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与分裂（17-20）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此乃转帖，我本人无观点，仅是分享学习《Cultural Revolution》这门课的资料
希望大家能够平心静气看看别人的理解
谢谢各位的关注，因为您也是这历史的一部分。

作者：白水处士

内战与分裂（十七）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上世纪80年代，以批判文革为基调的“伤痕文学”，引发了一代人的反思，尤其是当年如我一般年纪的已不年轻的年轻人，几乎无不游移在忏悔与不后悔之间。近年，网上又有“红卫兵该不该忏悔”的议论。做为一个潜心研究文革30年的过来人，我以为，应当反省，无须忏悔。因为我们，包括剻大富和牛皖平、谭立夫在内的“红卫兵”们，其实都是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局外人。根本不知这“革命”的性质、方向、目的和纲领，只是在各种内外因素的诱导下，按自己所理解的“伟大”与“崇高”在无知中无私地“跟随伟大领袖”勇猛地奋斗冲锋。

这里的关鍵词是“局外人”与“无私”。

何以说，被毛泽东誉为“文化大革命闯将”的红卫兵是“局外人”？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心中的红太阳”要把他们引向何方。其中许多人恐怕至死也不会明白，他们当的一腔热血，不过是被人当做“无知所以无畏”而利用的工具而已。

当年流行一时的长诗《理想之歌》的执笔者之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作家陶正，人到中年时，回顾当年时说：“当初我们参加红卫兵，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的。我也参加写了《理想之歌》，今天回头看看那些‘理想’的内涵是些什么？有没有‘农民造反’或‘皇权主义’成分在内？有没有封建主义的酵母？那个‘理想’是否完全符合时代潮流的大方向？……这一切都要重新地、冷静地思考和估量。20多年过去了，人到中年了，应当比年轻时减少点蒙昧，添点聪明。”

当年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司令蒯大富，在他60多岁接受采访时说，王光美“学生吃饭她还给学生打饭。所以当时什么情况呢，我们就没想到毛主席和刘少奇有矛盾。在我们心目中，刘少奇和毛主席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当时想象不出来，不可能想象出来。我家里是农村的，你怎么能想象出中央的斗争？后来吹牛的时候，我把刘少奇打倒的时候，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路线斗争的，不可能。他们工作组一进校以后，立刻就恢复秩序，说实在的也没错。我和刘少奇也没矛盾是吧。他那个修养啊，你怎么可能想到他能犯错误呢？根本没想过。”

是呀，连当年“叱咤风云”的大学“五大领袖”之首的剻“司令”都对毛泽东的“革命”无知到“根本没想过”“不可能想象出来”，又何况中学生们了。

中国有句俗语：不知者无罪。无罪又何须忏悔呢？

也许有人会对我这种说法有异议，那就让我们再回到1966年，用事实求证罢。

1966年2月，实在令人沉重，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中共高层确实形成了，毛与刘两个“司令部”。至少在毛泽东看来是这样，他与刘少奇的对立，用近乎“阴谋”与“政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刘少奇并沒丝毫反叛毛泽东的念头，在毛与林密谋动用武力之时，刘少奇还在努力争取毛的支持。2月８日，也就是毛在对十大司令，云山雾罩地大讲他的战争经的同时，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真带领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一干“文化革命小组”人员，一早就带着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的文件，乘专机到武昌去找毛汇报。并很快得到了毛的口头赞同。握一位当事者回忆说：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才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说，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他随即拿起笔来，把这两句话删了，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从中可以看出，刘少奇还是真心把毛当“太上皇”。虽然，他意识到了毛对他近乎敌视的态度，预感到毛要找他麻烦，他也明白毛对他最大不满就是“大权旁落”。但他过于迷信党纪国法，以为可以通过纸面上的法规，消除毛的敌意。而毛泽东太了解他这个“助手”了，用推太极的招式，一步一步把刘少奇引入圈套。他先诱彭真承认吴唅“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然后又表示宽宏大量的“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使你弄不清他到底怎么想的。而在许立群以为“万事大吉”了时，毛却在与林密的调兵遣将。

许立群这个人，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有两件事，人们大都听说过，开国初，毛泽东批《武训传》，领军文章就是他与人合写的；第二就是，他是后来被当成彭真“罪状”的“二月提纲”的主要撰稿人。他时任中共宣传部副部长，曾兼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是中共中为数不多的从事党务的高级知识分子。曾经是毛泽东十分欣赏的“笔杆子”。

实际上，毛从未改变过对刘少奇的战略方向，只不过此时“硬件”（军队）还没到位，对完胜还没把握（毛过高估计了刘的力量），还处于“火力侦探”阶段。

在北京的彭真们通过《二月提纲》的同一天，2月3日，毛把他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王任重："请考虑加以修改。"王阅后，于２月4 日给毛写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２月６日毛在王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彭真岂敢苔慢，立刻开会讨论。但与会者都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认为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议边改。

请注意这个“边议边改”。

彭真经过拒发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后，已感到了来自毛泽东的压力，面对毛的这篇讲话，他不可能不去啄磨毛在4年后再发它的政治寓义。那里讲的"霸王别姬"和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什么意思，放在今天与讲话时，当然不一样。当年，毛的“难免有一天要别姬”是泛指“不爱听不同意见” 的“有些领导同志”，而彭深知毛的讲话文章，所有批评都是有所指的。别姬，不就是打倒吗？

但彭真还是极认真地对讲话进行了修改，他建议加上了"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说"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常说的话"。还把原稿中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改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理由是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十条，已明确应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增加百分之五，主要因为把地富子女列到了团结范围。

其修改之认真，真可用书呆子来形容，据当事人披露，原稿中有一句"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但有人提出，在两年前，毛泽东批评过这个提法。他按毛修正过的意思，建议把这句话改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必然的改造"。但胡绳却说："必然的改造"这个提法不合适，客观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不能由人改造。最后改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这个修改过的讲话，在2月12日，经毛批准，由中央，也就是刘邓周们加上批语，与《汇报提纲》同时发到党内。

“二月提纲”被毛通过，无疑使刘少奇松了口气。他作梦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个毛亲自批发的文件，日后成了他最亲信的大将彭真被打倒的直接“罪证”，而且他还必须亲自去宣布彭的政治死刑。哦，面对这页历史，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补白一、我所以不顾文章的可读性，成篇累读地引用这些历史细节，一是为说明刘邓彭们的文牍气与毛林的磨刀霍霍的巨大反差，揭示毛在这一阶段，政治上只有手段，而无诚信，反衬那种把邓小平违背他对毛“永不翻案”保证，无政治道德，其实是不懂政治。类似这样的违诺，在毛的一生中，可谓屡见不鲜。毛违诺，就是政治策略、修正错误，放别人身上，就是不道德沒信义，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其二，也为佐证我前面提到的毛在文件上作日期手脚，和对历史文件的即时修正。

补白二、有博友以为我对毛有“个人情绪”，我不想辩白，因为那沒有任何意义。我只想告诉这位朋友，中国史家素有“春秋大义”之传统，辛亥之后，尤其是建国之后，在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指示下，这个传统被史家丢掉了。看一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吧，不仅中共党史被写成了 “毛泽东思想”史，中国近代史也成了毛泽东的历史。仅举一例：把中国抗日战争，写成是毛泽东领导的，不觉得可笑吗？

有朋友认为，建国后出版的历史，都是伪历史，建议推倒重来。这是个大工程，我还要认真研究后，才好谈意见，但我对历史的认识，却是早已定型的——

历史是什么？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与做这事的人，或曰史实。史实加上史家的评论，就是历史。评论可以不同，史实不可改变。比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了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是不可改变的史实。由于看问題角度不同，拥蒋者，可以用胜仗赞蒋如何坚持民族大义，反蒋者，可以用败仗批蒋如何恐日无能。但你不能把蒋说成，更不能说是中共和毛泽东领导的这场民族战争。

这就是春秋大义，说白了就是：实事求是。

内战与分裂（十八）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写到这里，我觉得文革序幕阶段，毛刘之间很有些像“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成”。

毛泽东常爱夸“大老粗”贬“大知识分之”，又不能不用知识分子，因为他相信“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这次怎么对“有理说不成”的刘少奇如此小心翼翼，甚至不惜违宪毁纪地动用军队？

这是剻大富、韩爱晶，以及那些“心怀天下”的中学生们，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毛这看似“杀鸡”用“宰牛刀”的笨招，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认为，刘经过多年经营，已形成了一个包括他精心培殖的邓小平在内的庞大的政治集团，党政大员一多半归属了刘，而他除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两个名头外，没有任何行政职务，若书生气地讲什么法纪，很可能落个赫鲁晓夫那样的下场，这对晚年时刻准备“去见马克思”的毛是最恐怖的事。毛几十年“与人斗”的经验使他轻而易举地想到了军队，想到了林彪。因为他太了解刘的历史，很清楚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对刘的崛起大多心怀不滿。林彪就是其中之一，他相信林是会积极响应他倒刘计划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过高估计了刘的实力，但在当时，毛不得不多加小心。

毛沒想到刘一“遇到兵”，不仅不抗争，反而还和他玩文读这一套，或者也正因如此，毛才改变了武装解决的计划，转而文斗了。

毛所以高估刘的政治能量，诚然是他本性多疑，又长期脱离实际之使然，但也不是沒有根据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就让他憋了一肚子气。但那时刘顺应了党心民心，他自忖理亏，他从来不与民心相悖。1963年，他认为大饥荒过去了，可以搞点运动，整整那些“鱼肉乡里”的官僚们了（客观地讲，尽管毛把农民玩得最惨，但农民情节始终未变），三年“天灾”饿死了多少种田人，官方虽未公布，但毛肯定知道，所以他再不高兴，也从未正式反驳过刘少奇的“七分人灾”说，刘以中央名义处理了几个民愤太大的省地大员，毛也未加干预，我们沒有证据说，毛认为刘这是在收买民心。但公安部长谢富治告诉他，刘少奇曾指示他调查三年 “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死亡问題，他肯定会对刘的动机产生种种联想。而他也极憎恨官僚体制，但他从来不会象刘那样四平八稳的就事论事，出手就是主义对主义的大手笔：“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为口实，要求进行一场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指示刘亲自挂帅。

文革后，相当一段时间，国内主流媒体为反衬文革之恶，把前十七年描绘成“人帮人”“人爱人”的天堂，以至误导了相当一部分良善青年（他们中不少是毛热的狂热分子），其实，莫说“三年自然灾害”，“反右倾”“大跃进”“反右派”，便是后来为邓小平基本肯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也充满了冤假错案和血泪仇怨。而毛与刘正式交恶，正是因为这个到现在也说不清要干什么的“社教运动”。

祥情这里就不讲了，单就毛刘分歧简述一下：1963年，刘按毛的旨意，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三反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运动开始还比较注意依靠当地基层组织和干部，随着对基层形势判断的越来越严重，工作队开始取代当地干部，“包办代替”，打击对象也扩大到地富反坏右，出现了捆绑吊打、逼供信，从教育变为斗争。

1964 年12月，毛批评运动打击面太大，强调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则不同意，认为重点还应是整下面，整“地富反坏右”。会上毛刘互不相让。当然，最后刘还是低了头，作了检讨。并在次年１月，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文件中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请注意，走资派是毛发明，而且是在“社教”中最先公之于众的。

文革中批刘少奇时，把运动出现的问題全归罪于刘，说毛“及时纠正了四清运动在基层的扩大化问题，提出了运动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这种论调多少年仍不绝于耳，实在不能不令人想起戈培尔的那句名言：“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

本人参加过“社教”，时间是1966年春天到8月，从时间上就可以看出，文革实际上是直接从“社教”转过来的。而文革初，干群之间矛盾也是“社教”中发生（或干脆曰：制造）矛盾的继续与交叉转化和升级。原来，我还以为我所在单位这种情况属特殊，后来从公开披露的文件资料中发现，从社教直接到文革在全国十分普遍。例如上文中的许立群在1966年

接替另一位中宣部副部长进驻的北京大学，就是因打击面太宽，引起中央关注并纠正的“重灾区”。还是邓小平出面纠正了前工作队对北大“北大属烂掉了、要夺权的单位”的定性，解放了被工作组重点打击的校长陆平。邓小平出面的时间是1966年3月3日，也就是毛林的“大军”正在对北京城区形成三面合围之时。而2个多月后，聂元梓的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出笼了，矛头直指陆平及“包庇”他的“社教工作队”。

最近，我又仔细研读了“23条”，发现它的指导思想就是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首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革中的“最强音”，可以说，它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纲领。它与前面的两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前十条”与“后十条”相比，其实更左，完全谈不上什么“纠偏”，不过是两个主席之间的政治角力，你要这么干，我偏要那么干。表面上看，一些具体人和事，确实得到了纠正。但由于极左的指导思想主导，这种反复的结果，只能使矛盾更深，也更尖锐。比如北京大学的例子，若无这种无是非的左右摇摆，会出现聂元梓这个“领袖”吗？陆平不是又被二次打倒了吗！

我不认识聂元梓，也不认为她是个什么好人。但社教队敢揪住他不放，肯定有一定的证据（且不论这证据放在今天算不算问題，但在当时肯定足以上纲上线），邓小平说他是好干部时，不也留了个“也有错误”吗。反过来讲，聂元梓不是剻大富，她是延安时期的抗日干部，13级不高，好歹也擦着高干的边，若无一点道理，她凭什么要撒那个泼？问題不是非要论个好人坏人，而要弄清他们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现在可以确定地说，陆平也好，聂元梓也罢，无所谓是亦无所谓非，不过都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上一枚棋子罢了。

扯得又有些远了，不过我还是以为要搞明白文化大革命，必须追根朔源，而其最近的根源就是这个“社教运动”。甚至可以说，若非这个“社教”，毛未必会与刘撕破脸。所以，这个社教还是很值得再研究的。


内战与分裂（十九）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社教”是毛泽东提出的，从字面上看，他是要用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关于这两个主义将另文祥解）。具体领导者是刘少奇，从实践上看，他是要清算“大跃进”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中的责任者（尽管他本人也不干净，但毕竟沒有直接责任）。在此之前，主持中共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已处理了，灾情最重（死人最多）的安徽（曾希圣）、河南（吴芝圃）、甘肃（张仲良）、青海（高峰）、山东（舒同），但另几个问題严重的四川、湖北和贵州，却因种种原因未动。社教不久，刘就学毛搞运动的套路，拿贵州第一书记周林开刀，为他的“四清”开道。并指令问题比贵州更严重的四川第一书记（也是西南第一书记）的李井泉负责运作，用毛的人搞毛的人。

周林这个人，是个功过各半的人，若单论他在“大跃进”和“三年灾害”中的作为，严格些讲，其项上人头杀一千次也难补其过。他在党内斗争的作法，其手段毒辣，不次于康生者流。但1961年后，周林在大饥荒刺激下，开始反省自己，并利用他在贵州说一不二的地位，切实地做了不少补救的工作，比如他参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农民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还更进一步，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等，使形势有所好转，。也就是说，周林相比于其他省的左派们，至少与奉刘之命整治他的李井泉相比，还算个比较好的“父母官”毕竞他还能在了解百姓疾苦后，修正错误，否定自己。

评曰：周林所谓补救，不过是放松了对人民的限制，并无实质投入，便获得了“形势好转”。这本应引起当权者反思总结，遗憾地说，觉悟了的周林又为此获罪。而文革中，被当成提倡“三自一包”的刘少奇，却不止一次藉“包产到户”整人。平反后，官方还认为刘在经济政策中如何务实、正确，不知究竟该何解？据我所知，所谓“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源于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副总理，时有个著名的《安徽农村调查报告》（我养父是写这个报告的调查组长），在这个报告上报中央后，邓子恢便被毛指控推行“三自一包”“小脚女人”而撤职，同时连农工部也撒消，由谭震霖接邓出长农业口。除了在批判他的文章中有他推行“三自一包”的说法，还没见过他推行过这个政策的任何文件资料。邓小平在大饥荒后，倒是支持过扩大农民自主权，但也沒实际推行，大约是当初批刘邓，出于政治需要，把他俩捆到一块，不分彼此，以后便以讹传讹，不辨雄雌了。

其实回首历史，邓小平改革与周林当年放松限制多么相似，不用什么投入，别把权力都集中在中央，人民就能很快使“形势好转”，多么简单的道理，可我们“伟大导师”却至死沒明白这个道理，死抠“小生产”的教条，死抱住“农民要自由，我们要社会主义”，把自由与他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结果弄得国家穷得“有钱买不到东西”。不用说1960年，想想1976年以前的市场和1980年的中国市场就行了，从有钱买不到东西，到有东西沒钱买；从收不上公粮，干部到农民家里搜、抢，到农民卖粮公家沒钱付，只好打白条。现在40岁的农村人都可以讲讲，小时候你一年能吃几次白面。不用再讲了，用毛时代的术语，忆苦思甜去吧。革命是为了生活，生活不是为了革命，不要再像我们年轻时那样，一切都为了革命，那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弄懂了这一点，我想其他事就都好办了。

刘少奇在事隔两年后拿周林祭旗，若真是清算其“历史罪行”，当然不错，问題在于他出自政治考量，不是究其左的草菅人命，而是藉“包产到户”批周，就不能不让人质欵他的动机和目的了。作为社教中一个引发争议的典型，毛泽东当然有他的看法。实际上周林并不能算毛的亲信，他与这位抗战时期入党，新四军出身的边远穷省掌门人，不过只有一面之交。但刘少奇这一整，毛反倒成了他保的对象。

客观地讲，刘少奇在社教中之左，不亚于毛在文革中的作法。他好像在与毛比看咱俩谁更左，并总领先毛一步。比如在贵州问題上，他首创了一个吓死人的“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被毛在“后十条”中，接受并定义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修正了原来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

1964年9月，中央这个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正式下发后，全国立刻掀起了一阵抓“小台湾”热潮，本人当年所在的新疆，虽地处偏远，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也抓出了不少“小台湾”。

1964年，周林被撤去第一书记，公开理由是：贵州的建党根子不正；镇反、土改不彻底，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阳市被宣布是“小台湾”。

分明错在左，却硬说是右。说轻了是“文不对題”，说白了就是“偷天换日”。如此，“社会主义教育”，又能教育出个什么呢？我看除了说谎骗人，别的什么也学不到。

李井泉派到贵州省主持“社教”工作的是，四川省长李大章。李大章是个老资格，老到与周恩来、邓小平上世纪20年代在法国留学的同学。1964年10月，贵州省委改组，中央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被免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候补书记一人及四个省委常委被停职反省。从10月到12月，在全省的省、地、县开展夺权，毕节、安顺、铜仁等三个地委书记和遵义地委副书记免职被批斗，晴隆县 1，875名党员，受各种处分就达430人。

李大章是知识分子，从他的资历与职务的不对称上，就可以看出他不是李井泉之类的左派，这次为什么这么左？该文推测说：李大章虽然资格老，但除了在建国初短期任过西康省省委书记，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成为主持全面工作的一个省的代书记，这是刘少奇给他的，他要做出成绩给刘少奇看。

此说有无道理，我不知道。但从史实看，促成李大章“左”了一回的主因，是中央政策，辅音则是周林“民愤”太大。贵州 “社教”是周林治黔十年，打击迫害外籍干部的政策，以及他在“大跃进”“反右倾”中，积极推行过左政策，加深了黔籍与南下外籍干部矛盾，长期积累爆发口，南下干部奋起批周，按中央文件口径，所有事实必然要戴上“反革命资本主义复僻”，众口成铄。再加上贵州又确问題多多，饿死人最多，“包产到户”也多，问題干部更多，非常适合刘少奇对“反革命的两面政权” “从上到不都烂掉” 的定义，何况李大章本身就对李井泉极左一直看不惯，扳不倒李井泉，便把恨泄到了在他看来与李井泉差不多的周林身上了。

文革后，由于人们对文革政策的极度反感，对一些甄别平反了的干部，只说好不说坏，姑不知老干部中不少人在十七年里，尤其是1957年以后，多少都有过对不起人民的劣迹，便是后来邓小平改革时，起用过的赵紫阳，当年在广东也是个左的出奇的人。周林一案，放在法制国家，论罪当杀也并不过分。平反了，并不等于他过去就对了。要夸周林，便要给对立面的李大章扣个巴结刘少奇的帽子，便是这种“一元论”典型事例。

时任第二书记的钱瑛当时的作为可以佐证此案基本公正。钱瑛是中央派下的干部，后来曾任中纪委副书记，此人党内口碑不错，是个为人正派的高级干部。她在 1961年底和1962年，在安徽走访调查，后通过刘少奇撤了曾希圣的职。为被曾希圣打成“右派”正在“劳改”的前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被打成“右倾份子”“阶级异己份子”“反革命份子”的前副省长张恺帆平了反。还顶住压力，“改正”了一批1957年的右派。当年，中共极少有如此胆略者，真可谓“当代女包公”。这样的人，能唯上不唯实吗？

周林在1964年底，给中央和毛写封申诉信，通过省委机要室直送北京中南海。

1965年1月，毛开始干预贵州“社教”，一听到第三书记陈钢的名字，立刻对李井泉下令：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等于否定了刘少奇的“贵州典型”。

但对于毛“周林立即复职”的命令，李井泉却以“周林在贵州已被搞臭了，不宜再回去”顶住不办，为应付毛依照惯例，调周林回成都，和刚调到成都的原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一样，做了一个不管事的空头书记。

这时，毛还沒想和刘翻脸，实在是个意外，全是因为这个陈刚。原来这个陈刚就是当年“富田事变”时被起事的部队误抓，后立刻被释的那个“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

当年的易尔士并沒做任何不利于毛的事，毛何以如此草率“因人废事”？有人用毛从不许中共情报系统人员指地方党政工作来解释，我以为理由不充分。陈钢或者易尔士，确曾长期从事情治工作，在中央社会部工作，1945年任副部长。但其60年代初，就调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并沒干预。何以到贵州就不行了呢？我认为可能是陈钢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周林案里，让毛想起了易尔士和“富田事变”，那毕竟是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噩梦，而这个易尔士又是唯一还活着的直接见证人，用不着再说别的，让这一切赶紧结束吧。

所以，毛没说陈刚一句坏话，在结束了贵州“社教”，毛也没坚持让周林“复僻”，说明毛并非因袒护周才否定的贵州案，以后也没听说毛为周林讲过什么话，所谓，毛“关照”周林，不过是一个误会的误会罢了。

那么“富田事变”为什么会使毛泽东如此失态呢？

内战与分裂（二十）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你看过，以张国焘、夏曦利用“肃反”杀害忠良为素材的的电影电视剧吗？惨不惨？但我要告诉你，与“富田事变”相比，那不过小巫见大巫。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象我第一次读到这血腥的一页时，竟然失声痛泣，我知道这才是真的，但我又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我哭了，我为我心中的神圣被无情亵渎伤怀。我哭了，为神之死而哀呜。我哭那些惨死的红军将士，哭这历史之残酷，也哭我自己……眼泪哭于了以后，我开始发奋读书，马克思、列宁、弗洛伊德、康德、大小仲马，还有孙中山、蒋介石、康有为，以及王朔、贾平凹，《史记》《汉书》……，开始了从零的输入。或者也是从此之后，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头脑，不再凭一腔热血，学会了客观和怀疑，也就是思想。那时，我已年过而立。

最早我是出于好奇，想弄清当年苏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是怎么回事，1967年，在北京找到一些有关“富田事变”的传单，虽都是当“反革命暴乱”来写，但多少透露了一些事实，比如红20军“集体反水”，主犯被处死，部队被解散。叛军为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伪造毛的信，挑拨朱彭黄，离间红军等等。

当时，我并不怀疑其反革命性质，但觉得红军出个把叛徒可以理解，整军整团的叛变，何况还有个省委参予，实在难以理解。1967年，北京传来，在农垦部副部长肖克和陈漫远煽动群众打倒王震，兵团一百多位师团以上老战士，联名谴责肖陈，并派人赴京声援王震。正巧一天中午，我闯进一间办公室，肖克正披着大衣伏案小憇。因为我上午已见过他，并听他向围攻群众解释过他与王震的关系。所以当他抬头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时，我立刻表明来意：我想问部长一个问題，行吗？他听我说完，点头示意我坐下。我直接了当地问他，1931年，您在井冈山。你知道红20军叛变的事吗？肖神情陡变，死死盯着我，半响才反问我：你想问什么？我已经被将军给看毛了：他们为什么叛变！肖见我并无恶意，至少不像上午那些军垦战士们那么充满敌意，又习惯地露出了平素的威严，略一思索后说：反对毛主席，后来让我们给包围缴械了。我还想问什么，但来人了，将军又开始舌战群雄了。

其实，肖克将军等于什么也沒告诉我，但他那令我发毛的目光却一直伴随着我，13年后，当我看到老将军又提到“富田事变”的，我突然明白了，那目光为什么如此瘆人。

肖克：1927年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历任红军31军军长，八路军120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农垦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顾委常委。

直到文革结束5年后，我才基本弄清了“富田事变”的全过程，为节省篇幅，简略地讲一下起因：大革命时期，中共在江西武装割据除了井冈山外，还有一个东固山革命根据地，时称“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创始人是李文林。从1929年下半年，以李文林为首赣西南的党组织与以毛泽东为首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实际是与毛），在斗争策略上产生了一些分歧，主要有：毛主张平分土地。李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毛还给李扣了顶“富农路线”的帽子（注意“富农路线”出自这里，后来又被任弼时、张闻天借过来还给了毛）。二是毛要求在根据地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李则认为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尚不成熟，需要慢慢来。1930年2月，毛主持成立了赣西南特委。在3月，召开的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将赣西南地方党组织的做法称之为“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注意：这是在中共文件中首次出现“AB 团”）。

于是从1930年5月，李文林在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称之为“红色五月运动”的肃反。肃反大搞肉体摧残的刑讯逼供，导致了一供十、十供百的严重后果。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在清理敌人文件时，发现了一张条子和时任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牵连。李当即被扣留在黄陂。 10月14日，毛给中央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

1930年12月上旬，朱毛赴前线，指挥作战，把改造赣西南组织的任务交给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12月5日，李韶九到达富田，立即包囲行委，逮捕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20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到11日，李韶九仅在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和政治保卫队即破获“AB团”120余名。12月 8日又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富田，加强肃反的领导力量。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 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

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富田事变。

事变头目是红20军174团政委刘敌。当时他率领独立营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命令,还以为是因打了胜仗要奖赏他呢。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李是湖南同乡,早相识,知李的为人。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20军 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

刘敌回到部队,将这天的遭遇与独应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早饭后,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 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喜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12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 (注意他在这里出现了)。

当晚，刘敌等连夜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受毛泽东指使的,认为毛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红军之间发生冲突,决定红20军向西开拔,渡赣江,进驻永阳。

第二天一早,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还 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战士们喊出了 "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12月13日，红20军在谢汉昌、刘敌率红20军渡过赣江，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

12月15日，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领导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成立省委，并指责肃反是毛泽东的密谋，致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逮捕毛泽东。红20军还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希望能获得中共认可，

12月17日，彭德怀率红3军团前往平叛，12月20日，红二十军派人向彭德怀送去一封据称是毛泽东所写的密信，信中毛指示古柏对朱德、彭德怀等进行诬陷。12月21日，彭判断此信系伪造，率红三军团发表声明，支持毛泽东，不久朱德等也加入声明。后陈毅前往红20军驻地永新进行调解，释放了李韶九等人。

1月5日，刘敌、段良弼释放了误捕的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指出他们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刘段等接受了批评，并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中央汇报。刘敌还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听易尔士说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他们还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送交中央。,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刘敌给中央写近万字的《富田事变前后详情》报告，一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 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

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段良弼走后,红20军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白军作斗争。但他们没有能再见到段良弼，在与任博谈话中，饱受惊吓的段良弼就发觉中央情况有变,未待与中央联系，便悄悄走了。他这中断了自己们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

易尔士的故事到这里就完了。毛泽东为何对他如此敏感，个中三味可以细细地品。

但富田的故事却只讲了一半，另一半恐怕更会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