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上）
罗敏
“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
近年来随着海外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发现与利用，胡汉民晚年的相关史事渐为人所知。[1]已有研究循单一线索演进的模式，分别揭示了胡汉民与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等人的关系，及胡之创建 “新国民党”、“联日制蒋”等若干活动。在这一单向度的叙述模式下，各条线索虽条分缕析，但将每条线索相加重叠，所呈现的并非胡汉民晚年活动的“全景图”。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使“重回”胡汉民晚年的历史现场成为可能，同时也向学人提出挑战。这批以信札、函电为主的新资料不仅夹杂大量代码隐语，内容庞杂无序，解读起来有一定困难；最大的挑战是，若干史料价值极高的胡与其密友之间的信函，落款只有日，缺失的年与月，须根据函中所提及的人物行踪、史事内容，排比各种已刊、未刊资料，逐一核实判定。[2]正因前期“技术”工作相当繁琐、费时，数年来潜心于此的陈红民教授将之誉为“有待继续开发的史料宝藏”，慨叹很多重要问题仅“露出冰山一角”。
本文试图将散落各处的历史“碎片”，以时间的原始逻辑连缀拼合，通过细察隐秘于史料“丛林”间时隐时现的人与事的内在联系，勾勒出四届五中全会前后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呈现西南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力争展示胡汉民等人在矛盾处境下的尴尬心境。
对蒋无门
1932年胡汉民因“约法之争”遭蒋囚禁，同年10月获释后，即由沪赴粤，定居香港，成为西南政治领袖。福建事变后，受西南内部因素的影响和南京内部迎胡倒汪活动的推动，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经过一番折冲后，西南虽保有半独立现状，但从大势看，已处于消极、被动的守势。[3]面对西南困局，胡汉民虽一面感慨“支撑若干时，终于不救，至于术数上之命运如何，盖非所知也”；同时亦坦承“不能不作死马当活马（医）之想”。[4]为应对西南不生不死的局面，胡一面力主采取攻势，欲以攻为守；一面顺势抬孙（科）倒汪（精卫），以求分蒋（介石），同时亦可藉此与中央保持联系，为自己寻找出路。
福建事变后，中央方面欲借“地利”、“人和”之机，积极推进统一进程。一时鄂、湘告急，纷纷遣使南来。胡见事有可为，1934年4、5月间，主张由两广提召西南国防会议，“为对内对外预占地步”。胡汉民认为：蒋介石之为人“究竟不出欺善怕恶”，“我人既知一味敷衍示弱不能了事，即不能不于政治、外交等事，以攻为守”，而“提出国防，可以作士气而得人心，且即因此而启衅，亦非无价值之牺牲，胜于一味退膺者实多也”。[5]胡此时可能受湘、鄂代表“组府”“出兵” 等请求的影响[6]，一时心血来潮，重又提及开府问题。胡虽认为局势刚有起色，便谈及开府，“言之似过早”，然“凡事豫则立”，“开府之着，恐终不可少”。[7]
胡汉民虽从战略大势，为西南局势的发展，积极筹划伐交伐谋之策，然落到实处，则因陈济棠“不敢为天下先，遂至着着失先”[8]。面对湘、鄂危情，陈不为所动，欲以不变应万变。李宗仁则力主出兵，再三劝之，问何时可发，并退而求其次表示“但得有期，稍迟无碍”。李虽力主出兵援湘，期待时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键能够成为当年响应北伐的第二个唐生智，但因经济上受制于粤，不得不惟陈是瞻。
鉴于粤陈、桂李态度缓急不同，胡汉民、萧佛成转向后者，欲桂先当其冲。萧甚至突发奇想，认为“军事则最宜由桂先发，粤暗助以饷，而为武装调停之形势，不可能时，则合力以向门神（蒋介石，作者注）”。[9]在李不得不以兵寡饷乏的实情相告后，[10]萧只得面对现实，承认“真无办法”，“桂诚力薄，不足以有为，只可设法再咻某兄（陈济棠，作者注），使之助饷，而桂得增兵，或尚有希望”。[11]看到陈济棠既无决心又舍不得钱的“老毛病”再犯，胡亦只得慨叹道：“今但冀其在程度上稍过得去耳”，“鸣翁（萧佛成，作者注）所主张真是要着，若连此无之，他人只有望之而去。唇齿相依者尚如是，其他更谈不到矣”[12]。
胡汉民筹谋军事倒蒋的同时，却通过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与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孙科是南京政府内部迎胡排汪的主要力量之一。据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观察：“孙（科）与汪同来京合作，行政院长既不得不去，于是迟疑甚久，始就立法院，其目的盖欲为梁寒操、马超俊等谋一二阔部，如铁道、交通是也。在汪方始仅得一实业部，后则铁道、外交及教育相继攫得，而孙无所获，于是衔汪甚”。[13]胡之所以借重孙科，是欲抬孙来倒汪，以达分蒋的目的。关于这一层意思，陈济棠和邹鲁有过精当的表述。陈云“对宁必须设法捣乱，一法不成，再设一法”。邹谓“攻汪之意，实在对○（蒋介石，作者注）”。胡认为这两种意见皆“极中肯綮”，“我人宜本此宗旨做去”。[14]
除抬孙倒汪这出公开上演的旧戏外，此时胡又欲通过孙秘密串演“出洋”的“新剧”。“出洋”是当时政治人物以退为进的惯用手法之一，官场上失意的时候低调出洋，休养生息，一旦时机成熟，便在国内政坛的“千呼万唤”声中高调回国，东山再起。关于胡汉民的出洋，当时政坛屡有传闻。此类传闻有时是胡汉民方面为了试探南京政府对自己的态度，有意传播，但大多情况是南京政府内部排汪势力故意制造的政治宣传，借以迎胡排汪。成就“出洋”的关键要素，一为名分，二为经费。经费尚可自行勉筹，而名分则万万不可“自封”，还须“名正”方能“言顺”。为此，胡指示亲信李晓生向孙科转达“条件”：“须有常委授权，须汪、蒋亲笔书来，有所表示，须秘密进行，须多筹费用等等”[15]。
胡筹划出洋一事，进行得极为机密。从胡与各方往来函电看，知晓此事的只有陈融、萧佛成和李晓生。胡在将相关进展情况通报陈、萧后，必在函中叮嘱“阅后付丙”。胡对“多疑多赖”、“我人之受教训已多”的陈济棠自然秘而不宣，因其有意“出洋”，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因对陈极度失望，转而他图，为自己找出路。胡在致陈融的私人信函中，坦率承认“此与某种事件实相矛盾”。从上下语境看，“此”应指通过孙科与蒋疏通，而“某种事件”则指运动西南倒蒋。在胡看来，通过孙科与蒋疏通一事，“不怕其假”。胡意拟候孙科等来，“有相当之程度，然后提出西南问题，看能负责否，看门等说什么话。如果仍说‘安内攘外’、‘要求统一’则可拒绝之。或装假话以愚我，则将来可并责其无信而讨之”，因此“都不与某件矛盾”。胡汉民真正担忧的是，蒋介石暂不用武，忍至年底，用代表大会轻轻解决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两机关，使西南失其政治立场。若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陈济棠“只求自保”，李宗仁则因“势孤”，亦无能为力，于是“某件遂无由成立”。鉴于此，胡认为“吾人须于两个矛盾政策中”，“找出办法”。[16]
“新剧”尚在串演中，作为“主演”的孙科忽遭家事、国事双重“失意”，欲出国远行。家事的麻烦是其借口，真正原因是遭蒋冷落。原来蒋每次返京，必寻孙密谈，这次则一反常态。蒋于6月15日返抵南京后，孙曾三次谒蒋，而蒋却“未尝来访”。[17]政治高层人物间的一“谒”一“访”，决非日常的礼尚往来可比，而是寓意着彼此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孙科失意之余，只得借口家事，远赴檀香山。[18]
孙科失意后，“出洋”一事落入汪精卫的掌控中。27日，汪向蒋通报称：“顷哲生兄偕马超俊、李晓生来谈展堂赴欧美、日本事，一希望中政常会给予一函，授以全权往欧美、日本，其任务于函中列明。二、此行带秘密性质，表面只称养病，不受政府任何名义，对外纯用个人资格说话。三、经费15万至20万元等语。”汪因不知蒋对此事态度的深浅，以“此事似属利多弊少，尊见如何”相询。蒋回复称：“未知其所称任务如何？性质如为联络各国则较相宜，经费可由中央拨给也”。同时为表示对汪的推重，蒋以“未知尊意如何”相复。[19]
一经汪精卫插手，麻烦便接踵而至。首先胡汉民出洋的消息开始见诸报端。胡对此似并不在意，认为“上述空气制造与尧翁（李晓生，作者注）等之往来未必无关，虚虚实实，亦无大妨碍”。其次，胡汉民与上海方面的联络出现“迟延”。6月28日，李晓生电胡称：“容甫（汪精卫，作者注）接洽甚妥”，至7月3日，则电胡谓“门无复电”。这两则电报皆一周内才到达。孙科手下马超俊怀疑汪精卫从中“作梗”。有鉴于此，胡汉民电告李晓生：“料彼等终无诚意，可不再谈”。[20]
交涉虽停止，风波却乍起。7月14日，南京方面的中央通讯社，突然发表消息称：“胡展堂先生即将出洋视察党务。”汪精卫亦发表书面谈话，证实其事。[21]空口无凭，查无实证，何所畏惧！胡应对起来镇定、从容，措词“正大而容易”。他致函陈济棠、李宗仁解释称：宁方造谣“谓弟出洋一节”，“料其与宣传西南统一同一作用，意欲内外人受其欺，为筹款借债计也”。[22]回复黔方的问询则谓“谣言不足信，其作用却甚显明：一粉饰欺人，为筹款借债地步；二分化西南，冀摇动革命之战线也。”[23]胡之出洋的“新剧”因汪的横生枝节而草草收场。[24]
转向借日[25]
在对蒋无门的情形下，胡汉民转向借助日援，欲通过解决金融问题，一举解除力扼西南发展的“瓶颈”。福建事变后，日本的华南政策发生变化，转向通过经济援助，扶植中方亲日势力，扩张日本在华商权。日方的经援工作由台湾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的陆军武官和知鹰二等具体负责策动。[26]来自日方的经援，对处于“财政与金融之艰涩”中的西南，极具诱惑。[27]随着五全大会的日渐临近，无论届时助桂出兵还是自行开会，“所感最困难者，厥为财政问题耳”[28]。为济眼前一时之急需，西南方面开始与日方交涉筹组“华侨银行”。“银行政策”的提议者为胡汉民本人。1934年6、7月间，胡先后两次向日方相关人士提出由日本帮助设立西南贸易银行的要求。日方对此反应积极，专门拟定了《对于中国西南经济援助的文件》，称日本对胡汉民的要求将“以好意对待之，并为其实现而提供必要的帮助”[29]。
胡汉民的“银行政策”是一着险棋。胡本人为不落痕迹，即使私人信函中，对此事也讳莫如深。但从具体负责落实此事的萧佛成的疑虑中，可感知胡当下的两难处境。1934年8月3日与7日，萧佛成两次致函胡汉民，坦陈自己的担忧与不解。一则称：
至于弟个人愚见，则怀疑虑，诚以矮子久蓄志侵吞整个中国，何独爱于西南？纵谓吾人在此环境之无从发展，不妨暂假其力量以倒门。但倒门之后又将如何？吾人将与矮亲善而放弃华北主权、东北失地及承认伪国乎？如其不然，则孟赵所贵，赵孟能贱。矮子又何难勾结其他方面而与吾人为难，使我国永无宁日？不宁唯是，在此不久之将来，太平洋之大战决不能免。战事发生，中国决无中立之可能。但如我与世仇之矮子合作，与欧美为敌，不但为义所不许，亦且必归于失败。此就其大者言之。至其小者，如对彼借款以组银行，彼必设一监视用途之机关，及推扩其在华南之商务，皆为其题中必有之文章。苟若是，则门未倒，而吾人已为天下集矢矣。总之，此事关系极巨，想先生必已筹之熟矣。[30]
再则曰：
弟对于先生之银行政策，自当绝对服 [从]，惟对于日○方面则仍怀怀疑未已。因彼已深恨门之反复，且失民心，亦何所惮而不敢以重力加压，而必需于我之倒门，且彼方某派已利用东亚有事，造成非常时期，得以操纵其朝野，则何以肯助我之得人心者以握中央政权，使东亚得无事？故弟疑其欲分我国之南、北、中为三，而彼居高在上，操纵其间。然果如此，于我不生不死之西南局面，计亦良得，但视吾人能否善为应付耳。尤望先生深加以注意也。[31]
以胡之政治历练，对萧的上述疑虑不可能未尝虑及，肯定是早已深思熟虑过。之所以决定铤而走险，一方面实出于迫不得已，若任西南不生不死的局面继续发展，终将是一盘死棋；同时也是出于“知彼”，方有胆量出此奇招。在胡看来，日本国内对华政策堪称“多门”、“多方”。少壮派志在“锄”蒋，外交派则意在“保”汪，“少壮连惟在攻门不择手段，独和记（和知鹰二，作者注）似知过度之行为，愈生中邦人之恶感，而为合作之梗”。[32]胡还通过专责对日事务的陈中孚和王季文了解到，此时日方之事“俱受和记等穿插把持”，外交派“将就和记等甚，凡三易粤领，今新来者乃和之同乡、同学，又屡与有吉（时任日本驻华大使，作者注）冲突者”。[33]“和记路线”既然在日本颇受重视，而“和记”本人又志在倒蒋，且行为有度，何不暂时引为奥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呢？
实力派对借助日援态度不一。李宗仁自始至终非常主动，积极促成此事，希望借机以解燃眉之急。陈济棠初则先冷后热，后又忽冷忽热，令人无从捉摸。这其中最感为难的，应是夹在中间、进退维谷的萧佛成。尽管自己对日疑虑重重，但因见陈济棠 “恐矮言不可靠”，遂不得不根据胡所示“六要点”，违心为之解释：“在此情势之下，欧美已不足靠，而门又决计以华北媚日，得专力以图西南。吾人自救、救国之道，只有此一着”，“彼方倒门派望我甚殷，我若迟疑，使彼失望，彼必走扶门派一路，且将转而图我矣，请以速为妙”。萧欲速决，陈主缓定，认为“此事当漫漫斟酌之”。在萧看来，其实陈“意似已动，不过欲谋由己出，故貌为持重而已”。揣摸过陈的用意后，萧的担忧由对日，转向对内。为防范内部的“掣肘”于未然，萧不顾先前对日的疑虑，不禁大胆“妄拟”：若陈济棠“迟疑不决，则莫如由先生负责与和○等密商，先交三四百万树立银行基础，使绅（陈济棠，作者注）深信吾人确有办法，则彼自当孰范。”[34]
8月7日晚，陈济棠与和知面谈后，态度转趋积极。李宗仁于是催促萧佛成起草银行组织法，以便呈胡核定。陈愈积极，萧对之愈加防备。[35]为防范内、外两方，萧想出了“两点最要办法”：“一、借款还借款，银行还银行，否则倒门不知何时。而我设立银行，势必有日○人参加，面上不好看，事亦不好办，故银行宜在借款外另为一事，我人自办之，不必牵涉对方。二、借款事，兄宜独作，对方现时最要是日人之信任问题，既认定兄之下有两粤，则此问题当然解决，故如借款、签约等事，正不必有不（李宗仁，作者注）、绅等参加。”[36]
8月12日，和知拟好的相关文件，由胡汉民通过萧佛成转送陈济棠与李宗仁。萧看后，认为“某件所定各条，于我方实占便宜，似无修改之必要”。[37]但粤陈之态度，有如“广东气候，倏寒倏燠”，云“其中尚有疑虑数点，兹事体大，必须大用脑力，非得数天静思不可”。[38]萧见粤陈反复如此，只得勉为其难，长函致书，力为解释。[39]截至8月20日晨，“和事”依然前途未卜，萧佛成还因陈济棠态度冷热不定，懊恼地向胡汉民抱怨称：“截至今晨，仍未见复，想系脑力未复之故”，“若循自然而为寒燠，则吾人尚有克服自然之希望，倘因有所为而故为寒燠则真倒霉矣”。[40]但至当日西南执行部例会后，陈济棠突然召集李宗仁、萧佛成，“表示赞成”。并将和知起草的草稿“略加修改”[41]，自行拟定原则[42]。对于陈济棠态度的一日三变，萧佛成深感茫然，只得致函胡表示“今日突然有此现象，或者绅士之脑力已复，抑吾人能克服自然，均未可知，后事如何，且看后回分解耳”[43]。
陈济棠态度明确后，“和记事项”，“大体已定直捷进行”。只是关于“时期问题”，“任何方亦不能确定”。[44]因西南方面须视其与中央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形而定，而和知方面也须待本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最终决定。
身不由己
既欲从军事上攻蒋，又想向蒋找出路；既思倒蒋以抗日，又欲假日以倒蒋。胡身处矛盾之中，一筹莫展。从谋略的角度，胡亦知欲“便宜”成事，“并非两个极端，拉其一即须打其他”，相反，可施合纵连横之手段，“使两方俱有所顾忌也”。[45]然而欲如此，首先须有说一不二的实力，否则只能受制于人，处处被动。随着五全大会的临近，胡不甘心西南局面于被动中束手就擒，决定转移其方向于“党”，从“党”找办法。
8月3日，胡汉民对北平法闻报记者发表对国内外政治之谈话时，公开表明自己对五全大会的态度：“在南京军权统治下所召集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人将坚决反对之。因南京现时之一切措施，皆违反孙逸仙博士之遗教。我人要于该时期中，作极剧烈之反对运动，以维护党之真精神，使不为军阀所假借利用。”[46]但空言反对容易，落实起来希望渺茫。
在胡公开高谈要“作剧烈之反对运动”时，其所倚重的文臣武将却都对前景深表担忧，甚至悲观。[47]从当时西南所处的内、外环境看，胡的谈话有放言高论之嫌，倒是萧佛成、李宗仁等人的忧虑更为切近实际。西南局面开展之初，陈济棠对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一直是“尊而不亲”。陈对胡等人的主张虽暗中掣肘，但面子上还算过得去，用陈自己的话说：“以彼等年逾六七十岁，行将去世，如与难堪，反与大局不利。”[48]但自1934年7月，驱逐中山县县长唐绍仪事件发生后，双方矛盾公开化、表面化。
7月3日，中山县民请愿团数百人前往西南政委会集会，控诉了唐祸邑殃民的“十二大罪”，要求撤换县长唐绍仪。[49]萧佛成认为“此事甚为棘手”，“人民之意似非去唐不可，一由唐治理不善，一由有力者嗾使，未知将闹至何种程度”。[50]正当萧筹谋应对之际，4日，作为党报的广州《民国日报》突然发表题为《如此模范县长！》的社论。该社论在赞同驱唐的同时，将矛头直指“元老”，谓：“吾人诚尊重元老，惟吾人更知尊重党纪与法律。在党纪法律之下，无所谓元老，斯无所谓情面。”[51]
看过忽从天降的社论后，萧知此事“于西南大局极有关系”，不禁致函胡汉民感慨称：“长此不变，花样无穷，吾人真难与共事矣”。[52]即晚，萧于灯下致函陈济棠，首述“控唐” 一事对西南时局的影响及自己的考虑，继则借批驳党报社论之机，痛快淋漓地发泄了一番心中久积的愤懑：
今日社论有所谓元老派及实力派如何如何者，乃反动派之反宣传，欲以离间我忠实同志之团结耳。广州民国日报为西南党务最高之机关，乃其言一则曰“吾人诚知尊重元老”，再则曰“无所谓元老”，果胡为者！使唐氏在党有深长之历史，在国有伟大勋劳，足膺“元老”之徽号，则今因一县政而得罪，应按春秋议功议亲之条，何至不稍存其面目？如其非也，何必故作此说，予反动者以话柄？且党报不勉当局效法总理之伟大，而冀其步武专制魔王之希德拉，抑希德拉以酷辣手段对付政敌之国社党耳，非对其本党也。高级党报而为此，实令人不寒而栗。[53]
见萧怨气冲天，陈当面示软，向萧表示：对于报纸之社论表示极度不安，欲亲诣唐寓道歉。萧谓：“唐已离省且无日复返矣，吾人仅对事而言，并非对个人，故道歉与否绝无问题。若要补救党报之错谬，唯有使该报社长负责登报声明取消前日之社论，或可稍宽其咎耳。”[54]陈当即答称：“此文发表后销纸多逾二千，此告白万不能发，只可另作一文以为转圜。”可谁知陈出尔反尔，“第二篇发出，竟是多打一拳，并未见有甚转圜之处”，却振振有词称“此文即是认罪”。萧见状，“懊恼殊甚”，当即诘问陈关于驱唐一事的“种种困难问题”。陈“无以答”，只得搬出胡汉民作挡箭牌，称可请胡对唐解释。目睹萧、陈之争的一幕后，陈融向胡汉民评价称：“无赖至此，真令人作呕。”[55]
驱唐一事发生的背后深层原因，是西南内部对广东当地政治资源的争夺。萧佛成致函胡汉民称：“此次三藏（唐绍仪，作者注）事件之发，虽由一群小妖作怪，然主其事者，乃爵绅（陈济棠，作者注）之介兄也。彼等怀恨三藏久矣，且涎其寺产之丰富，故必去之而后快。”但经“此回之兴妖作怪，不直于社会，故暂取镇静态度”。[56]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粤垣政海，波澜迭兴。15日，粤省参议会正式成立。18日晨，陈忽然召集常务会议，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提出改组省政府案，将省府高级长官大事调迁。[57]
对陈之所以“急急成省、县参议会”，萧观察称：“自谓为对门之好武器，即以为将来两机关虽废，而执此参议会尚可操纵一省政权，亦即欲以此会而代两机关者也。”[58] 当时媒体更“预为臆断”：“最近省参议会选举结果，议长一席，复为林翼中氏叔父所占有，异日省长选出之时，即为元老派之林云陔下台之日”。[59]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西南分院行政事务陆嗣曾的辞职，打破了陈融主持20余年的广东司法系统。“好好先生” 广东省政府委员许崇智被免职，有些出人意料。当时媒体探访所得，是因为许氏“反对学校读孝经所致”，“尤以许氏反对读孝经之文章，不在别项刊物发表，而在某元老主编之三民主义月刊发表，致有此累云”。[60]
宦海人情，至无定向。看过陈济棠突然“内定” 改组省府的一幕后，身为省主席的林云陔已感岌岌可危，私下向元老同仁表示“不愿多作傀儡”，[61]并怀疑陈此举背后“另有作用”，“引以为隐忧”。萧只得无奈地劝解，“此无他，不过为欲清一色之作用耳”，同时不无自我安慰意味地表示：“吾人不妨多耐数个月之时期，看其如何动作耳，再定行止。苟有利于党国，固不妨枉身为道；苟不然者，洁身而去未晚也。”[62]经历这番刺激后，林日渐消沉，累对萧嗟叹谓“看透为军佬者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现在即非门，其实亦与门无异，将来得意，亦是门耳。究无甚意味，虽有新闻，我亦不甚愿听也。”[63]
为争夺省内的政治资源，元老派与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由原先向中央暗争，转为对内明夺。西南内部“相煎”正急，外部环境更是险象环生。继滇、黔告急后，蒋有事于川的消息日渐证实。[64]对蒋之“谋川”、“谋黔”，西南方面喜忧参半。所喜的是，蒋若攻川，则川、滇、黔西南诸省共同抗蒋局面，成功有望。[65]所忧的是，在具体应对上，元老派与实力派又出现分歧。萧、邹等欲借援川，向外拓展。[66]陈济棠对元老们的“宏图伟业”不屑一顾，称：“我意欲不求甚远，只要巩固我西南基础。现时，我认为跟我走者惟一湖南，此是可决的，惟万不可枝枝节节，至到搅坏浑水。”[67]
对蒋无门，日援可望不可及，“内忧”（对实力派而言）相煎益急，“外患”（对蒋介石而言）又侵逼不已，胡汉民于重重矛盾环绕纠缠中，身不由己。
初伸“虎头”
西南局面因系遵依粤四全大会决议所成立，因此，从法理上言，只有五全大会方有权决定其最终归宿。按照党章的规定，五全大会本应于1933年11月召开。但因西南方面的反对，已经展期一次，据惯例，再无延期之可能。西南诸元老，身处内外夹攻的逆境中，多视五全大会的召开为不祥之兆，已欲届时“洁身而去”。8月初，胡汉民振臂高呼要“作极剧烈之反对运动”，西南方面却沉寂无声，陈济棠的态度于此可见。直至宁方促粤选派代表出席五全会的“巧电”到粤后，8月20日，陈济棠才首次公开与元老面商五全大会事宜。元老方面显然有备而来，邹鲁先将胡之电文示人，但“各人均无附和者”。因陈不表态，云“仍须用脑”，会议了无结果。[68]
28日，陈济棠就全会问题再次与元老进行磋商。陈开门见山说：“关于此事，对外仍不宜有所表示，盖不宜使对方知我人的意思也。”在陈济棠看来，在此情形之下，西南执行部和政务委员会两机关“当是安然无恙”；其所“最担心者”，是目前西南军队的编制“最难想得出必要存在之理由”，“盖在军制内讲话，不易善为说辞也”。为此，陈欲与李宗仁商一电稿，以“勿开此会”相要求，试探宁方的态度。此时，元老方面不仅要暗防陈济棠以军难政易为辞，撇开元老派单独与宁方妥协[69]；更令他们担忧的是，素来“倒蒋之志极坚”的李宗仁，近来对粤陈也有所迁就，“不似向来之强毅”[70]。对李宗仁近期的种种“软化”表现，胡汉民分析：“当由预备未完成，恐遂以此挑战，则乐得将顺绅意，免其藉口撒赖，徒失交情，而趁此分些实惠，谓之手腕亦无不可。”[71]
陈济棠因与蒋“交换条件未议妥”，故“对于五全会应付办法，至今尚未决定”；李宗仁则因与日方接近，“沾其实惠，故对于外交多不欲涉及”。[72]此时西南的政治气候，如8月间的岭南天气，闷热难耐。密云不雨之中，胡汉民感受实力派方面吹送的一丝“凉风”：粤陈“果能使门又来一个缓期亦好。……在我方则亦算减些麻烦也”。但又虑凉风过后，骤雨不至：“门于大会有大欲存焉，……我人若毫无准备，临时益僵”，“专望某一着棋以求和局，而全不算及对方之攻势进行，若何招架？高棋者必不如是也”。[73]胡之“高棋”是，“既作讲价地步，则不妨定价稍高”，否则“对方还价不值几何矣”。[74]
正当胡汉民犹豫难决之际，时局急转直下。9月3日，驻粤中委于中山大学石牌新校舍开会，商议如何应对五全大会。此时由于宁方在闽、湘方面增加重兵，陈济棠认为宁方的意图在威胁两广，于是对五全大会的态度转而积极，斩钉截铁地表示：两广武装同志唯知正义之所在，决不为利诱威胁。惟对于党政之进行，则请诸中委发挥意见。黄季陆当即提议：在参加五全会之前，西南应将所主张者先行电宁及国内外各党部，如宁方拒绝西南主张，则西南可以不派代表出席。于是“众皆赞成”，特联署具函，推黄赴港向胡请示。看到陈济棠的态度忽然由阴转晴，一向消沉的萧佛成也禁不住兴奋起来，谓：“此举乃出讨价还价之外，乃进而为下战书之作用，无论对方如何应付，我方已先占大便宜矣。”[75]对粤陈态度突变，胡仍心存疑虑：“何以忽能一鼓作气，岂真见门最近诸多掣肘不甚足畏，而敢于为此耶？抑仍是讲价还价之说耶？”但不管原因为何，结果皆大欢喜，“吾人与其进也，不问其将来”，“就事论事，则惟有迅速执行，使不至夜长梦多”。[76]
为防止粤陈态度生变，9月8日，西南方面提案一经签署，未及留沪中委列名，便急速发表。“齐电”发表后，陈融致函沪方解释道：“此间提案本应待沪委电来加入方发表，但粤中天气冷热不齐，寒暑表易升亦易降，一经某某签署，即不宜稍搁，以免有夜长梦多之患，故即日对海内外及宁方全数发表。”[77]为事后弥补，陈融电请留沪中委联名通电加入。此时，西南驻沪代表刘芦隐、李晓生等，因未知粤中局势已变，受沪上空气的影响，正极力主张“联孙攻汪”[78]。西南局势好不容易才初伸“虎头”，怎可在任其成“蛇尾”呢？萧、邹二老严词反对：“此时正欲大刀阔斧，此问题似不合时宜。将来为蛇尾与否未可知，此时总宜为虎头也。”[79]
“齐电”虽将矛头直指蒋、汪，要求“问责”、“清党”，观其言辞，声色俱厉，似有与中央决裂之口吻，实则不然。胡判断宁方断不会因此而与西南决裂，“果有此虞，绅士必不冒昧，不亦并不愿一触即发，当由绅讲价未妥，不可无小剧以示威，两方为难，渠又可从中说话。门辈当略洞其情，我方所持理由甚正，为门方计，只有避重就轻，答应增加议题而酌改用语（即议题字眼），再俟开会时施其手段耳。”[80]由此可见，“齐电”之发，虽属偷机成功，但并非孟浪行事，其用意还是欲以攻为守，借此造就一盘和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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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次发表在本所的青年学术讨论会上，承蒙评阅人金以林先生直言不讳地批评，令笔者深受启发。在修改过程中，得到王奇生、徐秀丽、谢维、刘巍、黄道炫等诸多师友的帮助与指正，特此致谢。
[1] 相关成果有：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收入氏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李济深与胡汉民》、《张学良与胡汉民》、《冯玉祥与胡汉民》、《曹任远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均见氏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 最早利用这批史料的杨天石教授已破译其中关键人物的代码，“随着化名的破译，有关函电的内容也就豁然贯通。终于从这批函电中发现了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秘密——胡汉民曾几次准备发动军事起义，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694页）紧随其后的陈红民教授更是再接再厉，“利用各种可能的线索，开足想象力，苦思冥想，终于破解出了绝大部分的代号。”（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第32页）
[3] 详见拙文《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2—53页。
[4]《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4月）1日（括号内日期为笔者推定，下同），《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下文简称《函电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册第14卷，第5件。原函记有“敏记之行，非我代表”等语。邹敏初于3月下旬赴京，故判定该函日期为1934年4月1日。陈融为胡汉民的妻兄，时任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之职。胡在陈融的这封长函中指出，西南被动局面的成因在内。已故西南元老古应芬降乩所云陈济棠之“观望”、“将领不一致”二语“说得贴切”，同时密友萧佛成所谓陈之“赚钱贴钱两种心理”，亦是“根本之谈”。胡私下曾表示“悲观已迟，乐观太早”，但为对外号召，“以肥者应客之意义（客指从北方来），则姑作乐观耳”。为了不使西南重蹈闽方的覆辙，胡汉民认真思索“闽事”以资“取鉴”，认为“平时政治施设已使民心怨望，临时政治主张更使军心动摇，此为最重要之一点”。反观西南现势，“今民心要如何挽回已属不易，而平时主张未尝贯彻，所部一种游移态度，无以振作士气，临时纵决心抵抗，必是形见势绌。遇着三军未动金钱先行之门神（蒋介石，作者注），当有摧枯拉朽之象。”胡虽见微知著，但为不招陈之恶感，“又不便以笔墨”与粤陈深言，只能通过李宗仁婉转“提撕而拯救之”。
[5] 《胡汉民致陈融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5件。国防会议之说于1934年5月见诸报端。（见《西南与中央谋一致对外，拟请召开国防会议》、《西南执行部推粤陈桂李负责规划国防军备》、《粤军事会议决讨论国防设施》，1934年5月8、9、10日《北平晨报》，第3版）；《申报》“15日香港电”有“是日陈济棠临时中止召集国防会议”之说。（转引自广东资料选辑编辑组编《申报>广东资料选辑》第14辑，广东省档案馆1996年版，第42页）
[6]《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5月31日，《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2件。
[7]《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5月）31日，《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16件。
[8]《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5月）26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4件。函中有“昨早已晤鄂之代表，约今日再谈”等语，可推定该函日期为5月26日。
[9]《陈融致胡汉民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2件。
[10] 李宗仁解释处境之艰危道：“从前门神给剿共费三省共五十万，桂得五份之一，皆某兄（陈济棠，作者注）经手，后某减去闽之五份一，乃并桂之五份一而减之，经许多唇舌，今始争回，因此望粤助饷之说，其难一也；桂共十六团，除了剿共四团，实得十二团，而系三三制，兵少若此，足发难耶？其难二也。”见《陈融致胡汉民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1件。
[11]《陈融致胡汉民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1件。
[12]《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6月）3日，《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19件。
[13] 《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4年1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版，第8—9页。
[14]《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3月）25日，《函电稿》，第5册第14卷，第12件。据函中所记邹敏初行踪判定此函日期为3月25日。
[15]《李晓生致胡汉民电》，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38件。据函中“昨见超俊，藉知蒋定寒日飞京”等语，推定该函日期为1934年6月14日之前数日。
[16]《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6月）21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33件。函中，胡借用处理国际关系时常用的“多元外交”来解释自己的处境：日俄战争以前，桂太郎当国，使伊藤联俄，林董联英，以便两者之间择其一，其后乃召还伊藤，而订立日英同盟。胡认为自己此时正须行“多元外交”之策，但“今之为难乃是一身而兼伊藤、林董两种工作耳”。
[17]《李晓生致胡汉民函》，（1934年）6月23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19件。
[18] 蒋介石其实是有意冷落孙科。其一，与日方的通邮谈判正进行中，蒋须借冷落孙科来笼络汪精卫；其二，蒋已委派蒋鼎文、薛岳、何键等军方人物，前往广州，与两广实力派疏通，因此有必要冷落一下孙科与元老派之间的接洽（详见拙文，《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8—59页）。
[19]《汪精卫致蒋介石函》，1934年6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总统特交文卷·亲批文件》，第34册，2458。
[20]《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7月）12日，《函电稿》，第6册第19卷，第6件。
[21] 社论：《胡先生问题，兼论汪兆铭谈话》，1934年7月19日《香港中兴报》，第1张第3页。
[22]《胡汉民致陈济棠、李宗仁函》，（1934年7月）22日，《函电稿》，第6卷第19册，第4件。
[23]《郑先辛致胡汉民电（内附批注）》，1934年7月28日到，《函电稿》，第9册第28卷，第98件。
[24] 胡之出洋，最终于1935年6月9日正式成行。本文叙及胡的出洋，只是为了引出胡对蒋政策之矛盾这一现象。关于胡汉民出洋的前因后果、曲折经过，本人将另文详论。
[25] 陈红民先生的《“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见氏著《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第262—304页）一文利用《函电稿》，系统论述了胡汉民及两广方面的“抗日”口号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本文拟通过还原胡汉民及其左右与日方交涉成立“华侨银行”的具体过程，揭示胡等诸人在这一矛盾政策下的两难处境。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胡汉民及两广方面的“抗日”口号与实践之间存在矛盾，其公开对日主张，也并非一成不变。通过考察胡在《三民主义月刊》所发表的相关文章，可以看出，胡汉民公开对日主张的变化轨迹。其一，从横向看，《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从日本现势说到对日抗战》、《为蒋日妥协正告友邦书》、《英美俄协调与远东问题》、《论中日直接交涉》、《从国际现势观察远东问题》、《华北之前途》等文章，多从世界大势，远东国家关系的角度，探讨中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较少直接针对日本，谨慎避免与日直接交恶。其二，从纵向看，以塘沽协定为界，胡的对日主张经历了从主张直接对日宣战到间接攻击蒋日妥协的变化。塘沽协定以前，胡汉民公开宣称：“唯有对日抗战，是我们的生路”。在《三民主义月刊》前五期里，胡汉民等人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乃至日本的内情上，反复历陈中国应该对日抗战的理由。《塘沽协定》后，当中日关系现状已通过条约形式确定后，西南方面宣传的重心发生变化，由主张对日宣战，转向攻击蒋日妥协，并进而强调“讨蒋即所以抗日”。至此，“讨蒋”与“抗日”在逻辑上已一致了。
[26] 臧运祜：《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8—70页。
[27] 福建事变后，广东发生挤兑风潮，财政金融大受打击。为解决财政危机，1933年底至1934年初，西南方面有意向日借款。胡征引孙中山当年处理温树德、陈策谋抢北洋海舰时所定“成功则政府承认，否则汝等自承为海盗”的原则，表明自己的看法，谓“外交无定则，惟视本身利害如何而定”。为确保西南自身利害，胡认为在处理对日问题时，应以福建事变时陈铭枢等“未食羊肉先惹一身臊”为鉴，所持方针为：“不可遂失政治之立场一也”；“不可上当如跛哥（陈铭枢，作者注）二也”，“粤与英密切，不使猜疑而敌视三也”。（见《胡汉民致陈融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5册第12卷，第17件）胡又进一步指示：“无论如何，仍抱定收复失地之议，而地方局部之接洽。”（《胡汉民致陈融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5册第12卷，第19件）胡并通过陈融，转告专责此事的广州市市长刘纪文，称“其无条件而可为物质之大助者，自不妨与之斟酌也”。西南方面与日接洽借款的经过，据刘纪文告知陈融称：此事起于桂，因“涎其可借款”。经过接洽，日方表示“可借六百万，以销煤及士敏土为条件”。陈融观察称：大抵此事，刘仅与日方“一谈，后未有进行”，陈济棠虽“急欲有所得”，但林云陔（时任广东省主席）“主张甚硬，恐稍松则上当”，刘纪文则“不欲断其路，以待必要时为之”。陈融还借用北洋海舰故事，戏言曰：“某兄尽有做小偷之身手，林、刘恐俱无做海盗之魄力耳”。（《陈融致胡汉民函》，3日酉，《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搞》，第10册第30卷，第28件）
[28]《萧佛成致陈济棠函稿》，（1934年8月17日），《函电稿》，第10卷第32册，第316页。原函无日期，通过与8月20日的《萧佛成致胡汉民函》（《函电稿》，第11卷第33册，第18件）对读，可判定该函日期为8月17日。
[29] 臧运祜《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70页。
[30]《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3日，《函电稿》，第11卷第34册，第26件。
[31]《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7日，《函电稿》，第11卷第34册，第27件。
[32]《胡汉民致萧佛成、陈融函》，14日，《函电稿》，第6册第19卷，第33件。
[33]《胡汉民手迹》，《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14件。
[34]《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7日,《函电稿》，第11卷第34册，第27件。
[35]《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8日，《函电稿》，第11卷第33册，第17件。
[36]《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8日，《函电稿》，第9卷第29册，第46件。参见：《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8日，《函电稿》，第11卷第33册，第17件。
[37]《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3日，《函电稿》，第11卷第33册，第27件。
[38]《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卷第33册，第18件。
[39]《萧佛成致陈济棠函稿》，（1934年8月17日），《函电稿》，第10卷第32册，第313—317页。
[40]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卷第33册，第18件。
[41]《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卷第33册，第19件。原函无日期，但该函内附录 “宁方来电”，抄呈日期为“廿三年八月廿日”，故此推定该函日期为1934年8月20日，亦可同后注陈融函对读。
[42]《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件。函中所列具体原则如下：（一）决定干；（二）两方不宜有所泄露，如“革新势力”之字样可不用；（三）须要防彼方复杂，大约如军事人材参加革命之类删去；（四）三时期每期若干要确定。
[43]《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卷第33册，第19件。
[44]《萧佛成致胡汉民、陈融函》，（1934年）8月2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29件。
[45]《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6月）21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33件。
[46] 胡汉民：《为五全大会告同志》，《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4期，1934年10月15日，第10页。
[47] 8月1日，李宗仁致函胡汉民称：“五全代表大会转瞬即至，仁估计某兄态度，积极做法固不敢行，即消极之进行，亦尚无一定之方策，殊为可虑耳。”（见《李宗仁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日，《函电稿》，第12册第36卷，第22件）两天后，萧佛成也因陈济棠态度暧昧不明，悲观地表示：“近日弟常举五全代会问题以促之，见渠态度凉淡，似不如前此之紧张，弟意绅或者又与门敷衍，请其缓办，或即使开会，亦当留粤方中委地位，以为苟且之计，亦未可知。总之，弟个人去留已预定，得一日且尽一日之责。如果真到无可为之时，则唯有洁身而去焉耳，断不长久尝此苦味也。”（《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3日，《函电稿》，第11卷第34册，第26件）
[48]《杨永泰致蒋介石电》，1934年6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粤桂政潮》第33卷。
[49]《中山县民请愿撤换县长唐绍仪》，1934年7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第1张第4版。
[50]《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22件。
[51] 《如此之模范县长！》，1934年7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第1张第3版。
[52]《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5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8件。
[53]《萧佛成致陈济棠函》，（1934年）7月5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9件。
[54]《萧佛成致胡汉民函》，《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0件。
[55]《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7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32件。
[56]《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9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5件。
[57] 该案主要内容是，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西南分院行政事务陆嗣曾呈请辞去本兼各职，由谢瀛洲（原教育厅长）代理；兼广东建设厅厅长林云陔呈请辞去兼职，派何启澧（省府秘书长）代省委兼建设厅厅长；派黄麟书代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教育厅厅长。广东省政府委员许崇清应予免职。见《西南任免本省高级长官》，1934年7月21日《广州民国日报》，第1张第4版。
[58]《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6月22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33件。
[59]《五全代会西南提案》，1934年9月8日《北平晨报》，第4版。
[60]《五羊城里宦海升沉记》，1934年8月11日《北平晨报》，第5版。
[61] 《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18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26件。
[62]《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30件。
[63]《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8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34件。
[64]《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27件。函中，萧称：“前日桂方得上海情报，谓宁方派胡宗南、杨虎臣（城）分道入川，而鹤、毅（陈群、何世桢，西南驻沪代表，作者注）来电，又言蒋筹款对舟（龙云，作者注）等事，似蒋将有事于川，已无疑义，即不然亦必入滇、黔，以摇我后方。”
[65] 在陈济棠看来，“门一打四川，即是我们好机会，且此机会万万不可放失”，“若我之意见，则以为对滇、黔、川宜即速设法联络，其目的要达到三省共同抗门。我联络之而三省能听我话，则西南之局成矣。”（《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6晚，《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33件）萧佛成“更恐蒋氏对于西南有所顾虑，而中辍攻川之举”，因此，怂恿陈济棠应蒋之邀，“遣使面蒋，表示无他，以坚其攻川之心”（见《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8件）。
[66] 邹鲁认为“现在我们工作宜注意陕、川、黔三省，三省能为我联合，再加以山西，则局且伟大而形势亦可观”（见《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6晚，《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33件）。萧佛成也主张：“援刘之道，惟有效围魏救赵之法，出兵长岳，号召天下，以诛讨独夫。计各省必有起而应者……若此者，不但可以救川省而安西南，并可收倒蒋之效，而安中国矣。”（《萧佛成致陈济棠函稿》，（1934年8月17日），《函电稿》，第10卷第32册，第316页）。
[67] 《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6晚，《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33件。
[68]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9件；《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件。
[69]《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8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34件。函中，邹鲁对陈济棠军难政易的说辞颇持异议，认为“此问题总之亦连带关系者”，“能通则无样不可通，门神殊非讲法，而名目尤其次者”。陈将邹的看法归为“政治眼光观察”，而“军事观察则有不同”，“用军事眼光观察，最近则不能不注重此点”，“且此名义国际上亦大有关系也”。
[70]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29件。李宗仁态度的“软化”，在其准备提交五全大会的“提议稿”中表露尤为明显。胡汉民对李稿非常不满，批评道：“不稿措辞和缓亦未可非，惟太松疏，如对法西斯无一言，对外交亦无一言，则孙哲生（孙科，作者注）之流优为之，不待西南发言矣。故万不得已而必须用不稿，亦非加以补充不可。” 胡汉民之意，如果能用萧等之稿，“固大佳，否则两稿并提（亦指既修改之后）”，“亦有讲价还价之作用”。若不然，胡欲不顾一切，独上“梁山之顶”，“临时作一宣言发表”，“不虑触起两方之战端，令人于预备未完时棘手”（见《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0件）。萧佛成知李颇深，分析认为：李对法西斯不欲言者，是因李曾云，“蓝衣是秘密性质，举而攻之何以证实？”；对外交问题避而不谈，是鉴于西南对日交涉，“尤不愿提出对门攻击”。陈融巧妙化解上述疑虑，指出：第一点空讲造党毁党，不提出蓝色名目；第二点可攻击其以前之失败，似乎无碍（见《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30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13件）。李之所虑果如萧之所料，李只得含糊表示“似此则无不可”（见《陈融致胡汉民函》，《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14件）。
[71]《胡汉民致萧佛成、陈融函》，（1934年8月）31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1件。
[72]《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6件。
[73]《胡汉民致萧佛成、陈融函》，（1934年）9月2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5件。
[74]《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9月）3晚，《函电稿》，第6册第19卷，第5件。函中，胡开列的条件为“补上外交，而立宪问题依‘建国大纲’，先求省宪之实现，亦复可从”，邹鲁“反对宁方宪法草案当亦无碍”，“其为我声援、助我台面之华侨党部”“更可开价大些”。
[75]《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4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1件。
[76]《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9月7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2件。
[77]《陈融致何世桢、陈群、刘芦隐、李晓生电稿》，（1934年9月8日）齐申，《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309页。
[78] 《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9月）10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5件。函中，胡汉民认为西南驻沪代表刘芦隐等之所以主张“联孙攻汪”，是因为刘芦隐“行时看不到绅士等等忽能兴奋，而沪上则时时看得倒容甫易于倒门神”。
[79]《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1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7件。参见《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30件；《邹鲁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2日，《函电稿》，第11册第35卷，第62件。
[80] 《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9月7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2件。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