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心
文明是人类在应对各种自然与社会难题时熔炼出的精神救赎，是人的命运遭遇困境时生发的情感体贴和心灵共勉，也可以说，它在本质上都内涵着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相互珍惜，从而形成互利共荣的爱与协力。因此，就文明的属性而言，虽则有其生成环境或话语表达上的不同而出现某种差异，出现另类景观或别样的特质，如囿于观念（如极端权力或宗教意识形态）等误导而产生理解上的偏颇，或者因地域、族群和各自经验与情境的不同而表征某种文化与道德相对主义，从而造成彼时彼地正确与错误的定义和分野，但基于“天不变则道不变，道不变则德性不变”的客观事实，举凡文明所体现的基本精神都应当具有同一性，都应当具有“循天理至良知”，直抵人的意志、情感和心理层面的普遍关怀与大爱，比如都强调克己忍耐、悲悯苍生的主体自律，都反对持强凌弱、祸己害人的丛林主义。
总之，无论何种文明，只要能够入住人心并在特定处境之中生根发芽，能得到共同体多数人的维护而且能够发扬光大，其成因中就一定有顺应天时地利的苍生顾恋和人性体恤，就必然有适于其各生态持续发育与繁荣的活性因子。因而便会自然形成适应其生长发育的光热水土，并且在机能上具有强烈的排异性。所以，它们本能地拒绝干预、抵制侵权，更是近乎顽固地抗拒着出于政治统辖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基于文明本身的属性和社会功能，无论其依赖于何种不同的生发路径和历史传承，抑或囿于如何迥然相异的宗教、国家背景和主义观念，其无疑都要让人活出尊严、活出意义，活出置身天地之间应然的气派和风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应当有对一切文明主体的尊重，就应该承认，凡是能够长期承传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就都有其合理性，就一定有其值得肯定的文明内涵，且都蕴蓄着关于美和善的人性品质，从而让我们抱一份端肃与爱惜去检读那些曾经有过的人间情事。倘能如此，便可以从中品味到伦常人情内涵的悲欢离合，领略出人为的历史“塌陷”之处也有别样的世道风情。于是，我们便能透过冷硬的意识形态话语去触摸、去感受那些鲜活的人事，去叩问那些曾经被协迫、被改造，被羁押着参与“公共事务”，从而轮番演出一系列“荒诞主义”政治把戏的人物悲情。
基于这个维度，作家张宗铭先生所著反映中国“肃反”运动的系列长篇小说《女人和土匪》、《远山苍茫》等，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而颇具开拓性的叙事文本，关于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暴力主义和血腥记忆，我们或许有过诸多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的审视与诠释，也不乏基于政治和策略考量，避重就轻“走过场”式的检讨和反思性文论，但通过艺术化描述并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置诸宏大历史，进而全景式展开各色人等与中国一系列政治事件之间，诡异而颇富戏剧性的离合关系，张宗铭先生的文学努力应当具有某种先锋性特质和意义，至少，仅就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能真切到可以反刍历史的败坏之处，让人触摸那些罹难者灼热的心跳，从而领略到耽于杀伐的“政治江湖”之中，竟然也能留存着如许优美，如许烂漫的人性光亮，还真是荒疏太久了的感觉。或许，缘于作家本来就与那段并不“如烟往事”有亲近感，有直接的心理和情感体验，并置身于一系列乖谬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情景之中，才使得其作为亲历者和叙述者，常常能以全新的视角引领读者逆向审视我们的历史，检索曾经有过而且至今依然铭心刻骨的带血影象。
回望家国沉冤喋血的历史！反思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许，由于我们太迷信破旧立新的社会革命，太胶着于国家主导的“幸福”想象，并为此虚拟了一系列令人眩目，让人兴奋的主义和政治图景，因而才如此属意于高度组织化的国家主义整编改造，从而心甘情愿地领受威权主义的剥夺和“改造”，还以为这样便可以问鼎江山庙堂，可以在“美丽新时代”当家作主。盖缘于此，我们才自动放弃了主体的认知和个人化的选择，让思想枯萎、让头脑简化，并长期沉湎于“诗性政治”预设的各种光荣与梦想，然后不念亲情、罔顾伦理，动辄在人与人之间设困局，搞内讧“挑起群众斗群众”。如此一路折腾、一路忍气吞声,让暴力和复仇的心性颐指气使、泛滥成灾。其结果是要么“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将人性导向黑暗与罪恶的渊薮; 要么“等待戈多”而又一次次被戈多所嘲弄。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检讨“纳粹主义”时所看到的那样，“所谓国家意志，民族主义等宏大主题，由于其语义指涉含混而且没有明确的主体，因此最容易被极权主义挟政治正确和国家光荣的目标，对公民实施合法性伤害，这种后果必然产生对个人的整合兼并，乃至精神和肉体上的消灭，其危险性在于它们都有一种简洁而内含丰富的表述，再加上言辞内在力量的煽惑鼓动，因而便可以随时转化为灾难性的行动”。
正是导源于人性都有伤害取乐的癖好，都蕴蓄着破坏性的本能并快意于暴力抒情。因此，当一种基于仇恨与宣泄的主义或目标凌驾于人们的头脑，并获得国家行政许可，那些平日里庸俗无聊的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便都可以为了某个神圣的目标而不在乎等级贵贱和身份差别，以及和平社会中养成的秩序感和道德自律。这时候，所有人都仿佛一下子感觉到自己终于被国家重视起来，都可以因此而超越平凡而问鼎英雄的事业。于是，平常潜伏着的卑琐、畏怯，以及迫于法理和道德约束之下假扮的教养和端庄，似乎都可以转化成构陷异己、攻伐对手的壮举。这时，人性中平素压抑的破坏性元素就会被扩充、被激活，被明确而光荣的主题所召唤。不仅如此，还因为“热闹而喧嚣”的生活会让人觉得特别有意义，有引人注目的价值感, 如此, 即便是胡作非为、乘火打劫, 人们也会以为可以法不责众，可以淡出罪孽而无需顾虑良心追讨，更何况还有目标“正当性”的支持而享有司法豁免权。这既可以满足人们激情表达的需要，又能获得国家认可。这时候，任何形式的冒险蛮干都伴随着“成就感” 的催化而让人得意忘形，从而将人们集体绑定在国家意志主导的目标上。于是，杀戮不仅满足了人性喜欢呈强好胜的乐趣，同时还使庸常乏味的生活有了浪漫而又奔放的新鲜体验。所以，有学者指出：文治武功一旦有“集体主义”的”魅力”的支持，就必然会促使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化暴力事件而且有恃无恐。
面对一系列被历史强迫，被政治极端主义激发全民参与，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导致中国社会深陷于相互倾轧，彼此寻仇的“残酷游戏”，导源于权力轮班引发的历史“坎陷”, 就政治层面而言，或许始作俑者仅仅站在所谓“讲政治”的高度，因而看不到（抑或不愿看到）基于权力斗争和政治“洗牌”必然对社会的伤害。综观那些高歌浪进的历史情景，对于习惯于阴攻阳伐在斗争中处于强势的“赢家”来说，或许，浴血政治彰显的破坏性抒情和革命英雄主义着实让人心花怒放，但狂飚突进的暴力渲泄之后留下的社会悲情又何止万千！那一次次对中国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全面“整肃”所造成的伦理摧残自不待言，而长期性的暴力意识形态教育对人欲恶习的放纵和宽恕所造成的异化和误导，则足以给传统中国文明依存的精神血脉造成致命的硬伤！不过还好，张宗铭先生的文学叙事似乎不想太多触及那些“革命遗产”造成的恶劣影象，也不局限于对那些刺心扎眼的社会罪孽和人间苦情，作简单的政治与历史学疏理。因此，我们在他其几乎冷态，抑或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很少看到作家激情澎湃地为受难者鸣冤叫屈;也没有流于一般的说故事或人物排序,从而展示深陷于权力恐怖主义之下的众生苦相和社会恶行, 而是直抵一个个明确鲜活的人性主体，彰显其丰润的内心和情感质地, 然后以细腻的笔触着力于其原生态的本相描述, 尽量不让险象环生的权力之争和政治病毒与其主人公有太多“交叉感染”。即便是处于权力中枢而且身份明确，因而其立场俨然应该毫不含糊的“大人物”鄢正甫等，一系列本来应当有革命家或革命追随者（如杨永春等）“纯洁性”特质的人物，他们尽管也有被协迫而不得以参与坑人、整人的“游戏”，但他们都似乎本能地抗拒着政治全能主义对其人间本相的篡改和整饬，以近乎冥顽的“排异功能”捍卫着其做人的基本伦理和道德自律，尽量将政治置于个人主体之外，从而以其戏剧化的“骑墙主义”哲学，着力于在天使的拯救与魔鬼的试探之间寻求平衡。
面对反智运动甚嚣尘上造成的人性大面积坍塌,作家以其孩童般的纯真一次次发问，我们何以总是耽于恶劣的想象虚构对手？为何要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情殇？是什么样的政治或主义一定要驱策同胞相煎、与人为敌？要将如此深重的历史悲情，宿命般郁结于那些与“宏大主题”毫不相干的伦常人物？他们可都是良民、顺民！都无意于问鼎公权，而且疏离于政治事务，但却又都难逃劫数而被围猎、被吞噬，被卷入汹汹而来的“权力火湖”而不能自拔！尽管他们和她们一路退让，一路忍气吞声且仅仅自足于饮食男女之间平安度日，但还是无法置身事外，无法摆脱权力暴戾主义咄咄逼人的协迫追讨，从而成为那个沉沦时代的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承担者！透过作家文本讲述的陈年旧事，再一次走近那些似乎荒老的历史遗存，凝目于残存的瓦砾之间淡褪了的斑驳血痕，那些渐渐靠近的影象依然是那样亲切而且历历在目，我们随着作家一路铺陈讲解，似乎都能屡屡触及到作者倾情眷顾的人物富有质感的人性体温。他们和她们，如革命家鄢正甫，虽然被置于波云诡谲的权力中枢而且执一方牛耳，其投身政治变革的历史也不“纯洁”，而且颇有反讽意味，但他却没有因此深陷于权谋江湖而修得圆融老道，从而异化为惯于上下棋手、见风使舵的冷血政客，而是介乎传统中国人基本伦理与政治原则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此，他总能处变不惊、气定神闲地游弋于人间与魔道纠结的临界点，从而以其过人的政治谋略，尽其所能地做到在“权力洗牌”上不作为”或少作为，将纷至沓来的“整肃”扩大化可能带来的人道灾难降到最低点。无论是基于统战意图与张云轩的互动“合作”，抑或是屈从于政治大局的“肃反”与张氏分化, 乃至不得已去逼迫，他都尽其所能地持守人伦常情，并力求让冷硬的权力“剑走偏锋”，从而少伤或不伤及无辜。尤其在应对“双溪坪造反事件”如此具有重大影响，乃致可能伤筋动骨、惊动高层的“逆天大事”，其在息事宁人、“平叛镇反”上所表现出的从容淡定和运政能力，则是我们以往乃至当下的政治人物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也正是作者匠心独运并调度了一切与鄢正甫相关的各种元素如身份、处境、情感和意志等全方位填充组合，才使得这一轴心人物的政治作为与处世态度具有逻辑和常理上的亲切感和可信度。
对投诚将军张云轩，作家似乎一直避免将其政治化，并淡出他作为军人应有的英气和干练，而是着力于其文人优雅气质的渲染，以便突显中国传统书香人士含英咀华、怨而不怒的谦谦品格。尤其将军夫人唐维绮，作家似乎特别心有所仪，因此倾注了太多的柔情并用温婉调和的色素与笔法，再辅之以咏叹调与叙事曲相互配置的合弦调性，既融入了拉斐尔式古典主义端庄圣洁的慈祥仪态，又包涵了浪漫派超尘脱俗的诗性美，从而赋予其润泽而饱和的女性魅力，并将这种柔性与其家风遗脉、宗教信仰和知识内涵混装组合，全面而又饱含热情地展现其贤良淑德的品性，张扬其天使般晶莹的高贵气质。对于唐维琦，作者虽然也投以足够的同情与怜惜，并关注她作为将军夫人的特殊身份，从而以相当多的剧情描写她被权力系统围追堵截，被肃反扩大化轮番折腾的一系列暴烈事件，但作家更属意的是她作为基督徒的虔诚、忍耐和对真理的绝对顺服，以及那种植根于灵魂深处坚如磐石的圣洁品性，那种身临绝境也要“顶风”敬拜的信仰精神。如此的叙事和安排，不仅彰显了基督徒的绝对良善与渎神主义者的绝对专横之间在本质上的不兼容和冲突感，同时也塑造了唐维绮等这样一些虽然忍辱负重、屡遭逼迫，但却依然透着美好人性，并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耶稣基督为人子祭献的精神，传递着普世之爱的“文明典范”。即使她们出于无奈而被抛掷于险情密布的历史岔口恶道，她们也依然顽强地挣扎着，抵制着反智主义对人类基本价值的侵害，坚韧地捍卫着做人的尊严和足够的教养，从而以其谦卑、善良和极致的忍耐，见证了圣洁的人类之爱，彰显了明媚的人性之光。作家之所以这样的组织与叙事，一方面不仅强化了唐维绮命运的悲剧气氛从而让人扼惋、让人长太息兮以掩涕，并给予人以锥心的悲悯之痛。同时还能由此指控极端主义人道伤害难逃其咎的历史罪愆；另一方面，也给予那些深陷苦难、备尝煎熬而几近绝望的人们一种盼望，一种直抵心灵深处的慰藉和救赎，从而为“土匪”刘礼靖、地主婆戴敏等这类被“铁定”不可宽恕、不能赦免，必须下地狱的“阶级敌人”一线生机和希望，为他们能够突出重围并最终在《远山苍茫》中“入伙”双溪坪，与草根人物岑林山、干柴棍等，共同构建“另类的和谐世界”设置了逻辑上的可能性，从而使远避尘嚣的“双溪坪”与纷乱省城之间，无论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命运的关系上, 都形成了合情合理的有机连接。
我们在前文中在说过，任何人类文明形态在本质上都内涵着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和相互珍惜，都有符合其在特定环境之中生长、发育，相互依存的社会与自然伦理机制。因此，只要是人组建的社会，就应当顺服天理人道，回应人与万物生息交感的自然启示。从而追本溯源去洞察，去营造人与人，人与社会及自然关系的最佳结合状态。正是基于这一祈盼，作家才不想让人绝望，不想让权利屠场的幽魂魅影遮蔽人性对光明与美善的期待。或许，是基于作者内心的仁慈和“不忍”，因而一定要给在社会“肃反清场”中折腾得家败人亡、血本无归的落魄者留一条“退路”；抑或是举凡优秀的作家都得有源自苍生体贴的人道情怀，有为人寻找希望的理想规划，因而总是要给那些被社会罪孽推残致伤(如英国传教士亨利)，被恶劣的卫道礼俗抛弃的”零余者”（如阿彩）留点盼头，由此唤起他们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力。所以，在作者的事叙和艺术构想中，无论他们如何疲于世道倾轧，如何数度横遭劫难并一次次身陷绝境, 但作者都对之抱以深度的同情, 并着意“引领”他们逃出名利喧嚣的城市，远避浴血火拚的“主流文明”，从而一路走近“远山”，走入不惹红尘俗念的《远山苍茫》之中。
至此，作家出于浪漫主义“规划”的人道救赎和美好愿景，在双溪坪便一幕幕展开。围绕着基督徒亨利与阿彩的恋爱传奇和婚姻生活，双溪坪“土著”岑林山、干柴棍、杨老金……以及灵姑等，他们避居南国渺远深山，执守着与世无争的“惰性”与冥顽，或依天循命逐水草而居，或代代相传在林木深处养儿活女，由于得益于“造化”经年累月的涵养滋润，沐浴于天赐恩泽化育而成的风花水月，双溪坪人都是那样澄澈清白，那样灵秀而又蕴蓄着本真, 并一例透着少有的“土气”与野生性。由于远离尘缘俗道，因此他们都能心领神会并自足于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陶醉与忘情，虽也有呈强斗狠得理不让人的纠结与纷争，但都能迅速化解而且一笑抿恩仇，即便是屡遭权灾匪患的无端侵犯和骚扰，双溪坪人也仿佛能得天助, 所以, 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逢凶化吉拒敌于寨门之外。这时候的双溪坪，英国传教士亨利的普世之爱与本土乡俗礼制（如神判等）之间，虽然由于文化观念上“狭路相逢”而有隔阂，有理解和对接上的困难和障碍，因而也曾有过几则戏剧化的对抗性情节，但因为双方都立足于尊重生命，懂得谦让和宽恕等，最后都能将矛盾化解并逐渐消除歧异而走向合作。如此一来的双溪坪，不仅成为各种受难者消灾避祸、颐养天年的世外桃源，也成了消解“外邦”仇恨和各种社会罪孽的人道乐土。正因为如此，则无论是被驱逐、被猎杀，从而试图负隅顽抗作困兽尤斗的旧官僚、旧军人，以及一切有伤害性劣迹的人（如土匪强盗），甚至连曾经被革命裹挟而手刃妇婴、弑父杀兄也不会心慈手软的“土匪” 刘礼靖 (后化名阿松)等，一干被暴力驱遣、被数十年噬血政治长期摧残，从而人格心性彻底病变的人物，也都得益于双溪坪人一以贯之的苍生顾恋和人性体恤，从而日渐恢复其人性弃恶向善的良知本相, 明白了彼此兼容、惺惺相惜的怜悯与关切! 总之, 透过发生在双溪坪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与人类文化学”事件的解读，我们似可以感觉到，在作家的人生取向和文化理念之中，人性在本质上没有善恶之别，文明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要我们都能心存敬畏，理解并承认客观上文明的多样性，从而突破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意识形态决定论，消除“普世之爱” 光照人间、普渡苍生的精神与情感障碍。由此，我们便会少一些指令性、剥夺性的专横主张，多一些温和的交涉与对话，从而不排斥、不歧视，不居高临下对任何人进行“整肃和改造”。我们便能修得通情达理然后谦卑处世，学会宽容，并承认各自不同的文明形态都有价值、有意义，从而在理智与情感上肯定每一个人都具有其不可替代、不可篡改的唯一性。正是基于对普世价值的坚守，英国传教士亨利和草根英雄岑林山、土匪刘礼靖，以及革命家鄢正甫等, 虽然侧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 但却能够在铁血政治大排序、大清洗的间隙, 寻一处清净世界合作演出“残酷时代”少有的人道主义温情剧，让苦难中国山民与“日不落帝国”有了一场文明的“对话”。如此, 无论是基于历史事实 ,抑或是作家的浪漫主义文学虚构，我们都愿意从作家演义的一系列双溪坪“人道救赎”事件之中，看到那些落荒而逃的主人公有这样一个归宿。这或许是耶稣基督与远东荒老“遗民”的一次旷野“约会”，是上帝之爱对中国“草根”人群的一次温情的眷顾，其中蕴蓄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元素，昭示了“文明冲突论”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至少，这当中隐含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即“大爱无国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