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医院的门，我就对着天空大叫一声：“啊--------”
Jeff一边笑，一边把我高举的双臂拉下来：“赶紧上车吧。”
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医生的复查驱散了我心头所有的阴影，而且整个过程中，医院都让我感觉很舒服。
上周五刚一走进医院，前台灿烂的微笑就给了我很好的第一印象，她和蔼地对 Jeff说：“没事，后面的表格不需要你签字了， 你就放心去上班吧，我在这照顾你妻子。”
其实我不是病人，不需要照顾，只是为了移民局的体检表格才来这里的，但她这句温柔的话却让我对这个陌生的医院很快有了好感。
叫我名字的护士又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做完基本检查后，她说医生马上就到。
医生一到，我就担心地问：“这张疫苗表格里的所有疫苗我都需要打吗？那平均我每个胳膊得挨7针！我的免疫系统一下子能受得了这14种刺激吗？”
她笑着说：“没有那么多。我们先从水痘开始看起，你有没有水痘的疫苗记录？”
我摇摇头：“我拿不出任何书面疫苗记录，但听我妈说，好像得过，水痘是不是只有小孩子才会得的病？那我应该不用再担心这个病了吧？”
问完我的病史后，医生确定我只需要打两种疫苗，做一种皮试，这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其实她如果坚持要给我打，拿不出疫苗证据的我，也只能让移民局在本市唯一指定的这家医院赚走我昂贵的疫苗费（是中国的很多倍），真幸运碰到个好商量的医生。
但回到家后，我的心情又“晴转阴”了，因为我的肺结核皮试结果是强阳性！
难道我得了肺结核？如果真是这样，被我接触过的人是否都已被传染？！这太可怕了！
突然想起了以前在学校似乎也做过类似的皮试，当时我还吓得当场在教室放声大哭：“我真的得肺结核了吗？我离家这么远，没人照顾我怎么办啊！我不想死啊、、、、、、”
我的一把鼻涕一把泪惹得好几个女生也哭了起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远离家乡。班长一看局面失控，赶紧去叫老师。老师立刻把我带到医院，拍了片子，什么病都没有，我这才恢复正常。
现在的我当然不能象十几年前那样只知道哭，但还是很担心，担心医生会让我服那些损害肝脏的药，还有可能被我感染到的那些人。
总算过了48小时的观察期，我赶紧跑到医院。医生说只要做过肺结核皮试，以后的皮试肯定是阳性。
“那我到底有没有得肺结核？”我急切地问。
她看了看我说：“你没有症状。”
我很惊讶她直接给了我个否定句，而不是疑问句：“你有症状吗？”
其实，我在网上已经自我诊断，确定自己没有丝毫肺结核的症状。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需要再拍片进行确诊吗？”
她点点头。
我立刻从包里拿出X光片：“这是我四个月前在中国拍的，还有体检报告，一切正常。”
“是一切正常，心肺没有任何问题。那你就能回家了。”她看完片子后说。
“真的？我不需要再拍一次？”我太吃惊了，因为医院之间都不承认对方的机器检查结果，更何况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医院。
她笑着说：“不需要，你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真想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回家的路上，我由衷地对Jeff说：“我最喜欢美国的一点就是：这里的人大都很礼貌，不论是商店还是医院，工作人员都热情耐心，尤其是政府的公务员，比中国的公务员友好不知多少倍！你知道吗？很多中国人正是在办护照等出国手续的过程中，受够了政府的气，才下决心换国籍的。那帮人号称公仆，却象大爷一样，作威作福，颐指气使，本来很简单的一个表格，有时非得逼人请客送礼之后才肯盖章。当年我爸为了给我办手续，已经做好了行贿的准备，用一瓶酒来换取一个公章，但一个熟人都没有的他在县政府站了一天都没人理，因为他一看就是个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农民！这事我一提起就忍不住想骂人！妈的，太欺负人了！”
Jeff 从方向盘上腾出右手，拍拍我的肩膀：“别生气，反正你也不用再受那些气了。我突然想起一本书上说，虽然美国当年给国民党很多先进的武器，但人数占优势的国民党还是输给了共产党，因为贫穷、弱小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支持。难道共产党已经忘记了那段历史？忘记了人民的重要？”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反正我又不是共产党员。我只知道，‘美帝国主义’帮我找到了人民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