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花队员

小时候上的小学是所五年制重点小学，学校有一支献花队，专门负责去机场迎接来上海参观访问的外宾。我有幸为献花队的一员。


成为献花队员是件令人羡慕的事。学校挑选的要求首先学习成绩要中上以上(因为经常要拉课)，然后外貌也得可以(本人小时候算不上漂亮，但还能挤进清秀的行列---厚着脸皮说)。但是真正令我们这些女孩子开心的是可以穿漂亮的衣裙，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逃课。


有接待任务的那天，通常我们只上第一或第二两节课，然后正大光明地离开教室。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我们换上漂亮的衣裙鞋袜，那些衣服都是自己的，但有时老师也会根据情况让我们换着穿。试穿不同的衣服也是件开心的事，穿好了，展示一下，然后再来过，就像模特一样。接着就是梳头发，辫辫子，戴蝴蝶结......，老师还帮我们擦点口红，那时口红是稀罕物，涂上口红，每个人立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最后是戴红领巾。平时我们戴的红领巾是布的，接外宾时我们的红领巾是绸子的，特飘逸，微风轻轻一吹，胸前的红领巾就飘扬起来了，很神气。

等每个人都打扮停当了就坐上专车去机场。外宾少的时候我们坐小轿车去，那时坐小轿车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车子是黑色的，坐在里面觉得自己挺神秘，好像去执行一件非常任务。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是巴士来接我们，那时的大巴士和现在的不同，没现在的大，大概可以坐三十来人，但是非常考究，车厢里铺有地毯，车窗上挂着浅蓝色的乔其纱窗帘，窗帘边上还有流苏。我们都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因为怕把衣服弄皱了。车子后排座位上不坐人，并排放着一大束一大束的鲜花。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是粉色的康乃馨，洁白的马蹄莲和青翠的文竹，非常漂亮。

那时上海只有两个机场，一个就是虹桥机场，另一个是龙华军用机场，接待外宾都是在虹桥机场。那时上海市区小，去虹桥机场就是去非常远的郊区了。到了机场在候机室等候，我们都规规矩矩的，小声说话，轻轻走动。有时飞机晚点了，等的时间长还有很考究的小点心和果汁招待，这些又是当时一般老百姓吃不到的。

飞机降落了，我们在停机坪上一字排开站好，等外宾走下舷梯我们并排着跑步上前，一个对一个地站好，立正，行队礼，献花，握手，再行队礼，站在外宾身旁拍照。外宾和中国领导人握手时我们站在外宾旁边，最后把外宾送上专车，和他们挥手告别，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上车，打道回府。


到五年级时我已经是献花队的“先辈”了，但是我还是出了个差错。

那天亚非作家会议在上海举行，来的外宾很多，郭沫若先生也一起陪同前来。因为外宾多，我们还向外校借了些同学，临时训练了一下，充实我们的献花队。那天和以往一样，打扮整齐，前往机场。人很多，似乎有点乱，老师让我们自己找目标献花。等外宾们都下了飞机，我看准了一个身穿白衬衫，头发朝后拢，很精神的中年男子，然后老程序：跑步，立正，行礼，正要把花献上，这位“外宾”突然对我说“把花献给后面的外宾”，我一愣，他不是外宾! 我连忙钻到他身后，对一个真正的外宾重新来过。事后老师告诉我，我献错花的那位是郭沫若先生。不过这事也怪不得我，那天有很多亚洲外宾，我一时认错人也是情有可原的。晚上在文化广场开幕式时，我们又上台献花，这次我没搞错，把花献给了一个非洲外宾。


我想如果去上海图书馆查阅 65，66 年的报纸，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当年自己和外宾在机场合影的照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