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学届荒芜的原因
赵天恩 著
(一)引言
近年来，在我国教会的圈子里，对所谓“本色神学”发生莫大的兴趣。究其原因，主要是教会一般人士，极力提倡中国本土教会的建立，呼吁中国教会本身在神学上应有所贡献。更应培养教会领袖及发展海外宣道工作等。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教会是在成长的阶段，同时也是在更替变迁的契机。
本文主要目的是谈及“中国本色神学”的问题。过去曾有不少文章讨论过这个题目，每位作者都一致赞同，中国教会目前最大需要之一，就是要有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神学。但各人对此问题的处理却各不相同。对本色神学发展之方向，更是模糊不清。最普遍的说法。就是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熔于一炉。刘雅各先生曾分析说：基督教之所以不能成为中国本地宗教之主要原因，乃是因为教会人士未能使基督教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直到今日，我们还没有将基督教神学思想融于中国文化思想的范畴，好让基督教逐渐成为中国本色的神学思想。刘君提议，福音的种子应撒在中国土地上，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色与历史的传统。
吴怀珍先生曾在晨光报上发表过他的意见，就是建议将基督教神学思想，彻底与中国文化及宗教思想合并在一起，使基督教成为正宗的中国本土产物。正如中国文化吸收了印度佛教之精华，产生中国式的佛教。照样，这混合集于大成的方法，可用之于西方的基督教。把中国的上帝观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提并论，则基督教将更能深入人心耳。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否仍能忠于圣经的教训，颇值得怀疑。
以上所述，可代表现今中国教会对神学发展之关怀。这件事的确值得中国每个基督徒作慎重的思考。
其次，我们若能清楚的看到目前东南亚神学教育的趋向，便更能领会需要正确地建立中国神学发展的方针。现今许多当地神学院已提高程度，设有学位，一般圣经学校亦符合大学水准。此外，亦有不同的宗派合作共同兴办的神学院，企图集中实力。但这一切的改变及学术水准的提高，仍是按照西方某些神学院的教育概念和目标而进行的。毫无疑问的，东南亚神学联合会，是一个新派的组织，正设法在东南亚一带，包括香港及台湾，负起领导及策划神学教育之形式与水准的责任。他们设有神学教育基金会，且已和一些学校合作，开始联合的制度。并遣送本地教师去美国深造。如此下来，在东南亚神学教育及教会扩展方面，他们就可控制大局，按照他们的新派神学，造就当地教会领袖人才及影响神学发展方针。然而，所谓“福音派”或“正统信仰派”，仍旧闭关自守，无动于衷，更缺少具体性的长期计划。反而有些教会领袖，不单未能体会神学教育在现代之重要性，竟高唱反神学的调子，实为可叹之事。
中国教会当前之重要活动有三：(1)提倡本色神学。(2)重整神学教育。(3)新派教会正在企图领导亚洲神学教育——这些都极需“福音派”信徒对中国神学发展的方向及内容作严谨的考虑。与以上有关的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像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关系，宣教士及国人对发展适合中国教会之神学应有的努力，以及受西方控制的教会和亚洲独立之教会间的冲突。虽然我们不能每个问题在此逐一讨论，但我们必须记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据本文笔者的所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间最严重而尖锐的对峙，莫过于护教问题，这一点唤醒我们，创造合乎圣经的中国神学，第一步就是透过圣经的观点去分析了解中国思想。这种神学不单能向中国的人道主义挑战，更使基督教的信仰在中国文化中发扬光大。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1)以作者的所见对中国神学界荒芜的因素作一简单的分析。(2)对中国神学发展的方向提供几个基本的意见。(3)引起读者在这方面作更多的思考和探讨。
(二)中国神学界荒芜之主要原因
在圣灵的领导下，中国教会在神学的探讨上并非一无所成。简单说，信徒个人在基督的真道上追求及长进，进而热心事奉，基本上也是神学的活动。除此之外，圣灵所给予教会的恩赐，职份及见证。在中国教会里，出现过不少神的忠心仆人；如王明道、宋尚节、贾玉铭、倪柝声、计志文等。他们或是牧者，或是传福音的，或是圣经教师，而他们对中国教会，确有显着的贡献。其实在过去数十年间，有些教会领袖已经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本土神学”。例如赵世光牧师的时代主义，虽非我们所想望的那种神学，但它的系统却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因此，说神学界荒芜，并非指完全贫乏，毫无建树，乃是说在神学思想及写作方面，缺乏对教会有影响及贡献的原动力。
甲、中国教会与宣教士间彼此关系所引起之因素。
我们感谢西方宣教士，历尽艰辛将福音传到中国来，开始建立教会。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教会本身有其自觉，也明白神之呼召，因此在宣道事工方面产生困难及磨擦。宣教士及当地信徒都热心爱主，渴望事奉神，但问题的焦点却是怎样事奉神?因着不同文化之观点，便各有所趋向了。以下略作分析：
一、宣教士狭窄的眼光及能力
一般宣教士多数是自愿到中国来对当地人士传扬福音，建立教会。自十九世纪以来他们的“海外布道”事工包括开办医院、学校、及介绍西方文明。但多数到东南亚对中国人工作的宣教士，仍是以传讲福音为主。他们多是圣经学校或神学院的毕业生，只有少数因主作的需要，曾作深造的研究。一般来说，他们有足够的热心去做实地的工作，但他们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及整个文化结构大多没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不能了解国人的心理与其背景。
许多时候，宣教士未能按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将福音真谛清楚的传给他们。
二、宣教士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混为一谈
大多数宣教士未曾下过苦工去研究中西文化不同之处。此外，关于圣经对基督徒的生活教训，及他们西方生活的形式，也未作审慎的分辨。因此他们要求信徒依照他们的方式与观点，而不是遵照圣经的立场对当地的习俗作适当的批判。基督教更被看为个人的信仰(心灵安慰或是精神寄托)，而忽略了福音本身对整个人生的要求及作用。这样在“个人宗教信仰”及整个人生应该活在福音的教训上，中间划了一个鸿沟。也许这样，在一般青年知识份子看来，基督教信仰对他们所从事的各种学问没有直接的关联，更起不了作用，也许如此，教会未能获得许多青年人献身研究神学。
三、圣经学校的程度及其有限的目标
福音工作展开，信徒增加之后，更需要有当地的工作人员，为了应付工场之需要，宣教士便开办学校，借以训练福音工作者。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办圣经学校而不办神学院?以下是促成这件事的几个简单的理由：(1)迫切的需要促成迅速的训练。(2)在早期大学毕业生不多，并且知识份子多藐视基督教。(3)宣教士多系圣经学校出身，自然举办同样性质及程度的学校。(4)宣教士认为圣经基本知识，对一般乡村传道人已是绰绰有佘了。这点反映出宣教士在神学训练上的欠缺。这种训练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尚可以勉强，但与现时之需求却相差甚远。
上述因素，造成了不合水准的教牧训练，而且在神学的了解领悟上，便呈混乱现象。要把水准提高，应付现代的需求、并非易事，要打破古旧的形式，也需要一段时间。一般宣教士及中国传道人，均有反知识之倾向，对提高学术水准的措施，并不表示好感。还有许多圣经学校里宗派气氛十分浓厚，目的只在训练服务自己宗派的工作人员而已。因此，神学教育的内容，不单是不及水准，而且目标更是狭窄，只在针对普遍性之教牧职份。目前我国教会所需要的，并非提倡宗派，乃是建立一个有能力而且在主里合一的教会。
四、宣教士办理的学校之不完全
宗派差会所举办的圣经学校或神学院，多由一些宣教士担任教席，此外也挑选中国人为同工。可是在他们的专长方面并没有足够的深造。因此，在教学的阵容上，并不坚强，图书馆的设备简陋，藏书不多，加上经费的不足。这样的学院，实难栽培出优秀的中国神学生来，能成为圣经学者、神学家，或作家。而且大多数的学术程度，没法吸引有恩赐的基督徒青年。在台湾的一般现象，是大专联考落榜的学生，才跑到神学院或圣经学校里去、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
在教授传达方面，西方宣教士可说是未能称职，他们很少人能用中国语言，流利的讲解神学及哲学思想。通常是由一些未受过神学教育的抄写员，把他们的讲义翻成中文，也替他们改试卷。宣教士不能单独用中文着书立说，发表言论，那些有写作才干的，也是先用英文写成后，再翻为中文。除了传达的困难以外，在实际教学的内容方面，宣教士也多无充分的准备。他们不是专以教神学为主，他们多身兼数职，教会工作，讲道、行政、写报告、及参加各种会议等，已经忙得透不过气来。在各种重担之下，教学一职只是他们的许多任务之一。况且宣教士常回国度假及更换工作，甚至调任他处。这一切都妨碍他们稳定地从事神学探讨的工作，发展自己的本行，及在课室内有清楚的讲授。由上所述，证明宣教士所主持之学校十分不完全，因而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神学之发展。
五、宣教士及其宗派神学
宣教士往外国传道，是由他们本身宗派的海外宣道会，或独立的宣教社团所差派。他们的背景有宗派气味，在教授圣经真理时，也不免把宗派的色彩混杂进去，这样对中国教会也有不少影响。这是免不了的。因宣教士是按着他们对福音领悟及个人的信念，来做宣道事工，不幸的是，他们信念虽强，但在信仰的领会方面，未能完全以圣经为主，尤其是常以宗派的教条，当作圣经的真理来传讲。
这样一来，宣教师在宗派上的偏见，及他们在神学上肤浅的认识，便输送到中国学生的心中。这些见解，常被误认为是圣经的教训，而不在教会史或教义史上探索其根源。宣教师也是从教会传统上学来的，本身也缺乏历史眼光。宗教信仰可驱使个人的良知，因之一般信徒的良知，常被宣教士所传的那些掺杂着错误的教条所束缚。中国教会内，神学界早已没有系统，加上教学之不完备，及神学思想上之分歧，更见混乱。察其原因，就是因其注重宗派的教条及缺乏历史的眼光。一般平信徒的反应，便是不谈教义，转向追逐基督徒个人主观的经历，而基督教信仰及生活唯一根基的圣经教义，却被漠视，避而不谈，在一般信徒心中，更产生一种反对神学的倾向。
六、宣教士在教会中的掌权
有些父母，在其子女长大成人之后，仍然把他们视为无自立的孩子。同样情形，宣教士很难信任国人有充分的能力领导教会。当然这种情形的造成，也有它多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外国不同的宣道会总部，迫着他们所差遣的宣教师，必须忠于他们自己宗派的利益、信仰、和工作方法，结果造成宣教师的擅权专横，为保持该派之信仰传统，神学教职多由自己忠心的宣教士充任。为使金钱的控制满足捐献者的意愿，财务悉由西国人士管理。这种情形并非无法谅解的事，问题是它是否合适。近来有些宣教师已改变意念，把领导权交给中国人，但仍牢牢的控制着基金来源的权柄。有的教会则连这种责任，也交给了亚洲的弟兄。
宣教师占据领导职位，也许为了功利之故，但当这种情形存在时，它就关闭了培育本国教会领袖的大门。很可能宣教士惧怕当地人领导教会，是担心中国人的观点不能符合他们自己的理想，甚至有时是会向他们挑战。在所有的事情中，今天最需要的，是计划在中国教会里训练领袖人才，尤其让青年人在教会中充任神学领袖。显然西国宣教师恐怕中国青年的教会领袖，在学术上若超过了他们而以同样的手段向他们挑战。这是一种多疑和偏见的想法。我们对于圣灵在宣教师心中或在我们自己心里工作有同样的信心。为了探讨中国教会内神学荒芜的原因，以上这些重要的事，我们不得不提，我们很感激宣教师把福音传给中国人，但我们必须了解，在中国神学发展上，他们留下不少障碍。
乙、由中国教会之特性所造成之因素
中国教会都具有一般的特性，虽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它们可归纳成下列几类：(1)大多数宗派教会；像长老会、美以美会、圣公会、路德会、浸信会，他们仍有许多宣教师占据着神学教职的地位，对中国领袖也有其影响。(2)有些小教派的教会，仍受宣教师的控制。(3)不受宣教师控制的独立教会。(4)有更多地方教会，像灵恩派教会，小群等。因为在这些教会中有着显着的不同，所以他们对神学教育的态度也就不同了。总之，我们可找出下列致使神学荒芜之因素。
一、政局不稳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一八O七)，即遭到各种不同的反对。先是同治年间官绅反教运动，后是义和团对基督教的迫害，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会遭到了层出不穷的劫难。显然，这种动荡不安的时代，阻碍了中国教会的建立和地方神学的发展。正当基督教开始在青年人中兴起的时候，又响起了抗日战争的号角，抗战虽于一九四五年结束，但它却促成了新中国的建立，因此又转移了青年献身传道的志向。亚洲政局的不稳，继续妨碍着神学机构的长远计划。当中国弟兄在思考中国神学荒芜的惨情时，这些历史因素常易被忽略。
二、重视布道工作而忽略了神学教育
早期在中国的宣教师，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热衷于福音传布。这确是积极而迫切的行动。甚至今天，在亚洲的中国，有广大的教区和数亿人民仅能听到基督的名字而已。今后数年，中国教会的使命，仍必须以传布福音为主。因之，我们自然将会发现，中国教会的兴趣，在于传布福音而非为神学。虽然近年来，新派神学迅速渗入了组织化的教会，这些教会大体上还是比较保守的，从他们那儿仍可听到福音。在大部份信徒的心目中，仍以基督为中心，尤其那些已重生得救的信徒。传福音的活动占据了教会工作大部的时间和精力。结果传福音工作自然优于神学和圣经的研究。在此情形下，神学院偏重于培养牧会者而忽略了神学的研究。
三、反知识主义
１、中国牧师们：一般中国传道人的神学教育程度，是高中毕业后，施予三或四年的圣经学校或神学院的训练。有些新派的教会，送他们的学生到国外神学院去接受更高深的教育，但这些人在教会内并没发生多少积极的作用，结果中国信徒多认为，美国神学院是新派，到那儿去受教育，会使学生变成新派，以致认为神学教育是有害的。这种理由左右了他们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和观念灌输给青年学生，故在中国青年中，有一种敌视接受神学教育的趋势。他们的反知识主义，已造成了神学研究的低潮，以致使中国福音派，在中国神学上，未有可足称赞的建树。
２、平信徒们：中国人是个务实的民族，实例比高深的理论更易感动他们。一般反对更高深神学教育者，多以王明道、宋尚节、计志文，及其他成功的传道人为例子，他们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但他们都比圣经学校或神学院出身的更有力量和成果，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那些伟人是应了上帝的呼召而献身教会的。他们都曾不断地研究圣经及其他有关的书籍。他们的祷告生活非常火热，对教会的贡献甚巨，然后毫无疑虑的放弃了接受那种素质低落，成就又差的神学院，在平信徒中会产生一股反知识主义的思潮。甚至今天，一种反神学教育、反知识、反神学的风气，继续阻碍青年基督徒追求神学教育的志愿。这是中国神学界荒芜的一大原因。
为了矫正这种缺点，提供下列两个建议：
(1)神学院训练中国学生，在毕业后必须要他回到中国，按他们所得圣灵的恩赐，在中国教会内从事事奉工作。他们可以对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显示出来，神学训练对教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而并非属灵成就的障碍。
(2)中国教会领袖，应该鼓励在亚洲地区，在中国教会内建立由中国人执教的福音派神学院，这种神学机构将为上帝及中国教会造就新一代忠实的仆人。当前几期的毕业生若能表现不负众望的话，那些反知识主义者，当会重新评估传道人是否需要神学教育的这个问题。
四、对教会的性质及使命缺乏了解
当许多西方宣教师把神学和基督教的派别之见带入亚洲之后，已使中国教会对新约教会观发生了迷乱。他们对教会的行政、聚会和惩戒、及圣礼和事奉等事并非全部内行。因此，直到今天，在这些事上多因环境而转移。有些中国信徒认为长老会及圣公会的教会形式不合圣经，所以他们有种反教趋势。在这种运动的反应中，像“小群”及“新约教会”表现的颇受欢迎。但这种表现使他们和有教派的教会之间造成一道分裂的鸿沟。
因教会不了解圣经教训，使中国教会无法看出发展教导工作的重要性。教会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赐给教会不同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弗4：11)。一种健全的神学教育，能使人对这些事奉工作有正确的了解。
五、中国牧师的经济状况
中国教会牧师们在经济上多感拮据，他们无力购买所需要的书籍，来增长自己的知能。另一方面，他们过重的责任负荷，也使他们无暇读书。以致他们的讲道肤浅，讲道内容多属伦理性质，而不适合青年学生及知识份子。对如何解经，也未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故常发现自己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传给听众。
我们应该了解，就是在西国，牧师的报酬亦很菲薄，这种现象是由于基督徒认为那些辛苦的工作者，不值得他们的眷顾。这种态度也全盘移植到亚洲来。西国传教士，为了避免有人为生活问题而从事事奉工作，自始就降低中国传道人的待遇，更合国人口味!但是为了研究圣经真理，也不好因噎废食，倒水盆连婴儿都泼出去! 外国的东西不一定都不好，在研究神学方面更不当分门别户，当存虚心的态度，探求真理。世界各国在灵性道学上有成就的基督徒都值得我们的效法，作为我们研究真理的他山之助。切勿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以致被人误称为“心肠狭窄，不学无术”。
翻译的工作是困难的，有很多人不能体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有很多难以找到两个绝对相同的语词。所以译者若想作品成功，非彻底明了原文，然后将意义表达出来不可。借着初世纪通行的希腊口语，一千年以后才把基督教福音自传入欧洲本土文化。现在从这些语言又第二次移植到亚洲和非洲。这工作的缓慢是不足为奇的。开荒时代的翻译工作虽然是有了，但如果想在特殊世界观的背景中传达清晰的基督教信息，新的圣经译本，新的改正势在必行!
结语
有很多人认为在当今的太空时代，对有科学头脑的人传福音绝对困难，因而想在方法上予以改弦更张，将福音变质，企图适应今人思想上的需要；但我们仍要怎样听就怎样讲，有一句说一句作证道干城。我们不必标新立异，炫世骇俗；也不要因怀才不遇而气馁；要静候神前，作隐藏的工作。不打空气，不耍快拳，尽量充实自己，勿自骄矜，当谦卑主前。我们也不要忘记，将来我们要在主的审判台前交账，巴不得我们都能听见主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所赐的安息。”
（原载《信仰与神学》1969年7-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