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哲学的数理表象玄野严谨精确是数学的特征，广博深邃与澄彻人性是宗教哲学的性质。有人断言，上帝用数学设计了宇宙。但本文意不在此，而是以迥异的中国宇宙观视角，以数理结构的真确来映射宗教哲学中光耀万世的贤哲与須臾崩颓的虚妄。国人常说，一沙之中见世界。微小事物所遵循的规律与宏观星球宇宙所遵循的规律相通，而这些规律用数学来表达是最简洁易行的方式。也说，人体的小宇宙映射了宏观的大宇宙，意在人体与宇宙各自遵循的原则相通。老子曰：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意指世间万物，多有坚硬的外壳与内虚的空间，才成为活跃的个体。小至原子结构，大至经济体系，本性灵动者均遵循此原则。汤姆生未明此理，将由其初次发现的电子镶嵌在了原子核上。其学生卢瑟福对原子结构的修正反映了老子的原则，其外坚内空的结构也昭显了原子的活泼本性。经济理论中成功于非常时期的计划经济，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其体系却为主观臆测所僵化，社会与人的活力渐次冻结。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向老子理论的回归，塞满的空间于十数年获释，而体现稳定外壳的法律与规则犹任重道远。此例是哲学原理在数理结构中的应用。而数理结构在宗教哲学体系中的表象同样广泛，今试析几例。一，直躬攘羊与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直躬攘羊是春秋时期的一件小事，所导致的波澜却贯穿了中国的思想界几百年而未能止息。论语，庄子，韩非子，淮南子对此都有叙述与思辩，而思考最深入的却是吕不韦的门客。《吕氏春秋·当务》：“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大意为：一个形式体系，如果是一致的，它必然是不完备的。就是说这个体系中可以构造某种闭式判断，此形式体系本身不能判定其真假。由此发展的第二定理：任何一致的形式体系不能用于证明它本身的一致性。在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证明过程中，存在两级的自反替代和一次自我否定。而吕氏春秋版直躬攘羊中在仁义忠孝的前提下同样有两级的自反替代和一次自我否定。二者的各要素间有精确的一一对应。这一悖论表面上是时代的宗教法律价值体系的产物，本质上悖论的存在是数理与逻辑的必然。价值体系本身是在宗教哲学的基础上根据逻辑关系建立的，法律的改进使得旧的悖论消失，却要造就新的悖论。我们没有发现当代价值体系的悖论，或者因为实际生活中我们没有严格遵循理性与法制的规则，将很多难题在感情层面上武断地解决了，或者因为我们没有继承先贤对智慧的崇尚和精神的追求。直躬攘羊所导致的悖论是可以通过更改社会规范来解决的，其中的几个关键道德规则为孝道，对社会的忠信，对偷盗的惩戒，儿子对父亲的从属，法律的尊严。但是，对其中任何一条的更改都将动摇社会的基础。以最轻的说，去掉儿子对父亲的从属。在如今看来是正当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大逆不道的，将造成社会基本元素－－家庭的崩溃。这一父子从属原则的嬗变是经历了数千年，逐步构建了对家庭的其他支撑方法才达到现状的。而在当时这一原则显然不可动摇，所以吕不韦的门客在威严的宗教信仰孝与信面前选择了牺牲法律的尊严。而以当代的自由平等观念看，摈弃父子从属原则这一条是道德进步，悖论也自然消失了。这个时空错位的假设没有发生在当时的思想家那里。但是，相似的错误却实际地发生在上世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因为发展的滞后和社会中某些机理微妙的矛盾，从而以糟粕论断然否定支撑民族数千年的道德规范。过往的精英们对待民族传统的方式并不比英伦炮舰和东瀛铁蹄来得更加文明与理性。民族苦难，血迹未干。社会规则的定义是复杂而崇高的，最精细的考虑也会有逻辑上的悖论出现。传统的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是度过了数千年血与火的磨炼，经历了诸多朝代的抉择，得益于无数先哲孜孜求索的增补，由难以历数的生命与财富换得的成熟体系。鸦片战争以来的民穷国弱是文化冲突与比较的必然景象，而非传统宗教文化的弊端和自身矛盾所致。从发展上考虑，其他文化的元素是应当汲取的，但必须在真实的通晓了自己的和别人的以后才能做好。但是，近代以来国人总是从现时的表现出发，因为别人的坚船利炮，璀璨都市，用红眼病的心态引入其他文化，彻底抛弃传统，以至于传统文化后继无人。领先的必然引进，传统的也必须坚守。一个简单的例子，文艺复兴以前土耳其文明冠盖地中海，气凌全欧。君士坦丁堡人心中，罗马巴黎尽为荒蛮之地，遑论伦敦柏林。如果在土耳其兵临维也纳的时刻，欧洲人就俯首帖耳，何来今天的科学民主盛况？人不单应该有对本民族的担当，同样应该有对人类对天上帝的担当。无论是中国的孝道与仁义，还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都不是可以一言蔽之的概念。这些理念都深深地印在社会的每个层次与角落，同时社会生活中的点滴又解释了这些理念的确切内涵，它们即有演绎性，又有综合性。成功的社会规则，不是象欧几里德通过五条公设建构经典几何一样，可以通过几个顶层的核心理念推演出来。诸多用抽象概念来构建道德体系的尝试是中国在上世纪的最大失败，而且如今依然在延续。民主科学的引进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事。而现状如何？民主在国人手中，或空化为冠冕堂皇的口号，或偏执为崇拜供奉的迷信。科学因为有技术这一支系，其应用成果堪称卓著，而基础科学却难如人意。科学不是用来改造世界的工具，它首先是对理性或者上帝的信仰。这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信仰上可以得到印证。如今中国，民主之词，科学之用，可谓铺天盖地。而民主实质，科学精髓，却未得要领，貌似神离。所以，自数理分析的比对出发，从民族个体和世界整体两个方向看，社会价值体系的订立不应该与传统截然断裂，必须是以继承为主体，改革与引进建立在解决实际困难的原则上的审慎渐进体系。第一，任何社会必须建构在原有的宗教与道德体系上。横空出世的一套新道德体系是不可行的，非但不会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平生淆乱，将古人为了解决那些问题所走过的灾难和代价重温一遍。第二，在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出现新的矛盾是必然的，针对这些矛盾，借鉴造成这些矛盾的外来文化，基于原有法律和宗教道德体系的变革是必须的。抱残守缺难有出路。世界历史尤其证明了这一点。人类文明实际上集中在欧亚大陆。这里即有北亚至中欧的广袤草原的互相影响的通道，又有天然屏障将这块陆地分割为东亚，南亚，中东及欧洲几个相互独立难以互相征服的区域。而与此中心失去联系的孤立文明区域远远落后了。对任何成熟的道德规范的摧毁都将是灾难性的。传统中腐朽僵化的成份是有的，但这不是宗教哲学所固有的，而是因为历史的演进中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所造就的。不破不立的说法是短视的。追本溯源，将传统教条里深藏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宗教根本还原出来，切合当代，构筑恰当的价值体系，当是可行的方法。二，爱与离散空间宗教是社会的本质，价值体系构成社会万事的土壤。宗教体现的核心价值是爱。泛函分析中的离散空间揭示了爱的自然属性。简单说来，离散空间就是此空间中的任一点，与任何另一点之间的距离都是一（或者说＂相异＂），而与自身的距离为零（或者说＂相同＂）。如果以每个人的意识（或者说灵魂）为一个点，世界上所有人的意识将构成一个离散空间。人的意识是完全孤立的。人们可以通过意识的各种载体来交流，如语言，图形，手势，表情，动作等。但是意识之间却没有直通的渠道。所以，孤独就成为意识个体无法摆脱的必然宿命。人对这一宿命的恐惧就导致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最广泛最重要的现象－－爱。放任想象的翅膀，在个人的心境与外界的环境支撑下，爱情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有一个命定的爱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等待你的到来，所谓的世界上唯一的爱。忠贞的爱情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唯一是爱情发生后的，而不是爱情发生前的。西方的古典爱情故事，总在素不相识的王子公主之间演绎。所以，莎士比亚得以轻松超越而一剧倾倒全欧。中国的爱情故事却得玄微之义，无论出自史书，民间，或诗词，必摧人肺腑。拜于爱情之下的人其想象层出不穷：心灵相通，前生之姻，来世之缘。爱的主因并非在于对方的特质，而在于你自己的内心。人对意识孤独的恐惧是永恒的，所以爱情也是永恒的。坠入爱河的人，其恐惧从潜意识浮到意识层面上来，受此折磨尤甚。所以，爱情之爱是受感情控制的爱，也是用虚幻的驰想将点滴的现实无限放大的爱。与其相对的是理性的爱。即古仁人之心。人因为对孤独的恐惧，寻找心灵的依傍就成了精神世界的第一要务。斯宾诺莎对爱的逻辑推演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他自人类起于快乐的欲望出发，最终导出爱的结论。外界对自己有益的事物中＂尤以完全与我们的本性相符合的存在，为最有价值。＂继而说，＂凡受理性指导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也即是他们为别人而追求的东西。＂又说，＂人要保持他的存在，最有价值之事，莫过于力求所有的人都和谐一致，……尽可能努力去保持他们的存在，人人都追求全体的公共福利。＂人循着理性的追求所达到的，就是宗教意义上博大与真实的爱。儒教的推己及人，基督的爱人如己，佛教的慈悲为本，都是一致的宗教情怀。人渴望逃脱孤独之囿，追求同类者的利益也为自己带来了最大的快乐。受快乐欲望的驱动，其最终的价值实现，必然是全体公共福利的达成。为了个人存在和本性完善的努力是每个人的权利，毋庸赘言。为了家庭幸福的奋斗构成社会最坚实的基础。为了民族存亡而捐躯抗争构成文化发展和国家种族延续的支柱。超越种族地域，为抽象的人类的福利而不吝付出以致牺牲的，是通于神的最伟大的灵魂，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根本。此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数学的真确性在于它对现实世界的抽象解释的必然性与一贯性。世界并没有必然地显示给我们数学原理。自然数是为人们所笃信的真理，并非是因为它的真确性最充分，而是因为人们对它的理解最容易。复数是近代的发现，也曾被人质疑为数字游戏，毫无实质意义。但是在电工学中的广泛应用和应用中所表现出来一贯性和必然性，使得人们接受这一数学的真确性。脱离欧式几何中被称为平行公设的第五公设，则得出黎曼几何与罗巴切夫几何，虽然非欧式几何令人费解，但是其现实应用同样证明了其真确性。在我看来，离散空间对于人类意识和宗教发生机理的描述，与自然数对事物个体数量的量度具有着同样程度的真确性。三 宗教哲学的发展模式与非线性关系宗教哲学在时间轴上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非线性曲线。数学中定义的非线性关系是指函数和自变量之间不成比例变化的关系。简单的如抛物线。而本文所提及的可以和哲学社会宗教的发展模式相比拟的非线性是特指那种阶段性爆发式的关系，即非普通线性，也非导数或多阶导数线性。在稳定阶段，可能是简单平缓变化的线性关系，而在突变阶段又以指数速度急剧变化。数理领域与其所对应的现象有正反馈，自激震荡，电子由一个稳态向另一稳态的跃迁所导致的激光，核爆等等。指数曲线的物理本质是其导数就是其本身，也就是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时间位置决定了这一时刻的发展速度。社会变革阶段，当所有人都专注于社会发展的时候，其整体的物质力量与智力水平将决定那一时刻的社会发展速度，于是导致近乎指数速度的发展。这种发展阶段注定是短暂的，或者为自然或社会的边界条件所限定，或者因为人的注意力从发展中转移出来。一般来说，二者兼而有之。物质层面上的指数式爆发是多见而短暂，精神文化层面的爆发少有却长久。哲学科学与政治理念的爆发于文艺复兴时期缓慢发微，十九二十世纪构成发展的最急速阶段，而二十世纪后半段为边界条件所限定。宗教哲学层次的爆发有史以来仅有一次，就是由佛陀最先开始，东有孔子老子为首的百家争鸣，西有希腊三贤领衔的理性主义，而五百年后耶稣的横空出世亦与此隐隐相关。铁器应用的逐渐成熟与推广，是这一现象在物质层面上的激发因素和某种意义上的物质基础，也是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几乎同时奠定宗教哲学基础的原因所在。其理解并不复杂。在生产力低一个层次的时候，人类将很多攸关人类命运的自然运作都归于神灵的恩赐或惩罚。铁器的发达，使人类对自然的介入上升了一个层次。原来必须祈求神灵才能得到的东西，如今可以由自己的意志来左右了。人们对神灵的敬畏日渐衰微，认为神灵不复存在，自己可以取代上帝。人的征服能力与范围大大提高，信心爆棚，私欲膨胀。开始肆无忌惮地追求口腹之享，为欲望和需求所支配。于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族群矛盾激化，冲突日蹙，杀戮遍地，人类的前景变得越发黯淡。人若不强调宗教之爱将会有打回石器时代的前景。那一世代，地中海地区的杀伐比大陆的这一端大家熟知的春秋战国之乱局还要严重。圣贤的思考在痛苦的激发中升华，佛教，儒道，基督教，理性主义都在此空前绝后的阵痛中催生。如今，世界又面临相似的困境，人类如果任由自己的欲望发展掠夺，其他生物与自然环境将会遭受破坏而最终的生态循环被打破，世界回到恐龙时代或者三叶虫时代都是可能的。所以，人类必须进一步思考界定价值体系和宗教哲学，而不是在上帝与天道问题上自作聪明地嘲笑圣贤的迂腐。儒教在当下的世界文化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是值得每个人思考与期待的事情。阐明儒教也是每个以中文为母语的人的责任。儒教源于尧舜，兴于周公，至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对自然环境的涉入大大深化，而社会关系空前拓展复杂化，儒教明显落伍了。然而，孔子上承周公以再振，祖法尧舜以复古，虽屡屡碰壁，哀大道不行于天下，然其志不移。最终，武帝独尊儒术，成就锦绣中华两千年。春秋时期已经过时的文化，为什么五百年后却成了最先进的文化？其实，人类的基础文化并不存在过时淘汰之说，只是人类拓展了生存空间与生活方式的时候，所发生的新的社会关系在原来的宗教文化体系中导致了自相矛盾或者道德盲点。人们需要做的不是另立新说，而是适定地增补或者简单地诠释旧说。这就象树木在春天发出的新芽，其根基是古老的，如果嫌弃这根基，而断下新枝植入土中，自发新根，最可能的结果是枯萎而亡。即使勉强生根了，也无法壮大。四 当前社会发展与数理方程人类社会在上世纪末期就已经遭遇到资源枯竭，气候变迁，环境退化，物种灭绝等灾难性的问题，其发展触及了全球性的边界限制。对这种限制性边界的研究是数学中数理方程的范畴。在数理方程（或偏微分方程）理论中，函数在开放空间和封闭空间的本征值完全不同，导致函数的轨迹与特性天差地别甚至完全相反。微波在波导中的传输特性与空间中的辐射特性大相径庭，从而出现了天线这一庞大的学科。更简单的实例，封闭空间中，空气温度的增加将导致气压的升高；而大气层的规律却相反，往两极方向的寒带是高气压区，而往赤道方向的热带是低气压区。现代理论的实例是自七十年代就风靡全球学术界的耗散结构理论。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一个孤立系统的演化方向是由有序向无序，最终到达热寂状态。这一推论只能适用于宇宙整体，对现实事物没有解释能力。（其实，人类对宇宙整体所知太少，这一理论仅可为阶段性认识。）如果错误地应用于生物上就推导出与现实截然相反的结论。耗散结构理论解释了这一问题，因为生命是一个开放系统，总是从外界吸收能量，将自己变得更有序，而把更多的熵留给自然环境。宇宙整体依然是熵增和走向无序。人和城市都是向外界释放熵的耗散结构。此理论解决了人和城市的个体问题，而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层面上又有新的难题。难道人类社会给自然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个垃圾制造者的角色，以别于生态学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而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在于人类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再是无限开放的，我们已经触及到了很多领域的边界。例如，能源产业扩展导致全球变暖和资源枯竭，渔业发展导致物种灭绝，工业污染导致自身生存环境恶劣。如果将人类社会定位在耗散结构上，那么所谓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基础在哪里？根据数理方程中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本征值的根本差异，相对于以往视自然为无穷空间，在现时代边界逐渐限定的空间中，人类的行为规范必须做天翻地覆的更改。时下，整个世界在为此焦虑，而东方儒道佛中可以找到的解决方案远比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来得丰富与对症。遗憾的是，作为儒道佛发端者的子孙们，其绝大部分被塑造成了向西方价值与宗教顶礼膜拜的粉丝，让他们解释一下祖宗的法宝，居然回答说那是狗屎一堆。当代国人，何颜面对天地之造化，祖先之馈赠，子孙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