他不在北京。我转而求助远在珠海的妹妹，她在道教和佛教界有不少朋友，虽然比不上延生，但在当地也小有名气。我叮嘱她，一定要找懂“易经”的人，千万别找马路上的算命先生，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在马路上。
我妹妹把一张我们全家照片给一位大师看，大师一眼就看出我头顶上有一个黑箍，把我箍住了，使我无法出国。大师说我还是有一线希望，因为黑箍上有一条裂纹，最终会有贵人相助。他只讲了这么多，并没给我指明方向，也没说贵人是谁。
我的一个同学是中新社北京分社社长，结交了众多能人。她听说我的情况后，向我推荐了一位对“易经”有研究，算命算的非常准的能人。此人当时在上海，她已和他打了招呼，请他一定帮忙。
我和那人通了电话，他问了我的姓名和出生时间后，根据我的八字测算了一下说：“你有贵人相助，在年底前还有一次机会(当时已进入12月)，如果你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你可能再也进不了美国了。”他让我把床调个方向，由南北向调成东西向，头朝西睡，调节一下风水。他告诉我，今年我的命不大顺，即使有贵人相助，也还有一些磕磕碰碰的，但无关大局，让我放心好了。
两位大师都说我有贵人相助，看来有希望。
12月14日，妻子从美国来电话，她的美国朋友舒宾先生已出面为我向美国国务院担保，我这次来美探亲，决不会滞留美国，一定按期回国。国务院官员已与美国驻北京使馆签证处长商妥，让我再去面谈一次。
舒宾先生向我妻子交代，美国负责签证的领事有法律授予的独立决断的权力，别人不得干预，国务院也不能开后门。同意面谈，并不等于同意签证，能否说服领事，就看我的了。
接着，我接到了美国使馆签证处长的电话，让我17日星期五早八点到使馆面谈，不用排队，直接通报他的名字后就可以进来。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针对领事可能提出的问题作了充分的准备。
17日早8点，我准时来到美国使馆，门口等待签证的已排起了长队，还没开始放人进去。当我和传达室里的门卫交涉时，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一个高大的美国工作人员上班经过传达室，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后，他看了看我的护照，说：“你不是被拒签了吗？还来干什么？”“你们签证处长让我来的，我说出了处长的中文名字。”这位美国人对我进行了一番美国的法制教育：“这是在美国，不是你们中国，走后门是行不通的！你还是回去吧。”门卫一看这种情况，不让我进了。
我一下子呆住了，怎么会这样？！好在我还没被这程咬金三板斧打懵了。看他说完话要进使馆，我大声说：“给不给签证，那是你们的事，既然签证处长约我来，总的让我和他见面吧，不能你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那你们处长说话还算不算数？你们美国还讲不讲信用？再说了，是你们美国国务院通知你们处长让我来的。”他站住了，回头问我：“美国国务院？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你去问你们处长。”他拿起电话，似乎是给处长打电话。放下电话，对我说：“你跟我进去吧。”他把我领到签证等候大厅，说：“你在这里等着，会有人叫你。”说完就进去了。
一批一批等候签证的人被放进来，我目睹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凡是被怀疑有移民倾向的，都被拒签。被拒签的约占二分之一。快到12点了，大厅里人越来越少，仍然没有人理我。我进来了就不怕了，总会给我个交待。等到大厅里只剩下我一人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走到窗口一看，就是我在大门口碰到的那位美国人，原来他是负责签证的领事之一。
怎么是他？我感到不太妙。这个领事很年青，说话很直：“处长让我负责办你的事。就看你今天能不能说服我。”他已先入为主认为我走后门，特别是国务院为了我的签证打招呼，在美国是极为罕见的，作为具体经办人对此很反感。他直入关键问题：“你如何证明你不会留在美国？”我按着我准备的理由，一条一条地阐述，每说完一条，他就说“你没说服我。”当我全部阐述完时，他抬头看着我说：“你还是没有说服我。”我心立刻凉了，看来他是横了心要与“走后门”斗争到底，把我卡住。原以为国务院打了招呼会好办一下，没想到会有这个结果。唯一的区别是这次给我时间让我详细阐述理由，而不像上几次，没说几句话护照就被扔了出来。
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贵人相助得来的机会将被这位铁面无私的“一根筋”扼杀掉。我有些慌了，在慌乱中，手无意摸到西服上衣口袋里有个证件，拿出来一看是我的工作证。
自从有了身份证，工作证几乎失去了作用，我早不知道我的工作证放在哪里。这套西服是我妻子从英国给我买的，已多年没穿，这次为了面谈，我选来选去，没想到鬼使神差的从十余套西服中选中了一个放有工作证的西服，难道这是命运的安排！？
我知道机会来了，立即把工作证递了上去，理直气壮地说：“你看看我的职位，就知道我在国内是受重用的，难道我会放弃这一切而留在语言不懂的贵国谋生？”他打开看了看，转身进到后面屋里，看来他是要核实一下我的身份是否有假，或者请示他的上级。
过了半小时他才返回，又一次地问我他最感兴趣的问题：“美国国务院里你认识谁？”看来他的处长没向他交底。我反问他：“这对你很重要吗？”他没回答，拿起一张黄色的纸条在上面写字。我知道被批准了，因为我在这里呆了一上午，凡是被批准的，都能拿到这张取护照的凭据。他边写边说：“希望你能遵守你的诺言，按时回来，27日来取护照。”“25日是圣诞节，你们美国人不是最重视在圣诞佳节全家团聚吗？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和她们母女俩在圣诞节见面。”“不行！”他冷漠地行使了他的否决权。
1993年12月29日，我终于踏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没想到飞行不顺，遇上有人劫机，差点被劫持到台湾。后在上海迫降，劫机被粉碎，整个行程有惊无险。在反劫机的过程中我一直十分坦然，我坚信易经大师的话，这磕磕碰碰无关大局。
几个月后，我遵守诺言时返回北京。
感谢“易经”，感谢这些易经大师，在我最无助时，他们给了我信心。我希望他们在当前困难的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国宝“易经”的作用，为中国人民造福。
神乎，“易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