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语言危机？

据说上海现在是内环线内说外语，二环线内说国语，三环线内外才说沪语。这与北京一环内是外语天下，二环内是“什锦”国语，三环线内外才听到正宗“京腔”是一回事。最直接的社会文化结果是，在城市核心地带，本地人不见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本地喜剧和戏曲难觅了。于是又有专家呼吁保护方言，抢救民俗；政府部门挖空心思，甩重金，寻对策。此乃政府政策的结构性问题。为何不先花点钱把相当数量的本地人留下，省得日后再花钱修补？ 

不过，中国统一书写语言两千二百三十年，又统一口语近一百年，前者善当其功，后者则是乏善可陈。究其原因，不外是教育体制和百姓生活的平衡与抵消。受过教育的大多会官话或普通话，平常百姓自然是乡音绕口。就是官人或干部们到了家，还不一样是融入大家庭院的自然和温暖中去？

纵观天下，此乃不二法则。如此，语言便成了文化认同的重要原因。现代化缩小了人们沟通的距离，并提拉“强势”语言的扩张力，如英语在所有领域的影响，英法语在外交场合的通用。然而，这并不妨碍在过去独尊法语的比利时，人们推动争取佛莱明语官方地位的不懈努力；威尔士语同英语在同一个大不列颠帝国中的抗争和共存；也丝毫未减加拿大魁北克以法语文化为标志的独立运动。

所以程乃珊说“上海话是活水泉，只会发展，绝不会消亡”是有道理的。何以晓得？答案自然是语言所扎根的生活是不朽的，与地球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