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美博弈中的“胡萝卜因素”[ZT]

　　美国的国鸟是一只鹰，一手持箭，一手持橄榄枝。

　　美国有国鸟，使我们钦慕不已，遂引发去年的中国国鸟之争。艺术学界的朋友们主张选择画眉，以示我们娇小善歌；政治学界的朋友主张选择鸽子，以示我们爱好和平；经济学界的朋友主张选择鹦鹉，以示我们善于学习；草根无学界的朋友则主张选择麻雀，取其亲民、大众化之意。

　　在我看来，除了麻雀确实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外，其他候选鸟儿都还不错，活着可以在笼中悦人耳目，死了可上餐盘快人朵颐，不愧是鸟类世界中负责任的小鸟。最难的问题在于：为与“国际社会”（“美国”的近义词）接轨，我们该在它们的手中放些什么东西？

　　箭和橄榄枝显然不太合时宜，那代表着世界霸主的威和恩，纯属美国专利，不宜擅用；镰和榔头呢，则早已与时俱退，容易让人想起穷困潦倒的老社会阶层，故而也不宜放到国鸟的手中。必须选一对能够代表盛世精神，能够与快速崛起的新社会阶层相般配的东西，才能为未来的国鸟增加风采。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这样苛刻的要求呢？很难找，但我们确实就能找到这样的东西，它们是：

　　——元宝和二奶。

　　如果国鸟顺利诞生，那就让它一手持一巨大元宝，一手持一美丽二奶。以此二物展现当代主流精英之伟大精神，足矣。

　　至于美国国鸟手中抓的两件圣物，只要智商高于80的美国专家，都会嗤之鼻曰：那只屁鸟儿呀，哪里会一手持箭一手持草！错了，它的左脚拿着大棒，右脚拿着胡萝卜！

　　确实，对于美国民族来说，箭过于温文尔雅了，放在那只用核弹武装起来的鸟儿手中，活像一把绣花针；橄榄枝呢，既无食用功能，又无观赏之效，岂足以饰国鸟之大仁大爱哉！

　　从讨好别人的角度来看，胡萝卜更加形象一些。所以，我们只听说有人拿胡萝卜汁当礼物送人，没有听说谁拿橄榄叶汁请人品尝的。当然，这样理解还是比较幼稚得太多了一些。如果我们对美国朋友这样解释美国的“胡萝卜政策”，他会翻起眼白道：胡说，它永远只有一只胡萝卜，怎么可能既送给你，同时又送给马英九？

　　所以这不是胡萝卜政策的正确使用法。正确的用法是：用一条长线，把那只胡萝卜系在一支长杆上，让它吊在你的面前，引诱你走向“应该”去的方向。这样的效果是双赢的：你会由于胡萝卜的长期诱惑，而陷入“胡萝卜酩酊”的境界中。这种境界的妙处在于，你不会因为吃饱了胡萝卜而心满意足地躺倒休息，相反，你将沉湎于满嘴都是胡萝卜的幻觉中，这种幻觉引诱你更加卖力地向着胡萝卜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前进；而在你为自己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感到满怀豪情的同时，那只拥有胡萝卜的鹰也将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

　　这种双赢的“胡萝卜酩酊”效应成功地支撑了中国外交官员们的思维模式。号称“中国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的吴建民先生这样向我们展示他的“胡萝卜酩酊”状态：

　　——“韬光养晦是什么意思？不当头、不扛起，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考虑一个问题，中国正在崛起，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我们不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有13亿人口……如果中国人要当头，那可能有一批人拥护你，但也可能有一批人反对你，那中国就可能走上新的对抗。对抗的结果是什么？对抗的结果是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中华民族复兴的机遇会丧失，这是一种非常不聪明的做法。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我们外交上面临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是别人联合起来反对你，那我们就需要交朋友，要平等待人，你要骑在人家头上行吗？那必然遭到别人的反对，你凭什么骑在我的头上，这个不行。”

　　吴建民先生用他杰出的罗里罗嗦语言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胡萝卜酩酊”：所谓“胡萝卜”，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中华民族复兴的机遇”；所谓“酩酊”，就是坚信只要我们“不当头、不扛起”，“别人”就不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于是“中华民族”就会“崛起”。

　　显然，吴建民先生相信：那只胡萝卜非常重要；要吃到那只胡萝卜，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坚决不能跳起来咬它，直到它瓜熟蒂落般掉到你嘴里；如果你试图作出 “跳起来去咬”之类的过激动作，那只胡萝卜就会像一个美丽肥皂泡一样，在一瞬间炸得粉碎，而那将是无可比拟的天字号灾难。

　　哦，在吴建民先生的眼里，原来“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中华民族复兴的机遇”竟然如此的脆弱！它是如斯脆弱，以至于吴先生恨不能把它揣在怀里、含在口里，或者面对着变化万端的未来，干脆大叫一声：

　　——“你真美呀，请停下来吧！”

　　浮士德喊出这句话，结果成了魔鬼的奴隶；以吴建民为代表的“杰出中国外交官”喊出这句话，则将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奴隶。

　　浮士德好歹最后总算是感动了上帝，得以从魔鬼手中获得自由；毛泽东曾经把人民群众比做中国的上帝，但曾经为毛泽东担任过译员的吴建民先生们早沉溺于 “专家”的自满，视人民群众为“不懂外交”的群氓，弃之如敝屐，更谈不上感动他们，因此注定将要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地走自己的路，就算在悬崖边缘也不会再想到 “群众”二字。

　　中国“杰出外交官”们就这样战战兢兢地维护着弱不禁风的“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中华民族复兴的机遇”。其后果，是使中国用三十年时间，逐步陷于“客户满天下，朋友一个无”的尴尬外交局面。

　　从表面上看，中国拥有众多的“朋友”，动辄亲密拥抱、山盟海誓，“战略伙伴”不绝于口。但是很可惜，它们无一例外属于标准的“贸易伙伴”，既以利结、必因利绝，只会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决不会在中国落井时伸出援手。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是否会落到井里，以及将如何落到井里？按照吴建民先生的“远见卓识”，中国只有在“当头、扛起”甚至“骑在人家头上”的时候，才会招致 “别人联合起来反对”。但看来吴建民先生是白在外交界混了这么多日子，竟然连基本事实都没有弄清楚。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美日早不待中国“当头、扛起”，就已经公开联合起来，为了军事解决并分裂中国而作实质性的准备。美国在中国周边大力加强军备，手执屠龙大刀，显然不是用于应对毛毛虫级的“恐怖主义国家”；日本一口气建造半打以上的轻型航母，难道只是意在防御朝鲜的几只小炮艇？除非我们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否则就必须相信：美日已经为中国准备好绞索，只待中国自己走上绞架了。

　　美国在用胡萝卜引诱中国走上绞架。通向绞索的台阶统共有六级，中国走完这几级台阶，就等于将头伸进了绳套，不战自败；而掌握着绞架活板的美日则可以随时毁灭中国。中国面临的六级死亡台阶，第一级叫做“思想错乱”，第二级叫做“社会失和”，第三级叫做“外贸成瘾”，第四级叫做“技术依赖”，第五级叫做 “军力废弛”，第六级叫做“挚友疏离”。正因为思想错乱、社会失和，美日才能乘乱而为、混水摸鱼；正因为依赖外国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美日才可以祭出 “封锁”法宝，致中国于死地；正是因为军事建设自弃绝学、漫无目标、好大喜洋，美日才能够以强击虚，夺取胜果。不过，这些跟本文主题无直接关系，不必多说，只需说说中国在战争前景中的孤立地位。

　　单纯的贸易关系不可能成就患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需要用金钱甚至鲜血来培养的，往往着眼于现实需要，但不能保证永远有效，因此不可以经济损益计成败，不可以时势变化论得失。历史上的样本是三十年前的朝鲜和越南：在朝鲜，我们直接出兵作战，确保了东北六十年和平；在越南，我们出钱出力，确保了西南大后方安全。进入八十年代后，在吴建民等“杰出外交家”的推动下，中国开始改用“是否有利可图”作为交朋友的基本原则，昔日在朝鲜的流血受到质疑，在越南的投入被轻率否定。于是，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们逐渐被抛弃，成了“贸易伙伴”名单上低等级的应酬对象；虽然吴建民们也偶尔带着“施舍”的心态，以“恩公”的高岸身份向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给予“恩赐”，但这样的不对等地位似乎不会换来人家的感恩。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朝发生中美军事对峙的情况，次要贸易伙伴不会感觉有必要跟中国站在一起，而那些“重要贸易伙伴”更不会为了几条“MADE IN CHINA”的牛仔裤或胸罩而跳出来与中国站在一起跟美国拼命。

　　三十年前，中国的外交决策者都是地缘政治的高手。他们不仅要在全球范围内构筑用于牵制对手的朋友网络，而且还要煞费苦心地在东边和西南边境外设置战略缓冲区，用于隔离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渗透力。所谓“距离产生美”，这些缓冲区的存在，使得中美在冷战时期不必面对面地部署军队，实际为中美在1970年代初的接近创造了条件。但在这种地缘政治意识在1980年代以后消失了，最终导致中国决心抛弃所谓“输出革命”的战略。在接下来的三十年，这堵防火墙就逐步倾圮并完全消失了。

　　能够显示中国“杰出外交官”完全缺乏地缘政治常识的，是最近发生的果敢事件。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在美国周边，那么美国将不会允许腐败无能的缅甸军政府消灭跟自己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政治军事势力。而且即使事件实际上发生在距离美国千里之遥的中缅边境，美国也没有放过插手和介入的机会。就在中国“杰出外交官”们恳求缅甸军政府赐予中国边境地区以和平安宁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谴责缅甸军政府的声明，要求它放弃暴力，转而真正与少数民族和反对派进行对话。这样，中美在缅甸的较量胜负得失判然：世界看到了一个软弱的中国，以及作为一个负责任世界大国的美国。美国用实际行动表明：它不仅对自己负责，同时也对缅甸、中国和泰国负责任，占据着道义上的制高点。

　　中国的“杰出外交官”们确实应该立即补习地缘政治学，否则他们将继续向中央政府提出弱己而资敌的荒谬主张。仍然以果敢事件为例，中国的“杰出外交官” 们把缅甸军政府在果敢和佤邦的军事行动视为缅甸“内政”，竭力主张中国不宜介入，以免损害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这一论调其实是以缅甸军政府将永续存在的假设作为前提的。然而，腐败之极的缅甸军政府究竟还能够存在多久，这是值得疑惑的问题。如果军政府垮台，统一的缅甸将成为以昂山素纪为代表的亲西方势力所承袭的政治遗产。到了那一天，在缅甸的美国势力将不必考虑缅甸民族地方武装所构成的障碍，可以从容而直接地对原本安定的中国西南边境进行政治、文化甚至军事渗透，在中国的大后方埋下致命的杀着。

　　在果敢事件中，幼稚可爱的中国“杰出外交官”们显然把“不干涉内政”绝对化了，不仅主张“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且认为即使是别人把雪全扫到中国的门里来，中国政府也只能默默把它打扫干净。这无疑是一种弱者思维。但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不干涉内政”的准确含义是：任何国家不得干涉我国内政，但我国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可以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毛泽东时代提供了先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敢于声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敢于支持全世界的反殖民运动，敢于直接帮助东南亚共产党游击队……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外交居然被颠倒黑白地称为“封闭自守”！

　　不妨化用一句毛公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外交的首要问题。”想必吴建民们不会陌生。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十分浅显明白的道理早已被他们连同“文革”一道抛弃了，于是贸易利益替代了血脉亲情，利润至上原则取代了地缘政治考量，从而铺设了通向绝境的康庄坦途。

　　在中国“杰出外交官”们极其市侩的嫌贫爱富情绪和欺弱怕强思维的指导下，中朝关系成为牺牲品。很容易注意到，中国对于最近韩国的火箭发射保持沉默，这跟当年对朝鲜试射导弹的火暴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中国对于朝鲜核试验报以暴跳如雷的痛骂和威胁，却对印度核试验采取相对温和的立场。这种黑白分明的对比让人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中国宁愿潜在敌人甚至显在敌人增强军事力量，却不愿意自己的法定盟友提升自卫能力。我们无法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症候，但却可以设身处地地得出结论：朝鲜作为中国的盟友，一定经常感觉非常艰难尴尬。因此，在长时间的委屈压抑之后，朝鲜试图偏离中国轴心，转而直接巴结美国，以结束 “敌人压、盟友骂”的可悲局面，这也是一种完全理性的选择。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可以自己想想当年为什么要断然与苏联“老大哥”割袍绝义。

　　也许这种心态的根源仍然在于吴建民氏的这个推论：只要我们不调皮捣蛋，就不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敌视。前面已经说明这个“只要……就……”判断是如何的可笑，然而很不幸，现在的中国的外交实践仍然处于它的魔咒之下，必然继续对“国际社会”毕恭毕敬、委曲求全，惟恐它使气翻脸，让中国“民族复兴”的脆弱肥皂泡破于一旦；另一方面，中国必然对“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采取另一种姿态，认为它们无助于中国抓住“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中华民族复兴的机遇”，轻视之下，难免动辄出口恶斥，甚至以“制裁”相威胁。

　　中国“杰出外交官”们发出的“制裁朝鲜”威胁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很容易发现，二十多年来中国频频遭遇美国的“制裁”，但直到最近几年，才出现中国外交人士呼吁制裁其他国家的实例，而且朝鲜总是唯一的拟议中“制裁”对象。我分析其中的心理机制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像个NOBODY似的被美国制裁来制裁去，这个残酷现实与“杰出外交官”心目中的“盛世强国”形象形成极大落差，因此潜意识地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制裁”其他国家，以此缩小心中现实与幻觉的差距。颇为不幸的是，中国“杰出外交官”们在“国际社会”中找不到可供 “制裁”的对象，于是茕茕独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朝鲜就成了唯一的人选。因此,在中国“杰出外交官”们一边硬生生咽下美国“制裁”的苦果，一边转身向朝鲜施以“制裁”的威胁，遂在摧眉折腰之后顿生腰圆膀阔、扬眉吐气之感。尽管“制裁朝鲜”的提议屡屡被睿智的中国决策层扔进废纸篓，但“杰出外交官”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找回了心理平衡。

　　正因为能够倾力奉迎“国际社会”，同时配合“国际社会”打压不合群的朝鲜等国，中国的“杰出外交官”们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二十多年来，我们几乎每一年都能够在《参考消息》一类的媒体上，读到“国际社会赞誉中国外交更加自信成熟”之类的报道。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杰出外交官”就是在欧美媒体的“OK”声中，日益陷于“胡萝卜酩酊”而不能自拔。可笑的是，“更加自信成熟”的中国“杰出外交官”们竟然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外国媒体有什么资格像大人夸奖小孩一样，恣意品评中国外交是否“自信成熟”？更为可笑的是，连续二十多年如一日地表扬中国外交 “更加自信成熟”，难道不等于说二十年多年来中国外交一直是个楞头青，所以永远处于成熟进行时，却永远无法进入成熟完成时？

　　然而，对于极度“胡萝卜酩酊”的中国外交官来说，他们已经没有发现这些逻辑破绽的基本理性。他们将小心翼翼地跟着那根二百年来未曾失效的胡萝卜，埋头走“国际社会”（“美国”的近义词）指定的道路，同时谨言慎行到以至于不敢呼吸，生怕一点点“异动”都会招至灾难性的后果。

　　但这种状态不会长久。那只胡萝卜将把中国引向绞架。美国正一点点地收紧对中国的绞索。如果中国不能抛弃吴建民等“杰出外交官”所塑造的中国外交思维定势，那么中国不会有匹诺曹的运气，注定将死在美国（还有日本）精心营造的绞架上，最终被分解后平价出售。

　　好在这只是“如果”。仍然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毕竟，中国的决策层在1990年代以后开始认识到应对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必要性，因此开始致力于提升核心技术的自给力，并且正在有计划地加强军队战斗力。虽然军内也有声称“国际法保护中国免受侵略”的天真烂漫无知可爱少女——哦错了，是“少将”，但如果一场全面战争降临中国，我们仍然可以指望在经历战争初期难以避免的严重挫败后，在血海里淘去国家机体中的败劣成分，重新恢复自我保存和发展的生机，并最终取得战争优势，成功地卫护这个先辈们用超凡智慧和巨量血汗缔造出来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