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与分裂（九至十二）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内战与分裂（九）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客观地讲，遇罗克和《出身论》在当时并沒太大影响。1967年初，我从新疆回北京，到5月为止，我几乎天天收集各种小报传单。《中学文革报》我几乎期期全看，但不记得有这么一篇文章。我是在后来定遇罗克为烈士后，才完整地拜读的它。实在地讲，若不是文革官方把它定为毒草，把作者处了死刑，它恐怕早就被人忘记了。但我却正是在研读了《出身论》之后，发现当年的反反动血统论是个局，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权术。不信，诸位可以去查查，这以后中央文革就再也不提血统论了。

个中奥秘，请君细品。

炒得沸沸扬扬，闹得个满世界鸡飞狗跳的反动血统论“首犯”又成了自己人，真正从理论上批驳血统论的人，却落了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并且被公判处决一这就是现在有些人怀念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些人憧憬的毛式“大民主”。

文革中有一句经典的流行语：“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航手、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便是诸如“万岁”呀，“取得伟大胜利”呀，“伟大光荣”呀“排山倒海之势”呀，等等的谥美之词，然后就把所有“正确”“胜利”全归于毛。否定文革后，出于政治考虑，官方在淡化文革研究的同时，用各种说词，比如说毛是“伟大革命家犯了错误”，而江等则是反革命阴谋犯罪，力图把毛与江青等区别开来。这和上面提到的予矛予盾一样，结果只能是，提到文革要么不说话，要说只能说假话。

以至于到今天，谁要说真话，就会被指斥为“把所有坏事全扣在毛头上”。对此，当事人之一的江青在监狱里讲了句真话：我就是主席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从1967年我就对江青沒好印象，但我相信江青这句是真话，因为它符合历史真实，如果毛泽东不支持她，她也不是。

或者并不是太高尚罢，我所以从那个“伟大梦”中醒来，胆敢怀疑毛泽东，就是因为这个女人。理由也并不多充分，还不知道有个贺子珍时，以为毛不该娶个戏子当 “国母”。知道在她与杨开慧中间还有个贺子珍时，而且她还是第三者，就更是鄙视她，以为伟大领袖个人作风不正。再后来知道毛贺同居时，杨开慧还沒死，还在监狱里宁死也不肯与毛脱离关系，我简直快崩溃了。现在想来这多少有些封建味儿，但我们这代人当年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见得非当孔孟之徒，才有孔孟思想。

从过来的历史看，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娶了江青，晚年又把她推上了权力高峰。国人所谓的“红颜祸水”未必正确，但在专制国家，最高统治者让自己的老婆专权，结果大多是一场灾难，中国历史上这类事情太多，从刘汉开国皇帝刘邦起，大汉总少不了后宫乱政之祸。唐太宗号称贤帝，大唐到他儿子其实就亡在他的小老婆手里了。这些史事，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还干这种亡国灭种的蠢事？简而言之，他已经沒几个可相信的人了。象毛那么精明的人，不到实在沒办法时，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

这里若再加上康生、陈云，就是毛泽东“延安整风”基本班底了。到1966年5月，毛的延安班底已残破不堪，高岗死了，彭真、陆定一倒了，刘少奇是斗争对象，胡乔木、周扬不可用，陈云太右，只剩下陈伯达康生两人了。毛很清楚这两个人的本事，陈伯达是个贪图名位的书生，康生是个酷吏。陈伯达无恶名，但也干不了实事。康生党内民愤极大，成不了大事。在毛看来这两人的短处，也正是他用他们的地方，因为这种人离开了他的卵翼就不能生存，属奴才型忠臣。但光靠他们力量太单薄，这么大个国家，七亿人口，几百万军队，不生产也不行。于是他又从大跃进“促进派”中选用了陶铸、王任重。从江青的班底选用了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比较看好的几个职级不高，战斗力很强的“刀笔吏”。

从“五一六”组成的文革班子看，毛确已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所以，他只能把他那一条狗推上前台，而且还封了她个“第一副组长”，把个什么也不是的江青排在了，中央常委陈伯达之后，中央委员王任重之前，以示他老婆的特殊地位，在一般人看来，这个女人就代表了毛泽东。

以后，不知从什么渠道，社会上经常传有毛批评江青的“谣言”，而流传更广的则是在毛江结婚时，中央曾有不许她从政的约法三章。总之，使用江青确实严重影响了毛的威信。江青被捕后，官方在批判她时，经常借用毛批她“四人邦”的话，证实了毛确实沒少敲打她。但毛并沒有停止使用江青的意思，因为他再找不到一个比老婆更可信的人了。

如果不是站在为尊者讳的角度，江青在那十年的作用确实无可替代，正如她说的那样：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顺着这个思路，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革十二年，至少在林彪死前5年，发生的所有大事，都是毛的意志。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沒有任何文件佐证，但可以认为批“血统论”也是毛的命令。因为，无论江青，还是陈伯达都沒有权力决定这么大的事。从因果关系上分析，批《出身论》（实际上只是定罪，并沒象反反动血统论那样兴师动众地批）同样是毛的意思，至少也是听到汇报后，点了头的。问题在是谁将这事汇报上去的？有文件证实的只有戚本禹批过《出身论》，江青、陈伯达都沒提过这事，康生是个老特务，但这前后，他有过，改变过去以经济状况划分阶级的状况，应以政治表现来定成分的讲话，与遇罗克表述的思想近似。也不可能是康生。

那又会是谁呢？

用排除法推论，就只有周恩来与林彪两个与毛江文革派，相对独立的派系了。因为沒有任何佐证，从因果关系上，更象周派所为，但周派人物此时很少有可以单独接近毛的机会，而且除周外，也沒有能够说动毛的人，那么，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林彪一派了。

除康生、江青等人和周恩来外（当然没有把汪东兴等“内臣”算上，因为当时汪还沒有干政权力），可以接近并能够说动毛泽东的就数这位“副统帅”了。能够支持这一推测的史实有二：中央文革在公开场合，指责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为联动后台，而当时民间则有林彪是联动组织起来的说法。其二，则是个恐怕永远也揭不开的历史之谜，那就是后来企图谋杀毛泽东，颠覆了整个文化革命的林彪独子林立果。我所以把他拉出来，是因为文革初，这位醉心政活的帅门虎子却杳如黄鹤。我能收集到的资料只有“林立果曾就读于北京市第四中学，后升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文化大革命时辍学，1967年3月参加空军”，何为“辍学”？参加空军前他在干什么？这10个月，可以说是“大民主”由兴而衰的演变时期，贺龙、刘少奇的儿女出尽风头，董必武、陈毅的儿子去纠察红卫兵，林公子却有如人间蒸发，沒有任何好的和坏的记录。时年已过20的林立果难道真是个逍遥派吗？从后来揭批林彪时，公开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来看，林公子是个很有头脑的热血青年，不可能置身运动之外，既然“辍学”在家，就是个“闲人”，“闲人”就要做些“闲事”，或者和父亲聊聊古今中外，或者找小哥们侃侃大山，替小兄弟们抱个不平，出个主意，反正以他的性格和胸怀，不可能光去“泡妞儿”。以他“反革罪证”里所表现出的学识和政治倾向，他肯定对江青用“血统论”压制打击干部子弟很反感，所以当他看到《出身论》后，立刻发现它企图否认阶级烙印，而这是毛泽东“制胜的法宝”，于是在和父亲聊天时，将这篇反血统论的文章的要害告之，并花言巧语地使父亲觉得这可能是改变毛泽东的有力武器。把毛揣摸透了的林彪深思熟虑后，向毛反映了这件事。毛所以拖延了些日子，主要是他看出林是冲江青去的，但最终还是宁可收起抽打“血统论”的大棒，也不能容忍《出身论》颠覆他为中共制定的阶级路线。不过，很可能在江青对此有抵触，否则这么大的事，她不会让别人去打头炮。

这也许只是个故事，但却是唯一可能发生，唯一合理的推论。

那么，周恩来在这件事里，与林彪又是什么关系？

内战与分裂（十）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林彪是个优秀军人，是党内外公认的杰出军事家。作为一个职业军官，他得到了一个军人的最高军阶，国家元帅。应该说已 “功成名就”。战争结束后，他本想学张良“急流勇退”，无奈毛泽东还要用他当钟馗（毛在一封信里，说林要借他当钟馗。我疑此信巧日期倒置的政治伎俩，将另文评述，不赘言），一打刘伯承、二打彭德怀、三打刘少奇，他也在休养中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但他韬光养晦的本事不够老到，或者是他已预威到了刘少奇之后，就轮到他了，于是让毛觉察到了“野心”，并把他逼到了墙角。他生命最后的五年里，经历了被神化和被鬼化两个极端，从毛“最亲密的战友”沦落到最凶恶的敌人，而那个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个普通人的林彪却几乎为人忘却了。

假如不是林彪“外逃叛国”，从天上摔到地下，“死无葬身之处”，被当反革命批判，他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个溜须拍马，不学无术的“鬼臣”。但学习了其“罪证”之后，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林之“两面派”及何为“打着红旗反红旗”了。否则，我宁可违心也不会把他和周恩来联系到一起。但了解了林之“反动思想”后，我发现他原来是个可以以假乱真的演员，但演技不如周恩来。

周恩来与林彪最早是师生关系，以后是统帅与士兵关系，党的领袖与党员关系，总之在文革以前一直是上下级关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排名在周之前。众所周知，林是毛泽东从低级军官一手提拔起来的两个元帅之一，另一个是政治元帅罗荣恒，已在几年前去世。所以，当毛决定废除刘少奇“太子”（接班人）之尊时（我甚至认为，毛最初也只是想达到这一目的），几个中央常委中也只有林有这个资格。

对此，周是否起过什么作用，无据可考。但这么大的事，毛不可能不与常委们通气，从后来俩人的关系看，周肯定投的是赞成票，而且未必是违心举手。周恩来虽说与林彪在历史上沒有太多的个人交往，但并不见得不了解这位性格内向、脾气倔犟“红军之鹰”。对于林毛关系，周恩来当然更是心知肚明。在林居其头上的五年间，周处处表现出甘居其下的恣态，而林也从未对周有过非礼之举。

要弄清周林在文革中的关系，先简略回顾一下俩人的历史：

林彪，湖北黄冈人，生于1907年。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参加北伐战争，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同年4月随部队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团长。1929年3月任红四4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长沙、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率红一军团开始长征，参加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指挥所部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9月任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指挥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与罗荣桓等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战役等重要战役，解放全东北。1948年底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先后指挥了湘赣、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建国后,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

周恩来，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1624年8月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5年，参予领导了两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 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935年１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示，为确立毛泽东党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进行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３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兼总参谋长。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1962年，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在国际事务中，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在第一次亚非会议，促使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为保护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从周林两人的简历中，不难着出，他们之间始终是帅将关系。林彪对年长他9岁的周恩来也始终充满了仰慕之情。对此，不应当因林彪政治角色的转换而避讳。本来我需费很大篇幅来予以说明，不料在网上看到一篇为文革叫好翻案的贴子，正好摘录如下，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文革中的林彪与周恩来：

“令人遗憾的是，毛主席的妥协政策有一个根本性误判，毛主席错误的以为林彪会真心支持文化大革命，并将以此来依靠人民军队实现“支左”的政治任务，相对和平的瓦解保守派武装。但实际上，林彪却是个明哲保身的人物，他不仅不能实现毛主席“支左”的愿望，甚至也不能构成对保守派官僚领袖周恩来的制衡力量，林彪消极的对待毛主席的期望，使得周恩来可以通过政治局，轻易的调动军队进行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这就是“军委八条”以及“抓516分子”的种种运动。自此，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接下来的进程则是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深入思考，以及毛主席对造反派成员的小心保护。　　

林彪的出逃，是文革宣告失败的最后钟声，毛主席辉煌的一生，进入到悲怆的晚年，带着对历史的无奈，带着对造反派最后的道义责任，带着更深层次的思索，毛主席用不屈的灵魂，进行着最后的努力，虽然这样的日子，每一分钟都是对他的折磨，但是他没有放弃，他还要进行最后的奋斗，他以失败者的身份，用最后残余的威望，蔑视着对手的怯懦，而毅然发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思想文化运动，因为他已经清楚的知道，文革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民众的不觉悟，民众不觉悟的根源在旧文化，在民众对知识分子集团精英集团的依赖上，只有打破这种依赖，才能有自身的解放，才可能建立马克思所说的新的无产阶级新的联合。他甚至不顾自己的名声，去请出官僚集团最心狠手辣最干练狡猾的对手，给他政治权力，去交换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也就是对造反派成员不秋后算账的政治保证，因为毛主席早已知道，这个无赖必将成为官僚集团新的领袖，他用自己的耻辱来追寻着对战友的责任，这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凄凉。” 《文革真相与反思》

其所谓的“反思”无非是以毛为真理标准的文革套路，沒有任何评判价值。而其所谓“真相”，却从反面揭示了一个事实，林彪，周恩来与邓小平（文中被诬称为“无赖”）都是反对毛泽东的文革的“同志”。此外，也准确也列出了林周合作的证据：“军委八条”以及“抓516分子”。

其实，这个“军委八条”也许正是解读林周关系的钥匙。请诸位注意这个被称为军委八条的

中央军委命令发布日期，1967年1月28日。其全文如下：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 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在26日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28日毛后一句改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并准予下发“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林彪25日送审，毛泽东26日批示，稍加修改后，28日就批准下发。效率之高，实在有如战时。可以想见怯于应酬的林彪，都对毛讲了多少危言耸听，又正中其下怀的话了。

毛当然明白林是用军队稳定来对抗他的造反和夺权，他示意江青和中央文革讨论时删掉了，保证党委领导，军内不许成立战斗组织的内容，但他又怕军队真乱了，这从他两天里两个意思完全相反的批语就可以看出，毛晚年经常写错别字，但这样的错误似乎还沒有过。可你千万别以为这只是技术失误，26日批“欢迎”是警告诉林彪和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稳定可以，但必须不能干扰我的造反运动。同时也给江青们留下“讨论”时删改的余地，28 日，江青们删改定稿了，毛泽东才把“欢迎”改成了“不许”。据说，得知毛批准“命令”下发时，在非公众场合向来不苟言笑的林彪居然禁不住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军委八条”下发时，我所在的新疆兵团也委实高兴了几天，因为在命令下发前两天，石河子地区发生了全国首起动用了枪支的“武斗”，号称“八一野战军”的造反派4000余人，冲击农八师武装部门，夺取枪支。入夜双方发生枪战。造成5死6伤。枪战在白天再一次发生，从武装部门一直打到公共汽车站。此一战役，双方共死24人，伤74人。事后，双方互抓对立派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一女青年衣裤脱光爆尸。

命令下达后，“八一野战军”立刻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秩序刚有好转，突然来了一个叫高明乐的青年，自称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联络员，说“军委八条”是林彪背着毛主席下的“黑命令”，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就是被派来调查“1、26”事件的。一时间，这个一口陕西话的年轻人，成了各大群众组织争抢的座上客，好吃好喝好招待，吃完了就拉他到大会上去“演讲”，不多久，被取缔的“八一野战军”就翻盘成了 “大左派”，而对立的“红色野战军”则成了“保皇狗”。两派又开打了。

但沒多久，这个高明乐便露出了马脚，他这个“大学生”水平还不如个初中生，“演讲”就那么一套，稍换个题目，他就驴唇不对马嘴。以后，警方查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大学生，不是西安郊区一个农民的儿子，抓起来一审，原来是在火车上遇到几个北京的大学造反派，管了他几顿饭，训炼了他几天，然后就让他扮演了这个角色。经查，此人只有初一文化，但灵牙利齿，能说会道，所以被自已不敢冒这个险的“狡猾”的大学生利用了。后来，在关押期间我问过他哪儿来的这么大胆子？他说，他来新疆是家里太穷，听说新疆能找工作，就来了。

哦，成千上万的“革命造反派战士”，居然让一个刚小学毕业的盲流给耍得晕头转象，而这个农民的儿子只是为了能吃饱喝足，您说是那个聪明那个傻？

以后，这个西安盲流，就被称为“西安骗子”，在兵团成了个“名人”。

类似高明乐这样的攻击“军委八条”的情形，在全国各地都有，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引发大规模武斗的告急，几乎天天都有。

怎么办？被神化为“百战百胜”的林副统帅，能容许有人和他这么对着干吗！？

内战与分裂（十一）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作为研究，我以为“八条”的酝酿过程和发布日期，甚至比内容更重要。

我们翻开文革日历，就会发现1967年1月中旬到2月中旬，正是党内外两种政治力量大搏杀白热化的当儿，党外主要是大张旗鼓地打击联动（后扩大到所有反对派，亦即修正主义红卫兵）。党内则是以叶剑英、陈毅、谭震霖、李先念为代表的军政大员的公然反抗。而第一波反抗正是毛泽东批准下发“八条”的次日。１月１９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会上，因叶群突然发言点了总政主任肖华的各，并得到了江青等的附合，陈伯达把总政称为“阎王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拍案而起，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愤然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后来被称作林彪的“四大金刚”的黄永胜也发言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虎的话！”

叶剑英、聂荣臻愤而以退场抗议。

当夜，北京军区文工团造反派去抄肖华家，肖华逃到了叶剑英家。

20日，肖华问题引起老帅们光火，叶剑英为此还拍裂了手掌。会后，叶剑英把会议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气愤地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还立刻把江青叫到家中，大发了一顿脾气，盛怒之下把跟前的茶几都掀翻了，还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

22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的高级将领。毛泽东向叶剑英询问碰头会的情况。叶剑英扼要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将军们也纷纷向毛诉说他们在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的情形。毛泽东安抚大家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有了毛的这番话，24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林彪家汇报工作，并提出军队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

2月6日，在林彪的支持下，军委碰头会转移到西山继续开会。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又和聂荣臻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明确规定，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取消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叶剑英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叶剑英根据“命令”和“规定”，先后解决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第二波反抗就是史称“二月逆流”的军政联合之争。２月１１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上，四帅三总与康生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叶剑英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谭震林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怒斥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很难得参加中央会议，既然参加了我就说几句，我恨我为什么活过65岁，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我后悔我为什么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我不干了！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我说话就算数。”说完就拿起皮包要走。这时周总理说话了：“回来！不许走，今天会议上讲的话就到这个范围为止，一个字不能外传。”

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李先念还指出，在群众中进行大规模两条路线斗争，把老干部统统打掉，“是从《红旗》第３期社论开始的。”

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聂荣臻对江青等抓联动表示了不满：“你们把许多干部子弟和青少年说成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株的作法是十分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2日17日上午晚上，江青、康生把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连夜整理好碰头会记录，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开始听得还算平静，因为他太了解这几个老家伙，而此时他还必须借重他们。但听到陈毅说延安整风整人时，立刻敏感也说，怎么，延安整风也不对？但毛并沒马上表态。

同日，气愤难平的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丑化党”、“真比武则天还凶”。林彪将此信转报毛，并在信上批评：“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据后来的林秘书张云生回忆，谭震林分别写了给林和毛内容大致相同的信， “林彪和叶群在看到这封信之后，大受震动。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叶群则感到这封信将给自己带来一场灾难：林彪对之表态不是，不表态也不是。因此她赶紧把这封信从秘书手里收回去，一再叮嘱我们对谁也不要讲。然而没过两天，林彪又把谭震林的信批给了主席。主席阅后将原件退回毛家湾，林彪见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这是林彪发泄对老毛不满的真实一幕” 。

2月１８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

2月19日凌晨，毛召集严厉指责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紧急会议，通知林彪参加，但林彪仍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

后来，批林时，搞肖华，“出卖”谭震霖，都被当成林彪的罪行。肖华一事另论，单说谭震霖信一案，即便张云林所说的 “谭震林分别写了给林和毛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可存疑，林也是“没过两天”才把谭信批给毛的，也就是说，应迟于“2月１８日晚”。但“2月19日凌晨”那个会，很可能与林将谭信转毛有关。否则不令特召林参会，林拒不参会，恐怕是不想去违心表态。

佐证是，后来江青压黄永胜就“大闹京西宾馆”作检讨，黄永胜请示林彪，林让他顶住不理睬。黄一直沒检讨。

凡此种种，都足可佐证，这次军政抗争的领军人物非林莫属。这从谭震林给他写这封信本身就能看出他所代表的元老们对林彪的信任。而且我认为谭把信给林的动机，就是希望林转给毛。谭这人一向很左，但人品很好，是个心直口快的“大炮”，喜怒皆形于色，从来不搞小动作，更别说搞阴谋了。

毛所以有“2月19日凌晨，毛召集严厉指责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紧急会议”，从逻辑上讲，应是受林转谭信之刺激，但不是因为信的内容，而是因为谭居然把信写给了林彪，这是毛最难以容忍的，在毛看来，老谭可一直是紧跟他的人呀！

对此，想一想庐山会议上，毛看到李锐、周小舟、田家英都站在彭德怀一边时的愤怒，就可以明白，他一生最容不得的就是他的人“背叛”他了。

现在顺便说一说肖华。叶群搞肖华，江青帮腔，陈伯达定性。叶群是林彪老婆，所以他怎么也脱不了干系。但明里林却还替肖华讲话，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江青唆使叶群出头，林事先不知情。因为江青应当最恨肖华，为什么？彭德怀骂肖华、汪东兴为毛“选妃子”并非空穴来风，是志愿军女文工团员向他告状，以求保护，这位大帅才雷霆大作。作为毛的妻子，江青有足够理由捉弄捉弄这位天子近臣。再一可能，就是林事先也知情，沒反对，也没支持，棱模两可地默许了。林彪可能有不少毛病，但作风端正，按官方传言，他与叶群关系不洽，却并沒象臭高岗、刘少奇那样抖出他任何“花事儿”。俗话讲：正人先正己。所以，林彪恐怕对肖华之流也无好感，何况他从来与政治干部不睦。不过，林知道肖是毛的红人儿，就象他后来还以副统帅之尊去拉汪东兴一样，轻易不去得罪这些近臣，所以才故作保肖姿态，在军内两大派斗得最凶时，亲自去看保肖派组织的《长征组歌》演唱会，是做给毛看的。而后来肖华被打倒时，并沒见林争过半句，似可支持这推论。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林有消灭肖华动机，就是肖华是1955年授衔时最年轻的上将，本来就是个易遭人非议的出头椽子。如果战功卓著，象林那样也就罢了（林评元帅时就不少非议），偏偏此人又鲜有战功，一直是个政工干部。政委就政委吧，这个小肖又左得邪唬，那把红军所有功劳全归为毛泽东的《长征组歌》且不论，党内军内哪次整人都少不了他，而且一点情面都不讲，不整死不罢手。对这样的林没理由去保他。

毋庸置疑，文革林彪有借机铲除异己的行为，比如贺龙、罗瑞卿等，但5年中以他主动整的人并不多，比如轰动一时的“杨傅余”案，后来都算在他头上，其实他只是奉命宣布毛的命令而已，除余立金外，杨成武、傅崇碧却是江青搞的。

总之，无论对错，林彪至迟至1966年12月起，就开始与江青一派处于对抗态势，并巧妙地利用军内党内情绪变化，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抵制江青一派的激进做法。“军委八条”便是明证。

但有证据证明，林彪对整倒刘少奇是主动的，林与刘又有什么宿怨呢？

内战与分裂（十二）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遍查中共历史，都找不到林彪与刘少奇有任何关系。两人之间既无瓜葛，也无恩怨。

刘少奇1898年生人，比周恩来小8个月，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上过私塾，1919年中学毕业。党内资格很老，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夏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4年 10月参加长征。1936年赴华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原局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1943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1947年3月，转移到华北，和朱德一起负责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建国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从这份简历可以看到，刘少奇高中毕就加入了青年团，一生是个沒有任何职业经历，是个与毛泽东一样，甚至比毛泽东还彻底（毛还有过1年当兵的经历）的职业革命家。国内加上国外，小学、中学、大学都上过，基本上可算受过系统教育。尤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那几年，对其政治信仰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是个合格的列宁主义者。纵观其在党内职务，除短期兼新四军政委外，几乎与武装斗争没任何关系。（长征中，当彭德怀的政治部主任，不过是随军挂职而已，无实质意义）。

（这里需加注的是他入团问題，1920年，共产党还沒成立，怎么就有青年团了？答曰：中国就是先有的团后有的党。 1920年8月，上海首先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区相继成立。但这时的青年团还处于自发松散阶段，中共成立后，1922年5 月，由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选举施存统为中央书记。1925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而林彪从1925年起，至死从没离开过军队。且直至1945年，中共七大才进入中央委员行列，可以说在这对俩人都极其关鍵的20年里，他们的沉浮荣辱与对方都无任何关系。唯一一个可能影响俩人关系的是长征途中，林彪上书中央，请求让彭德怀指军所引发的毛彭过节问題上，刘少奇帮腔，与毛一起批彭，显然与林彭处于对立状态。但此事并沒造成负面结果，以后，毛还是让彭出任负有军事指挥权力的司令员之职，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林的意见。

延安整风是刘少奇政治上最辉煌的时代，此期间中共军政高层几乎无一不挨整，包括周恩来、彭德怀在内的领袖级人物在内，无不被扣上“机会主义”“山头主义”等帽子，被迫检讨，独林彪未伤毫毛，反而在七大中委选举中以最高票当选。

因此，可以看出刘少奇获益之时，林彪不但沒受损，反而也同时获了益，而且是军内最大受益者。结论是俩人无过节。

人们也许会问，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八年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聂荣臻、陈毅等将领们，都被不同程度清算，何以同为高级将领，八年抗日战争中，只指挥过一个“平型关战役”（说战役嫌大了，只能算此役中一个不大的伏击战斗），以后就因伤赴苏休养。1942年回国后，再没上过战场的林彪，不但没挨整，反而在政治上大获其益呢？刘少奇在其中是否起过作用呢？

从业已披露的资料看，可以肯定这与刘少奇无干。此期间，周恩来反而电请中央，让林到重庆以中共军人代表身份，参予国共谈判。这是周林有史以来首次合作，我认为这也重新修复了周林师生关系，林在重庆以蒋介石的学生和抭战名将身份出现，蒋是黄埔校长，周是黄埔政治部主任，林自然也是周的学生了。虽无证据说明周有意拉拢林，而且依周的为人性格，在当时沒必要，也不大可能有意为之，但对林来说，有生以来头一次能和周恩来这样的大人物近距离接近，肯定会对他留下深刻记忆，至少会使他看到周与毛泽东朱德不同的地方。我坚持认为，重庆之行对林彪直观地认识周恩来非常重要，而且影响深远。

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周对林的政治上升起了作用，须知那时周亦自身难保。

整风时另一个风头人物是康生，这位一度权倾内外的中共三巨头之一，不过是毛泽东为分化王明势力的一个可利用力量，他有能力整毛指使他整的人，有权力杀王实昧，但沒有左右高层政治格局的资格，更不可能对林彪这样级别的将领有任何损益。

归了包堆，只有毛泽东有这样的能量，而且还有这样的动机与需要。

动机，毛的整风有一个重要题目：山头主义。这当然是指军队，毛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帝王术影响深刻，对中共军内独当一面的统帅级将领总不放心，他尤其不相信那些从旧军队过来的将领们是为主义和信仰来革命的，总认为这些人“有野心”“是入股革命”“要按他的面目改造社会”，总之，凡是他内心深处有的阴暗的东西，他认为他们都有。但天无二日，毛要削平他们的山头，打掉他们傲气，磨平他们的棱角，使他们威信扫地，俯首称臣，所以，尽管他们功勋卓著，也要鸡蛋里挑骨头，整他个服软认输。

需要，但对中共武装割据最大的山头，也就是毛为之传世的井冈山（其实1929年以后，朱毛武装再也沒回过井冈山），却不能削，还必须夸大神化。山头总得有“山大王”，也就是一个代表人物。毛有这个资格，但他要当“众神之神”，不宵于一山之主。朱德也有资格，但毛不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哥与他平分秋色。彭德怀有资格，但毛认为他另有山头，而且不是嫡系。接下来轮到林彪了，尽管长征以来，这个娃娃屡屡犯刺儿，还站在朱周彭任一边，反对过他的“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抗日战争方略，还用一个“平型关大捷”证明了八路军在对日战争中，完全不必总钻在山沟里。但他毕竟是自己从营长一手提拨起来的，而且打过不少胜仗，在军内有一定威望。又从平型关之后，再沒带过兵，也沒任何实权职务，沒有犯朱彭“分散主义”的机会，是个干净人。让他代表井冈山，既能服众，也不怕他与自己分庭抗礼。亦即说，林的上升，是因为毛需要用他来代表自己，以制衡那些可能与自己平分秋色的老将老帅们。

实际上，从此之后林一直充当着这个角色。建国后，尽管毛把他党内名次提得很高，但长期不给他实权实职，庐山会议后，给了他个国防部长，又把亲信近臣罗瑞卿，谭政和与林不睦的贺龙安排进军委，实际上还是个虚的（这一点，毛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说的明白：林彪身体不好，军队主要是贺龙罗瑞卿管的），文革当了个老二，算是有点实权了，但他这个主持军委工作的副统帅，沒有毛的命令，却连调动一个排的兵权都没有。他唯一的作用就在在毛需要的时候，出来扯着嗓子吼一通，或吹牛放炮，或宣布罢这个贬那个，反正都是挺招人恨的事。

弄清了延安时林政治上升的原因，以及毛使用他的目的，我们甚至已经可以隐隐看到，从一开始林就有了制衡，乃至取代政治新星刘少奇的作用。不过在当时，包括林本人在内，所有人都不可能往这方面想。绝顶聪明的刘少奇可能都没把林彪当回事。于是他与林彪的结怨开始了，1945年，毛逗留重庆时，代主席刘少奇从国内战略出发，以中央名义派彭真为东北最高负责人，而林彪却被派往山东。但毛泽东却立刻任命尚在赴山东途中的林彪为中共武装东北地区的司令员。这一制衡与反制衡，拉开了林与刘结怨序幕，并在20年后又一轮制衡与反制衡中，被点燃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