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是男人的季节，收获让每个男人的心里快乐着，使他们迈向未来的脚步更加从容和自信。同时又像万物成熟后就是毁灭的开始一样，急剧破坏性。这时候的男人，会让理智暂时的去度假，情感在摇摆中成了风的俘虏，在飘零中裸露出它脆弱的一面，有时也会象饥饿的流浪汉一样，在柯尔蒙的催眠下让它们的载体在不自觉中堕落成沿街乞讨爱情的打手。当然，上帝还是上帝，菩萨还是菩萨，有人收获了爱情，也有人饱尝人间的悲苦！
从那天晚上酒吧聊天后，杨孝就成了我的影子。晚饭后他总像个士兵一样很准时的来我的住所报到，做我的跟班和司机，而且春夏秋冬，风雨不误。有时我们就去那间酒吧里坐一坐，和在昏暗的灯光里放肆大声说笑的越南人一起挥霍着剩余的热情。据说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越战时期从南方以政治避难身份移民到这里来的人的下一代。每次杨孝都会主动，近似巴结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只是意思意思的点点头。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总是旁若无人的坐在杨的对面独自喝闷酒，我没有融入他们的愿望，虽然都是一样的黄皮肤，文化上也有一定的渊源。但不久前刚刚过去的那场中越战争的阴影还在，而民族意识中的狭隘就成了我不可逾越的鸿沟。说到底我还是更喜欢中国的文化氛围，即便在一起说说黄河长江，也有一份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在里面。有时我们也会去附近的大学，在那里我们认识了许多中国人，当然女孩子是我们喜欢交往的对象。她们也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不光是因为我们钱包里的丰盈，更主要的是我们也带给了她们许多外面世界的精彩。很快我们就认识了许多从大陆来的女人，有在校学生，也有靠打工支持男人继续求学的伟大妇人们。我们开始把寂寞的女人从"家属院"里带到一个她们从来没有去过的世界中，让她们觉悟到移民生活不光是苦役和坚忍，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也不够积极，但却能带给她们快乐和暂时雪葬那些困扰她们的孤独和寂寞。她们人生的轨迹也不仅仅是对男读女工模式的简单重复，也还有让她们尽情挥洒激情的舞台。我们通常选在中国城附近一家既可以吃饭，又可以跳舞唱歌叫朱城的酒家。我们通常是用电话事先约好时间，晚上就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跳舞，K歌。我们通常采取的是AA制，每人每天也只要6元钱。我们的队伍一天一天的壮大，里面有前国家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有跳水冠军，还有舞蹈家，最后我们还组织起来一个颇具规模的歌唱团。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老洪家搬了出来，在市内租了间一室两厅的公寓式房子。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把我认识的所有单身男女请到我的家里来，一起包包饺子，唠唠家常，我就是想让他们有个家的感觉。那时候我们就像一些包产到户的农民走进了一个共同富裕的合作社，齐心合力地经营着我们的精神生活。
在美国和加拿大都生活过的华人，都多多少少的能体会出其中的一些不同。加拿大的华人相对公共意识强于个体意识，人们往往更多的依赖于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并会深深的融入其中，因此如教会，社团，家庭聚会等各种活动层出不穷。加之长周末又多，当然闲只是一个原因，竞争也没有美国社会那么激烈，有人就说加拿大是个适合懒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而我以为更主要的原因是身份相对容易解决，我们都知道生活在海外身份问题是头等大事(许多在美国身份解决不了的人就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先在加拿大把身份问题搞定，再转移战场来美国继续他们的移民生活)。工作也相对稳定，社会福利又非常健全(不但人人都有医保，如果你没有工作还能从政府那里领取相应的困难补助)。我见过的一个老干部就戏言说，加拿大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而在美国的华人，为了一张绿卡就已经搞得焦头烂额，加上竞争异常激烈，人们总是在身份和工作两方面焦灼，一方出现危机就得马上面对和改变，因此工作更换的濒率远远高于加拿大人。他们往往生活在较私人化的空间里，强调个人奋斗，其主要原因是相对流动性强，往往是刚刚熟悉了一个环境就又像候鸟一样迁徙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在美国没有工作就没有医保(除非你退休或有工作家人的单位给你买了一份保险)，也很难从政府拿到补助。我的体会是在加拿大的生活轻松，快乐，充实。而在美国的生活紧张，寂寞和未来充满变数。当然凡事都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杨孝出国前，他的老婆正在加拿大读博士学位，并很快和一个洋人同学产生感情并且同居了。据杨孝讲，他们是中学同学，后来分别考人了部队和地方院校。大学毕业那年，女方追到了他实习的海军基地，在那里他们有了第一次并定下婚期。后来杨分配到舰艇学院当老师，他们补办了结婚手续。此后女方继续她的学业，在读完硕士学位后，又考上了加拿大的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为此杨的家人四处为她张罗学费，最后她如愿以偿的去了加国继续求学。现在她突然提出离婚，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变故，杨当时欲哭无泪，后路已断，前程渺茫，又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语言问题，工作问题，生存问题都一下子摆到了面前。最后杨在中国学生会的帮助下，在大学里找了一份打扫卫生和送报纸的临时工作，算是在生活上有了着落。同时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婚姻，正像他没有放弃在国外生活的梦想一样。他采用最原始的死缠滥打战术，天天在他老婆经常出入的地方苦苦等待她的出现，而且千方百计的试图说服她回心转意。他的事情也赢得了许多华人和学生的同情和帮助，在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又重新生活在了一起。但强扭的瓜不甜，在不久后他的老婆的一次出走事件中(据说此事不仅惊动了当时的中国大使馆，加拿大皇家骑警也同时介入了此事，后来确定不是一起失踪案，只是一起简单的家庭纠纷引起的一方离家出走而告一段落。)，让他在这场挽救婚姻运动中有了妥协的觉悟，才让他们的婚姻又继续维持了几年。
杨孝老婆是几年前的一个春天离开他，带着他们不满周岁的儿子去温哥华发展的(他们之间的故事很曲折，我很难一一道来，就只能拈重弃轻的写出个大概来。)。她再一次的出走把杨孝心中最纯粹的东西彻底的打碎了，从此他就再没有仔细的去审视过自己的感情，总是自欺欺人的在寻找和放弃中取舍。他们没有办离婚手续，是因为杨孝不同意离婚，这到不是因为他还对他们所谓的爱情抱有什么希望，而是狭隘使他不愿意就此放手，去成全他曾经爱过的人可能的新生。拖死她，报复她，伤害她是他最终的目标。他基本上做到了，使她从一个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才女，变成了今天无人问津的黄脸婆，一个人带着孩子和命运苦苦的挣扎。但这貌似一个人的痛苦，何尝不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悲剧呢? 战争永远是一把双刃剑，互斗的双方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输赢。杨孝自己心灵上的创伤和扭曲是外人难以看到的东西，其结果就是他后来变成了祥林嫂那样无论见到谁都会不厌其烦的告诉他，阿毛死了的讯息的人。
女人对杨孝的无情和老洪的对前妻的绝情虽然是殊途，但又归于人性自私的同一条路上来。在以后的交往中，在杨孝断断续续，一点一点揭疤的痛苦过程中，我和他一起痛苦着，麻醉着，毁灭着。。。。。
而我在这种不负责任的狭隘和自私的报复战争中，盲目的扮演了一个枪手的角色。我利用我的所谓"女人缘"，一次一次的帮助他寻找各式各样的不同女人。而且把他每一次失败看作是自己的失败；把他的痛苦当成了自己的痛苦；也把他的疯狂演变成自己的疯狂。我一面期待和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千方百计的去建设和成就一个畸形的恋爱过程，另一面又积极的帮助他摆脱因对他老婆的种种怨恨而产生出来的痛苦。然而奇迹始终都没有出现，他仿佛在爱情方面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其实是我错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充满了报复心态的男人，是不会真正的去给予和体会爱情的，而他所谓的付出也只能让他在亵渎和践踏爱情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从那天晚上酒吧聊天后，杨孝就成了我的影子。晚饭后他总像个士兵一样很准时的来我的住所报到，做我的跟班和司机，而且春夏秋冬，风雨不误。有时我们就去那间酒吧里坐一坐，和在昏暗的灯光里放肆大声说笑的越南人一起挥霍着剩余的热情。据说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越战时期从南方以政治避难身份移民到这里来的人的下一代。每次杨孝都会主动，近似巴结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只是意思意思的点点头。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总是旁若无人的坐在杨的对面独自喝闷酒，我没有融入他们的愿望，虽然都是一样的黄皮肤，文化上也有一定的渊源。但不久前刚刚过去的那场中越战争的阴影还在，而民族意识中的狭隘就成了我不可逾越的鸿沟。说到底我还是更喜欢中国的文化氛围，即便在一起说说黄河长江，也有一份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在里面。有时我们也会去附近的大学，在那里我们认识了许多中国人，当然女孩子是我们喜欢交往的对象。她们也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不光是因为我们钱包里的丰盈，更主要的是我们也带给了她们许多外面世界的精彩。很快我们就认识了许多从大陆来的女人，有在校学生，也有靠打工支持男人继续求学的伟大妇人们。我们开始把寂寞的女人从"家属院"里带到一个她们从来没有去过的世界中，让她们觉悟到移民生活不光是苦役和坚忍，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也不够积极，但却能带给她们快乐和暂时雪葬那些困扰她们的孤独和寂寞。她们人生的轨迹也不仅仅是对男读女工模式的简单重复，也还有让她们尽情挥洒激情的舞台。我们通常选在中国城附近一家既可以吃饭，又可以跳舞唱歌叫朱城的酒家。我们通常是用电话事先约好时间，晚上就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跳舞，K歌。我们通常采取的是AA制，每人每天也只要6元钱。我们的队伍一天一天的壮大，里面有前国家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有跳水冠军，还有舞蹈家，最后我们还组织起来一个颇具规模的歌唱团。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老洪家搬了出来，在市内租了间一室两厅的公寓式房子。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把我认识的所有单身男女请到我的家里来，一起包包饺子，唠唠家常，我就是想让他们有个家的感觉。那时候我们就像一些包产到户的农民走进了一个共同富裕的合作社，齐心合力地经营着我们的精神生活。
在美国和加拿大都生活过的华人，都多多少少的能体会出其中的一些不同。加拿大的华人相对公共意识强于个体意识，人们往往更多的依赖于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并会深深的融入其中，因此如教会，社团，家庭聚会等各种活动层出不穷。加之长周末又多，当然闲只是一个原因，竞争也没有美国社会那么激烈，有人就说加拿大是个适合懒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而我以为更主要的原因是身份相对容易解决，我们都知道生活在海外身份问题是头等大事(许多在美国身份解决不了的人就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先在加拿大把身份问题搞定，再转移战场来美国继续他们的移民生活)。工作也相对稳定，社会福利又非常健全(不但人人都有医保，如果你没有工作还能从政府那里领取相应的困难补助)。我见过的一个老干部就戏言说，加拿大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而在美国的华人，为了一张绿卡就已经搞得焦头烂额，加上竞争异常激烈，人们总是在身份和工作两方面焦灼，一方出现危机就得马上面对和改变，因此工作更换的濒率远远高于加拿大人。他们往往生活在较私人化的空间里，强调个人奋斗，其主要原因是相对流动性强，往往是刚刚熟悉了一个环境就又像候鸟一样迁徙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在美国没有工作就没有医保(除非你退休或有工作家人的单位给你买了一份保险)，也很难从政府拿到补助。我的体会是在加拿大的生活轻松，快乐，充实。而在美国的生活紧张，寂寞和未来充满变数。当然凡事都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杨孝出国前，他的老婆正在加拿大读博士学位，并很快和一个洋人同学产生感情并且同居了。据杨孝讲，他们是中学同学，后来分别考人了部队和地方院校。大学毕业那年，女方追到了他实习的海军基地，在那里他们有了第一次并定下婚期。后来杨分配到舰艇学院当老师，他们补办了结婚手续。此后女方继续她的学业，在读完硕士学位后，又考上了加拿大的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为此杨的家人四处为她张罗学费，最后她如愿以偿的去了加国继续求学。现在她突然提出离婚，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变故，杨当时欲哭无泪，后路已断，前程渺茫，又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语言问题，工作问题，生存问题都一下子摆到了面前。最后杨在中国学生会的帮助下，在大学里找了一份打扫卫生和送报纸的临时工作，算是在生活上有了着落。同时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婚姻，正像他没有放弃在国外生活的梦想一样。他采用最原始的死缠滥打战术，天天在他老婆经常出入的地方苦苦等待她的出现，而且千方百计的试图说服她回心转意。他的事情也赢得了许多华人和学生的同情和帮助，在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又重新生活在了一起。但强扭的瓜不甜，在不久后他的老婆的一次出走事件中(据说此事不仅惊动了当时的中国大使馆，加拿大皇家骑警也同时介入了此事，后来确定不是一起失踪案，只是一起简单的家庭纠纷引起的一方离家出走而告一段落。)，让他在这场挽救婚姻运动中有了妥协的觉悟，才让他们的婚姻又继续维持了几年。
杨孝老婆是几年前的一个春天离开他，带着他们不满周岁的儿子去温哥华发展的(他们之间的故事很曲折，我很难一一道来，就只能拈重弃轻的写出个大概来。)。她再一次的出走把杨孝心中最纯粹的东西彻底的打碎了，从此他就再没有仔细的去审视过自己的感情，总是自欺欺人的在寻找和放弃中取舍。他们没有办离婚手续，是因为杨孝不同意离婚，这到不是因为他还对他们所谓的爱情抱有什么希望，而是狭隘使他不愿意就此放手，去成全他曾经爱过的人可能的新生。拖死她，报复她，伤害她是他最终的目标。他基本上做到了，使她从一个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才女，变成了今天无人问津的黄脸婆，一个人带着孩子和命运苦苦的挣扎。但这貌似一个人的痛苦，何尝不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悲剧呢? 战争永远是一把双刃剑，互斗的双方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输赢。杨孝自己心灵上的创伤和扭曲是外人难以看到的东西，其结果就是他后来变成了祥林嫂那样无论见到谁都会不厌其烦的告诉他，阿毛死了的讯息的人。
女人对杨孝的无情和老洪的对前妻的绝情虽然是殊途，但又归于人性自私的同一条路上来。在以后的交往中，在杨孝断断续续，一点一点揭疤的痛苦过程中，我和他一起痛苦着，麻醉着，毁灭着。。。。。
而我在这种不负责任的狭隘和自私的报复战争中，盲目的扮演了一个枪手的角色。我利用我的所谓"女人缘"，一次一次的帮助他寻找各式各样的不同女人。而且把他每一次失败看作是自己的失败；把他的痛苦当成了自己的痛苦；也把他的疯狂演变成自己的疯狂。我一面期待和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千方百计的去建设和成就一个畸形的恋爱过程，另一面又积极的帮助他摆脱因对他老婆的种种怨恨而产生出来的痛苦。然而奇迹始终都没有出现，他仿佛在爱情方面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其实是我错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充满了报复心态的男人，是不会真正的去给予和体会爱情的，而他所谓的付出也只能让他在亵渎和践踏爱情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