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恩怨（10---12）林彪这个人

元帅恩怨（十）林彪这个人

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指叶剑英等)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时间是林彪死后两个月零一天的1971年11月14日。

虽然，毛的这种说法，明显是在找台阶下（他此时想起用叶了），但也并非一点根据都沒有，莫说林在毛定性后，表现紧跟，确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巧妙地加上“陈伯达、王、关、戚”之后，不说是滴水不漏，至少大面上讲得通，在当时很容易被人接受（本人就长期信以为真，将此论当成了史实）。

毋庸讳言，在既成事实面前，林很可能在尽力摘清自己的同时，有随潮流而上，趁机排除异己想法，这是因为“三老四帅两帮凶”，在“大闹怀仁堂”时确有影射林彪的内容，比如李先念就说：“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谁唱的调子部高。”而且九个人中，与林关系较近的只有聂荣臻、叶剑英二帅。陈毅曾是他的领导，总在他面前摆老资格，俩人关系始终不睦。徐向前、李先念是四方面军的，李富春是毛的至交，延安整风时的左派，谭震霖是井冈山时，毛的嫡系，是新四军的，大跃进时的铁杆左派。谷牧与余秋里资历浅些，也与林无渊源，谷是知识分子，地方干部出身。余秋里是贺龙的部下。从山头角度讲，林彪确有消除徐向前在军内势力的动机。当然，如果能去除李富春、谭震霖、陈毅、李先念，在林来讲更好了。实际上，此后不久，徐向前就又靠边站，清一色林系人马的军委办事组就取代了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的地位。（恐怕也正是有鉴于此，毛才沒对“三老四帅两帮凶”下狠手，也才敢在林死后，说“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

问題是林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目前还沒有相关材料证实。但有资料证明，林此时对毛并无异心。毛表态后，陈毅等人处于被打倒又不倒的境况，唯叶聂处境较好，似也可以佐证，对九个人的处理上，毛林有过交流，或曰有过交易也行。

关于老帅们在“二月逆流”或“二月抗争”里的故事，公开发行的资料很多，我就不再“堆砌”了。想讲一个我所经历过的“二月抗争”，因为这里不仅牵涉到众所周知的“二月逆流黑干将”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悲情将军秦化龙，并牵涉到一宗骇人听闻的“叛徒集团”案。

北京西郊“万寿路10号院”，因谭震霖被封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而名噪一时。我6岁时，随父母进京，便在这个由日本兵营（军官宿舍）改建的大院定居。原来叫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年，邓子恢被斥为“小脚女人”后，农工部撤并进了谭震霖为主任的国务院七办（农林办公室），俗称农办，是中国农林口的最高领导机关。谭取代邓后，全盘接收了原班人马，甚至都未改变中共机关的遍平体制，仍延用农工部体制，只设部（室）处（组）两级，沒有司局建制。因此，运动初期，除主任一级外，其他人都不算当权派，加之大都是老农工部干部，十几年的哥们姐妹，又都资格不浅，级别不低（组长都在10级左右），斗得还算文明。但大院里新成立还不久的，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却因建制为部部局处，够得上当权派的人就多了，人员又来自四面八方，所以斗得也比较凶。但总体来讲，顶凶也就是开批判会，让你站着，或低头而已。反二月黑风以后，这种太平光景因反谭而结束了。先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冯兴旺带看造反学生来抢“黑材料”，后是“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司令部”进驻，来造反讨说法。把个原来冷清的大院，闹了个“轰轰烈烈”。我印象最深的是，冯兴旺带人来砸档案室时，老农工部的叔叔阿姨们，手挽手地组成人墙，任凭学生们打骂，就是不退一步，后来大院子弟们赶来助阵，才把冯兴旺赶跑。

但大学生们的冲击，使大院迅速分裂成“保谭”与“反谭”两大派，保派主要为老农工部的老人，反派则以农林政治部的人为主体。养父当时被谭情进了负责运动日常工作农口党组，自然是铁杆保谭派，而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苏平阿姨，此时已调农林政治部当了个部长，前一段运动因她爱人在簿一波创立的“牺盟会”时的身份问題，连带着挨过批，所以对谭不满，通过冯兴旺他们做工作，成了反谭派的头头儿，还被江青接见过，据说那一段时间，与中央文革还有热线联系，我在大街里还见到过她与江青对话的传单和大字报。总之，当时她红的很。

反派打谭，保派就打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龙。秦原是上海警备区的政委，1955年授銜的陆军少将。那时的中央部委，干部资历都很老。尤其是农林口，干部积压严重。比如王震的农垦部，只不过一个二级部，上将中将就塞了五六个。成立农政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农口各部局办的政治工作，名义上应与农办平级。但秦的级别资历，莫说与副总理级的谭震霖比，就是与各部主官比也差一大截子，甚至农办的一些资深组长都比他高。再加上他初来乍到，虽人地两生，却意气风发，调子特高，还有反谭倾向，结果，被保谭派扣上了搞“农业党”、“为彭德怀翻案和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被游街批斗。反谭派愤愤不平，向周恩来和党中央告状，说派不打谭震霖，大方向错了，要求为秦化龙平反。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一时间，秦化龙问题成了农林口的斗争焦点。
５月中，周恩来还专门为此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农林口各群众组织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开了个会，听取对秦的处理意见，毋庸讳言，周对秦是有看法的，虽未明确表态，但借表扬农政副主任王振扬，婉转地表达了对秦在运动中与谭闹对立的不满。也算是调和了一下两派关系。

后来康生说秦是叛徒，这一下子农政那边日子就不好过了。尤其是秦化龙带来的那些部队干部，由于军队定级比地方高，升的又快，相对来讲，职级与资历不大对衬，至少在老农工部的干部看来，有些不平衡。再加上部队政工干部出身的人，习惯高调儿，与邓子恢治下的干部，“挟着尾巴做人”的平实作派反差极大，所以双方对垒时，他们大多占不了上风。我还记得三四月间，一次两派就谭秦问題辩论时，农政一个叫兰孝永的什么部的部长，发言时，为造势喊口号，喊走了嘴，把“毛主席万寿无疆”喊成了“毛主席罪该万死”，引起一片哗然。连农政的人也批他“反革命”，结果当然是低头认罪，接受批斗。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兰家与我家住对门，我虽与兰不熟，但知其转业前是上校军銜，还立过军功。我因父母关系，不喜欢他，但总觉得他还不会反革命。所以会后，我问养父，兰算不算反革命？养父沉吟片刻说，不会吧，他又不是成心的。哪有反革命公开喊反动口号的！虽属两派，但老家伙们“政策性”还是挺强的。

总之，既便在反“二月逆流”高峰，保与反的斗争也不处下风。后来的结果是，两派都沒得胜，秦化龙进了秦城监狱，谭震霖“五一节”上了天安门，不久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他的批斗会。

其实，秦化龙资挌也不浅，1930年，17岁入党。土地革命时，任少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部长、湘鄂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区后方留守部队政治部主任、湘鄂赣军区边区游击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坚持了湘鄂赣边区3年游击战争。1938年因患病赴苏联治疗。后留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40年回国，在新疆工作，1942年被盛世才软禁，1945年出狱。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渤海纵队11师政委。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公安军政委、南京军区炮兵政委，1961年到1964年任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后任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秦的问題就出在“盛世才软禁”上。那年月坐过牢的人，几乎很少有逃过“叛党”“变节”之罪名的。尤其是运动中调子高的领导干部，既便查无实据，也是事出有因。后据官方资料披露，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南开大学红卫兵“八一八”在康生人主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名声大振后，同校的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卫东”也不甘落后，象猎狗似地到处找叛徒。1967年5月，他们抄家时发现一张解放前从新疆国民党监狱获释回来的 130名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子女的合影照片，继之又发现一份当年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中共人员名单，以及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捕、牺牲的情况，便“推理”：李宗林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一起被捕，惟陈、毛、林被害，而李宗林、马明方和张子意等却被释放，那么李、马、张等就极有可能在狱中变节，出卖了陈、毛、林，而与李合影的那100多名中共党员也就很可能都有叛变问题。

材料上报到康生手里，对此事从头到尾，都一清二楚的康竟也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新疆监狱被杀，而马明方等都活着回延安，必定是叛徒”。按康生的这一推定，全国各地大揪新疆叛徒集团，康生亲自点名和批准的20位高级干部由中央立案收审。其中有东北局书记马明方，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中央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龙，中央监委常委杨之华，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军科院外军部副部长吉合、军委炮兵副司令谢良等。

秦化龙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叛徒，被投进监狱，先是被说成反周的“516分子”，后来甚至还被说成出卖了陈谭秋、毛泽民、林路基。

秦化龙在秦城监狱的关押时间，是他在国民党监狱的好几倍。从新疆监狱出来的，他依旧身高马大、风度翩翩；从自己的监狱出来时，他却成了残疾人。

现在想起来，当年群众，既便是那些够得上中共高干级别的群众，保谁反谁，其实都不起决定性作用。比如谭与秦，他们的荣辱并不取决于对高层内幕一无所知的群众，而是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客观地讲，把秦化龙这一职级的干部命运，归罪于毛是不公正的，秦对毛构不成任何利与害，毛未必还认识秦这个人，但康生说这些人出卖毛泽民的嫌疑，再加上个“高岗集团”，则毛不能不批准对他们立案审查。康生固然是元凶，但毛对康莫名其妙的过分宠信，则是自延安整风后，党内一系列冤狱之根源，退一万步讲，毛也难辞用人不察之责。

康生为何要对新疆班如此狠毒呢？从个人讲，这些从苏联回国的人，不少知其当年与王明的关系，其中秦便是一个。此外，牵涉到毛泽东的弟弟之死，有讨好毛的用意。第三、也就最重要的一点，此案是周恩来亲自经办，而且在1967年8月中南海的一次会上，有人向周提出秦化龙在新疆有叛徒问题时，他当即明确表态:“这件事我清楚，是党中央委托我通过张治中把他们释放送回延安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支持农大造反派将秦化龙扭送进监狱。这里有周的一份亲笔手令为证：“傅崇碧、黄作珍同志：现有农大‘东方红’刘玺、解金瑞、高亮、肖××四同志扭送秦化龙来卫戍区，请予接收、监护，听候中央处理。”甚至还当众说过“秦化龙可能是叛徒”这类的话。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元帅恩怨（十一）林彪这个人

要弄清这些问題，首先要弄清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他当时党内排行第三，相比文革前还上升了一位。他既是毛最离不开的人，又是毛总想拿下的人。（毛对周更多的是利用，因他知周无野心），他始终处于被打倒的边缘，但又是中共核心层唯一拥有实权的人（江青说过：钱都在国务院），他沒有毛那种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也沒有林彪那种太子爷的政治保险，但他在党政军中上层的人脉，是毛林无法企及的（还有传说中的秘密情治系统），文革中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毛决策，林传达，周执行落实。周在军内已无兼职，但却有实际指挥命令权，而将军们更多地是向周，而不是向林汇报，同样更多地是执行周，而不是执行林的命令（典型的例子是1967年武汉事变和1971年林彪事件）。在1966年“12月黑风”后，周中止了直接组织群众的策略，变为借力使力，“二月抗争”被指为逆流后，他深陷其中，又变借力使力为因势利导，尽管处境艰险，还挫败了针对他的所有攻讦和阴谋。为此，年近古稀的老相国，不仅付出身体的代价，也付出了声誉的代价。今人对其的非议大多发生在这一阶段。

比如，有资料证明，截止到1967年9月止，周对秦不满，但基本上还是持保的态度。有这样一份会议记要，标題是：〖周总理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廿四日凌晨，在国务院会议室，就秦化龙?镜奈侍猓?蛹?┌炫┱??亍抖?胶旃?纭罚ǜ锩?旆磁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