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从动物到人类，完全自闭，不寻求朋友的不多。朋友和恋人，都是人类本身的自然追求，生命需要。没有朋友的人生是悲惨的、暗淡的、死寂的、不幸的。
朋友之间感人的是义气相联，荣辱一体，福祸与共，生死同行。著名的例子有《世说新语》记载的荀巨伯遇难不弃友人的故事：荀巨伯听说朋友病重，不辞时艰路遥，赶来探望。不想正遇上异族军队攻打郡城。朋友担心荀巨伯的安危，说我是将死之人，不必伴我，赶紧逃吧！荀巨伯说，我大老远来看你，你却要我离开。在这个时候贪生怕死丢弃朋友，我可做不出来。城池陷落，敌军看见荀巨伯很是惊奇，喝问：大军压境，全城人都跑光了。你这个汉子怎么有胆量留下？荀巨伯回答道：朋友有病，我不忍抛下他。情愿用我的命，换取朋友的生！敌军震惊了，对比这种高尚情操，自惭形秽，感慨自己这群无情无义之人，见识到了什么是义。竟然宣布撤军，不但没有伤害荀巨伯，还没有破坏郡城。我看到这个故事，一方面为荀巨伯所流泪，另一方面也为那些军人所感动，他们毕竟不是豺狼虎豹之师，只知烧杀掠夺，在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道德底线。从战争的角度考虑，他们能抑制凶残，恢复善良，比荀巨伯更加难为。友情的巨大感染力让人叹服，野蛮暴力在它面前也要有所收敛，益增人们对朋友的渴求。
朋友之间暖人的是互相帮助，有通财之谊。孔子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一位朋友去世，家贫无法安葬，他便出资为之办理。一般性的资助，人们还能做到。但要像子路那样与朋友“共产”共得心甘情愿，以此为乐，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了。子路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是必须的，否则与陌生人何异。投桃报李，正可以增进和巩固双方的友谊。思想超前的子路令人佩服，然而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中容易出现经济利益冲突，很难效法。这越发显出子路的难能可贵，也更加让人看到朋友的美好。谁不希望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呢？
朋友的最高境界是彼此知心，情趣类同，精神融汇，完全理解，相互间不含功利的救助与交流。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在精神与思想的高层次中结伴同游，一起探讨，共享成果。庄子寓言中的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的友谊就是建立在共同的人生观之上。他们为自己“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为都能看破生死世界而愉悦，所以“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他们跳出了世俗的束缚，只求内在的心灵相通，鄙视外在的虚情假意。在子桑户的葬礼上，孟子反、子琴张“或编曲，或鼓琴，相合而歌”，感慨着朋友已去，而我犹存，表达了真切的哀思。子贡看不惯，质问在死人面前唱歌是否违反了礼制。孟子反与子琴张根本不予理睬，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会心一笑说，子贡哪儿懂礼的真谛。其实孔子自己也不遵从世俗常礼，“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朋友赠送礼物，你若拜来拜去，确实大煞风景，显得重朋友不如重礼物。孔子不拜其它，只感谢朋友送来的祭肉，因为那是对神灵祖先的尊重，这正表现了他不同凡响的高明之处。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情也是世所罕有。马克思生前，他们相互帮助，死后，恩格斯并不后悔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借助医术拖延马克思的生命，他维护的是朋友的尊严。他认为“医术也许能使他再拖上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残生而不是立刻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绝不是我们的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渴望去完成它而又苦于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他常常喜欢讲伊壁鸠鲁说过的一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伟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残生，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强时痛骂过的庸人们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这强过千倍。”我相信马克思一定会像他们以前讨论过的许多问题时一样欣然同意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跟庄子不无共通之处，他们的感情决不是凡夫俗子能理解的。
白居易和元稹是另一对著名的朋友，凡看过白居易给元稹的信，都会被开首连呼“微之，微之”烫化，浓情浸润心胸，牵出热泪。他们的友情“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是古代文化史上知心、知己的典范。
真正的朋友心灵相通，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会有“天涯若比邻”的感觉。即使没有语言交流，也能心领神会，充分理解。俞、钟之交，来往不多，时间不长，然而没有人比他们更能明了对方心曲，情趣所在。钟子期死后，俞伯牙摔琴绝奏，表达的那种悲痛远比哭天抹泪要更加痛彻心脾。千古知音，确实令人神往。
意会神交，莫逆于心，是默契到极高程度的结果。神交往往带来超越凌虚的美好感受，而一旦面对面，很可能带来破坏性的改变。因此理想朋友之间往来主要还是借助文字表达。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通过文字交流观点，讨论问题，沟通思想，分享感悟，谋取支持，寻求忠告，共同承担着喜怒哀乐带来的困惑与压力，携手度过丰富多彩的人生。当然友情的传递不必限于文字，荀巨伯是以命会友，俞、钟是以音会友，以其它方式会友的也同样使人感动。
朋友惟其难得，才使人深深感动，才使人切切渴望。它本应让人慎重，然而它却是现代汉语中用得最随便的一个词，从异性到同性，从同辈到忘年，从旧交到初识，都可以称之为朋友。是一种无性别，无年龄，无辈分，无亲疏，无远近，甚至无交情的关系表达。在很多场合，除了表示虚假的亲密外，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你被称为朋友时，它只标志着你是一个熟人，或者仅仅是认识而已，丝毫不能说明你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如果你要把它当真，马上就会有一群人笑话你太天真，不成熟，易上当，并用讲述常识的口吻告诉你一个尽人皆知的真理：朋友是最不可靠，最应提防的人。
友情和爱情一样，有时来得容易，有时去得飞快。有时到处都有，有时遍寻不着。它和爱情一样维持费力，长久更难。它和爱情一样，都引发渴望，让人产生很多幻想，终生追求不舍，但给人们的伤害也最深。它和爱情一样，常常让人看不透，不能确定究竟是假意，还是真情。它和爱情一样，犹如纱巾半掩的妙龄女郎，美好得朦朦胧胧，娇艳得模模糊糊，圣洁得混混沌沌，以致面目不清，多少人穷其一生仍未认识全貌。
自古人们就有一种意识，光说朋友那是一种含含糊糊的关系，它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在使用它时必须加以各种限制词来界定，古人说有益友、损友，今人说有好朋友、坏朋友。对它的理解与侧重也是因人而异。就以大陆曾经流行过的两首赞颂朋友的歌来说，其一虽然慨叹“千金难买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不容易得到。但是它又将朋友的概念庸俗化，强调了实用的和功利的一面，“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希望“到处是朋友”。尽管演员唱得十分动听，然而内容却经不起推敲，让人哭笑不得。另一首直接以《朋友》命名的歌则高了一筹，认定朋友的作用是在困难来临时，及时赶到，共同分担。而朋友顺利时，则悄然远离，不予分享。如果不仅仅从单方面考虑，换位思索一下，你远离了，清高了，可你的朋友还是朋友吗，你这样做不是陷朋友于不义吗？我们仍然不能从中得到关于朋友含义的真谛。
中国古代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作为五伦，视为“达道”，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各有交往的规则。朋友之间没有上下等级的约束或家族的血缘亲和纽带，所以关系最为脆弱，难于把握，易于生变。背叛、出卖、背信弃义，反目成仇，落井下石，史不绝书。翻开古籍，各种绝交信目不暇接。难怪中国诗人愤怒了：“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西方智者亚里士多德更明白到绝望：“我的朋友们啊，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但是人不可能把自己关在家族的小圈子里，不和外界发生来往，毕竟朋友不全是损友与狐狗之属，有朋自远方来，喜怒不形于色的圣人也“乐”得一塌糊涂。于是古人花费不少心思，绞尽了脑汁，寻求补救。
一、 提升。《尚书》说“友于兄弟”，古人把“友”与“兄弟”连在一起，因为兄弟关系本来就有团结友好的成分。所以子夏才能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里的兄弟实际上是朋友。将朋友提升成兄弟，是要增加凝聚力和稳固力。后世民间结社受此影响，往往以结拜形式为主，辅以强调“义气”。然而光讲义气，荣辱与共，容易模糊是非界限，是层次较低的朋友关系。再说四海之内真的都能成为兄弟吗？子夏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正杀得人仰马翻、血肉横飞，自然根本做不到。最受推崇的水泊梁山好汉们本来便各怀心思，一旦招安，一百零八个兄弟立刻星流云散，分崩离析，就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愿望中，大多数人达不到“亲如兄弟”的程度。
二、 确定支撑点。提升是空想，血缘关系的标签贴不到朋友的身上，勉强贴上去，很难紧密牢固。何况兄弟关系也不能保证没有问题，巩固朋友关系的途径便确定在伦理道德上。首先是“信”，也就是不能相互欺诈。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的理想社会中有一条“朋友信之”，所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他的学生秉承师训，对“信”格外重视。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每天三次做例行自我检查的内容有一项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其次是恭敬，孔子称赞“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万章向孟子请教应该用何种心态对待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孟子回答道：“恭也。”子夏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前提也是“敬而无失”“恭而有礼”。最后是平等，孔子告诉子贡，在一国中，对比自己地位高的“大夫之贤者”要采取侍奉的态度，对和自己地位相等的“士之仁者”则持“友”的关系。孟子更明确主张：“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社会地位身份的差异悬殊，势必影响朋友间的关系。而前两项也不是人人都能遵守的，年龄稍长可能便端出了长辈或家长的架子，而发达了、阔了也容易轻慢了旧友，自然出现隔膜，很难进一步交心，因此朋友，特别是一般的朋友仍然是不稳固的。与孔孟有些沉重的朋友观不同，庄子喜欢轻松自然的关系，鄙弃人与人之间存在功利，认为“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他欣赏相互心灵的融会，无功利污染的交往，彼此互助而不拘形迹，所以，他推崇建立在无逐利需求的“天性”基础上的关系。
三、 选择标准。朋友是臭味相投、类聚群分、亲密交往产生出来的。在“芝兰之室”和“鲍鱼之肆”的作用下，很容易相互沁染，导致差别极大的或好或坏的结果，甚至关系身家命运。古人对此极其重视，墨子在《所染》一文中曾特别论述过，因此择友不能不慎。孔子从品行和知识方面明确划分了三种益友，三种损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交友自然要近益友，远损友，所以孔子特别责令弟子“无友不如己者”。孟子也认为：“友也者，友其德也”，但又不能像伯夷那样“非其友不友”，过于狭隘，把交往圈子限定太小。“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东汉时，朱穆有感于当时流行结党营私，大悖古训“朋友”之意，不愿同流合污，遂作《绝交论》，宣布自己要洁身自好，断绝与人的来往。蔡邕认为他太偏激，把朋友之谊看得过于严重，不同意一概而论。君子是要慎重考虑别人为什么结纳自己，审视自己之所以与人交往，但是不能“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应该“择其正而黜其邪”，有选择地结交朋友。
四、 把握尺度。朋友关系毕竟比较脆弱，必须谨慎处理，准确把握距离远近、往来疏密的分寸，才能保持长久。孔子的学生子游说过：“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来往太多，有时不但不能增进友谊，反而引起厌倦，造成疏离。朋友之间要“恭”“敬”，也是要拉开一点距离，不能过分亲狎。孔子认为朋友之间有规劝的义务，然而规劝要掌握火候。达不到目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就要及时停止。子贡问“友”，孔子回答：“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庄子的观点成为后世人际关系的左右铭，人人耳熟能详，“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水尽管味道寡淡，却是维持生命的需要。甜酒虽香甜，却可有可无，人的交往也是如此。这话不无道理，但是淡到什么程度才合适，还是很难找准。搞不好就会或淡而无味，或甜得发腻，最终破坏友谊。明朝的陈眉公专门开了一个包治百病的方子：“先淡后浓，先疏后亲，先远后近，交友道也。”然而怎么配药，每样几钱，他不管了，因人而异吧。
人们的兴趣爱好、道德品质、文化修养、身份等级、结交来源及目的不同，相互之间关系从认识、熟悉，到一般朋友、好朋友的内涵也就呈现很大差异，并由此显示出几个层次。真朋友、知心朋友、患难之交、刎颈之交固然好，其他朋友也有难得之处。朋友概念的外延不易扩得太大，也不易缩得太小，偏执哪一种都是交往关系上的病态。
说到底朋友之间最重要的还是相互理解和宽容，不能过分强调自我，什么都以我为中心，以我划界。子夏曾经告诉门人交往的道理：能交的交，不能的拉到。子张不同意如此简单的处理方法，君子一方面要尊敬贤哲，另一方面也要容纳一般人。嘉许善的同时，还要同情做不到的人。如果光从自己出发，难免无法自圆其说。假若我是一个大贤，那么对什么人都能容忍。我要不是贤人，别人将拒绝同我来往，我又有什么资格拒绝别人呢？东汉末年，管宁和华歆仅在对待富贵的态度上有微小的差别，如在锄地时看到地上有片金子，管宁视若瓦石，挥锄不止；华歆则拣起后再扔掉。同坐一张席上读书，有豪华车马从门口过，管宁不为所动，俯读如故；华歆则放下书，跑出去看热闹。管宁丝毫不能容忍，立刻“割席分坐”，宣布绝交，“子非吾友也！”管宁爱憎分明，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被多少人赞许择友严格。我年轻时深受影响，曾仿效割席行为。然而现在我觉得他的行为透着浓浓的自私味道。就算华歆羡慕富贵是人品有瑕疵，那末管宁不承担朋友规劝责任，没有片言“忠告而善道之”，就绝交躲避，防止不良影响，不是考虑自己太多，而完全不顾朋友吗？这种人肯定不是做朋友的最佳选择对象。历史上，鲍叔和管仲的友谊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不仅谱写了千古传唱的佳话，而且成就了一代名臣的丰功伟绩。司马迁在《管仲列传》中记载了管仲建功立业后，发自内心的感恩之言：“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则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若非鲍叔的理解和宽容，管仲能否摆脱困境，辅佐齐桓公图霸，真也难说呢？鲍叔深知朋友二字的真正含义，亲身履行了朋友的职责，真乃千古一友！谁要有个像鲍叔一样的朋友，死而无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