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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斗争：一贴省你二十年》「天涯杂谈」
作者：雾满拦江
第一章：我的职场滑铁庐
（1）一个小小意外
我在职场上的第一次挫折，发生在我刚刚走出校门，进入大机关做公务员的第一年。事实上这一次挫折并不大，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接近儿戏，但我多年来却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连导致我遭受挫折的人名姓都想不起来了，却始终无法忘记挫折的全部过程。
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算是我的“初痛”吧。
第一次总有点不同寻常，而且这一次挫折彻底改变了我，把这件事记述下来，或许也是值得的。
这一次“挫折”实际上是由三个小事件所组成，事件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唯一贯穿于其中的，是我的性格变化。
细说这一次事件，要从我是如何进入机关成为一名公务员的时候说起。我毕业的那一年，正值高等教育的产品跌落到有史以来最低点的时候，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的宠儿，媒体更多关注的是应届毕业生的缺点与不足，报道的重点侧重于男大学生心理变异，女大学生卖淫与同居，好象天底下的脏事全让不懂事的学生们干了。这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只要将国内的学生们宰个精光，这世界就太平了。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告诫说：要夹起尾巴做人！
不曾想，这条尾巴一夹，我们就把自己弄成了“落水狗”，落到了个人人喊打的局面。
我夹着尾巴去单位报到，才知道我还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将我放在二级单位的事业编制。上班半年后有同事悄悄的告诉我，单位之所以把我招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单位需要一名懂得国际汇率的人做具体的工作，另外呢，单位是想利用我这个名额，安排一名子弟兵。
也就是说，单位扩编打的是我的旗号，而最终成为公务员的，却有可能是某领导的亲属。
幸好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已经遭受到了一连串的“挫折”，这些挫折逼得我把夹起的尾巴跷起来，不再谨小慎微的做人，而是理直气壮的主张自己的权力，这才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不仅没有成为职场政治与阴谋的牺牲品，反而让这次事件成为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成功。
但成功来自于前面的人生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说失败。
我们这个单位很怪——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官僚部门都很怪——有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是考核处级部门与每个人的“资讯发表篇数”。这就要求单位的每一名职工都要皱着眉头握起笔，把单位的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写成新闻报导向报社投稿，如果报社发表了一篇，部门就会获得一分，撰写报告的职工除了稿费之外，还可以从单位领到五十元的奖金。
这个考核标准真的对了我的脾胃。
早在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是几家杂志和报纸编辑的“统战对象”，即使在我工作之后，我的稿费也经常性的高于我的主营业务收入。以我的能力，搞几篇“资讯报道”，岂不是手到擒来吗？
我把事情想得非常简单，并立即动笔开写，写完后请处长审阅，处长签字后报局长，然后投稿发出，然后一如泥牛入海，从此没有动静。
我连续投了十几篇稿，却始终未有任何消息。直到有一天，我又拿着刚刚写好的资讯去找处长审阅，可处长却不肯签字，他推开我递过去的资讯，说：“不要光知道写啊，你是咱们处里的骨干，光写不行，你得发几篇啊，要不咱们处里的分都被你给扣光了。”
当时我的脸涨得痛红。才知道局里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规定，对处室的考评除了发表的资讯篇数之外，还有一个比例的问题，如果写得多而媒体发的少，分数反而会降下来。我再瞅瞅处里的其它同事，才发现同事们压根不急着动笔，而是先去报社找关系，找熟人，都谈妥当了之后，这才动手撰写，一炮而中，远不是我这种初出茅庐的嫩孩子能比得了的。
可有件事我就弄不明白，以我的能力，发出那么多的资讯，难道竟没有一篇能够被采用的吗？几十万字的小说我都出版了，难道还搞不掂这么简单的一篇报道？莫非真的是我的专业能力有问题？
正当我纳闷的时候，事情有了意外的变化。
那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琢磨，处里一位年长的女同事满脸神秘的招手叫我过去，让我顿时心跳加快。因为这名女同事年龄虽然比我大上几岁，却是单位里有名的美女，平时她在处里不苟言笑，极是端庄，这时候却突然招呼我，我的心脏顿时就有点失控。
等我到了她的办公桌前，就见她拿起一张当天的报纸，对我说：“这篇报道是你写的吧？”
我探头一看，顿时大喜过望，那篇报道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用处里那台大家玩游戏的电脑敲出来的，为了这个事同事们已经对我有了好大的意见，如今终于有了个结果，可想我是多么的兴奋了。
可是同事却又说了一句话，顿时让我目瞪口呆。
她说：“可这上面的署名不是你呀。”
我再仔细一瞧，果不其然，报道虽然每个字都是我从脑袋里挤出来的，可是署名却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名。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把报纸拿过来，茫然了。这时候另一名男同事走了过来，只看了一眼，就说道：“这小子是报社的记者，我还认识他呢。”
我明白了，我被人偷了，被剽窃了。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章被那位不认识的先生只是改了一下署名，就成了他的作品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事们全都凑了过来，伸头看了个究竟之后，就安慰我几句，然后又去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当时我心里说不出的委曲，有着一种强烈的想要大哭一场的欲望，真希望能有一个人在这时候帮我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可是没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象这种事，他们见得多了。
我有一种冲动，想立即打电话给报社，找到那个剽窃我的报道的人，当面质问他，但我的手一碰到话筒，就颤抖起来，我心里害怕。
我害怕什么？实际上我只是害怕与人争吵，害怕与人打交道。但我的心里不肯承认这一点，虽然我还没有能力与勇气处理好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意外事件，但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却是很健全，我很快就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回避现实的理由。
我安慰自己说：这件事还是算了吧，对方毕竟是报社的记者，如果我还想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东西的话，就不要把关系弄僵。
这件事并不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小挫折，我的处理方法才是。
我不敢向报社反映这件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我为了自己的懦弱而寻找的借口，却终于导致了我第二次难堪事件的发生。
（2）又一起难堪事件
第一次剽窃事件之后还不到一个月，我突然接到当地一家杂志社的电话。
需要解释一下，象我们单位所写的那种“资讯报道”，其新闻价值并不高，外地的报刊是绝无可能刊登这一类东西的，只有当地的报纸杂志才有可能发表，这也是我们所撰写的文章都集中于当地的原因。
给我打电话的这家杂志，虽然发行量极小，却是权威部门主办，极有来头的。接到这个电话时，心里就有些兴奋。
电话里是一个粗喉咙的男人，他大声吼道：我们这里收到一篇投稿，是什么什么内容，是不是你写的？
我急忙回答：是我，是我写的。
然后对方隆重宣布道：“这篇文章，我要了，我有用。”
天地良心，这是他当时的原话，一个字也不会错的，虽然事隔多年，却仍然言犹在耳。当时我呆了一下，难道我的文章他“有用”，我就没用吗？没用我费这么大的劲写这东西干什么？还没等我想清楚这个“我要了”是什么意思，对方又粗着喉咙吼叫了一声：“没问题吧？”
一瞬间我明白了过来，这又是一位“抢劫者”，不过与报社那位不同的是，这一位是同你打个招呼，变暗偷为明抢，那我应该答应他吗？
虽然事隔多年，我却至今仍然非常佩服我自己的反应能力，我几乎是立即回答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在放弃自己的权利与生存空间这方面，我这一次的表现与行为堪称所有失败者的典范了。
听了我的回答，对方随即命令道：那好，你马上过来一趟，这有几个地方还要改动一下。
我立即蹬上自行车，心情激动的赶了过去，一路上想入非非，自以为如果我出卖了自己的利益，那么，我就与对方成为了“朋友”。做为“朋友”，这位兄弟怎么也应该投桃报李，以后多给我发表几篇文章吧？
当时的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社会，更对职场上的游戏规则一无所知，完全是凭了自己的臆想来解读这个世界，遭到了日后的羞辱，也是必然的事情。
帮助别人做坏事，甚至不惜以损害自己利益为代价的，是最典型的小人行为。小人之行，必有小人之辱，这个道理，直到很久之后我花费时间慢慢咀嚼孔子的《论语》，才终于把这个道理想明白。
我骑自行车赶到了杂志社，却惊讶的发现我见到的那位兄弟与电话里表现的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电话里的声音喉咙粗大，说话极有气势，见面时却发现此人声音极是文弱，甚至有几分有气无力。连看我的眼神都是躲躲闪闪，不敢与我正视。
做贼者必心虚。
有一定博弈经验的人就能够依据这点反常马上研判出对方的虚张声势与恐惧心理，完全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反败为胜。但我在当时明显缺乏这种能力，我甚至连一点自我保护与防范的意识都没有，而是兴冲冲的帮着这个家伙蹂躏我自己，按照他的意思把那篇报道重新写过。
我觉得自己终于交上了一个“朋友”，并因此而在内心里沾沾自喜。
又隔了不久，我又有一篇报道发表了，在另外一家报纸，署名又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
那是我被剽窃的第三篇文章。
我的处长看了这篇报道之后，眉花眼笑，对我说道：你怎么老是出这种事啊。
我委曲的回答：这怎么能怪得了我？
处长笑得更是开心，说：不怪你怪谁？
但我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原因正是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的，而由于缺乏足够的反省能力，我却将这几件事情归结为“社会真是太黑暗了”。
实际上这个社会非常公平，每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之所以认为社会“黑暗”，是因为我自己有如一头戴着眼罩的驴，看不到那伏隐于职场惨烈博弈之中的游戏规则，所以我的眼前只看到一片黑暗。
我严重怀疑佛门中的一句话：你心里有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
以我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孩子，心里哪来的什么黑暗？但我当时却感受到了那种几乎压得人窒息的黑暗。
事实上，我看到的，只是我心理上的缺陷与弱点。
这一次事情发生之后，我仍然缺乏行动的勇气。事实上，从最初开始，我的懦弱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在得到我不断的暗示与强化的前提下，已经进化成为了我的思维本能。
虽然如此，但我心里仍然残存着抗争的欲望。但这种抗争的意愿，同样被我的心理防御机制所扭曲，体现为另一种形态。
当时我的考虑是，要抓紧时间发表几篇，要让我自己有名，要让别人不再敢随意的剽窃我。
于是我打电话给那位杂志社的“朋友”，他是剽友中的“君子”，是唯一获得了我的“剽窃授权”的人，他拿走了我的思想，应该有所回报。也只有从他开始，才能实现我的“多多的发表”的目标。
那边接电话的却是一个不耐烦的女人声音，听到我要找的人的姓名，就回答了一句：怎么电话打这儿来了？他早就调走了！
调走了？不会吧？
我当时吃惊得嘴吧都合不拢，明明两周前他还在那间办公室里要求我修改“他的文章”的啊。我再继续问，回答更让我目瞪口呆。
就在两周前，那个家伙让我写好稿子之后，并不是象我想象的那样直接发表在他们自己的杂志上，他才不会干这种无意义的蠢事呢。
他把那篇稿子递交到了党委政研室，以此证明了他不仅对当地的政策与经济有着专门的研究，而且还有着极为可行的价值性建议。他因此而被直接调入了党委政研室，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
仅仅两个星期，这家伙就干成了这么漂亮的一件事情，其效率之高，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凭心而论，这个家伙在利用别人的智慧方面堪称天才，的确有资格拿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
惊愕之余，我对这个家伙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之情。
我想，如果在我的职战生涯中有着老师的话，那么，他就是第一位。
只是，事隔多年，这却把这个家伙的姓名忘得干干净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3）一件让我重新认识社会的事件
事后回想起初涉职场的当年，时常让我手心冰冷，捏一把汗。我同几乎绝大多数刚刚走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从来也不缺乏有经验的长者的教诲，只是我们的偏激思想扭曲了我们的思维，导致了我们对这个社会信息的有选择性接收。
同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不一样，实际上一个刚刚走入职场的年轻人，由于对职场的隔膜及游戏规则的一无所知，始终处于一种自觉或是不自觉的恐惧状态之中。这一状态导致了年轻人心理防御机制的启动，其表现形式为：用自己的习惯性思维臆造出职场与社会的游戏法则，并遵循这个并不存在的法则而行事，同时也这样要求于别人。
所以，往往越是年轻人，思维就越是顽固，拒绝变通，也越容易成为愤世嫉俗的“愤青”！
因为年轻人的自我尽管虚幻，却是他们人格形成的唯一凭借。如果把职场比喻为大海，那么这个用解剖刀找不到的自我人格，就象是大海里的一艘小舢板，别管这条舢板是多么的禁不起风浪，怎样的跑冒滴漏，但如果离开了这条小舢板的话，远行者就会溺毙于潜意识的海洋之中。
让一个年轻人接受“现实中博弈而形成的”职场游戏规则，就意味着让他们先行放弃他们在海洋中飘泊时赖以保命的破烂舢板。除非他们已经及时的打造出新规则的战舰，否则，他们是无法离开这条渗水破裂的小船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而且看不出有丝毫的改变的迹象。
幸好当时发生了一件极其意外的事情，这一事情虽然不是发生在我的职场范畴之内，却让我因此而重新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并彻底的扭转了我偏激的思维。
在发生这件极尽戏剧化的事情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前景的不妙，我知道肯定有什么问题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必须要行动起来拯救我自己。于是经过多日的犹豫与绝决，我终于强迫自己，趁办公室的同事们都不在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第三家剽窃我文章的报社，要找剽窃者理论。
之所以这个电话要选择在办公室无人的时候打，是因为我心里的恐惧感，我当然知道打了这个电话也不会有人吃了我。但我不懂规则，对陌生的事情缺乏把握，心里的迷茫与失措也就是正常的了。
报社方面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只用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还没等我结结巴巴的把话说清楚，对方就不耐烦说道：那个署名不是我们报社的人，是读者的投稿，你自己找作者说去吧，这事跟我们无关！
然后她就要挂断电话。我急忙嗑嗑吧吧的问“作者”的联系方式，对方冷冷的扔过来三个字：“不知道！”就把电话挂了。
我明明知道对方是在推搪，报社既然用的是“作者投稿”，岂有不知道投稿者的联系方式的道理？我甚至怀疑这个接电话的女人正是剽窃了我的文章的人，否则她何以如此回答我？
实际情况是，接电话的人完全可能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她甚至有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扫地工，也有可能她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实习生，遇到这种情况根本不敢在报社里说话。而我却将出现在报社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视为“报社”，一旦遭遇冷落，就认为这是报社的行为，甚至怀疑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好东西，至少也是心怀险恶，因为他们都不肯维护象我这样一个与他们全无关系的人的利益，受这种绝望心境的趋使，我当时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但是接下来，就发生了那件比任何一部小说的情节都更刺激人的事情。我小时候一位朋友方哲的哥哥方庆，从老家赶来省城，到了之后打电话找我，让我帮他安排几个当地老乡的聚会。
方庆是赶到省城来营救他的弟弟方哲的。
方哲是我幼年的一位同学，这家伙绝顶聪明，双手灵巧得惊人。他曾经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破烂的陶瓷片，被他三搞两搞，竟然搞成了一匹奔马的形状。但这双巧手却被他使用的透支了，他的手会经常在人所不知的情形下伸进别人的衣兜里，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已有。
说清楚点，我这个同学是一个“偷盗癖”患者，这种人如果生在发达国家，多半会被送到心理医师之处进行心理矫正。但不幸的是他生在中国，这就决定了天下之大，却只有一个地方可供他去——监狱。
就在前不久，无所事事的方哲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无意中听说了楼下人家出差不在家的消息，他立即行动起来，等一离开朋友的家，就躲藏在楼道里，然后再悄悄上楼，一脚踹开那户人家的房门，进屋后东翻西找，抱着几件毛衣和一台录相机跑掉了。
方哲将这些东西带回了家，却越想越觉得自己吃亏了，因为那家还有一台彩电没有拿，这让他有着一种意犹尽的感觉。于是他又返回来，并考虑到自己最多只能搬动彩电，那户人家的床他一个人搬不动，就临时在大街上雇了辆三轮车，兴高采烈的杀回战场。
蹬三轮车的是乡下来的民工，真的很能吃苦，在方哲的指导下，他独自一人将那户人家搬得净光，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他的三轮车上，让方哲不由得为乡下人的勤劳而心生敬佩。
战场打扫完毕，方哲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开路，满载而归的三轮车紧随其后，凯旋而归。走到半路上，突然遇到了警民联合的治安巡逻队，巡逻队拿手电筒一晃，问了一句：“干什么的？”听到这句问话，当时的方哲反应神速，背一弓，足用力，把自行车踏得飞快，眨眼功夫逃之夭夭。他逃得是那样快，巡逻队有一辆老笨摩托居然都没能追上他。
方哲虽然跑掉了，那个蹬三轮的民工却被逮到了。这位可怜的老兄，他为自己的勤劳与勇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大牢里足足蹲了半年，这时候如果再有人对老兄讲什么勤劳致富的大道理的话，他多半会问候你的亲娘。
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警方毕竟不是吃素的，而方哲的手脚不干净又在当地“颇有名望”。案发之后，片区的一名警察去方哲家里看看，进门一瞧，啧啧，那户人家失窃的毛衣和录相机还放在方哲家的客厅里呢。
事情闹大了，方哲吓坏了，跑到了不知什么地方躲了起来。哥哥方庆把他狠狠的揍了一顿之后，却也知道方哲这个毛病不是一天两天的，没听说过蹲大狱能够矫正人的心理疾病，哥哥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护得弟弟周全。
就这样，方庆赶到了省城，几经周折，终于和一位部级的老乡见了面。
这位老乡是我的家乡颇受人尊重的一位老干部，他自幼年参加革命，扛枪打仗，身上留着十几块弹片，有日本人的，有国民党的，还有自己人的，其中自己人的最多。关于这位老乡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就在早年他带部队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却因为队伍清洗异已，他被打成反革命，执刑死刑的人赶到前线，缴了他及警卫员的械，推出去正要处决。就在这节骨眼上，前方的敌人却攻了上来，势头极猛，见势不妙，上级英明果断，立即做出指示，让他先去指挥战斗，将敌人打退之后，再执行枪决。
老干部暂时死里逃生，一面指挥战斗，一边发出讯息向上级领导求救，敌人打退了，可消息还没有反馈回来。老乡又被押赴了刑场，就在枪响前的一刹那，上级终于有新的命令下来了：准予他继续立功赎罪，但却剥夺了他的指挥权。
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许多次，总之，这位老革命杀人放火是一流的好手，就是玩不转职场。否则，以他的资历，也不会被废黜出一个荒远的小地方去。
革命是神圣的，但革命的职场上同样存在着游戏的规则。而规则是客观的，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绝不会因为目标的神圣而变得神圣起来。
这一规则一直主宰着这位老干部的一生。当方庆见到这位老干部，将礼物呈上，说出自己的要求之后，老干部立即回答了他一句话：
可以，我可以救你的弟弟，但你必须也要帮我做一件事。
方庆愕然，老干部如此名望，势可通天，难道还会有什么需要他的帮忙吗？
但老干部却说：这个忙也只有你才能帮得了。
方庆就问：我能帮叔你做点什么呢？
老干部回答：你帮我把我儿子救出来，我就帮你把你弟弟救出来。
（4）老干部遭遇老油条
事情的经过，说起来让人发噱。这位老干部戎马生涯，一生历尽宦海浮沉，称得上智者了。但是他的智慧终究受到时代的局限，传统的农业思维对这位老革命熏染之深，远超过他在革命职场中所受到的“教育”。
老干部最大的心愿，是将自己门系的香火传承下去，但是老伴的肚皮却是不争气得很，连生了三个出色的女儿，长大后都成为处级以上的干部，却怎么也搞不出一个儿子来。所以老干部五十岁的那一年，过继了他家族的一个晚辈，算是得到了一个螟蛉之子。
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过继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在一家银行干校毕业后，就由他的姐姐将他安排在了银行系统。小伙子自幼养尊处优，长得皮肉雪白粉嫩，而且他从小和三个姐姐一起长大，据说三个姐姐都拿他当四妹看待，结果搞得这孩子的性格很内向，说话细声细语，一见人就脸红，比许多女孩子还易于害羞。
小伙子家世好，人品出众，就极容易受到女性的青睐，青睐小伙子的有年轻的漂亮女孩，也有年龄略大一些的美貌少妇。相对来说，年龄大一些的少妇在情场上的际遇更多一些，实战经验也更丰富，办起事情来讲究一个简捷明快，没那么多的拖泥带水。而小伙子毕竟年轻，关键时候，就犯下了所有男人都会犯下的错误，被单位里一个已经结婚却极爱在外边偷嘴的女人捕猎到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位少妇的丈夫却是一个混世油子，一根出色的老油条。此油条比他的妻子大出了有可能二十岁不止，而且这家伙极是悍勇，据说他虽然貌不惊人，没钱也没文化，但却手腕高超得很，那怕是他在大街上遇到的陌生女人，被他看中的话，他只要一包花生米就能够将对方弄上床。
若非有如此惊人之手段，这位老油条也不会将象他妻子这么优秀的女人弄到手。可知这世上百怪千奇之事，在所多有，远非是写小说的蹲在机器前能够臆想出来的。
据说——还是据说——据说老油条娶到年轻美貌的妻子之后，就对妻子进行了严格的家教指导，指导的日程安排如下：老油条专门带着新婚妻子去夜总会找小姐，让妻子在一边看着，如果妻子竟然不吃醋，那是绝对不可以，因为这就证明了妻子不爱他，回到家后必定会惨遭修理。而如果妻子吃醋太明显的话，也不行，不符合大户人家的风度，还是要继续修理。
总之，老油条如此修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却甘之如饴，享受得极是舒服，除了偶尔在外边偷吃两口，两口子的小日子过得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羡慕死别人。
按说在老油条如此严格的管理与指导之下，他的妻子很难有机会搞怪，事实上这也是后来老油条大战老干部的理由之一。老油条一口咬定，他的妻子是绝不会主动引诱老干部的儿子的，除非，是老干部的儿子主动强暴他的妻子。
总之，这世上的事情，最复杂不过的就是男女情事，纵使是上帝，遇到亚当和夏娃搞怪，也只能是将他们轰出伊甸园了之。如果谁能想出比这更好的法子，那他肯定比上帝还要强。
但是没人能够比上帝更有本事，这就注定了此类事迟早会爆出花样。
老油条是如何发现了妻子在外边偷嘴的，这个过程谁也说不清楚，但事情的进一步推进却是许多人所亲睹的。事发之后，老油条的妻子情知不妙，逃到了父母家躲藏了起来，被老油条冲进去，当着岳父岳母的面将妻子揪出来，喝令她脱光衣服，跪在地上，将偷嘴的全部经过如实的写出来。
这位妻子足足写了大半个晚上，这期间，她的父母就眼睁睁的在一边看着，却束手无策。
于是老油条获得了第一手的证据。
老油条终究是老油条，情知对方权高势重，只须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他，若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此事张扬开来，对自己只是有弊无利。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老油条的妻子诚请小伙子去她的家里做客，小伙子食骨知髓，正是贪恋这一口的节骨眼上，接到邀请之后欣然前往。这一过程在当时曾经被传得沸沸扬扬，其中包含了许多诲淫诲盗的细节，有人说那女人水多，所以小伙子在路上时还曾在一家商场的门前停下，进去买了四条新毛巾，比这更刺激的细节还有许多，但大半未得到当事人的肯定，所以不再提起。
然后小伙子被老油条当场捉获，这时候他的妻子也一口咬定，是小伙子存心不良，企图对她行暴，幸得她丈夫回来及时，诸如此类，说得有鼻子有眼。
关于此事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小伙子是真的居心不良，老油条无端受辱，当然会不肯罢休的了。至少，警方是相信这一种说法的，因为小伙子进去了。
这样的事情，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小伙子背后的靠山是何等的强硬，他的养父位高权重，战友与部下分布于公检法等实权部门之中，而且小伙子的三个姐姐姐夫也都是市里省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任何人只要说上一句话，小伙子就会平安无事的出来。
这样想的人，恰恰是与职场相隔膜，对职场的博弈态势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职场都是一个矛盾共生体，纵然是老干部家里的势力再强大，但在职场中总会有许多牵扯他的力量。除此之外，职场中还有许多以“抗上”而立身的怪人，这些人遍布于职场之中，只认一个死硬的原则，楞是谁的面子也不肯卖。而且这样子的人最容易获得升迁的机会，因为他们是以酷吏标榜，以能力立世，政治斗争中的任何一方势力都在极力的争取他们，亦或是依赖他们。
不清楚老干部一家遭遇到的到底是什么情形，但是据说——又是据说——小伙子进去之后，就惨遭修理，逮住什么招什么，连小时候偷同桌女生的铅笔这种事都招了出来。小伙子的二姐恃仗与警局关系不错，硬是闯进了刑讯室，她瞪大眼睛闯进去，淌着眼泪走出来，强颜欢笑的掏出钱来给负责刑案的小警察们买烟抽，和这些她们家向来瞧不在眼里的小人物们套交情，小警察们却不肯抽这个烟，只是一再声称自己是“按法律办事”，怪不得他们。
老干部心疼养子，一方面调动关系，求助各方势力，另一方面亲自找到老油条道歉，想求老油条放他儿子一马，却被老油条拒之门外。
一番活动的结果，小伙子的卷宗终于递交到了法院，老油条已经放出话来了，这事不死不休，除非他亲眼看着小伙子进监狱，否则，老油条就和老干部对上了。
正当老干部束手无策之际，方庆为了营救他的弟弟找到老干部的门上来了。老干部不愧是久历政治风波，知道这件事如果再由他出面的话，情况就会越糟糕。相反，如果这件事由方庆这样一个与此无关的人来办理的话，说不定他的儿子真的会平安无事的回家来。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方庆答应了老干部，找了一伙小混子跟老油条大战一番。我还曾被拉去凑个人数充当说客，参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围剿老油条战役，记得那两天是我最兴奋的时候，每天激动得都想哭一场。而老油条家里更是人满为患，说客盈门，这些人有的讲理，有的说情，有的威胁，有的利诱，连续几日的车轮大战下来，搞得老油条痛不欲死，恨不能立即跳楼。最终迫得老油条招架不住，不得不撤诉。
这样一件事，充满了猎奇的色彩，其对正值年轻的我的心理冲击，是何等的强大。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规律，人在职场，无论你的身份有多高贵，靠山有多强硬，关键时候还得看你自己的表现。如果你不争气，再强大的门阀也帮不了你，如果你足够强的话，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而成功。
但是我的思想仍然不够成熟，仍然是非常的浅薄，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实际情况是，一个人的家世背景在职场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值是中性的，如果你立得正，行得端，这一值就会是个正数，就会帮助你比别人更容易成功。反之，如果你的行为有差池，做出了有辱家族名誉的事情，那么，这个值就会成为一个负数，值数越高，负面效果也就越明显，所引发的职场动荡与冲击也就越猛烈。
但是当时的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我只是从老油条的悍勇中总结出来一条规律：职场这玩艺，就是软的怕硬的，就是硬的怕横的，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老干部怕老油条，就是老油条怕老扯皮。
这一观点的偏颇性是一望可知的，但这种观点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这种偏激的观点，对于矫正我初入职场时所形成的懦弱心理，取得了非常明显的矫枉过正的效果。
当时的我情绪非常的激动，自以为掌握了天底下最大的真理，跃跃欲试的准备与那些侵凌我的人决一胜负。
这种心态就足够了！
冲啊！
我真正的职场生涯开始了。
（5）我的职场第一战
我开始变成了一只好斗的刺猬，以一种制造冲突的思维来解决此后遇到的问题。我曾经在《职场动物进化手册》一书中详细的论述过刺猬这种员工的生存状态，对其心理的刻画，正是取材于我自己的经历。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的职场第一战虽然战果辉煌，但殊无光彩可言，那是一次错误的偿试得到了许多关爱我的人的谅解的结果，而非是我的能力的体现。
但是说来也怪，这个世界仿佛与人的心灵有着某种沟通，这其中牵涉到容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内在的玄秘更多的涉入了心灵学的领域，不是依据日常的道理能够解释得清楚的。但是总之，当我鼓励自己象老油条那样悍勇，跃跃欲试的寻找战机，准备和不论是谁只要他侵犯到我的利益的人大干一场的时候，以前我所遭遇到的那些怪事却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再也没有发生过。
报社和杂志的人不再剽窃我的文章，反而是编辑们主动打电话约我吃饭，请我做他们的专栏撰稿人，单位中有些完不成发稿任务的同事，居然还求到我这里，托我介绍报社的朋友给他们认识。
这时候我才惊讶的发现，当地的报社简直就象是个车马大店，里边的编辑记者实习生走马灯一样的变换个不停。不过是一年的时间里，报社里的人员已经换过了大半，我问起抄袭我稿子的人，他们怀疑是当时的实习生干的，这样说好象也没凭没据，就一句话，人早就不在报社了，没法子再跟他们理论了。
对报社和杂志的人我客客气气，但对单位的同事，我却没有一点好脸色。
脸色不好，是因为我心情不好。
我的心情岂非是不好，简直是恶劣到了极点。
因为我听到一个消息，我们单位打报告说：单位已经严重超编，今年不打算接收新毕业的学生，也不会招聘新的公务员。
这个消息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单位如果不招聘新的公务员的话，那么我又算什么？我拼死拼活给他们干了一年，居然就这么一个消息把我给打发了？
我的脾气愈发狂燥，终于同事们吵起架来，处长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问是怎么一回事。趁这个机会，我就把这个情况说了。
听了我的话后，处长立即变了脸，把我狠狠的训了一顿。
他说：单位招不招公务员，管你什么事？就算是招公务员，也未必就招你，就算是不招公务员，你未必就不能转成公务员，跟个毛脚虱子一样又跳又叫，显得你有本事了？你在处里干了一年了，干的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清楚不清楚？该不该转成公务员，你自己心里还没数？你再这么闹下去，早晚会因为这个脾气吃大亏。
训斥了我一番之后，处长的心情空前好转，就对我讲起了他的个人奋斗历史。事后好多年，我才意识到，我这位处长真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人，只不过当年我距离他太近，而且我缺乏识别人的眼光，所以才会与这位人生导师失之交臂。后来我这位处长转入金融行业，在业界也颇有几分名气，做得事业称得上风生水起，我曾以他做为原型塑造了《博弈场●资本战争》中的郭文冰的形象，但以我当时的小人心态走近他，却很是“不逊”。
当时处长对我说：他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山村里放羊的，那时候他人生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赶马车的，因为赶马车比放羊舒服。为了这个目标他整整奋斗了五个年头，终于如愿以偿的赶起了马车。然后他又发现开汽车比赶马车要威风，于是重新修正人生目标，又经过了五年的奋斗，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卡车司机。然后他又发现，卡车司机并不威风，威风的是班车组的班长，于是他继续发奋图强，又是一个五年规划过去，他终于成了一名班车组的班长。然后他又发现，其实班车组一点也不威风，最威风的还是坐办公室什么事情也不用干的人，于是他继续拼搏，又五年，坐进了办公室。接着他又发现小城市的办公室不如省会城市的办公室舒服，于是继续折腾，再五年，进了现在这家单位，接着他想当官，当官多舒服啊，于是又五年，他终于做到了副处长的位置上。而后他又发现，副处长不如处长好玩，就接着打拼，再五年过去，他就成为了我的处长。
处长对我讲这番话，是很有深意的。但我听不懂，我的心思却用在别的方面，在他讲述的时候我替他算了笔帐：他放羊五年，赶马车五年，开汽车五年，当班长五年，坐办公室五年，进入省会城市五年，普通职工五年，副处长又是五年，这是多少年过去了？不多不少整整四十个年头，可这位处长才多大年龄？三十岁挂零而已。
我把这笔帐算清楚，得意洋洋的向处长指出来。处长听了后没有丝毫的难堪，而是开怀的放声大笑，还朝我的后脑勺拍了一巴掌，说：瞧，你这小脑袋瓜子多聪明啊，都他妈的装了些什么玩艺？听我的没错，就凭你这脑子，今年转成公务员没问题。
说完这番话就把我打发了出来。
在这位处长身上，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智慧。这种智慧源自于他从放羊娃到省直机关的超过他人生年龄的奋斗历程，是一种对世事洞若观火的研判与直觉，错非是对于这个世界有着深刻认识的人，是绝不会形成这样的智慧的。事实证明，此后的事态发展一如他所言。
上面这个观点是我在职场几历波折之后才明白过来的，而在当时，他说完了我就忘了，就记得他才三十岁却奋斗了四十年的这个过门。
当我在十二年前静下心来重读孔子的《论语》的时候，才真切的意识到当时主宰自己的那种“小人思维”是何等的顽固。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使我远离了大道，偏离了职场博弈的常规法则，并犯下了许多无可挽回的错误。
那一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单位的确是打报告说今年不准备接收新的毕业生，也不打算招聘新的公务员，这个消息一点也不假，千真万确。
但在这时候，职场的博弈法则体现出了它的价值与效用，虽然单位是有这个意思，但能不能如得了单位的愿，这还要看职场的整体博弈态势。
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单位，几乎所有的大机关，也都打了同样内容的报告，不要人，也不招聘新的公务员，老公务员还人满为患呢，招来新的往哪放？
但就在那一年，数十万毕业生漫山遍野的从校门冲出来，涌入人才市场，偏巧经济形势又不景气，企业也都在“减人增效”。毕业生们人心惶惶，如此之多的毕业生扎成一堆，却连个招聘单位也没有，这岂不是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了吗？所以当时的人事局一怒之下，下令：所有的单位，不管你超编没超编，不管你要人不要人，都得给我搬张桌子去人才市摆摊，哪家单位不去，通报批评。
于是我们单位工会的两名同事，就垂头丧气的扛了张桌子去人才市场。
听到这个消息，我在第一时间赶到，毕业的学生们都挤在前面疯了一样的递简历，好歹我认识这两位老兄，就从后面绕了过去。两位老兄一见我非常高兴，立即拍着桌子招呼我：快来快来，坐这儿看热闹。
我正告他们：我不是来看热闹的，我是来报名的。
他们不明白：你不已经是咱们单位的了吗？还报什么名啊？
我说：我报名考公务员啊。
他们问我：那你跟局长打招呼了吗？
我瞪大两只眼珠子当面撒谎：不打招呼，我能来这儿吗？
他们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当即反问：那怎么局长没跟我们说起这事呢？
我说：局长事多，没顾上呗。
他们说：那我们可不敢让你报名，实话告诉你吧，咱们单位这次根本不招人，不光咱们单位不招，在这里摆摊的所有单位都不招，要不是人事局怕大学生闹事，逼着单位派人来，我们哥俩儿吃饱撑的跑这一趟？今天这个招聘会就是蒙大学生的，让他们学着长点见识，你还是别瞎整了，就坐这儿和我们俩一起看他们的热闹吧，你瞧着我们哥俩怎么收拾这些傻了吧叽的大学生。
我说：我不是来看热闹的，我也不管你们想蒙谁，既然你们在这里招聘，那我就一定要报这个名。
他们俩说：就知道你小子难缠，可也犯不着难为我们哥俩吧？明告诉你，今年转公务员的指标已经内定了，根本就没你，今天就算是你报上名，也没用，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吧。
我说：有用没用是我的事，你们俩直说，到底让不让我报这个名。
那两人勃然大怒：放着我们两个在这里，今天你想报名，做梦去吧！
我也大怒：你凭什么不让我报？把理由说出来？
他们冷笑：你不符合条件。
我反问：不过就是招一个办事员，我哪一条够不上？
他们道：低于硕士学历的，我们不要。
我说：巧了，我正好符合这一条。
他们翻了翻白眼：你还得懂金融，财会。
我说：又巧了，这正好是我的专业。
他们又道：光这些还不够，你还得懂法律。
我哈哈大笑：你们说这巧不巧，我正好有本律师证。这个是我在唬他们，律师证是没有的，但我有一个哥们儿有，哥们儿吗，他有就等于我有。
他们不动如山：还得懂计算机，光会玩游戏可不行。
我沉着应对：计算中心的程序都是我编的，你们说我懂不懂计算机？其实我计算机编程退步极快，连C语言都没拿下来，不过与他们这些对计算机的认识仅限于玩游戏层次的人相比，我怎么也称得上专家了。
他们两人翻出招聘条件，往桌子上一拍：还要会开车，你会吗？
我不屑回答：看这话问得，多没水平，你们没看到过我开单位的桑塔纳吗？
他们继续往下念：要会两门外语，你行吗？
我说：要不咱们改用英语和日语对话？俄语也成，就怕你们听不懂。这个不能算撒谎，英语我学过，日语的学过半年，俄语的字母见过的。
他们的阵脚终于乱了起来：你厉害，还剩下最后一条，要是这条你也过了的话，那我们还真拦不住你了。
我站在那里，激动得全身颤抖：那当然，什么条件，你们说吧。
他们说：你还要会生小孩，这本事你也有？
我大诧：生小孩？什么意思？
他们平静的对我解释道：这一次招聘我们只要女的，你够条件吗？
只招女的？我两眼前一片漆黑，终于被放倒。
（6）大闹局长
关于这次报名应聘，我曾几次想把它写出来，以此证明我当时一个偏激的想法——瞧瞧，这个社会有多黑暗，人心有多坏。可是这个明显错误的想法总是让我气愤得全身颤抖，脑子中一片混乱，说什么也无法把这么简单的事情理清楚。
实际情况是，职场中的博弈法则在这场招聘会之后悄然的体现着它着神秘力量，就在那一年，省各直属单位就招聘到了一百多位优秀的毕业生，这不是假戏真做，而是招聘程序一旦启动，各方博弈力量介入进来，事物的发展方向就自然而然的向着一个博弈均衡的态势方向转化，决非是一两个人的意志所能够控制得了的。
但在买方市场的招聘单位之间，无限度的抬高门槛，也非是大机关独有的作风，就连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型民企也不例外，我就曾亲眼在深圳的人才市场上看到过一家单位，要招聘一名年龄在二十三岁以下，有着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当时看到这个招聘条件的时候，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忍不住冲上前去替他们算了算帐：年龄在二十三岁以下，工作经验要五年，那这个候选人就得十八岁那年读完博士毕业，拜托，他们不过是一家满街贴小广告的脚气水公司，至于要求这样的天才人物给他们打工吗？
闲话少说，总之，当时的我仍然是处在对职场游戏规则隔膜的状态之中。尤其是这次报名未能如愿，令得我大受打击，几近绝望。
我当时想，完了，我完了，我被人给玩了，拼死拼活干了一年，说好的如果表现得好的话给我转公务员，可到了时候，居然不认帐了，我被骗了！
如果当时我要是知道自己会在五年之后弃副处长的职位而不顾，毅然辞职下海打拼，以圆自己的人生之梦的话，我当时的情绪绝不会低落到如此的地步，更不会象末日来临一样的栖惶。
我没能报上名的事情，很快就被处里的同事们知道了，他们都显得极为激动，围着我转来转去，帮我出主意想办法，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同事满脸神秘的冲我伸出几根手指头：现在都是明码实价，你要想转成公务员，至少也得这个数：六万！
六万？那还不如杀了我的好！
六万虽然不多，可毕竟也不是一笔小的支出，我拼死拼活的干了一年，最后还要再花万六万块打通关节，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另外一个同事又出了一个更损的主意：你要是实在没钱，那就只好带把菜刀去局长家里去了。
同事出这个坏主意，倒也不是说明他们心术不正，恰恰相反，推人落水看热闹，只是世态常情。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样的心态，既然与已无关，那事情闹得越大越好，闹得越是离谱就越是有热闹可看。
出于这种隔岸观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同事们还围着我讲了一堆的故事，无非是哪个员工不够分房条件，于是趁夜揣了把菜刀拜访局长，终于顺利的解决了住房问题，还有就是谁谁谁干到年头了却得不到提拨，于是他就背了铺盖卷去局长家里安营扎寨，终于被提拨为处长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半真半假，其中被过滤掉的真实性信息过多，已经使得这些信息严重被扭曲。
但这些被扭曲的信息恰好对准了我被扭曲的接收频道，我很认真的考虑了带菜刀去局长家里问候的方案，并认为这是我目前能够找得到的唯一可行的最佳选择。
但是当时恰好有另一条同样被扭曲的信息，迫使我放弃了菜刀的选择。
就在那段时间里，当地冒出来一位变态人士，该人士主要做案的手段是身藏菜刀一把，专门趁暗夜在街上寻找那些下夜班的女工，然后悄悄的从后面跟过去，照受害人的屁股上就是一菜刀，然后再趁受害人因为痛疼而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机会，大肆施暴。
由于该变态人士的出现，搞得诺大的一座城市人人自危，许多人晚上出门的时候都带了刀防身。然而警方也正在雄心勃勃的周密布署，侦骑四出，埋伏遍布，务期要将那位变态人士擒拿归案。就这样阴差阳错，警局里逮到了一大堆带刀夜行的非变态人士，唯独那位变态人士依然是逍遥法外。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带把菜刀晚上出门，是极不安全的。所以我最终选择了空手。
当天晚上我到了局长家门外敲门，开门是的局长老伴，她一见我好象非常高兴，居然还顺嘴叫出了我的名字。
这是一个好兆头，局长老伴居然知道我的名字，可知我在单位这一年，还真的没有白混。
然后局长从卧室里迎了出来，见了我也极是热情，请我坐下后递烟倒茶，还很关心的问起我的生活情况。如果我当时的脑子那怕是稍微冷静一点点，也多半会猜出来眼下的情形对我极为有力，我最需要做的就是立即调整战术，多听听局长的话，?挡欢ɑ嵊懈?嗟恼痘瘛?
可是我在去局长的家里之前，已经在腹中把要说的话打了不知多少遍的草稿，最糟糕的是我的情绪正处于失控状态之中，我要表现出我的野蛮一面，要让局长一家知道，如果他们竟敢不把我转成公务员的话，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满是敌意的心态驱使之下，我一张嘴，就立即进入了状态，滔滔不绝的说了起来，我当时所说的话现在已经全部忘了，但当时的话题风格设计还记得很清楚，就是把那一句“谁让我不好过，我就让他一家不好过”用更文雅更温柔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表达的非常成功。
局长和他的老伴目瞪口呆的听着我说话，他们一直在听，满脸的错愕，好象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至少也把那个意思重复了五遍以上，看看快十一点了，就起身告辞，局长把我送到门口，象送瘟神一样，忙不迭的关上门。
回家之后，我兴奋得半夜没睡，不管这一次行动的效果如何，至少我自己是非常满意的。
第二天一上班，人事处处长就把我叫了过去，我一进他办公室的门，他劈头就给了我一句话：你行啊你，竟敢指着局长的鼻子破口大骂，局长哪点对不起你了？你跑到人家的家里闹了一个晚上？
我吓了一跳，感觉事态好象不对头，本能的退缩了，连忙否认：没有啊，我就是去局长家里说一下我的情况。
人事处处长问我：你什么情况？也值得去局长家里说？
人事处处长与局长不同，任何一个单位的一把手都是比较好说话，比较随和的，但人事处处长却是最洞悉人性的，研究人是他们的职业，在这位外长面前，我就象个光屁股的小孩子一样不堪一击，不过是几句话的功夫，人事处处长就已经知道了应该如何修理我。
还没等我把没报上名的事情说完，他已经勃然大怒，猛一拍桌子，冲我劈头盖头的训斥起来。
他说：你去报什么名？你什么玩艺也跑人才市场去报名？去之前和局里打招呼了吗？他们不让你报名一点也没错，这次招聘是针对什么人的？是应届毕业人，你毕业几年了？你的情况跟应届生一样吗？一年前局长招你进来，答应把你转成公务员，那是有前提的，要看你表现得怎么样？你自己说，你够不够格转成公务员？你别跟局里那些资历老的比，你才断奶几天，比谁你比得过？
如此一番痛骂，骂得我手脚冰冷，两耳轰鸣，还以为自己的前程会因为这个错误彻底砸了。可是人事处处长话题一转，又让我放下心来：
他继续说：你的表现，其实也说得过去，转成公务员，也不是不行，可你得说话啊，你不说话谁知道你有这个要求？你以为别人都跟你爹妈一样，天天惦记着你的事？你什么话也不说，就这么跑到局长家里一闹，你知道这下子有多少人被你裁进去了吗？今天局长一上班，就叫我过去，对我说，咱们单位去年进来的那个小伙子到底干得怎么样啊？到底是谁说了不给他转公务员的？有人说过这话吗？人事处说过吗？局长说过吗？谁也没说过，你说你闹什么闹？你是不是嫌自己干得太好，想给大家一点坏印象啊？
我才明白过来，人在职场，你必须要时刻记住为自己说话，如果你不说，别人就更没有这个义务。
还有一件好事被我自己给毁掉了，这是我两年后才知道的，我的表现与能力一直被局长看在眼里，局长跟他的老伴不止一次的提到过我，局长的老伴还曾到局里偷偷的看过我，想把她的一个侄女儿介绍给我搞对象，可不曾想被我这么一闹，把局长老伴吓到了，再也不敢提起这事，那个据说很漂亮的局长侄女儿就这么砸了锅。
诸如此类，当时人事处处长软软硬硬，忽夸忽骂，搞得我满身满头的汗，最后他又给了我几本他从人才市场搞来的公务员考试复习的资料，虽然说这些资料对我来说没什么价值，但人家的人情，我总是要领的。
这就是人事处处长的本事了，骂了你损了你，你还得由衷的感激他。
就这样，在捅了这么大的一个篓子之后，我终于获准参加了那一年的公务员考试，参加考试的应届生有一千多人，我考了第十八名，但我这个十八名，却与第一名只差零点二分，真不明白阅卷的老师凭什么把我排得这么靠后，让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好没面子。
但我却是局里参加考试的第一名。
我终于如愿偿的转为了公务员。
那一天，距我由办事员转为科员差半年，距我转副主任科员差一年，距我转主任科员差两年，距我提升副处并辞职还差五年。
这里还要说一说我的处长，那位身怀大智慧的智者，在我辞职的那一年，他操一口浓烈的农家口音对我说过：我就知道你迟早会走的，你跑得太快了，升得太猛，刹不住了，应该五年一个阶梯，先打扎实了基础，再往前走，这样才稳当。
而我的性格，却注定了此生与“稳当”无缘。
（7）太监与小人
五年前，有位我忘了名字的大学教授，搞了个中国卖淫女生态调查报告。据那份报告中提到，小姐们最厌恶的嫖客就是公务员，因为公务员嫖的时候态度最不端正，舍不得花钱不说，还经常会提出一些变态的要求。
报告真假不好说，但从这份报告中，却可以折射出公务员的悲惨生存状态。
中国有多少公务员？六千万！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之中，却只有不足千分之一的人能够打拼到掌控社会资源的地位上，能够在这个社会转型之间成为既得利益者，而绝大多数公务员却成为这个群体中最坚固的基座，他们除了要承担繁重的责任与社会各界的责求之外，最悲惨的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此生再也没有悬念，都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光景黯淡的晚年。
公务员的收入是固定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存在一夜暴富的希望。他们要用这些有限的收入去支付无限的需求，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过上上等人的生活，买豪华的别墅，吃各国的大菜，享受周末郊游和泡吧的乐趣，可是一杯洋酒就会掏走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想让他们找小姐的时候表现得慷慨，真的比较难。
所以公务员的心态最是不平衡，他们之中，言词激烈的愤青比例，也是最高的。政论观点表现得比较左的人士，也多是集中于这一群体之中。
在我做公务员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位同事，他刻苦研读资本论，充满了激情的宣传重新打倒资本家，他坚决否认文革时代的负面性，甚至夸张的认为那是中国最神圣与最完美的时代，因为只有这一个愿望，才能帮助他实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梦想，他也才会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生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命运已经注定。
因为人是靠希望而生存的，未知与不确定性会最大程度的激发人奋斗欲望，一旦失去了这些，人的生命价值就会降低，生存的意义也无从谈起。
徒有欲望而失去了希望及可能，可怜的公务员群体沦为了命运的太监。
在这种困局之中的人的个性，很容易走上极端。实际上仔细分析起来，我在单位为争取公务员大闹一场的原因，也是因为这种情况。
女孩子做一个公务员倒还罢了，因为女性更多的是追求稳定与和谐，而男人则是富于冒险的野蛮生物，这就导致了最优秀的群体集中于公务员的阵营之中，而最失落的群体，同样也在这一阵营之中。
这些说起来头头是道的观点，是我做公务员初期的最强烈感觉，如果你一边读上面的文字一边点头的话，那么，你的情况就有些糟糕了，我可以拿一块钱和你打赌，你的生活中一定是经常性的充满了烦恼与不快。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小人常戚戚。
那么小人为什么要长“戚戚”呢？他不戚戚行不行？不行，如果一个人不长戚戚，那他就算不得小人了。小人这个称呼，不是指特定的一个人群，而是一种广泛的心态。这一心态的特点是思维极端，观念偏激，看待任何事物专一盯在负面上，一个在任何事情中都会看到阴暗面的人，如何能够不“戚戚”？
小人还有一个名称，叫做“逐臭之夫”。古人将小人的行径比喻为连看美女的时候都要从美女去洗手间的姿势里找出不雅观的一面，以此来证明美女之不美。那时候的我虽然还不至于极端到这种地步，但却因为公务员的薪水过低，深深的迷陷于小人情结中不能自拨，对这个原本很公平的社会总是充满了怨怼与不满，甚至求助于卑劣的手段以渲泄内心中的不洁之念。
我们处室中有一位老南——在我正式转为为公务员之后就换了处室——老南的年龄比我长二十岁，已经四十岁出头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乱篷的头发，不修边幅，两只没戴眼镜的近视眼总是眯着，背部微弓，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当我进处室的时候，也正值老南极力活动想做副处长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失去了这一次机会，就很有可能意味着一生的失败。
有新职工进来了，老南就对我表示极大的负责态度，他发现我每天的电话比较多，找我的女孩子也比较多——其实这些电话和来找我的女孩子，大多都是报社的朋友，可老南不清楚，于是他就忧心忡忡的跑去向局长汇报：这小伙子到底年轻啊，一天和十几个女人搞对象，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诸如此类。
凭心而论，老南的做法无可厚非，他是老职工，有责任引导我，即使是手段不太妥当，但你不能说他是恶意的。然而他这种行径在职场上却有着另外一种解读，这就是典型背后使拌子的“小人行径”。
机关是筛子，小道消息是装在筛子里边的水，会在第一时间从各个角度喷射出来浇你一个满头满脸。而且当时因为我大闹局长却因祸得福，行情正在看涨，更有许多人唯恐天下不乱，所以纷纷飞跑来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
巧极了，当时我也正好有着强烈的“小人情结”，最不放在眼里的，就是这种“小人之行”。何况老南都四十多岁了还没混到副处，无根无基，我怕他何来？于是我怒发冲冠，发誓要以小人之道，还施小人彼身，并打算要除恶务尽，一劳永逸的搞死这个家伙，也好敬效别的试图阻我仕途之路的人不敢轻动。
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干出来的最肮脏最龌龊的事件，尽管是唯一的一次，却暴露出了我内心中潜在的阴暗力量一旦失控是何等的可怕。我怀着偏狭阴暗的心理，处心极虑的毁掉了一个人的前程，而且还为此沾沾自喜。此后多年来我一直为此事负疚于心，却从来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我真的无法面对一个肮脏到了如此地步的我自己，即使是现在也同样。
十年前，在我父亲临终之时，我曾想对在父亲的病榻前把这件事告诉老人，以缓释我内心中的沉重负疚，只是因为怕这件事刺激到父亲，最终没敢说出来。他老人家一生耿直，在我四岁的时候打着我的手心强迫我背诵《论语》，他希望的是他的儿子能够秉承圣者的教诲，做一个固本立道的昂藏君子，如果父亲知道他的儿子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来，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恐怕也不会安息的。
这也是我一定要在这时候把这件事讲出来的原因，我绝不能再让他老人家失望，尽管出自于年轻的无知与残忍，我曾犯下过不可饶恕的过失，但此后二十年，我虽然处身于最是险诈的商场，几历生死波折，却终究无愧于他老人家的教诲。
我开始琢磨算计老南。
有句话叫防君子不防小人，因为小人难防，他躲着背后时时刻刻的盯着你，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小人，天天盯着老南，寻找他的弱点。时间一长，我就发现了他最大的毛病，或者是说他最大的特点。
他最大的特点是哭鼻子，他之所以被列为梯队干部经由局党组推荐进入组织部的视线进行考察，不是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他虽然是个大男人，却动不动就哭鼻子抹眼泪。
别人找局长要官，无非不过是攻心之战，以情动之；攻城之战，以财诱之；攻坚之战，以力迫之；攻野之战，以势强之。这是四百年前的《官缄》之论，就目前的中国官场智慧而言，仍然未能超越这一范畴。
但老南却在技术上取得了全新的突破，他的撒手锏就是哭。他一到了局长面前，说起他四十年来的辛苦，说起他为了处里的工作兢兢业业，就抽抽啼啼，泪如雨下，搞得各位领导们鼻子酸酸的。所以老南才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越众而出，入围副处人选。
处里每月都要开小会，读报纸，学政策，每个人做自己的工作总结。要知道这普天之下的文官制度，从东方到西方，公务员的本质作用都是用来平衡社会总体系统的一个阶层，少了公务员这个阶层，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动荡，但这个阶层的社会性功能也只限于此，没有它是绝对不成的，但有了这个阶层，麻烦事也多。罗斯福时代的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就曾进言，文官制度不可或缺，但决不能让他们做事，他们是社会这条船上的压舱石，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呆在办公室里最好，千万不能让他们到处乱跑，他们做的事情越多，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也就越大。
这个理论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颇有点美国愤青的偏激之念，但公务员在社会性的功能上，堪可比之于企业中的中层管理者，这一管理层级的存在，最大的作用就是用来缓冲高层与底层的矛盾，是社会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稳定机制。但这个缓冲体系一旦执迷于自己的行为之中，反而会成为企业或是社会的矛盾集中区域，所以企业时常会搞些砍掉中层管理的“扁平化”之举，而国家也会搞搞“公务员队伍的精减”，其目的与作用是等同的，就是要让这一体系回归于稳定的功能，不可以因为其功能性的扩张而影响到整体系统的运行。
讲这么多的道理就为了说清楚一句话，公务员的工作量不高，而且工作量越小就对社会越有益。所以社会性的群体博弈，就把东西方的公务员都搞到闲得不知如何是好，最怕的就是工作总结，每次工作总结的时候，公务员们得挖空心思琢磨出点可有可无的事情来，也好证明自己不是白吃饭的。
别人都为这个工作总结愁，但老南不愁，老南有泪，一到总结的时候，他就声情并茂的激动起来，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于是大家都对老南充满了同情，认为他真的很辛苦，至于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工作，这个事就谁也搞不清楚了。
别人搞不清楚，我却明明白白，因为我一直盯着他呢！
说实话，老南的这个撒手锏让我也纳闷了好久，他这么一个大男人，哪来的这么多眼泪呢，泪腺如此之发达，说哭就哭，比娘们来得还痛快。我一直怀疑老南的手帕上抹了什么刺激性的物品，如辣椒芥末之类，因为他每次哭的时候都会从衣兜里掏出块手帕来不停的揩泪，越揩泪水越多。
那一段时间我处心积虑的想把老南的手帕弄到手，在上面抹点锅灰什么的，等他到了局长面前拿出手绢一擦，啊哈，一个大花脸！这种事要是写成小说会很刺激，可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因为我根本没那个本事将他随手的物品偷到手。
我窥视了好久，这期间老南又跑到局长面前打过我几次小报告，而我却始终拿他没有办法。情急之下，我狗急跳墙，使出了最阴损的一招。
有一次，处室里有个女同事抹口红的时候，掏出一块丝帕擦嘴，我趁机走过去，故意说道：小心啊，你可千万别用了老南的手绢。女同事开始没听明白，我又迫不及待的解释：万一你不小心用了老南的手绢，拿来一擦，那可就眼泪汪汪，水漫金山了。这样阴损的玩笑我开过几次之后，处室里的人就都注意到了老南的手绢，而我却装着没事人的样子，在一边满脸严肃一本正经的“认真工作”。
又到了处里总结工作的时候，老南习惯性的拿出手绢来揩眼泪，同事们相顾而笑，气氛颇不庄重，搞得老南六神无主，浑然不明所以。
没多久，关于老南的手绢秘密在单位里不胫而走，到了老南升副处的冲刺阶段，他去了局长办公室，拿出手绢来揩试，以期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局长却强忍着笑，捂着肚子说要去洗手间。
再之后，老南的眼泪成为了单位的一大笑柄，只要他一进入痛哭状态，总会有人忍俊不住的哈哈大笑起来，这种极不庄重的气氛彻底毁了老南的一生，到了考察汇报的时候，终于有人在党组会上将他的手绢事情讲了出来，即使是他的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也没办法替他说话，老南的手绢终于形成了职场上的“蝴蝶效应”，因为流言失控最终导致他在副处博弈中出局。
老南与副处失之交臂，在干部年轻化的时代，他错失了最后一班车，就意味着他在机关的前途彻底丧送了，从此他再也不抹眼泪了，也不象以前那样卖力表现了，人却好象一下子老了几十岁，变得死气沉沉，不见丝毫活力。
初时我心里畅快已极，以为不会有人知道此事的始作俑者是我，但职场却是透明的，你任何卑劣的小人之行都会落在有心人的眼里。没过多久，有一位与老南较为熟悉的同事有意无意的与我接近聊天，说起老南来，我才知道，老南的妻子是乡下户口，生下的儿子还在六岁的时候被公路上的汽车压断了双腿，老南为了把妻子调进城里，照顾他们的残疾儿子，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这么一个副处，对于单位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有这个副处不多，没这个副处不少，纳税人的钱从老南身上，是节省不出来的。但这个副处对老南来说就太重要了，那意味着他们全家后半生的保障。事实上局里也知道老南升任副处不够条件，但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不愿意背上心债，却不曾想因为手绢事情，终至毁掉了老南的一生。
听到了这个情况，我的心里顿时说不出的栖惶，我竟然做下了一件与已无益，与人有害的事情，虽然我只是老南在这场副处博弈中的一股微不足道的力量，但正因为我的作用，授予了那些不顾老南的实际情况，拿老南的一生换取自己的一时快意的力量的辅翼。
追究起来，如果老南真的因此而一生困顿的话，我定然是难辞其咎。
这是我初入职场时做下的最卑鄙的一件事情，西方谚语中是这样形容自私自利的人：这种人烧掉邻居家的房子，只为了烤熟他的一只烧鸡。
而这，正是我当时心态与行为的真实写照。
卑劣！
我羞愧无地！
（8）商潮如醉我归来
老南这件事，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刺激，我几乎无法想象那是我干出来的事情，几乎每一天我都在考虑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试图弄明白是什么原因竟把我变得尖酸刻毒？：
究竟是我的心理被什么东西扭曲了？还是我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原本就是不正常的？
我反复思考，最后才确定一点，没有任何东西扭曲了我，相反，是我的偏激思想与观点扭曲了这个世界，除非彻底改变我自己，否则，我的一生就会毁弃于小人的行伍之中，终无救赎之日。
我的性格突然变得静默了，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单位里许多人都似乎对我有着一种忌禅心理，这倒不是我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他们害怕与我发生冲突，公务员的生态格局有时候会长年不变，同事们就象是一家人一样终年生活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植物一样终生不舍不弃，比夫妻情人的关系还要难缠，一旦树仇，一生难安。
别人如此，我亦然。
我最怕的就是见到老南的那张憔悴不堪的脸，那张脸带给我一种深深的负罪之感，毕竟我对于他的败落负有实质上的责任。如果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只是因为他能够带给别人一种负面的影响，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生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我绝不愿做职场街头的青痞恶棍，人人厌恶，人人恐惧，却拿我无可奈何。
此后几年，我尽量将自己的姿态降下来，尽其可能的让自己融入这个嘻嘻哈哈的大团体之中，次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正由我负责的工作有一个出国考察的机会，要去美国从东部到西海岸周游一圈，分管我的副局长还找我谈话，托我到了纽约之后去看看他那个正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我恭敬应声，回去后与部里电话联系，等他们的具体通知下来，以便安排我这边的工作。
等我把工作交接得七七八八，部里的通知却迟迟不到，再打电话过去，才知道通知早就发过来了，到了传达室之后，却被另一个处室，与此项工作没任何关系的同事将通知截下，然后他拿着通知去找他的分管副局长。他的分管副局长与我的分管副局长不是同一个，不了解详细情况，听那位老兄瞪两眼珠子乱说一通之后，信以为真，就大笔一挥签了字，然后那老兄星夜赶赴北京，兴高采烈的出国考察去了。
这家伙如此乱搅混水，同事们都气愤填膺，认为我必定会大闹一场，我却只是哈哈一笑，全不当回事。
尽管做为一个基层公务员来说，出国的机会实在是不多，那位老兄能够抓住这次机会，或许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了，我又何必与他计较？
那位老兄玩了半个月回来了，趁我不在的时候，把一堆工作往我的办公桌上一堆，算是完成了工作交接。看到这堆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再打电话给部里，问这些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被上面很很的训斥了一番，责怪我们怎么派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出去丢人，我只是唯唯诺诺，半开玩笑的解释了一句：他这辈子难得有这么个丢人的机会，就让他丢一次吧，何必较真呢？上面说：看不出来你倒是好心肠，就把电话挂了。
主管我的副局长好长时间之后才听说了这话，就把我叫过去问，我还是同样的回答，副局长盯着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说，这话就算这么过去了。
次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政府办公厅秘书处点名叫我过去协助起草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活局里就没人和我争了。我和当地的另外三名笔杆子在宾馆里一蹲就是半个月，写了一稿又一稿，对于当地的金融方面我没提出什么观点，跟着中央走就是了。但对于当地的科技发展，我提出了一个发展适用技术的概念，因为当地的企业水平并不高，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完全可以降低，应用研究也可以适度降低比例，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实验与发展方面，或许更有价值。但是这个建议在讨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几所高院的院长教授不知怎么知道了消息，生怕这一条建议一旦采纳之后，高校的科研费用会因此而被削减，于是他们在一边对高层进行公关之余，一边派出精兵强将赶到宾馆与我展开辩论，足足辩论了三天三夜。当时那一幕宛若我刚刚进入职场时大战老油条的那一次战役，让我再一次认识到人无尊卑贵贱之分，职场的博弈规则，在任何一个圈子里都通用。教授们对我所用的招术，完全是我们当年对老油条所用的招术的翻版。
辩论的结果，是教授们大胜，我大败。我非败不可，因为再辩论下去，政府工作报告就不能如期完成了，教授们都是智者，早知道是这样一个结局。
这件事又给了我一个教训，没必要的事情，就没必要做。
到我工作的第四年，因为我三年来的低调与踏实作风，基本上已经抵消了我进入职场初期的莽撞与失误，而且当时的错误还给我带来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的起点低，因此此后的表现深得同事与领导们的嘉许，我名正言顺的调入了局里权力最大的处室，并被列为了梯队干部的考察名单之中。
但就在这时候，有一位朋友突然跑来了，要拉我与他合伙办报纸。对媒体缺乏了解的人或许不知道，媒体是放开最早的一个领域，虽然政府的监管从未放松过，但经营上，却早已遍地开花，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有大量的民企资本涌入。
办报纸与副处长孰轻孰重？当然是副处长，这是我拒绝朋友的理由。但是朋友说：办报纸来钱，文化产业啊，象你这种人，蹲在机关里浪费了，快点出来发财吧，我保你一年成为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
我眼前顿时金星闪烁。
办报纸肯定轻于副处长，但是，百万富翁是无论如何也重于副处长的，这是任谁都能够一眼看到的结论。
我动了心，却首鼠两端，即想发财，又担心没发了财连副处长也丢了，弄个鸡飞蛋打，那就划不来了。于是我去找局长商量，对局长说：局长，你说我办报纸可不可以？局长很严肃的正告我：中央三令五申，公务员不允许经商的，你这几年的政策全都白学了？我解释说：中央只规定公务员不能经商，可没说不能办报纸啊？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被我搬出来了，局长立即被我弄糊涂了，一个劲的眨眼睛，说：你说得好象有点道理。然后我就问：局长，我可不可以停薪留职？局长却回答：停薪留职叫停好多年了，你怎么这时候又提这事？你要是想办报纸，就去干好了，反正机关一天到晚也没事，不过你得经常来单位转转，发财了就别回这穷地方了，没发财再回来上班也不晚。
得到了局长的许可，我就跑去和朋友承包了当地的经济报周末版，这个承包费用在当时是一年三十万，不算高也不算低，而且由经济报负责发行，我们两人只负责报纸的编辑。朋友的想法是聘请两个中文系毕业的女孩子，一人一把剪刀，买上一大堆杂志就开剪，剪刀加浆糊，原始积累吗，无可厚非。
我坚决反对朋友的建议，主张立足当地的居民生活，把报纸办成娱乐性与生活性并重的居民生活报。朋友却嫌这样搞成本太高，坚决不同意。就这样，报纸还没办起来，架先吵了起来，最后办出来一个四不象，剪刀浆糊外加当地居民生活娱乐，结果他不满意，我也不开心。
但是这么一张四不象，在当时当地却极受欢迎，报纸的发行量突破了当地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但是朋友却苦着脸告诉我说：他亏本了。
我懂财务，粗粗的替他算了一下，半年的时间里他赚了不少于两百万，但他却翻了脸皮不认帐，就把一个艰难的选择抛给了我：要么我就得和他翻脸，夺回他答应给我的钱，要么我就顾及朋友情义，就这么算了，全当出来兜了一阵风，再回机关做我的副处长去。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退出，放弃，百万富翁？这事以后再说吧。
但这一次我又错了。
我自以为宽宏大量，连两百万的分成我都放弃了，这难道还不够吗？
不够，远远不够！
人在职场，任何时候你必须要维护你自己的利益，除非你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否则，别人的利益也无从谈起。
主流媒体最经常宣传的是主动忍让的高风亮节，却全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都只不过是这个利益社会中的一个结点，你的利益维系着你周边的利益架构，如同楼房的板块一样相互的挤压支撑，这样才会形成一个秩序的结构。一旦一个结点“主动退让”，放弃博弈的天职，你周边的利益结点就会相应的随之崩溃，象被板块放弃了支撑功能的楼房一样轰然的坍塌下来。
我退出后还不到一个月，这位朋友就犯事了。我走之后，他大抱大揽的将我那摊活全部接过来，很可能在他想来，他看着我做了这么久，照猫画虎，怎么也能糊弄过去吧？实际情况也真差不多，但他考虑问题完全是基于商人的视角，不象我搞得那么四平八稳，我做事不仅要求经济利益，还必须要保证这一利益是建立在低风险的基础之上。而这位老兄却一味的追求新闻报道的耸人听闻，乱搞一气，结果引发了一场官司，最终导致了帐号被查封，老兄辛辛苦苦干了半年，投进去三十万，一分钱也没收回来不说，还差一点蹲了大狱。
为此老兄恨透了我，曾指着我的鼻子说：他终其一生，也不会原谅我这种卑鄙小人！起初我还不明白自己卑鄙在何处，过了好多天才回过味来，感情这位老兄以已察人，认为我同他一样的心胸狭窄，所以在退出之后故意摆了他一道。
可老兄啊，我在这里说一句，你真的冤枉了我，我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
不过我也知道，老兄他并不需要解释，骠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不骠悍的人生就更不需要解释了。一个做了对不起朋友的事情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将对方从道义的制高点上拉下来，这是他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他心里很清楚这事的责任不在我，可是他如果不这样想，不怪罪我的话，他的心理就会失衡，闹个不好还会搞成精神失常。只有当他视我为卑鄙小人，并坚信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时候，他的心理系统才会正常的运转起来。
因卑鄙而清醒，人性啊，就是这样让我们痛苦。
但是老兄对我的一个怀疑还是正确的，他认为我决不会如此善甘罢休，在这一点上，他真的猜对了。
只不过，我想做的事情是自己也去办报纸，只要能够找到一笔足够的赞助资金，一年几百万就到手了，我凭什么不干啊？
在几百万的诱惑面前，区区一个副处长，实在是不压秤了。
走出机关，举目四望，我这才惊讶的发现自己竟然白白的浪费了五年的时间，错过了或许是可能极为辉煌的人生。就在和朋友办报的半年里，我见到了那些一度曾被摒弃于主流社会之外，却凭着他们不屈不挠的上进精神，于一无所有的困境中冲出，终于赢得了无尽的财富与光荣的成功者。
而这些事情，仅仅是发生在当地。
一个我办报时的广告客户，他的服装厂已经办得成为当地有名的企业，就在我毅然离开合伙办报的朋友之后，他来找到我，对我说：要发财，去深圳，深圳遍地是黄金，就凭你的能力，去了最多半年，要是挣不到两千万，缺多少我补给你！
听听，两千万，赚不到他补给我，我还上哪儿找这好事去？但是机关生活养成的谨小慎微，与我刁钻古怪的性格在这时候又占到了上风，我替这位老板计算了一下他的资产，发现他还没赚到两千万呢。
但是他所描述的遍地黄金的深圳，却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的野心陡然膨胀起来：
尽西风，季鹰归末？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辞职！
去深圳！
这是一个大资本纵横中国的时代，而如果我再一味的蹲在机关里的话，就会错过我的人生。
我想。
我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我能否嫌到两千万，我说了不算，职场上博弈均衡态势说了才算。
以后我将告诉你们深圳人最信奉的一句话：要想生存，靠本事，要想发财，你就得靠命。
命是什么？
命是规律规则，命是这个社会中无计其数的人相互博弈时所产生的利益推动力量，没有人能够掌控这种力量，你最多只能适应它。
我五年的公务员生涯，就这样临近了终点。
第二章：起落珠海
（1）低薪资的“高管”
从四平八稳的公务员位置上转入凶险莫测的商海，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在行动之前我徘徊犹豫，患得患失，对深圳充满了渴望，又担心一事无成，再无退路，就在这时候，一个远道珠海的老板给了我最后的推动，让我最终下定了决心。
这位老板姓韩，也曾是经济腾飞时代声名鹊起的一代英雄人物，他靠了一只修理铁皮桶的小铁锤起家，终至在早期的经济市场狂潮中抓住了机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地带有名的实业家，身家过亿，企业拥有员工近万名。时中央电视台黄金节目频道中最经常出现的一句电子产品广告词，就是出自于他的创意。
虽然韩董事长远道珠海，但我与他结缘的因由，却早在几年前就已伏下。这倒有点象古典小说《西游记》中所提到的：一啄一饮，莫非前定？前文中我曾提到过，因为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缘由，导致了几所高院的专家教授与我大打口水战，大家吵过了也就不再提起，但两年后，一位教授把这事翻起来了。
翻起这件事，是这位教授与韩董事长在酒桌上，双方讨论一个技术项目的时候，教授向韩董事长推荐他几名毕业的学生，想让他们帮着韩董事长做事，但韩董事长却对这些只有书本经验的学生不感兴趣，说这些人全无一点市场经验，用不得，言语之间颇有点瞧不上不晓得市场经济为何物的内地井中泥蛙。不知是教授感觉到颜面无光，还是他确实认为我有点本事，就提到了我的名字，以此证明内地人也不都是白吃饭的。
就这样，我和韩董事长认识了。
出乎意料，韩董事长见面之后，对我大为欣赏，立即邀请我去珠海他的公司，让我做一名副总裁。
副总栽？
我眼花耳热，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韩董事长说没错，他一直想找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即有着极强的行政管理经验，而且对市场和企业有着深刻认识的人来帮他。事后回想起来，说到行政经验，或许我在机关里修练出来的那点能为还可以应付一时，但对市场与企业的经验，这就明摆着是韩董事长瞪眼珠子说瞎话了。
奈何我当时正值顺风顺水，副处长的职位已经批了下来，又有多家私企老板拉我加盟，搞得我天天走路都两眼朝天，早就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了，还以为自己真有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本事呢。
在这种情况下，对韩董事长不负责任的乱吹胡捧，我悉以笑纳，甚至认为这个精明的董事长说得还不到位，我的本事不止限于此，等他了解到我更多之后，就会知道我是何许了不起的人物了。
那么这么一个区区副总，对我来说，岂非是不在话下吗？
更何况，当时我满脑子的行政级别概念，在心里一盘算，象他这种企业，虽然有着近万名员工，可却是私企，最多不过是“处级”吧？我堂堂一个副处长要是给他面子过去做事的话，给我一个副总，也只不过是平级调动而已，而行政机关的职工去事业单位和企业，照例都是要升半格的，要是这么计算的话，我应该做总裁才对。
这么一想，我觉得副总裁有点亏。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心态直如井底之蛙，但有什么办法呢，长年泡在机关里，对市场隔膜得很。别看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此的愚蠢，可在机关里，我却算得上难得的明白人了。
我这段时间的思想堪可比之于“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清朝名臣林则徐，这位曾于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在当时坚信，洋人的膝盖不会弯曲，所以只须要竹竿一根，就可以横扫世界列国。如果有谁认为林则徐的这个想法可笑的话，那他就错了，林则徐的这一“激进”观点在朝中已经是大逆不道了，因为别的国人压根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存在，诸如瑞士瑞典比利时等等，都是洋人编造出来唬弄中国人的。所以国人当时对林则徐的狂妄很是不喜欢，一生气就把他打发到新疆和维族人民打成一片了。
岔开话题说起这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那是几千年不变的农业时代的事情。而在一日千变的商业社会，足不出户的公务员阶层，如果不抓紧学习提高自己的话，终有一日会成为可笑的井底之蛙。
看我犹豫不绝，韩董事长当即问我年收入多少，这句话正问到我的伤心处，听了我的工资收入，韩董事长当即一挥大手：那好，你来我这儿做，我给你每月翻十倍！每月给你六千！
六千？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觉得一颗心砰砰砰的几欲夺腔而出。
等我到了珠海，才知道大型企业的高管月薪至少也是六千的五倍，韩董事长拿我当傻瓜耍，用这么点钱聘我做“副总”，这让我成为了朋友们此后的笑柄。但无论如何，韩董事长当时有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他说，你得感谢我给你这么一个机会，让你先历练历练，象你这种人，再在机关呆下去，你后悔一辈子！
的确是这样，尽管他玩了我，但我对他从无怨言。确实是他给了我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让我的人生虽然历尽波折，却终未有负在变革时代的三尺之躯。
就这样，我义无反顾的办妥了辞职手续，在韩董事长走后不久，我就飞到了珠海，韩董事长派了他的一名司机开辆黑色的别克到机场来接我，先去珠海最有名的食神，大块朵颐，珠三角的饮食文化从此让我沉醉留连。
当然，餐桌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方气质高雅的白领女性，这是每一个初到南方的北地男人第一个感觉，假装正人君子不提这事，未免太过于虚伪。
这件事给我的感觉如此强烈，是因为我在去珠海之前还曾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一个姓韦的女孩子，是学装饰设计的，听说了我要去珠海的事情，就跑来找我，想让我带她一起走。这女孩刚刚毕业不久，容貌气质都很优秀，但当时我已经有了家室，所以对她的要求，表面上答应了下来，临走之前却没敢和她打招呼，很不光彩有偷偷溜走了，怕被家人知道这事后，说不清楚。
到了珠海，我当时的感觉一如猪八戒进了盘丝洞，心里居然暗自庆幸没有带那个女孩同来，啊哈，当时我心里坏坏的，一肚皮龌龌念头。幸好我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否则的话，很难想象我最后会变成一只什么动物。
饭后，公司的车将我送到我的住所，就在柠溪路靠近由香州穿越拱北的隧道不远。这是韩董事长早年自己购下的房产，专门用来给象我这种“有身份的高管”来居住。
隔日，上工。
从此开始了我跃宕起伏的商职人生。
（2）我的职业是“砍人”
企业在拱北，与格力电器隔街相望，占地面积极广，其管理严格远不是懒散的机关所能比拟的，身穿漂亮保安服的年轻小伙子笔直立于门前，大街小巷中无计其数的蓝领如潮水般汹涌向厂区涌来。而厂区所有的空地上，都堆满了小山一样的产品，让人一望之下，就会心旌动摇。
这一幕是我站在我的办公室里的窗前所看到的，可想而知当时我的心情是何等的亢奋，我又是多么的感谢韩董事长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啊，让我有机会管理上万名的产业工人，在大商业时代发挥着自己的力量与作用。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呆在机关狭小的办公室里，为了区区几十块钱的奖金没日没夜的与同事勾心斗角。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我参加了到得企业来的第一次业务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五个人，姓郑的总裁，加上我一共三个副总裁，以及一名总工，韩董事长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的议题是：商量如何处理堆在厂区中那小山一样的企业产品。
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那些产品都是公司最近接到的退货，退货对公司来说意味着双倍的损失。但刚刚从机关里走出来的我，却压根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在我当时想来，企业有点退货怕什么？内地的许多企业就爱生产市场上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出来往库房里一丢，这就叫“产值”啊，是越高越好的。
幸好我在机关历练得轻易不敢说话，这才避免了暴露出自己的可笑之处，我只是坐一边，心满意足的享受着会议室里的空调，听着他们的争论。渐渐的我听出了几分眉目，另外两个副总裁都在回避退货的话题，他们的观点是企业的产品太陈旧了，两年前就已经跟不上市场的需求了，这次退货事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爆发而已，大的场面，还在后面呢！
会是这样吗？我疑心不定的想，看来，企业里的饭碗，果然要比公务员难端。
说着说着，话题转到了我的身上，郑总裁问我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新来的，有新的资源，我们那点资源都已经耗尽了，就指望着你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了。
当时我还搞不太懂郑总裁的“新的资源”是谓何指，也学着那两个副总的样子，想把主题绕过去，建议开发新产品。郑总裁立即追问我：那你说咱们企业开发什么新产品合适呢？我含含糊糊的说了几个项目，郑总裁立即追上：那你有订单没有？
订单？我满脸茫然。
我的表情引来了郑总裁的哈哈大笑，他指着我，毫不客气的说道：典型的大西北思维，没订单你就敢生产，也就你这种大西北的黄土思维才敢想的事！
此一羞辱令我大怒，我心里的小人立即窜了出来，将郑?懿檬游?仪巴镜牡谝缓诺腥耍??啮祸旱淖聊プ湃绾嗡慵扑??
但人家压根没给我这个机会，就在这次会议后还不到一周，他就辞职了。
总裁说辞就辞，这是南方的市场经济给我的第一个刺激，这一事件与机关中的小人物甘于命运的安排，在小职员的位置上一趴就是几十年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如果说总裁辞职给我的刺激还不足够强大的话，那么这位郑总辞职之后，并没有去别的公司做管理，而是自己开了家酒楼，这又是件让我目瞪口呆的事情。总之，我所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在矫正我脑子中的陈旧思维，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以金钱为尺度取代原有的衡量事物的标准。
那段时间我想，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建立社会规则的尺度只有两个，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权力，几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第三种标准出现。金钱是肮脏的，但它千坏万恶，却要比以权力框定这个社会的规则更要公平得多，金钱或许永远带不来高尚，但，只有权力才会最为憎恨高尚的人性与情操。
理想的幻界固然美妙，但我们却只能够接受最不坏的现实，与其让权力戕残人类的良知与愿望，莫如选择在金钱的异化面前苦苦挣扎。老子曾经说过：“吾之有患，在吾有身”，人性上天然存在着的残缺注定了我们只能选择自我救赎，一旦将选择的权力付诸于血腥的权力，那么我们就会将自己推入永恒的暗夜之中。
这种思想，此后主导了我十几年的行为历程。
郑总裁正是以金钱做为标准，以此衡量他的行为价值，所以才会毅然的舍弃总裁的高位，去做一个酒楼老板。而我从机关里的副处长跑到私企来做一个管理者，岂不也是金钱的力量所祟？
郑总走了，韩董事长自己把总裁接过来，兼任董事长和总裁两职，继续招集我们几个开会，这次会议要商量的事情是，考虑是不是取消企业里几条已经过时了的生产线。
哦，转产！我顿时眼睛一亮，一时失控，也是为了要证明给韩董事长看，我也不是白吃饭的，转产这事我懂，在报刊上光是论文就发表了十几篇，论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玩艺只怕没几个人能够说得过我。
听我高屋建瓴的论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之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韩董事长眼睛一亮，当即重重一拍我的肩膀：我就知道这事也就你懂，那就你来了。
我来？我顿时慌了神，我来什么呢？不会还是象在机关里东抄西摘的写论文吧？
还真不是。
琢磨了整整一夜我才回过味来，韩董事长的意思，是让我把那几条生产线砍掉。
可是这条生产线，又是如何一个砍法呢？我琢磨了一个晚上，又跑到那几条生产线前看了看，除了发现流水线作业之前需要有工程师将全部操作流程拆分，搞成最简单的操作之外，别的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然后我关起门来，苦思暝想，搞了一个“转产方案的可行性报告”，写完后给韩董事长拿过去。韩董事长见了我拿这么厚的东西过来，诧异的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对取消那几条流水线之后的人员安排。韩董事长顿时眉花眼笑，夸我道：我就知道你有这个本事，没错吧？然后问我：那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我拿起报告给他看：这不是吗，我建议咱们立即开会……
韩董事长长不客气的打断了我：不是已经定下来的事情吗？还开什么会？你快去干你的活啊。
干活……报告……我左顾右盼，终于明白了过来，原来我的工作是要将那几百名工人连同技师一道轰走，从这家企业里将他们轰到大街上去。
难怪姓郑的连老总都不干了，一走了之，韩董事长叫我来，原来是干这个的。
我呆若木鸡。
又能怎么办？吃人家饭，端人家饭，那就干吧！
（3）一刀砍向我自己
几天之后，韩董事长见我这边束手无策，再次召集三名副总开会，在会上他很不高兴的训斥那两名副总：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刚来，不清楚情况，你们还不清楚吗？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你看他热闹，不就等于看自己热闹吗？快一点，大家一起帮他想想办法，也好让他早一点进入情况。
那两名滑头副总嘿嘿讪笑，不再站一边看我的热闹，就一起帮我出主意想办法。
情况就是这样，那几条生产线已经成了企业不堪承受的高成本支出，模具和机型吗，可以便宜点转让给别的小企业。说到人员，这就是那些员工们的不是了，生产线都没了，你还留在厂子里干什么？快点自找活路吧。
但人这种动物，是很意思的，那怕窝里没食了，他也决计不肯离开，除非你踢他一脚。于是大家就开踢。
降薪！大幅度的降新，辅以高额度的效益考核指标。
事情就这么定了。
这条办法果然是妙极了，方案一出台，那几条生产线上的人员就散去大半。
但还有小半不肯散去。
那小半人员拿着《劳动法》来找我。《劳动法》？这东西我熟啊，我太熟了，我可是机关出来的啊，天天不干正事，就是学这玩艺了，当即与这些员工们唇枪舌箭，展开辩论。
事易时移，这是我一生中遭遇到的第三次口水大战，第一次是因为朋友方哲的事情大战老油条，第二次是因为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大战专家教授，而这一次，却又是因为降薪的原因大战打工仔。每一次辨争之后，都让我的性格比以前更成熟，心思更慎密，而我的对手也一再变换，则标志着我人生的几个不同阶段。
相对于专家教授或是老油条，打工仔们只是想求得一个合理的补偿，容易对付得多，何况机关出来的人，最是善于揪辨子打棍子，扯不几句话，就揪住打工仔们的几个短处，剩下的就全都是我的理了。
只不过我的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别扭。
都知道大机关里是勾心斗角，可在这企业里，却是赤裸裸的利益直面相搏，竟连个丝毫的转寰余地都没有，这也未免太残忍了。
更何况，我与这些打工仔，本是同根生，却相煎如此之急，让我的心理如何不产生一种深深的负罪之感。我甚至能够感觉到，我所做的一切，终究都会报应到我的头上，迟早有一天，我也会遭遇到如这些打工仔们一样的不公待遇。
事实上我的担心一点也没错，后来我果真遭到了报应。但当时，我刚到珠海不久，连拱北最吸引人的莲花街在哪里都不清楚，全部的生存只能寄望于效力这家企业，我真的无路可走。
打工仔们和我耗不起，我和他们闲磨牙就是工作了，磨了牙有几千块钱可拿的。可他们和我耗掉的是他们的生存成本，所以这件事很快搞定了。
然后是砍掉企业的几个技术部门。
技术部门？我没听错吧？
一点没听错！
企业的行政部门早在我来之前就被郑总裁砍得七七八八，他这一刀下得极富技巧性。由此我才知道郑总裁是不同意在企业里如此砍乱剁的，象这种事，哪个高管下得了手啊？郑总虽然不同意，可却拗不过韩董事长，就故意先砍在企业中起到稳定作用的中层，中层砍完了，韩董事长才发现上了郑总裁的怪当，中层人去楼空，没人替他砍技术层了，就把这活交给了人力资源经理来搞，人力资源部经理一听这事，就立即辞职，连珠海的房子车子都不要了，径直跑到了深圳打工去了。韩董事长一气之下，索性从内地把我找来，让我来替他做这件事。
那么韩董事长叫我来，到底要砍到什么时候呢？
他要把自己的这家企业砍得光光。
原来，早年时韩董事长掘起草莽，成于商界，一跃而踞于财富之顶，雄视天下。就大肆扩张企业，过足了成功实业家的瘾头。但瘾头过足了，韩老板才发现事情不妙，企业的产品定位存在着严重的市场缺陷，开始几年还不错，但慢慢的，许多经营更加灵活的小企业冒出头来，韩董事长的企业，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于是韩董事长考虑，要么寻找其它的生产机会，要么，就收回自己的投资，另起炉灶。最后韩董事长选择的是后一个方案。
但是资本投入市场容易，再想收回来，那是何等之难？更何况当时的中国产权交易市场又是旷古以来第一号怪胎，民企上市谈何容易。即使是到了今天，如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房产等许多领域中，资本仍然只是只有进口而无出口。这就导致了企业家只能另寻他途，关闭企业。
我要替韩董事长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可我应该做吗？可我又能不做吗？
当时的我无路可走，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替韩董事长接连削减了几百名技术员，还好，这些技术员们乖巧得很，眼见降薪的刀子举起，他们就忙不迭的写辞职报告，都收拾起被窝卷跑深圳去了。
眼见得走掉的人大部都奔往深圳，从此我对深圳更加充满了渴望。
只是近在咫尺。
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替韩董事长把企业削掉了四分之一，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让韩董事长大为高兴，他立即召集多名高管开会，在会议上宣布一个决议：现在企业有困难，大家要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才对，我们企业的理念是什么？不要问企业给了你什么，要问你为企业做了什么？现在这种情形，眼看着多年的老员工一个个的离开企业，我心里疼啊，眼下最需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也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这总应该没错吧？
谁能说有错？
所以大家一起降薪。
砍人的刀子奔我自己来了，我顿时慌了神。
但在会议上，我是没法子说话反对的。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要想通过一条决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会议上突然宣布，由于事发突然，除非与会者之中存在着进退同一的反对者团体，否则，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是反应不过来的，忙乱之际无法组织起反攻，等他们阵容拉起，事情已经拍板了。
决议就这么通过了，会议一散，趁大家议论纷纷之际，我急忙在走廊里抓到韩董事长，告诉他我的薪资已经够低了，拜托，我一个月才不过是六千块钱，与企业中基层的技术人员相当，如果他一刀把我砍掉了，谁又肯以如此低的成本替他来砍别的人？
听了我的话，韩董事长大手一挥：那你就先保留三个月，三个月后再降。
我心想，看来我也得走了。
但是他向前走了几步，却又改了主意，扭头问我：你现在薪资是多少？
听了我说出的六千之后，他若有所思的摆了摆手：再说吧，这事以后再说吧。
（4）老臣子与我大PK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又收回了想走的心，死心塌地的继续替韩董事长砍人。
所有高管的薪资都降了，我却不降反升，加薪两千元，月薪到了八千。
这就是韩董事长的驭人之术，我终于受教了。
尽管我也知道，我这区区八千元，仍然要比那些薪资降过之后的高管们少许多，可我初入商海，人脉资源缺乏足够的积累，对企业与市场的了解还差得远，只能是先这么应付着，过一天算一天吧，全当是长见识了。
接着砍人。
我现在砍人的实战经验已经是极为丰富了，或许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搞好一家企业，但哪家企业如果不想活了，来找我，准没错，我保证让它死得一清二白。
想一想，我辞去公务员，下海几个月，却只长了这种见识，当时真是让我欲哭无泪。但是这段经历，却给了我一个与别人绝然不同的眼光，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之中，只要我走进一家企业，就立即能够看出哪一个高管是这家企业的潜在隐患，如果企业有问题，那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因为他的存在扭曲了企业的正常博弈法则，导致企业内耗不断，营运成本持高不下。莫名其妙的多了这么一种眼光，这却是我因祸得福了。
但就在我自以为已经砍人砍得得心应手之时，却遭遇到了肉粗皮硬的高手，终于让我下定决心脱离这尴尬的地位。
该高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群早年追随韩董事长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元老们。
实际上，如果说有谁妨碍着韩董事长抽回资本，这些人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与韩董事长是交心换命的交情，其中有一个姓蒋的，与蒋介石是同乡，浙江奉化人，细说起来他与蒋介石还是同出一族，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本发了黄的蒋氏族谱，遇到人就颇有几分自得的翻开这本族谱，让人看清楚蒋介石的名字之后，再翻两页，就是能找到他的名字了。
也就是说，这位仁兄在企业中的主要工作，就是拿着厚薪给人看他的族谱。
但是，该仁兄对于韩董事长，却是有着救命之恩的，而且人家在企业中也不是吃闲饭的，他是学财务出身，企业的一笔笔帐都在他的脑子里，简直就象是一个活帐本。而且象他这样的，与韩董事长情交默契，能力又超卓出众的人，在企业里有着不止一个两个。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上班，见到另外两个副总兴高采烈的在门前聊天，见到我两人就喊我，我过去，他们压低声音，满脸神秘的问我：你和小华是怎么一回事？
小华？我茫然：什么小华？
两个副总笑：你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
我还待要问，他们已经急步离开了。
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心里多少有点明白，很显然，对手开始反攻了，这第一招，居然同机关里没什么两样，都是先从人品上下手。多半是有人举报我和一个叫“小华”的女人干了什么，这倒让我对“小华”其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她到底是谁呢？莫非我们真的有点“缘份”？否则何以对手偏偏把她提出来跟我闹事？
我当时想，这件子虚乌有的事情一定已经报到韩董事长那里去了。韩董事长是见过世面的，他应该知道这只不过是职场博弈的“正常”程序。虽然心里这样想，可我的心里还是有点泛嘀咕，真的不敢再砍了。
但是韩董事长鼓励我：做你的事，别管那么多，都是企业的老人了，还能够不理解企业吗？
我明白了，老韩是真的要砍掉老蒋。
但又是为什么呢？
他们之间一定不止是象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的默契友善，隐藏在挚情之后的，是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幕。
最稳妥的做法，是先弄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存在在什么不为人知的矛盾，然而，在现实之中，一个人想了解别人的私隐，是何等的难啊。以我当时在企业当中的地位，没有亲信，没有伙伴，不过是韩董事长叫来轰人的一条恶狗，怎么可能了解到那些早已深埋在岁月深处的积怨？
在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的情形下，我开砍了。
这一刀下去，老蒋眉开眼笑，欣欣然的受了这一刀，接受了将他的薪资削减一半的方案。
我如释重负，长松了一口气，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人家老蒋在企业多年了，远比我更能够与企业共患难，更何况他的月薪超过三万，而且已经拿了好多年了，降一半还有一万多可拿，人家不再乎这点钱。
老蒋不在乎，但有人在乎。
在乎的人是一个姓邸的，这个姓不多见，这些年来我只见过另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姓邸，所以对他的突然跳出来记忆犹新。
老邸虽然长得牛高马大，但却先礼后兵，他来办公室找我，问了我几个颇有深度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当时很少想的，所以一张嘴，就把我问了个张口结舌：
他问我：企业效益不好，是员工的责任？还是管理者的责任？亦或是经营者的责任？还是应该由所有者承当责任？
我只能回答他：经营者要负主要责任。
这样他就问出来下一个问题：既然如此的话，现在由管理层和员工主要承担经营失误的成本，那么，经营层现在正在干什么？
对呀，经营层现在正干什么呢？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我在的这家企业，压根就没见到什么经营层，以前郑总在的时候，他和几个高管构成了经营层，自从他走了之后，做为所有者的韩董事长就入侵了经营层，把经营层和所有层弄成了一团混水。所以老邸的问题，我压根回答不了
见我无辞以对，老邸又把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既然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么，你就告诉我们，自从你来了公司之后，都做了些什么？
我瞠目结舌，终于意识到行将到来的暴风雨是何等的猛烈。
老邸这句话给了我一个明确的信号，老臣子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要报复了。
坏事做得太多，迟早会有报应。
就为了那么点钱，真是不值得。
事实上许多高管都曾经遇到过象我这样的情形，但他们与我不同，他们曾经为企业效过力，裁起人来自有道义的支持，行得正，走得端，理直而气壮。而我则不同，我被韩董事长找来就是专门裁人的，被我赶走的每一个人对于企业的贡献都比我多，我的心里总是被一种罪恶感所纠缠，甚至连走路时都不敢用眼睛正视别人。
心不正，行不端，天怒之，祸不断！
这日子我受够了。
于是我当即对老邸说了句：你不要再说了，我今天就辞职，你那些问题，你留着问别人好了。
老邸只是冷笑了一声，说道：就算你辞职，也改变不了事实。
我不知道他说的“事实”是什么，与我又有什么关系，但当我当天下班的时候，正要走出办公楼，却发现外边有几个员工正在嘀嘀咕咕。看到我，他们的眼光都转向一边，象是在回避什么。
我往前走，走不多远回头，发现他们都跟在我的后面，我上了公司接送员工的班车，到了柠溪路时我下了车，却发现他们也都随我下了车，当时我突然害怕起来，想也没想顺手拦下辆出租车，去前山找了家宾馆住了进去，再也没敢回到原来的住处。
第二天我就打电话辞职了。
我的南下之行，竟然是如此草草结束，让我心里无法接受，于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之后，就去珠海的人才市场看看是不是别有别的机会，结果却在人才市场上遇到几个被我裁掉的员工，虽然他们对我也出现在人才市场有几分幸灾乐祸，却也没有怪罪我。
跟他们聊起，我才知道，原来这家企业的裁人之举，是老韩和老蒋为争夺企业的控股权所发生的一场战争，老韩虽然占得股份居多，但老蒋能力极强，架空了老韩，成为了企业的实际控制者。老韩查了多次帐，也查不出个端倪来，只能眼见得自己的投资化为乌有，无奈之下，才决定干脆关掉这家企业，据员工们告诉我说，到了老韩找我来的时候，已经是他请来的第三个专门裁人的副总了。这些被裁掉的员工们告诉我，与前两任砍人副总相比，我激流勇退，算是幸运的了，前两任中有一位就因为砍人过猛，招来报复，脑门被人黑了一铁棍，至今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这些员工们说话喜欢夸大其辞，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但当时我的心里说不出来的轻松，我总算从这烂泥潭里走出来了，这才是唯一让我高兴的事情。
（5）珠海的几个老板
博弈的法则几乎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之中，在城市发展之中，也不例外。珠海做为观小平早年划定的四个“特区”之一，除了进入珠海得需要边防证之外，经济上却乏善可陈，几家城市当年大博弈的过程中，珠海不惜甘冒忤怒总理的风险，坚持上了珠海机场这个大项目，但其经济的活力，仍然无法与深圳相比。
这是因为经济管制从来意味着对经济活力的抑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靠了无计其数的民间企业的合力所推动的，远不象官员们所想象的那样斥巨资搞个大项目就能够达到的。
老深圳们都知道，在早年的深圳，如果一家企业需要注册的话，材料递到工商局三天不见消息，只须一个电话，就会让具体的办事人员砸掉饭碗。正是这一点宽容赋了深圳民企篷勃旺盛的活力，但是，随着深圳公职人员的队伍不断扩大，对其保护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兼以香港经济低迷的影响，终至使深圳的经济淡出黄金盛季。几年前一位叫呙中校的网友以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来了媒体的强势反弹，坚称这一问题为“伪问题”，但市府并没象媒体那样不敢正视现实，反而与呙中校进行了直面相会，成为当年的深圳一大热点。
但是，所谓形势比人强，一旦社会群体的博弈合力形成，是任何人的力量也无法挽回的。
比如说珠海，就是被这样一种博弈的合力推到了“花园城市”的定位之上，许多人在珠海买了房子，却无法在珠海谋生，只能驱车赶往广州求职。当年我曾经在珠海最有名的九州大道上走了两个小时，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群落之间，我只见到零零星星的几个人。
这样一个地方，可想而知其人才市场的活泛性了。
我去了珠海的人力资源市场，才终于知道我以前的月薪八千，居然真的是高薪了，至少，我不可能再在人才市场上找到与此数目相近的工作。
但我当时并没有急燥，因为我在半年的工作期间多少已经积攒了几万块钱，还有足够的悠闲心情慢慢的研究这个市场。
我发现，有一家广告公司，本事大得很，每天人才市场一开门，他们就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混了进去，随随便便的找个摊位，大模大样的开始“招聘”，对任何求职责他们来者不拒，收下你的简历之后，再告诉你公司的确切位置，让你赶过去面试。
你要是真的相信了他们，那你就傻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跑到人才市场这里打广告而已，凡是接到他们面试通知的人，最后无不再回到人才市场，继续徒劳的奔行在递简历的行程之中。
这样的公司还不止一家，我时常的纳闷，你说你连公司都开起来了，还不说抓紧时间去弄钱，跑人才市场来跟求职的人调皮捣蛋，你说你图个什么啊？
他们就是图个穷乐呵！
还有一家姓沐的老板，他开了一家在珠海很有名的私企，乱七八糟的做了许多怪项目，从保健品到房地产无所不包，没有沐老板不敢干的事情。这位沐老板有趣得紧，他每至周六周日，就开辆黑色的轿车赶到人才市场，独自一人板着一张脸坐在摊位里，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四个大字：真才实学，然后就煞介其事的开始招聘。
沐老板的摊位前，经常性的会挤满了人。概因其它单位的招聘条件，都非常的具体，学历，经验，技术或业务能力等等，只有他这里的要求最是不着边际，这就给了大家一线希望。试想，跑来人才市场找工作的人，谁会认为自己没有真才实学呢？
我曾经看到一个颇有几分卖相的中年人冲到沐老板的摊位前，将自己的简历递过去，沐老板却不接，问：你要聘什么职位？
对方答：营销总监。
沐老板问：以前干过吗？
对方答：我在某某公司做过五年的营销总监。
沐老板问：干得怎么样呢？
对方答：干得挺好。
沐老板问：干得挺好怎么不干了？
对方顿时语塞。
于是沐老板哈哈大笑：怎么样，你还是没什么真才实学，要是真的能干的活，怎么会跑这里找工作来？一席话说得中年男人抱头鼠窜。
中年男子遭此重创，一时间吓呆了四周跃跃欲试的求职者。概因沐老板的问话过于刁钻古怪，摆明了把你往圈套里边推，他的问话不是让你能够简单的用是或者否回答得了的。
我琢磨着这个老板有意思，见无人出场，心里就按奈不住，跃跃欲试的想和他过一下招。
还没等我行动，一个个子矮矮的小女孩突然从人群中钻了出来，把简历往沐老板面前一推：我来应聘。
沐老板翻了个白眼，问：你聘什么？
小女孩个头虽然不高，口气却是不小：什么都行。
沐老板冷笑：给你个老总，你干得了吗？
小女孩摇头：干不了。
沐老板眼睛一瞪：干不了还有什么资格来我这儿？
小女孩嘻嘻一笑：拜托，你们公司总不会都是老总，连个文员都没有吧？你们这么多的老总凑在一起，总得有个文员替你们干活吧？我就当那个干活的文员好了。
沐老板失笑：你能干得了什么活？
女孩子响亮的回答：打字，前台，打扫卫生，我都行。
沐老板摇头：我们公司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才。
小女孩却是越战越勇：我就是高素质的人才，我还从来没见过比我更能干的人。
沐老板被缠不过，气道：你就会个打字，算什么高素质人才？
女孩子声音更加响亮：难道你们公司高素质的人才，都不会打字吗？
女孩子的话，引来了现场围观的求职者们的哄堂大笑。就这样，刁钻古怪的老板遭遇到了刁钻古怪的小女孩，最终老板败下阵来，两人足足抬了两个多小时的杠，一直到人才市场快要关门了，老板这才擦掉黑板上的字，带着女孩子上了他的私家车，去他的公司上工去了。
这件事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职场招聘的全部奥秘所在，所谓面试，就是你通过自己的表现要让对方对你由衷钦佩的过程，任何一个招聘者都不可能对那些缺乏信心的求职者产生好印象的。
是钦佩，而不是让对手嫉恨。
许多有能力的求职者却屡屡在求职的过程中碰壁，其原因就是他的表现远不到位，非但未能让对方产生钦服之情，反而让对方感觉到一种危机，这就叫过犹不及。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的手心顿时痒了起来，决定了无论如何也要和这位老板过一过招。
当天晚上，我上网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资料，虽然语焉不详，却差不多已经足够用了。而我知道这位老板姓沐，就是从他的公司网页上查到的——早期公司的网站粗陋得很，搜索引擎也没现在这么发达，我当时是怎么找到的他们公司的网站？现在一点印象也没了，我怀疑我是不是记错了——第三天是星期天，我又跑到人才市场，果然，沐老板已经先我来到并摆开了摊位，这次有一个男人抢在了我的前面，我只好看他的表演。
沐老板问：你聘什么职位？
男人答：人力资源主管。
沐老板问：干过吗？
男人答：干过四年。
沐老板问：干得怎么样？
男人答：干得非常之好。
沐老板突然瞪眼：干得非常好，怎么不干了？
男人回答：我原来的公司太小了，我希望一个更多大的舞台。
沐老板勃然大怒：象你这种对公司不忠的人，我们公司是决不会聘用的！
男人目瞪口呆，涨红了脸退下。我在一边看得来气，就指点那男人道：你就不应该回答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就怎么错。男人茫然摇头：可是他问我啊。我说：问也不能直接回答。
我说话时的声音较高，引起了沐老板的注意，他立即提高了声音，问我：不直接回答，你要怎么回答？
我说：这个问题要绕着弯的回答。
沐老板斜着眼睛打量着我：怎么个绕弯法？
我说：如果刚才是我的话，我就说：我本来在原公司做得非常好，可是因为我家里有私事，……
这时候沐老板打断我：什么私事？
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就说我父亲病了，我只好辞职回家照顾父亲，现在我父亲病好了，当然我也就又回来求职了。
沐老板冷笑摇头：那你还是干得不好，干得好，怎么不回原公司？
我强挺着说：原公司的人全部换过了，连老板都把公司卖掉了，所以我才来人才市场求职。
沐老板闷哼一声：当面撒谎，这也叫真才实学？
我摊摊手：这怎么叫撒谎，实话实说吗。
沐老板的眼睛很是厉害，扫视了我几下，就问道：来珠海时间不长吧？
我老老实实的回答：已经半年了。
沐老板冷笑：知道柠溪路是东西朝向的，还是南北朝向的吗？
我苦笑：这个问题我还真知道，因为我在那条路上住过半年。
就这样，我们两抬起杠来，唇枪舌箭的吵了足足十几分钟，他不断的挖空心思刁难我，我则是兵来将来，水来土淹，总之是胡搅蛮缠，乱答一气。十几分钟过后，他站了起来，收拾东西，对我说：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就跟我来。
我无可无不可的跟在他的身后，出了人才市场，坐他的私家车去了他的公司，他的公司在体育馆内，里边的空间极是宽大，他让我坐在门口的沙发上，他则一个人进了办公室。不一会，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人出来，象对客户一样的递名片给我，原来是他旗下子公司的一个总经理。
这个总经理的名字我早已忘记了，但他在陪我聊天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话，倒是让我记了一辈子。
他说：你别瞧不起我，我跟你说，别看我现在是个总经理，可我以前只是公司里一个扫地的勤杂工。
当时我高声的说了一句：扫地的当上总经理，不丢人，要是总经理干到最后，成了一个扫地的，那才叫丢人！
就我这句话，立即赢得了扫地总经理的好感，两人又热络的聊了一会儿，然后沐老板叫我进去，开始做正式谈话。
沐老板先问我以前的月薪是多少，我如实回答了，沐老板的脸色都有点不对。他好象有点犹豫，但最后还是说出了他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就任他们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主管行政及后勤，但是他劝我说：毕竟我是刚来珠海不久，对企业管理与运作了解得少，因此他建议我低调一些，从最低端做起。
最低端，低到什么程度呢？
我问沐老板这句话，但是沐老板却把话岔了过去。而是让我谈如果我来做这个办公室主任的话，应该从何做起。
我表述的概念很简单，办公室吗，行政吗，后勤吗，说明白了就等于一个公司的保姆，是替前沿部门清障的，也负有对公司的固定资产的监管之责，在六大核心部门中排到最后，一个办公室主任最完美的工作表现，就是让全公司的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诸如此类。
听我谈完了，沐老板极是满意，于是一个女文员拿了份合同让我填写，我拿起笔来填了几行，眼睛向下一溜，突然看到了薪资待遇一行，这一望让我怒发冲冠，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所谓的办公室主任的薪资，赫赫然竟是月薪两千元。
我当时一句话也没说，而是把笔一丢，问那名正等我填表的女文员：厕所在哪儿？女文员指给我，我顺着厕所的方向一径的出了门，以后再也没回到这家公司。
但这件事却让我对珠海企业的薪资水平有了真正的认识，那一天我心里真是懊悔不迭，你说我拿着高薪砍人砍得多开心啊，干吗要想不开竟然自己辞职呢？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过，几年之后，我居然会因为这次没签两千块钱的合同而后悔，更因为错失了与这位掘起于民间的草根英雄而懊悔。这就是商业世界，似乎我们注定总是生活在患得患失之中。此前从未有过如此美好的时代，但我们的心灵却总是不堪负荷
《中国式斗争：一贴省你二十年》「天涯杂谈」
作者：雾满拦江
第一章：我的职场滑铁庐
（1）一个小小意外
我在职场上的第一次挫折，发生在我刚刚走出校门，进入大机关做公务员的第一年。事实上这一次挫折并不大，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接近儿戏，但我多年来却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连导致我遭受挫折的人名姓都想不起来了，却始终无法忘记挫折的全部过程。
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算是我的“初痛”吧。
第一次总有点不同寻常，而且这一次挫折彻底改变了我，把这件事记述下来，或许也是值得的。
这一次“挫折”实际上是由三个小事件所组成，事件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唯一贯穿于其中的，是我的性格变化。
细说这一次事件，要从我是如何进入机关成为一名公务员的时候说起。我毕业的那一年，正值高等教育的产品跌落到有史以来最低点的时候，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的宠儿，媒体更多关注的是应届毕业生的缺点与不足，报道的重点侧重于男大学生心理变异，女大学生卖淫与同居，好象天底下的脏事全让不懂事的学生们干了。这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只要将国内的学生们宰个精光，这世界就太平了。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告诫说：要夹起尾巴做人！
不曾想，这条尾巴一夹，我们就把自己弄成了“落水狗”，落到了个人人喊打的局面。
我夹着尾巴去单位报到，才知道我还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将我放在二级单位的事业编制。上班半年后有同事悄悄的告诉我，单位之所以把我招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单位需要一名懂得国际汇率的人做具体的工作，另外呢，单位是想利用我这个名额，安排一名子弟兵。
也就是说，单位扩编打的是我的旗号，而最终成为公务员的，却有可能是某领导的亲属。
幸好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已经遭受到了一连串的“挫折”，这些挫折逼得我把夹起的尾巴跷起来，不再谨小慎微的做人，而是理直气壮的主张自己的权力，这才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不仅没有成为职场政治与阴谋的牺牲品，反而让这次事件成为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成功。
但成功来自于前面的人生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说失败。
我们这个单位很怪——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官僚部门都很怪——有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是考核处级部门与每个人的“资讯发表篇数”。这就要求单位的每一名职工都要皱着眉头握起笔，把单位的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写成新闻报导向报社投稿，如果报社发表了一篇，部门就会获得一分，撰写报告的职工除了稿费之外，还可以从单位领到五十元的奖金。
这个考核标准真的对了我的脾胃。
早在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是几家杂志和报纸编辑的“统战对象”，即使在我工作之后，我的稿费也经常性的高于我的主营业务收入。以我的能力，搞几篇“资讯报道”，岂不是手到擒来吗？
我把事情想得非常简单，并立即动笔开写，写完后请处长审阅，处长签字后报局长，然后投稿发出，然后一如泥牛入海，从此没有动静。
我连续投了十几篇稿，却始终未有任何消息。直到有一天，我又拿着刚刚写好的资讯去找处长审阅，可处长却不肯签字，他推开我递过去的资讯，说：“不要光知道写啊，你是咱们处里的骨干，光写不行，你得发几篇啊，要不咱们处里的分都被你给扣光了。”
当时我的脸涨得痛红。才知道局里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规定，对处室的考评除了发表的资讯篇数之外，还有一个比例的问题，如果写得多而媒体发的少，分数反而会降下来。我再瞅瞅处里的其它同事，才发现同事们压根不急着动笔，而是先去报社找关系，找熟人，都谈妥当了之后，这才动手撰写，一炮而中，远不是我这种初出茅庐的嫩孩子能比得了的。
可有件事我就弄不明白，以我的能力，发出那么多的资讯，难道竟没有一篇能够被采用的吗？几十万字的小说我都出版了，难道还搞不掂这么简单的一篇报道？莫非真的是我的专业能力有问题？
正当我纳闷的时候，事情有了意外的变化。
那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琢磨，处里一位年长的女同事满脸神秘的招手叫我过去，让我顿时心跳加快。因为这名女同事年龄虽然比我大上几岁，却是单位里有名的美女，平时她在处里不苟言笑，极是端庄，这时候却突然招呼我，我的心脏顿时就有点失控。
等我到了她的办公桌前，就见她拿起一张当天的报纸，对我说：“这篇报道是你写的吧？”
我探头一看，顿时大喜过望，那篇报道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用处里那台大家玩游戏的电脑敲出来的，为了这个事同事们已经对我有了好大的意见，如今终于有了个结果，可想我是多么的兴奋了。
可是同事却又说了一句话，顿时让我目瞪口呆。
她说：“可这上面的署名不是你呀。”
我再仔细一瞧，果不其然，报道虽然每个字都是我从脑袋里挤出来的，可是署名却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名。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把报纸拿过来，茫然了。这时候另一名男同事走了过来，只看了一眼，就说道：“这小子是报社的记者，我还认识他呢。”
我明白了，我被人偷了，被剽窃了。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章被那位不认识的先生只是改了一下署名，就成了他的作品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事们全都凑了过来，伸头看了个究竟之后，就安慰我几句，然后又去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当时我心里说不出的委曲，有着一种强烈的想要大哭一场的欲望，真希望能有一个人在这时候帮我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可是没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象这种事，他们见得多了。
我有一种冲动，想立即打电话给报社，找到那个剽窃我的报道的人，当面质问他，但我的手一碰到话筒，就颤抖起来，我心里害怕。
我害怕什么？实际上我只是害怕与人争吵，害怕与人打交道。但我的心里不肯承认这一点，虽然我还没有能力与勇气处理好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意外事件，但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却是很健全，我很快就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回避现实的理由。
我安慰自己说：这件事还是算了吧，对方毕竟是报社的记者，如果我还想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东西的话，就不要把关系弄僵。
这件事并不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小挫折，我的处理方法才是。
我不敢向报社反映这件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我为了自己的懦弱而寻找的借口，却终于导致了我第二次难堪事件的发生。
（2）又一起难堪事件
第一次剽窃事件之后还不到一个月，我突然接到当地一家杂志社的电话。
需要解释一下，象我们单位所写的那种“资讯报道”，其新闻价值并不高，外地的报刊是绝无可能刊登这一类东西的，只有当地的报纸杂志才有可能发表，这也是我们所撰写的文章都集中于当地的原因。
给我打电话的这家杂志，虽然发行量极小，却是权威部门主办，极有来头的。接到这个电话时，心里就有些兴奋。
电话里是一个粗喉咙的男人，他大声吼道：我们这里收到一篇投稿，是什么什么内容，是不是你写的？
我急忙回答：是我，是我写的。
然后对方隆重宣布道：“这篇文章，我要了，我有用。”
天地良心，这是他当时的原话，一个字也不会错的，虽然事隔多年，却仍然言犹在耳。当时我呆了一下，难道我的文章他“有用”，我就没用吗？没用我费这么大的劲写这东西干什么？还没等我想清楚这个“我要了”是什么意思，对方又粗着喉咙吼叫了一声：“没问题吧？”
一瞬间我明白了过来，这又是一位“抢劫者”，不过与报社那位不同的是，这一位是同你打个招呼，变暗偷为明抢，那我应该答应他吗？
虽然事隔多年，我却至今仍然非常佩服我自己的反应能力，我几乎是立即回答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在放弃自己的权利与生存空间这方面，我这一次的表现与行为堪称所有失败者的典范了。
听了我的回答，对方随即命令道：那好，你马上过来一趟，这有几个地方还要改动一下。
我立即蹬上自行车，心情激动的赶了过去，一路上想入非非，自以为如果我出卖了自己的利益，那么，我就与对方成为了“朋友”。做为“朋友”，这位兄弟怎么也应该投桃报李，以后多给我发表几篇文章吧？
当时的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社会，更对职场上的游戏规则一无所知，完全是凭了自己的臆想来解读这个世界，遭到了日后的羞辱，也是必然的事情。
帮助别人做坏事，甚至不惜以损害自己利益为代价的，是最典型的小人行为。小人之行，必有小人之辱，这个道理，直到很久之后我花费时间慢慢咀嚼孔子的《论语》，才终于把这个道理想明白。
我骑自行车赶到了杂志社，却惊讶的发现我见到的那位兄弟与电话里表现的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电话里的声音喉咙粗大，说话极有气势，见面时却发现此人声音极是文弱，甚至有几分有气无力。连看我的眼神都是躲躲闪闪，不敢与我正视。
做贼者必心虚。
有一定博弈经验的人就能够依据这点反常马上研判出对方的虚张声势与恐惧心理，完全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反败为胜。但我在当时明显缺乏这种能力，我甚至连一点自我保护与防范的意识都没有，而是兴冲冲的帮着这个家伙蹂躏我自己，按照他的意思把那篇报道重新写过。
我觉得自己终于交上了一个“朋友”，并因此而在内心里沾沾自喜。
又隔了不久，我又有一篇报道发表了，在另外一家报纸，署名又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
那是我被剽窃的第三篇文章。
我的处长看了这篇报道之后，眉花眼笑，对我说道：你怎么老是出这种事啊。
我委曲的回答：这怎么能怪得了我？
处长笑得更是开心，说：不怪你怪谁？
但我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原因正是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的，而由于缺乏足够的反省能力，我却将这几件事情归结为“社会真是太黑暗了”。
实际上这个社会非常公平，每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之所以认为社会“黑暗”，是因为我自己有如一头戴着眼罩的驴，看不到那伏隐于职场惨烈博弈之中的游戏规则，所以我的眼前只看到一片黑暗。
我严重怀疑佛门中的一句话：你心里有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
以我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孩子，心里哪来的什么黑暗？但我当时却感受到了那种几乎压得人窒息的黑暗。
事实上，我看到的，只是我心理上的缺陷与弱点。
这一次事情发生之后，我仍然缺乏行动的勇气。事实上，从最初开始，我的懦弱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在得到我不断的暗示与强化的前提下，已经进化成为了我的思维本能。
虽然如此，但我心里仍然残存着抗争的欲望。但这种抗争的意愿，同样被我的心理防御机制所扭曲，体现为另一种形态。
当时我的考虑是，要抓紧时间发表几篇，要让我自己有名，要让别人不再敢随意的剽窃我。
于是我打电话给那位杂志社的“朋友”，他是剽友中的“君子”，是唯一获得了我的“剽窃授权”的人，他拿走了我的思想，应该有所回报。也只有从他开始，才能实现我的“多多的发表”的目标。
那边接电话的却是一个不耐烦的女人声音，听到我要找的人的姓名，就回答了一句：怎么电话打这儿来了？他早就调走了！
调走了？不会吧？
我当时吃惊得嘴吧都合不拢，明明两周前他还在那间办公室里要求我修改“他的文章”的啊。我再继续问，回答更让我目瞪口呆。
就在两周前，那个家伙让我写好稿子之后，并不是象我想象的那样直接发表在他们自己的杂志上，他才不会干这种无意义的蠢事呢。
他把那篇稿子递交到了党委政研室，以此证明了他不仅对当地的政策与经济有着专门的研究，而且还有着极为可行的价值性建议。他因此而被直接调入了党委政研室，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
仅仅两个星期，这家伙就干成了这么漂亮的一件事情，其效率之高，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凭心而论，这个家伙在利用别人的智慧方面堪称天才，的确有资格拿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
惊愕之余，我对这个家伙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之情。
我想，如果在我的职战生涯中有着老师的话，那么，他就是第一位。
只是，事隔多年，这却把这个家伙的姓名忘得干干净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3）一件让我重新认识社会的事件
事后回想起初涉职场的当年，时常让我手心冰冷，捏一把汗。我同几乎绝大多数刚刚走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从来也不缺乏有经验的长者的教诲，只是我们的偏激思想扭曲了我们的思维，导致了我们对这个社会信息的有选择性接收。
同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不一样，实际上一个刚刚走入职场的年轻人，由于对职场的隔膜及游戏规则的一无所知，始终处于一种自觉或是不自觉的恐惧状态之中。这一状态导致了年轻人心理防御机制的启动，其表现形式为：用自己的习惯性思维臆造出职场与社会的游戏法则，并遵循这个并不存在的法则而行事，同时也这样要求于别人。
所以，往往越是年轻人，思维就越是顽固，拒绝变通，也越容易成为愤世嫉俗的“愤青”！
因为年轻人的自我尽管虚幻，却是他们人格形成的唯一凭借。如果把职场比喻为大海，那么这个用解剖刀找不到的自我人格，就象是大海里的一艘小舢板，别管这条舢板是多么的禁不起风浪，怎样的跑冒滴漏，但如果离开了这条小舢板的话，远行者就会溺毙于潜意识的海洋之中。
让一个年轻人接受“现实中博弈而形成的”职场游戏规则，就意味着让他们先行放弃他们在海洋中飘泊时赖以保命的破烂舢板。除非他们已经及时的打造出新规则的战舰，否则，他们是无法离开这条渗水破裂的小船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而且看不出有丝毫的改变的迹象。
幸好当时发生了一件极其意外的事情，这一事情虽然不是发生在我的职场范畴之内，却让我因此而重新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并彻底的扭转了我偏激的思维。
在发生这件极尽戏剧化的事情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前景的不妙，我知道肯定有什么问题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必须要行动起来拯救我自己。于是经过多日的犹豫与绝决，我终于强迫自己，趁办公室的同事们都不在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第三家剽窃我文章的报社，要找剽窃者理论。
之所以这个电话要选择在办公室无人的时候打，是因为我心里的恐惧感，我当然知道打了这个电话也不会有人吃了我。但我不懂规则，对陌生的事情缺乏把握，心里的迷茫与失措也就是正常的了。
报社方面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只用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还没等我结结巴巴的把话说清楚，对方就不耐烦说道：那个署名不是我们报社的人，是读者的投稿，你自己找作者说去吧，这事跟我们无关！
然后她就要挂断电话。我急忙嗑嗑吧吧的问“作者”的联系方式，对方冷冷的扔过来三个字：“不知道！”就把电话挂了。
我明明知道对方是在推搪，报社既然用的是“作者投稿”，岂有不知道投稿者的联系方式的道理？我甚至怀疑这个接电话的女人正是剽窃了我的文章的人，否则她何以如此回答我？
实际情况是，接电话的人完全可能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她甚至有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扫地工，也有可能她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实习生，遇到这种情况根本不敢在报社里说话。而我却将出现在报社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视为“报社”，一旦遭遇冷落，就认为这是报社的行为，甚至怀疑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好东西，至少也是心怀险恶，因为他们都不肯维护象我这样一个与他们全无关系的人的利益，受这种绝望心境的趋使，我当时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但是接下来，就发生了那件比任何一部小说的情节都更刺激人的事情。我小时候一位朋友方哲的哥哥方庆，从老家赶来省城，到了之后打电话找我，让我帮他安排几个当地老乡的聚会。
方庆是赶到省城来营救他的弟弟方哲的。
方哲是我幼年的一位同学，这家伙绝顶聪明，双手灵巧得惊人。他曾经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破烂的陶瓷片，被他三搞两搞，竟然搞成了一匹奔马的形状。但这双巧手却被他使用的透支了，他的手会经常在人所不知的情形下伸进别人的衣兜里，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已有。
说清楚点，我这个同学是一个“偷盗癖”患者，这种人如果生在发达国家，多半会被送到心理医师之处进行心理矫正。但不幸的是他生在中国，这就决定了天下之大，却只有一个地方可供他去——监狱。
就在前不久，无所事事的方哲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无意中听说了楼下人家出差不在家的消息，他立即行动起来，等一离开朋友的家，就躲藏在楼道里，然后再悄悄上楼，一脚踹开那户人家的房门，进屋后东翻西找，抱着几件毛衣和一台录相机跑掉了。
方哲将这些东西带回了家，却越想越觉得自己吃亏了，因为那家还有一台彩电没有拿，这让他有着一种意犹尽的感觉。于是他又返回来，并考虑到自己最多只能搬动彩电，那户人家的床他一个人搬不动，就临时在大街上雇了辆三轮车，兴高采烈的杀回战场。
蹬三轮车的是乡下来的民工，真的很能吃苦，在方哲的指导下，他独自一人将那户人家搬得净光，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他的三轮车上，让方哲不由得为乡下人的勤劳而心生敬佩。
战场打扫完毕，方哲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开路，满载而归的三轮车紧随其后，凯旋而归。走到半路上，突然遇到了警民联合的治安巡逻队，巡逻队拿手电筒一晃，问了一句：“干什么的？”听到这句问话，当时的方哲反应神速，背一弓，足用力，把自行车踏得飞快，眨眼功夫逃之夭夭。他逃得是那样快，巡逻队有一辆老笨摩托居然都没能追上他。
方哲虽然跑掉了，那个蹬三轮的民工却被逮到了。这位可怜的老兄，他为自己的勤劳与勇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大牢里足足蹲了半年，这时候如果再有人对老兄讲什么勤劳致富的大道理的话，他多半会问候你的亲娘。
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警方毕竟不是吃素的，而方哲的手脚不干净又在当地“颇有名望”。案发之后，片区的一名警察去方哲家里看看，进门一瞧，啧啧，那户人家失窃的毛衣和录相机还放在方哲家的客厅里呢。
事情闹大了，方哲吓坏了，跑到了不知什么地方躲了起来。哥哥方庆把他狠狠的揍了一顿之后，却也知道方哲这个毛病不是一天两天的，没听说过蹲大狱能够矫正人的心理疾病，哥哥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护得弟弟周全。
就这样，方庆赶到了省城，几经周折，终于和一位部级的老乡见了面。
这位老乡是我的家乡颇受人尊重的一位老干部，他自幼年参加革命，扛枪打仗，身上留着十几块弹片，有日本人的，有国民党的，还有自己人的，其中自己人的最多。关于这位老乡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就在早年他带部队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却因为队伍清洗异已，他被打成反革命，执刑死刑的人赶到前线，缴了他及警卫员的械，推出去正要处决。就在这节骨眼上，前方的敌人却攻了上来，势头极猛，见势不妙，上级英明果断，立即做出指示，让他先去指挥战斗，将敌人打退之后，再执行枪决。
老干部暂时死里逃生，一面指挥战斗，一边发出讯息向上级领导求救，敌人打退了，可消息还没有反馈回来。老乡又被押赴了刑场，就在枪响前的一刹那，上级终于有新的命令下来了：准予他继续立功赎罪，但却剥夺了他的指挥权。
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许多次，总之，这位老革命杀人放火是一流的好手，就是玩不转职场。否则，以他的资历，也不会被废黜出一个荒远的小地方去。
革命是神圣的，但革命的职场上同样存在着游戏的规则。而规则是客观的，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绝不会因为目标的神圣而变得神圣起来。
这一规则一直主宰着这位老干部的一生。当方庆见到这位老干部，将礼物呈上，说出自己的要求之后，老干部立即回答了他一句话：
可以，我可以救你的弟弟，但你必须也要帮我做一件事。
方庆愕然，老干部如此名望，势可通天，难道还会有什么需要他的帮忙吗？
但老干部却说：这个忙也只有你才能帮得了。
方庆就问：我能帮叔你做点什么呢？
老干部回答：你帮我把我儿子救出来，我就帮你把你弟弟救出来。
（4）老干部遭遇老油条
事情的经过，说起来让人发噱。这位老干部戎马生涯，一生历尽宦海浮沉，称得上智者了。但是他的智慧终究受到时代的局限，传统的农业思维对这位老革命熏染之深，远超过他在革命职场中所受到的“教育”。
老干部最大的心愿，是将自己门系的香火传承下去，但是老伴的肚皮却是不争气得很，连生了三个出色的女儿，长大后都成为处级以上的干部，却怎么也搞不出一个儿子来。所以老干部五十岁的那一年，过继了他家族的一个晚辈，算是得到了一个螟蛉之子。
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过继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在一家银行干校毕业后，就由他的姐姐将他安排在了银行系统。小伙子自幼养尊处优，长得皮肉雪白粉嫩，而且他从小和三个姐姐一起长大，据说三个姐姐都拿他当四妹看待，结果搞得这孩子的性格很内向，说话细声细语，一见人就脸红，比许多女孩子还易于害羞。
小伙子家世好，人品出众，就极容易受到女性的青睐，青睐小伙子的有年轻的漂亮女孩，也有年龄略大一些的美貌少妇。相对来说，年龄大一些的少妇在情场上的际遇更多一些，实战经验也更丰富，办起事情来讲究一个简捷明快，没那么多的拖泥带水。而小伙子毕竟年轻，关键时候，就犯下了所有男人都会犯下的错误，被单位里一个已经结婚却极爱在外边偷嘴的女人捕猎到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位少妇的丈夫却是一个混世油子，一根出色的老油条。此油条比他的妻子大出了有可能二十岁不止，而且这家伙极是悍勇，据说他虽然貌不惊人，没钱也没文化，但却手腕高超得很，那怕是他在大街上遇到的陌生女人，被他看中的话，他只要一包花生米就能够将对方弄上床。
若非有如此惊人之手段，这位老油条也不会将象他妻子这么优秀的女人弄到手。可知这世上百怪千奇之事，在所多有，远非是写小说的蹲在机器前能够臆想出来的。
据说——还是据说——据说老油条娶到年轻美貌的妻子之后，就对妻子进行了严格的家教指导，指导的日程安排如下：老油条专门带着新婚妻子去夜总会找小姐，让妻子在一边看着，如果妻子竟然不吃醋，那是绝对不可以，因为这就证明了妻子不爱他，回到家后必定会惨遭修理。而如果妻子吃醋太明显的话，也不行，不符合大户人家的风度，还是要继续修理。
总之，老油条如此修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却甘之如饴，享受得极是舒服，除了偶尔在外边偷吃两口，两口子的小日子过得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羡慕死别人。
按说在老油条如此严格的管理与指导之下，他的妻子很难有机会搞怪，事实上这也是后来老油条大战老干部的理由之一。老油条一口咬定，他的妻子是绝不会主动引诱老干部的儿子的，除非，是老干部的儿子主动强暴他的妻子。
总之，这世上的事情，最复杂不过的就是男女情事，纵使是上帝，遇到亚当和夏娃搞怪，也只能是将他们轰出伊甸园了之。如果谁能想出比这更好的法子，那他肯定比上帝还要强。
但是没人能够比上帝更有本事，这就注定了此类事迟早会爆出花样。
老油条是如何发现了妻子在外边偷嘴的，这个过程谁也说不清楚，但事情的进一步推进却是许多人所亲睹的。事发之后，老油条的妻子情知不妙，逃到了父母家躲藏了起来，被老油条冲进去，当着岳父岳母的面将妻子揪出来，喝令她脱光衣服，跪在地上，将偷嘴的全部经过如实的写出来。
这位妻子足足写了大半个晚上，这期间，她的父母就眼睁睁的在一边看着，却束手无策。
于是老油条获得了第一手的证据。
老油条终究是老油条，情知对方权高势重，只须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他，若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此事张扬开来，对自己只是有弊无利。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老油条的妻子诚请小伙子去她的家里做客，小伙子食骨知髓，正是贪恋这一口的节骨眼上，接到邀请之后欣然前往。这一过程在当时曾经被传得沸沸扬扬，其中包含了许多诲淫诲盗的细节，有人说那女人水多，所以小伙子在路上时还曾在一家商场的门前停下，进去买了四条新毛巾，比这更刺激的细节还有许多，但大半未得到当事人的肯定，所以不再提起。
然后小伙子被老油条当场捉获，这时候他的妻子也一口咬定，是小伙子存心不良，企图对她行暴，幸得她丈夫回来及时，诸如此类，说得有鼻子有眼。
关于此事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小伙子是真的居心不良，老油条无端受辱，当然会不肯罢休的了。至少，警方是相信这一种说法的，因为小伙子进去了。
这样的事情，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小伙子背后的靠山是何等的强硬，他的养父位高权重，战友与部下分布于公检法等实权部门之中，而且小伙子的三个姐姐姐夫也都是市里省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任何人只要说上一句话，小伙子就会平安无事的出来。
这样想的人，恰恰是与职场相隔膜，对职场的博弈态势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职场都是一个矛盾共生体，纵然是老干部家里的势力再强大，但在职场中总会有许多牵扯他的力量。除此之外，职场中还有许多以“抗上”而立身的怪人，这些人遍布于职场之中，只认一个死硬的原则，楞是谁的面子也不肯卖。而且这样子的人最容易获得升迁的机会，因为他们是以酷吏标榜，以能力立世，政治斗争中的任何一方势力都在极力的争取他们，亦或是依赖他们。
不清楚老干部一家遭遇到的到底是什么情形，但是据说——又是据说——小伙子进去之后，就惨遭修理，逮住什么招什么，连小时候偷同桌女生的铅笔这种事都招了出来。小伙子的二姐恃仗与警局关系不错，硬是闯进了刑讯室，她瞪大眼睛闯进去，淌着眼泪走出来，强颜欢笑的掏出钱来给负责刑案的小警察们买烟抽，和这些她们家向来瞧不在眼里的小人物们套交情，小警察们却不肯抽这个烟，只是一再声称自己是“按法律办事”，怪不得他们。
老干部心疼养子，一方面调动关系，求助各方势力，另一方面亲自找到老油条道歉，想求老油条放他儿子一马，却被老油条拒之门外。
一番活动的结果，小伙子的卷宗终于递交到了法院，老油条已经放出话来了，这事不死不休，除非他亲眼看着小伙子进监狱，否则，老油条就和老干部对上了。
正当老干部束手无策之际，方庆为了营救他的弟弟找到老干部的门上来了。老干部不愧是久历政治风波，知道这件事如果再由他出面的话，情况就会越糟糕。相反，如果这件事由方庆这样一个与此无关的人来办理的话，说不定他的儿子真的会平安无事的回家来。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方庆答应了老干部，找了一伙小混子跟老油条大战一番。我还曾被拉去凑个人数充当说客，参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围剿老油条战役，记得那两天是我最兴奋的时候，每天激动得都想哭一场。而老油条家里更是人满为患，说客盈门，这些人有的讲理，有的说情，有的威胁，有的利诱，连续几日的车轮大战下来，搞得老油条痛不欲死，恨不能立即跳楼。最终迫得老油条招架不住，不得不撤诉。
这样一件事，充满了猎奇的色彩，其对正值年轻的我的心理冲击，是何等的强大。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规律，人在职场，无论你的身份有多高贵，靠山有多强硬，关键时候还得看你自己的表现。如果你不争气，再强大的门阀也帮不了你，如果你足够强的话，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而成功。
但是我的思想仍然不够成熟，仍然是非常的浅薄，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实际情况是，一个人的家世背景在职场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值是中性的，如果你立得正，行得端，这一值就会是个正数，就会帮助你比别人更容易成功。反之，如果你的行为有差池，做出了有辱家族名誉的事情，那么，这个值就会成为一个负数，值数越高，负面效果也就越明显，所引发的职场动荡与冲击也就越猛烈。
但是当时的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我只是从老油条的悍勇中总结出来一条规律：职场这玩艺，就是软的怕硬的，就是硬的怕横的，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老干部怕老油条，就是老油条怕老扯皮。
这一观点的偏颇性是一望可知的，但这种观点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这种偏激的观点，对于矫正我初入职场时所形成的懦弱心理，取得了非常明显的矫枉过正的效果。
当时的我情绪非常的激动，自以为掌握了天底下最大的真理，跃跃欲试的准备与那些侵凌我的人决一胜负。
这种心态就足够了！
冲啊！
我真正的职场生涯开始了。
（5）我的职场第一战
我开始变成了一只好斗的刺猬，以一种制造冲突的思维来解决此后遇到的问题。我曾经在《职场动物进化手册》一书中详细的论述过刺猬这种员工的生存状态，对其心理的刻画，正是取材于我自己的经历。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的职场第一战虽然战果辉煌，但殊无光彩可言，那是一次错误的偿试得到了许多关爱我的人的谅解的结果，而非是我的能力的体现。
但是说来也怪，这个世界仿佛与人的心灵有着某种沟通，这其中牵涉到容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内在的玄秘更多的涉入了心灵学的领域，不是依据日常的道理能够解释得清楚的。但是总之，当我鼓励自己象老油条那样悍勇，跃跃欲试的寻找战机，准备和不论是谁只要他侵犯到我的利益的人大干一场的时候，以前我所遭遇到的那些怪事却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再也没有发生过。
报社和杂志的人不再剽窃我的文章，反而是编辑们主动打电话约我吃饭，请我做他们的专栏撰稿人，单位中有些完不成发稿任务的同事，居然还求到我这里，托我介绍报社的朋友给他们认识。
这时候我才惊讶的发现，当地的报社简直就象是个车马大店，里边的编辑记者实习生走马灯一样的变换个不停。不过是一年的时间里，报社里的人员已经换过了大半，我问起抄袭我稿子的人，他们怀疑是当时的实习生干的，这样说好象也没凭没据，就一句话，人早就不在报社了，没法子再跟他们理论了。
对报社和杂志的人我客客气气，但对单位的同事，我却没有一点好脸色。
脸色不好，是因为我心情不好。
我的心情岂非是不好，简直是恶劣到了极点。
因为我听到一个消息，我们单位打报告说：单位已经严重超编，今年不打算接收新毕业的学生，也不会招聘新的公务员。
这个消息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单位如果不招聘新的公务员的话，那么我又算什么？我拼死拼活给他们干了一年，居然就这么一个消息把我给打发了？
我的脾气愈发狂燥，终于同事们吵起架来，处长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问是怎么一回事。趁这个机会，我就把这个情况说了。
听了我的话后，处长立即变了脸，把我狠狠的训了一顿。
他说：单位招不招公务员，管你什么事？就算是招公务员，也未必就招你，就算是不招公务员，你未必就不能转成公务员，跟个毛脚虱子一样又跳又叫，显得你有本事了？你在处里干了一年了，干的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清楚不清楚？该不该转成公务员，你自己心里还没数？你再这么闹下去，早晚会因为这个脾气吃大亏。
训斥了我一番之后，处长的心情空前好转，就对我讲起了他的个人奋斗历史。事后好多年，我才意识到，我这位处长真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人，只不过当年我距离他太近，而且我缺乏识别人的眼光，所以才会与这位人生导师失之交臂。后来我这位处长转入金融行业，在业界也颇有几分名气，做得事业称得上风生水起，我曾以他做为原型塑造了《博弈场●资本战争》中的郭文冰的形象，但以我当时的小人心态走近他，却很是“不逊”。
当时处长对我说：他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山村里放羊的，那时候他人生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赶马车的，因为赶马车比放羊舒服。为了这个目标他整整奋斗了五个年头，终于如愿以偿的赶起了马车。然后他又发现开汽车比赶马车要威风，于是重新修正人生目标，又经过了五年的奋斗，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卡车司机。然后他又发现，卡车司机并不威风，威风的是班车组的班长，于是他继续发奋图强，又是一个五年规划过去，他终于成了一名班车组的班长。然后他又发现，其实班车组一点也不威风，最威风的还是坐办公室什么事情也不用干的人，于是他继续拼搏，又五年，坐进了办公室。接着他又发现小城市的办公室不如省会城市的办公室舒服，于是继续折腾，再五年，进了现在这家单位，接着他想当官，当官多舒服啊，于是又五年，他终于做到了副处长的位置上。而后他又发现，副处长不如处长好玩，就接着打拼，再五年过去，他就成为了我的处长。
处长对我讲这番话，是很有深意的。但我听不懂，我的心思却用在别的方面，在他讲述的时候我替他算了笔帐：他放羊五年，赶马车五年，开汽车五年，当班长五年，坐办公室五年，进入省会城市五年，普通职工五年，副处长又是五年，这是多少年过去了？不多不少整整四十个年头，可这位处长才多大年龄？三十岁挂零而已。
我把这笔帐算清楚，得意洋洋的向处长指出来。处长听了后没有丝毫的难堪，而是开怀的放声大笑，还朝我的后脑勺拍了一巴掌，说：瞧，你这小脑袋瓜子多聪明啊，都他妈的装了些什么玩艺？听我的没错，就凭你这脑子，今年转成公务员没问题。
说完这番话就把我打发了出来。
在这位处长身上，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智慧。这种智慧源自于他从放羊娃到省直机关的超过他人生年龄的奋斗历程，是一种对世事洞若观火的研判与直觉，错非是对于这个世界有着深刻认识的人，是绝不会形成这样的智慧的。事实证明，此后的事态发展一如他所言。
上面这个观点是我在职场几历波折之后才明白过来的，而在当时，他说完了我就忘了，就记得他才三十岁却奋斗了四十年的这个过门。
当我在十二年前静下心来重读孔子的《论语》的时候，才真切的意识到当时主宰自己的那种“小人思维”是何等的顽固。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使我远离了大道，偏离了职场博弈的常规法则，并犯下了许多无可挽回的错误。
那一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单位的确是打报告说今年不准备接收新的毕业生，也不打算招聘新的公务员，这个消息一点也不假，千真万确。
但在这时候，职场的博弈法则体现出了它的价值与效用，虽然单位是有这个意思，但能不能如得了单位的愿，这还要看职场的整体博弈态势。
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单位，几乎所有的大机关，也都打了同样内容的报告，不要人，也不招聘新的公务员，老公务员还人满为患呢，招来新的往哪放？
但就在那一年，数十万毕业生漫山遍野的从校门冲出来，涌入人才市场，偏巧经济形势又不景气，企业也都在“减人增效”。毕业生们人心惶惶，如此之多的毕业生扎成一堆，却连个招聘单位也没有，这岂不是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了吗？所以当时的人事局一怒之下，下令：所有的单位，不管你超编没超编，不管你要人不要人，都得给我搬张桌子去人才市摆摊，哪家单位不去，通报批评。
于是我们单位工会的两名同事，就垂头丧气的扛了张桌子去人才市场。
听到这个消息，我在第一时间赶到，毕业的学生们都挤在前面疯了一样的递简历，好歹我认识这两位老兄，就从后面绕了过去。两位老兄一见我非常高兴，立即拍着桌子招呼我：快来快来，坐这儿看热闹。
我正告他们：我不是来看热闹的，我是来报名的。
他们不明白：你不已经是咱们单位的了吗？还报什么名啊？
我说：我报名考公务员啊。
他们问我：那你跟局长打招呼了吗？
我瞪大两只眼珠子当面撒谎：不打招呼，我能来这儿吗？
他们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当即反问：那怎么局长没跟我们说起这事呢？
我说：局长事多，没顾上呗。
他们说：那我们可不敢让你报名，实话告诉你吧，咱们单位这次根本不招人，不光咱们单位不招，在这里摆摊的所有单位都不招，要不是人事局怕大学生闹事，逼着单位派人来，我们哥俩儿吃饱撑的跑这一趟？今天这个招聘会就是蒙大学生的，让他们学着长点见识，你还是别瞎整了，就坐这儿和我们俩一起看他们的热闹吧，你瞧着我们哥俩怎么收拾这些傻了吧叽的大学生。
我说：我不是来看热闹的，我也不管你们想蒙谁，既然你们在这里招聘，那我就一定要报这个名。
他们俩说：就知道你小子难缠，可也犯不着难为我们哥俩吧？明告诉你，今年转公务员的指标已经内定了，根本就没你，今天就算是你报上名，也没用，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吧。
我说：有用没用是我的事，你们俩直说，到底让不让我报这个名。
那两人勃然大怒：放着我们两个在这里，今天你想报名，做梦去吧！
我也大怒：你凭什么不让我报？把理由说出来？
他们冷笑：你不符合条件。
我反问：不过就是招一个办事员，我哪一条够不上？
他们道：低于硕士学历的，我们不要。
我说：巧了，我正好符合这一条。
他们翻了翻白眼：你还得懂金融，财会。
我说：又巧了，这正好是我的专业。
他们又道：光这些还不够，你还得懂法律。
我哈哈大笑：你们说这巧不巧，我正好有本律师证。这个是我在唬他们，律师证是没有的，但我有一个哥们儿有，哥们儿吗，他有就等于我有。
他们不动如山：还得懂计算机，光会玩游戏可不行。
我沉着应对：计算中心的程序都是我编的，你们说我懂不懂计算机？其实我计算机编程退步极快，连C语言都没拿下来，不过与他们这些对计算机的认识仅限于玩游戏层次的人相比，我怎么也称得上专家了。
他们两人翻出招聘条件，往桌子上一拍：还要会开车，你会吗？
我不屑回答：看这话问得，多没水平，你们没看到过我开单位的桑塔纳吗？
他们继续往下念：要会两门外语，你行吗？
我说：要不咱们改用英语和日语对话？俄语也成，就怕你们听不懂。这个不能算撒谎，英语我学过，日语的学过半年，俄语的字母见过的。
他们的阵脚终于乱了起来：你厉害，还剩下最后一条，要是这条你也过了的话，那我们还真拦不住你了。
我站在那里，激动得全身颤抖：那当然，什么条件，你们说吧。
他们说：你还要会生小孩，这本事你也有？
我大诧：生小孩？什么意思？
他们平静的对我解释道：这一次招聘我们只要女的，你够条件吗？
只招女的？我两眼前一片漆黑，终于被放倒。
（6）大闹局长
关于这次报名应聘，我曾几次想把它写出来，以此证明我当时一个偏激的想法——瞧瞧，这个社会有多黑暗，人心有多坏。可是这个明显错误的想法总是让我气愤得全身颤抖，脑子中一片混乱，说什么也无法把这么简单的事情理清楚。
实际情况是，职场中的博弈法则在这场招聘会之后悄然的体现着它着神秘力量，就在那一年，省各直属单位就招聘到了一百多位优秀的毕业生，这不是假戏真做，而是招聘程序一旦启动，各方博弈力量介入进来，事物的发展方向就自然而然的向着一个博弈均衡的态势方向转化，决非是一两个人的意志所能够控制得了的。
但在买方市场的招聘单位之间，无限度的抬高门槛，也非是大机关独有的作风，就连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型民企也不例外，我就曾亲眼在深圳的人才市场上看到过一家单位，要招聘一名年龄在二十三岁以下，有着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当时看到这个招聘条件的时候，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忍不住冲上前去替他们算了算帐：年龄在二十三岁以下，工作经验要五年，那这个候选人就得十八岁那年读完博士毕业，拜托，他们不过是一家满街贴小广告的脚气水公司，至于要求这样的天才人物给他们打工吗？
闲话少说，总之，当时的我仍然是处在对职场游戏规则隔膜的状态之中。尤其是这次报名未能如愿，令得我大受打击，几近绝望。
我当时想，完了，我完了，我被人给玩了，拼死拼活干了一年，说好的如果表现得好的话给我转公务员，可到了时候，居然不认帐了，我被骗了！
如果当时我要是知道自己会在五年之后弃副处长的职位而不顾，毅然辞职下海打拼，以圆自己的人生之梦的话，我当时的情绪绝不会低落到如此的地步，更不会象末日来临一样的栖惶。
我没能报上名的事情，很快就被处里的同事们知道了，他们都显得极为激动，围着我转来转去，帮我出主意想办法，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同事满脸神秘的冲我伸出几根手指头：现在都是明码实价，你要想转成公务员，至少也得这个数：六万！
六万？那还不如杀了我的好！
六万虽然不多，可毕竟也不是一笔小的支出，我拼死拼活的干了一年，最后还要再花万六万块打通关节，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另外一个同事又出了一个更损的主意：你要是实在没钱，那就只好带把菜刀去局长家里去了。
同事出这个坏主意，倒也不是说明他们心术不正，恰恰相反，推人落水看热闹，只是世态常情。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样的心态，既然与已无关，那事情闹得越大越好，闹得越是离谱就越是有热闹可看。
出于这种隔岸观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同事们还围着我讲了一堆的故事，无非是哪个员工不够分房条件，于是趁夜揣了把菜刀拜访局长，终于顺利的解决了住房问题，还有就是谁谁谁干到年头了却得不到提拨，于是他就背了铺盖卷去局长家里安营扎寨，终于被提拨为处长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半真半假，其中被过滤掉的真实性信息过多，已经使得这些信息严重被扭曲。
但这些被扭曲的信息恰好对准了我被扭曲的接收频道，我很认真的考虑了带菜刀去局长家里问候的方案，并认为这是我目前能够找得到的唯一可行的最佳选择。
但是当时恰好有另一条同样被扭曲的信息，迫使我放弃了菜刀的选择。
就在那段时间里，当地冒出来一位变态人士，该人士主要做案的手段是身藏菜刀一把，专门趁暗夜在街上寻找那些下夜班的女工，然后悄悄的从后面跟过去，照受害人的屁股上就是一菜刀，然后再趁受害人因为痛疼而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机会，大肆施暴。
由于该变态人士的出现，搞得诺大的一座城市人人自危，许多人晚上出门的时候都带了刀防身。然而警方也正在雄心勃勃的周密布署，侦骑四出，埋伏遍布，务期要将那位变态人士擒拿归案。就这样阴差阳错，警局里逮到了一大堆带刀夜行的非变态人士，唯独那位变态人士依然是逍遥法外。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带把菜刀晚上出门，是极不安全的。所以我最终选择了空手。
当天晚上我到了局长家门外敲门，开门是的局长老伴，她一见我好象非常高兴，居然还顺嘴叫出了我的名字。
这是一个好兆头，局长老伴居然知道我的名字，可知我在单位这一年，还真的没有白混。
然后局长从卧室里迎了出来，见了我也极是热情，请我坐下后递烟倒茶，还很关心的问起我的生活情况。如果我当时的脑子那怕是稍微冷静一点点，也多半会猜出来眼下的情形对我极为有力，我最需要做的就是立即调整战术，多听听局长的话，?挡欢ɑ嵊懈?嗟恼痘瘛?
可是我在去局长的家里之前，已经在腹中把要说的话打了不知多少遍的草稿，最糟糕的是我的情绪正处于失控状态之中，我要表现出我的野蛮一面，要让局长一家知道，如果他们竟敢不把我转成公务员的话，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满是敌意的心态驱使之下，我一张嘴，就立即进入了状态，滔滔不绝的说了起来，我当时所说的话现在已经全部忘了，但当时的话题风格设计还记得很清楚，就是把那一句“谁让我不好过，我就让他一家不好过”用更文雅更温柔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表达的非常成功。
局长和他的老伴目瞪口呆的听着我说话，他们一直在听，满脸的错愕，好象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至少也把那个意思重复了五遍以上，看看快十一点了，就起身告辞，局长把我送到门口，象送瘟神一样，忙不迭的关上门。
回家之后，我兴奋得半夜没睡，不管这一次行动的效果如何，至少我自己是非常满意的。
第二天一上班，人事处处长就把我叫了过去，我一进他办公室的门，他劈头就给了我一句话：你行啊你，竟敢指着局长的鼻子破口大骂，局长哪点对不起你了？你跑到人家的家里闹了一个晚上？
我吓了一跳，感觉事态好象不对头，本能的退缩了，连忙否认：没有啊，我就是去局长家里说一下我的情况。
人事处处长问我：你什么情况？也值得去局长家里说？
人事处处长与局长不同，任何一个单位的一把手都是比较好说话，比较随和的，但人事处处长却是最洞悉人性的，研究人是他们的职业，在这位外长面前，我就象个光屁股的小孩子一样不堪一击，不过是几句话的功夫，人事处处长就已经知道了应该如何修理我。
还没等我把没报上名的事情说完，他已经勃然大怒，猛一拍桌子，冲我劈头盖头的训斥起来。
他说：你去报什么名？你什么玩艺也跑人才市场去报名？去之前和局里打招呼了吗？他们不让你报名一点也没错，这次招聘是针对什么人的？是应届毕业人，你毕业几年了？你的情况跟应届生一样吗？一年前局长招你进来，答应把你转成公务员，那是有前提的，要看你表现得怎么样？你自己说，你够不够格转成公务员？你别跟局里那些资历老的比，你才断奶几天，比谁你比得过？
如此一番痛骂，骂得我手脚冰冷，两耳轰鸣，还以为自己的前程会因为这个错误彻底砸了。可是人事处处长话题一转，又让我放下心来：
他继续说：你的表现，其实也说得过去，转成公务员，也不是不行，可你得说话啊，你不说话谁知道你有这个要求？你以为别人都跟你爹妈一样，天天惦记着你的事？你什么话也不说，就这么跑到局长家里一闹，你知道这下子有多少人被你裁进去了吗？今天局长一上班，就叫我过去，对我说，咱们单位去年进来的那个小伙子到底干得怎么样啊？到底是谁说了不给他转公务员的？有人说过这话吗？人事处说过吗？局长说过吗？谁也没说过，你说你闹什么闹？你是不是嫌自己干得太好，想给大家一点坏印象啊？
我才明白过来，人在职场，你必须要时刻记住为自己说话，如果你不说，别人就更没有这个义务。
还有一件好事被我自己给毁掉了，这是我两年后才知道的，我的表现与能力一直被局长看在眼里，局长跟他的老伴不止一次的提到过我，局长的老伴还曾到局里偷偷的看过我，想把她的一个侄女儿介绍给我搞对象，可不曾想被我这么一闹，把局长老伴吓到了，再也不敢提起这事，那个据说很漂亮的局长侄女儿就这么砸了锅。
诸如此类，当时人事处处长软软硬硬，忽夸忽骂，搞得我满身满头的汗，最后他又给了我几本他从人才市场搞来的公务员考试复习的资料，虽然说这些资料对我来说没什么价值，但人家的人情，我总是要领的。
这就是人事处处长的本事了，骂了你损了你，你还得由衷的感激他。
就这样，在捅了这么大的一个篓子之后，我终于获准参加了那一年的公务员考试，参加考试的应届生有一千多人，我考了第十八名，但我这个十八名，却与第一名只差零点二分，真不明白阅卷的老师凭什么把我排得这么靠后，让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好没面子。
但我却是局里参加考试的第一名。
我终于如愿偿的转为了公务员。
那一天，距我由办事员转为科员差半年，距我转副主任科员差一年，距我转主任科员差两年，距我提升副处并辞职还差五年。
这里还要说一说我的处长，那位身怀大智慧的智者，在我辞职的那一年，他操一口浓烈的农家口音对我说过：我就知道你迟早会走的，你跑得太快了，升得太猛，刹不住了，应该五年一个阶梯，先打扎实了基础，再往前走，这样才稳当。
而我的性格，却注定了此生与“稳当”无缘。
（7）太监与小人
五年前，有位我忘了名字的大学教授，搞了个中国卖淫女生态调查报告。据那份报告中提到，小姐们最厌恶的嫖客就是公务员，因为公务员嫖的时候态度最不端正，舍不得花钱不说，还经常会提出一些变态的要求。
报告真假不好说，但从这份报告中，却可以折射出公务员的悲惨生存状态。
中国有多少公务员？六千万！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之中，却只有不足千分之一的人能够打拼到掌控社会资源的地位上，能够在这个社会转型之间成为既得利益者，而绝大多数公务员却成为这个群体中最坚固的基座，他们除了要承担繁重的责任与社会各界的责求之外，最悲惨的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此生再也没有悬念，都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光景黯淡的晚年。
公务员的收入是固定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存在一夜暴富的希望。他们要用这些有限的收入去支付无限的需求，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过上上等人的生活，买豪华的别墅，吃各国的大菜，享受周末郊游和泡吧的乐趣，可是一杯洋酒就会掏走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想让他们找小姐的时候表现得慷慨，真的比较难。
所以公务员的心态最是不平衡，他们之中，言词激烈的愤青比例，也是最高的。政论观点表现得比较左的人士，也多是集中于这一群体之中。
在我做公务员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位同事，他刻苦研读资本论，充满了激情的宣传重新打倒资本家，他坚决否认文革时代的负面性，甚至夸张的认为那是中国最神圣与最完美的时代，因为只有这一个愿望，才能帮助他实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梦想，他也才会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生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命运已经注定。
因为人是靠希望而生存的，未知与不确定性会最大程度的激发人奋斗欲望，一旦失去了这些，人的生命价值就会降低，生存的意义也无从谈起。
徒有欲望而失去了希望及可能，可怜的公务员群体沦为了命运的太监。
在这种困局之中的人的个性，很容易走上极端。实际上仔细分析起来，我在单位为争取公务员大闹一场的原因，也是因为这种情况。
女孩子做一个公务员倒还罢了，因为女性更多的是追求稳定与和谐，而男人则是富于冒险的野蛮生物，这就导致了最优秀的群体集中于公务员的阵营之中，而最失落的群体，同样也在这一阵营之中。
这些说起来头头是道的观点，是我做公务员初期的最强烈感觉，如果你一边读上面的文字一边点头的话，那么，你的情况就有些糟糕了，我可以拿一块钱和你打赌，你的生活中一定是经常性的充满了烦恼与不快。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小人常戚戚。
那么小人为什么要长“戚戚”呢？他不戚戚行不行？不行，如果一个人不长戚戚，那他就算不得小人了。小人这个称呼，不是指特定的一个人群，而是一种广泛的心态。这一心态的特点是思维极端，观念偏激，看待任何事物专一盯在负面上，一个在任何事情中都会看到阴暗面的人，如何能够不“戚戚”？
小人还有一个名称，叫做“逐臭之夫”。古人将小人的行径比喻为连看美女的时候都要从美女去洗手间的姿势里找出不雅观的一面，以此来证明美女之不美。那时候的我虽然还不至于极端到这种地步，但却因为公务员的薪水过低，深深的迷陷于小人情结中不能自拨，对这个原本很公平的社会总是充满了怨怼与不满，甚至求助于卑劣的手段以渲泄内心中的不洁之念。
我们处室中有一位老南——在我正式转为为公务员之后就换了处室——老南的年龄比我长二十岁，已经四十岁出头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乱篷的头发，不修边幅，两只没戴眼镜的近视眼总是眯着，背部微弓，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当我进处室的时候，也正值老南极力活动想做副处长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失去了这一次机会，就很有可能意味着一生的失败。
有新职工进来了，老南就对我表示极大的负责态度，他发现我每天的电话比较多，找我的女孩子也比较多——其实这些电话和来找我的女孩子，大多都是报社的朋友，可老南不清楚，于是他就忧心忡忡的跑去向局长汇报：这小伙子到底年轻啊，一天和十几个女人搞对象，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诸如此类。
凭心而论，老南的做法无可厚非，他是老职工，有责任引导我，即使是手段不太妥当，但你不能说他是恶意的。然而他这种行径在职场上却有着另外一种解读，这就是典型背后使拌子的“小人行径”。
机关是筛子，小道消息是装在筛子里边的水，会在第一时间从各个角度喷射出来浇你一个满头满脸。而且当时因为我大闹局长却因祸得福，行情正在看涨，更有许多人唯恐天下不乱，所以纷纷飞跑来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
巧极了，当时我也正好有着强烈的“小人情结”，最不放在眼里的，就是这种“小人之行”。何况老南都四十多岁了还没混到副处，无根无基，我怕他何来？于是我怒发冲冠，发誓要以小人之道，还施小人彼身，并打算要除恶务尽，一劳永逸的搞死这个家伙，也好敬效别的试图阻我仕途之路的人不敢轻动。
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干出来的最肮脏最龌龊的事件，尽管是唯一的一次，却暴露出了我内心中潜在的阴暗力量一旦失控是何等的可怕。我怀着偏狭阴暗的心理，处心极虑的毁掉了一个人的前程，而且还为此沾沾自喜。此后多年来我一直为此事负疚于心，却从来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我真的无法面对一个肮脏到了如此地步的我自己，即使是现在也同样。
十年前，在我父亲临终之时，我曾想对在父亲的病榻前把这件事告诉老人，以缓释我内心中的沉重负疚，只是因为怕这件事刺激到父亲，最终没敢说出来。他老人家一生耿直，在我四岁的时候打着我的手心强迫我背诵《论语》，他希望的是他的儿子能够秉承圣者的教诲，做一个固本立道的昂藏君子，如果父亲知道他的儿子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来，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恐怕也不会安息的。
这也是我一定要在这时候把这件事讲出来的原因，我绝不能再让他老人家失望，尽管出自于年轻的无知与残忍，我曾犯下过不可饶恕的过失，但此后二十年，我虽然处身于最是险诈的商场，几历生死波折，却终究无愧于他老人家的教诲。
我开始琢磨算计老南。
有句话叫防君子不防小人，因为小人难防，他躲着背后时时刻刻的盯着你，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小人，天天盯着老南，寻找他的弱点。时间一长，我就发现了他最大的毛病，或者是说他最大的特点。
他最大的特点是哭鼻子，他之所以被列为梯队干部经由局党组推荐进入组织部的视线进行考察，不是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他虽然是个大男人，却动不动就哭鼻子抹眼泪。
别人找局长要官，无非不过是攻心之战，以情动之；攻城之战，以财诱之；攻坚之战，以力迫之；攻野之战，以势强之。这是四百年前的《官缄》之论，就目前的中国官场智慧而言，仍然未能超越这一范畴。
但老南却在技术上取得了全新的突破，他的撒手锏就是哭。他一到了局长面前，说起他四十年来的辛苦，说起他为了处里的工作兢兢业业，就抽抽啼啼，泪如雨下，搞得各位领导们鼻子酸酸的。所以老南才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越众而出，入围副处人选。
处里每月都要开小会，读报纸，学政策，每个人做自己的工作总结。要知道这普天之下的文官制度，从东方到西方，公务员的本质作用都是用来平衡社会总体系统的一个阶层，少了公务员这个阶层，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动荡，但这个阶层的社会性功能也只限于此，没有它是绝对不成的，但有了这个阶层，麻烦事也多。罗斯福时代的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就曾进言，文官制度不可或缺，但决不能让他们做事，他们是社会这条船上的压舱石，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呆在办公室里最好，千万不能让他们到处乱跑，他们做的事情越多，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也就越大。
这个理论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颇有点美国愤青的偏激之念，但公务员在社会性的功能上，堪可比之于企业中的中层管理者，这一管理层级的存在，最大的作用就是用来缓冲高层与底层的矛盾，是社会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稳定机制。但这个缓冲体系一旦执迷于自己的行为之中，反而会成为企业或是社会的矛盾集中区域，所以企业时常会搞些砍掉中层管理的“扁平化”之举，而国家也会搞搞“公务员队伍的精减”，其目的与作用是等同的，就是要让这一体系回归于稳定的功能，不可以因为其功能性的扩张而影响到整体系统的运行。
讲这么多的道理就为了说清楚一句话，公务员的工作量不高，而且工作量越小就对社会越有益。所以社会性的群体博弈，就把东西方的公务员都搞到闲得不知如何是好，最怕的就是工作总结，每次工作总结的时候，公务员们得挖空心思琢磨出点可有可无的事情来，也好证明自己不是白吃饭的。
别人都为这个工作总结愁，但老南不愁，老南有泪，一到总结的时候，他就声情并茂的激动起来，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于是大家都对老南充满了同情，认为他真的很辛苦，至于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工作，这个事就谁也搞不清楚了。
别人搞不清楚，我却明明白白，因为我一直盯着他呢！
说实话，老南的这个撒手锏让我也纳闷了好久，他这么一个大男人，哪来的这么多眼泪呢，泪腺如此之发达，说哭就哭，比娘们来得还痛快。我一直怀疑老南的手帕上抹了什么刺激性的物品，如辣椒芥末之类，因为他每次哭的时候都会从衣兜里掏出块手帕来不停的揩泪，越揩泪水越多。
那一段时间我处心积虑的想把老南的手帕弄到手，在上面抹点锅灰什么的，等他到了局长面前拿出手绢一擦，啊哈，一个大花脸！这种事要是写成小说会很刺激，可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因为我根本没那个本事将他随手的物品偷到手。
我窥视了好久，这期间老南又跑到局长面前打过我几次小报告，而我却始终拿他没有办法。情急之下，我狗急跳墙，使出了最阴损的一招。
有一次，处室里有个女同事抹口红的时候，掏出一块丝帕擦嘴，我趁机走过去，故意说道：小心啊，你可千万别用了老南的手绢。女同事开始没听明白，我又迫不及待的解释：万一你不小心用了老南的手绢，拿来一擦，那可就眼泪汪汪，水漫金山了。这样阴损的玩笑我开过几次之后，处室里的人就都注意到了老南的手绢，而我却装着没事人的样子，在一边满脸严肃一本正经的“认真工作”。
又到了处里总结工作的时候，老南习惯性的拿出手绢来揩眼泪，同事们相顾而笑，气氛颇不庄重，搞得老南六神无主，浑然不明所以。
没多久，关于老南的手绢秘密在单位里不胫而走，到了老南升副处的冲刺阶段，他去了局长办公室，拿出手绢来揩试，以期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局长却强忍着笑，捂着肚子说要去洗手间。
再之后，老南的眼泪成为了单位的一大笑柄，只要他一进入痛哭状态，总会有人忍俊不住的哈哈大笑起来，这种极不庄重的气氛彻底毁了老南的一生，到了考察汇报的时候，终于有人在党组会上将他的手绢事情讲了出来，即使是他的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也没办法替他说话，老南的手绢终于形成了职场上的“蝴蝶效应”，因为流言失控最终导致他在副处博弈中出局。
老南与副处失之交臂，在干部年轻化的时代，他错失了最后一班车，就意味着他在机关的前途彻底丧送了，从此他再也不抹眼泪了，也不象以前那样卖力表现了，人却好象一下子老了几十岁，变得死气沉沉，不见丝毫活力。
初时我心里畅快已极，以为不会有人知道此事的始作俑者是我，但职场却是透明的，你任何卑劣的小人之行都会落在有心人的眼里。没过多久，有一位与老南较为熟悉的同事有意无意的与我接近聊天，说起老南来，我才知道，老南的妻子是乡下户口，生下的儿子还在六岁的时候被公路上的汽车压断了双腿，老南为了把妻子调进城里，照顾他们的残疾儿子，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这么一个副处，对于单位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有这个副处不多，没这个副处不少，纳税人的钱从老南身上，是节省不出来的。但这个副处对老南来说就太重要了，那意味着他们全家后半生的保障。事实上局里也知道老南升任副处不够条件，但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不愿意背上心债，却不曾想因为手绢事情，终至毁掉了老南的一生。
听到了这个情况，我的心里顿时说不出的栖惶，我竟然做下了一件与已无益，与人有害的事情，虽然我只是老南在这场副处博弈中的一股微不足道的力量，但正因为我的作用，授予了那些不顾老南的实际情况，拿老南的一生换取自己的一时快意的力量的辅翼。
追究起来，如果老南真的因此而一生困顿的话，我定然是难辞其咎。
这是我初入职场时做下的最卑鄙的一件事情，西方谚语中是这样形容自私自利的人：这种人烧掉邻居家的房子，只为了烤熟他的一只烧鸡。
而这，正是我当时心态与行为的真实写照。
卑劣！
我羞愧无地！
（8）商潮如醉我归来
老南这件事，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刺激，我几乎无法想象那是我干出来的事情，几乎每一天我都在考虑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试图弄明白是什么原因竟把我变得尖酸刻毒？：
究竟是我的心理被什么东西扭曲了？还是我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原本就是不正常的？
我反复思考，最后才确定一点，没有任何东西扭曲了我，相反，是我的偏激思想与观点扭曲了这个世界，除非彻底改变我自己，否则，我的一生就会毁弃于小人的行伍之中，终无救赎之日。
我的性格突然变得静默了，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单位里许多人都似乎对我有着一种忌禅心理，这倒不是我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他们害怕与我发生冲突，公务员的生态格局有时候会长年不变，同事们就象是一家人一样终年生活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植物一样终生不舍不弃，比夫妻情人的关系还要难缠，一旦树仇，一生难安。
别人如此，我亦然。
我最怕的就是见到老南的那张憔悴不堪的脸，那张脸带给我一种深深的负罪之感，毕竟我对于他的败落负有实质上的责任。如果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只是因为他能够带给别人一种负面的影响，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生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我绝不愿做职场街头的青痞恶棍，人人厌恶，人人恐惧，却拿我无可奈何。
此后几年，我尽量将自己的姿态降下来，尽其可能的让自己融入这个嘻嘻哈哈的大团体之中，次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正由我负责的工作有一个出国考察的机会，要去美国从东部到西海岸周游一圈，分管我的副局长还找我谈话，托我到了纽约之后去看看他那个正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我恭敬应声，回去后与部里电话联系，等他们的具体通知下来，以便安排我这边的工作。
等我把工作交接得七七八八，部里的通知却迟迟不到，再打电话过去，才知道通知早就发过来了，到了传达室之后，却被另一个处室，与此项工作没任何关系的同事将通知截下，然后他拿着通知去找他的分管副局长。他的分管副局长与我的分管副局长不是同一个，不了解详细情况，听那位老兄瞪两眼珠子乱说一通之后，信以为真，就大笔一挥签了字，然后那老兄星夜赶赴北京，兴高采烈的出国考察去了。
这家伙如此乱搅混水，同事们都气愤填膺，认为我必定会大闹一场，我却只是哈哈一笑，全不当回事。
尽管做为一个基层公务员来说，出国的机会实在是不多，那位老兄能够抓住这次机会，或许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了，我又何必与他计较？
那位老兄玩了半个月回来了，趁我不在的时候，把一堆工作往我的办公桌上一堆，算是完成了工作交接。看到这堆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再打电话给部里，问这些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被上面很很的训斥了一番，责怪我们怎么派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出去丢人，我只是唯唯诺诺，半开玩笑的解释了一句：他这辈子难得有这么个丢人的机会，就让他丢一次吧，何必较真呢？上面说：看不出来你倒是好心肠，就把电话挂了。
主管我的副局长好长时间之后才听说了这话，就把我叫过去问，我还是同样的回答，副局长盯着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说，这话就算这么过去了。
次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政府办公厅秘书处点名叫我过去协助起草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活局里就没人和我争了。我和当地的另外三名笔杆子在宾馆里一蹲就是半个月，写了一稿又一稿，对于当地的金融方面我没提出什么观点，跟着中央走就是了。但对于当地的科技发展，我提出了一个发展适用技术的概念，因为当地的企业水平并不高，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完全可以降低，应用研究也可以适度降低比例，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实验与发展方面，或许更有价值。但是这个建议在讨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几所高院的院长教授不知怎么知道了消息，生怕这一条建议一旦采纳之后，高校的科研费用会因此而被削减，于是他们在一边对高层进行公关之余，一边派出精兵强将赶到宾馆与我展开辩论，足足辩论了三天三夜。当时那一幕宛若我刚刚进入职场时大战老油条的那一次战役，让我再一次认识到人无尊卑贵贱之分，职场的博弈规则，在任何一个圈子里都通用。教授们对我所用的招术，完全是我们当年对老油条所用的招术的翻版。
辩论的结果，是教授们大胜，我大败。我非败不可，因为再辩论下去，政府工作报告就不能如期完成了，教授们都是智者，早知道是这样一个结局。
这件事又给了我一个教训，没必要的事情，就没必要做。
到我工作的第四年，因为我三年来的低调与踏实作风，基本上已经抵消了我进入职场初期的莽撞与失误，而且当时的错误还给我带来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的起点低，因此此后的表现深得同事与领导们的嘉许，我名正言顺的调入了局里权力最大的处室，并被列为了梯队干部的考察名单之中。
但就在这时候，有一位朋友突然跑来了，要拉我与他合伙办报纸。对媒体缺乏了解的人或许不知道，媒体是放开最早的一个领域，虽然政府的监管从未放松过，但经营上，却早已遍地开花，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有大量的民企资本涌入。
办报纸与副处长孰轻孰重？当然是副处长，这是我拒绝朋友的理由。但是朋友说：办报纸来钱，文化产业啊，象你这种人，蹲在机关里浪费了，快点出来发财吧，我保你一年成为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
我眼前顿时金星闪烁。
办报纸肯定轻于副处长，但是，百万富翁是无论如何也重于副处长的，这是任谁都能够一眼看到的结论。
我动了心，却首鼠两端，即想发财，又担心没发了财连副处长也丢了，弄个鸡飞蛋打，那就划不来了。于是我去找局长商量，对局长说：局长，你说我办报纸可不可以？局长很严肃的正告我：中央三令五申，公务员不允许经商的，你这几年的政策全都白学了？我解释说：中央只规定公务员不能经商，可没说不能办报纸啊？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被我搬出来了，局长立即被我弄糊涂了，一个劲的眨眼睛，说：你说得好象有点道理。然后我就问：局长，我可不可以停薪留职？局长却回答：停薪留职叫停好多年了，你怎么这时候又提这事？你要是想办报纸，就去干好了，反正机关一天到晚也没事，不过你得经常来单位转转，发财了就别回这穷地方了，没发财再回来上班也不晚。
得到了局长的许可，我就跑去和朋友承包了当地的经济报周末版，这个承包费用在当时是一年三十万，不算高也不算低，而且由经济报负责发行，我们两人只负责报纸的编辑。朋友的想法是聘请两个中文系毕业的女孩子，一人一把剪刀，买上一大堆杂志就开剪，剪刀加浆糊，原始积累吗，无可厚非。
我坚决反对朋友的建议，主张立足当地的居民生活，把报纸办成娱乐性与生活性并重的居民生活报。朋友却嫌这样搞成本太高，坚决不同意。就这样，报纸还没办起来，架先吵了起来，最后办出来一个四不象，剪刀浆糊外加当地居民生活娱乐，结果他不满意，我也不开心。
但是这么一张四不象，在当时当地却极受欢迎，报纸的发行量突破了当地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但是朋友却苦着脸告诉我说：他亏本了。
我懂财务，粗粗的替他算了一下，半年的时间里他赚了不少于两百万，但他却翻了脸皮不认帐，就把一个艰难的选择抛给了我：要么我就得和他翻脸，夺回他答应给我的钱，要么我就顾及朋友情义，就这么算了，全当出来兜了一阵风，再回机关做我的副处长去。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退出，放弃，百万富翁？这事以后再说吧。
但这一次我又错了。
我自以为宽宏大量，连两百万的分成我都放弃了，这难道还不够吗？
不够，远远不够！
人在职场，任何时候你必须要维护你自己的利益，除非你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否则，别人的利益也无从谈起。
主流媒体最经常宣传的是主动忍让的高风亮节，却全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都只不过是这个利益社会中的一个结点，你的利益维系着你周边的利益架构，如同楼房的板块一样相互的挤压支撑，这样才会形成一个秩序的结构。一旦一个结点“主动退让”，放弃博弈的天职，你周边的利益结点就会相应的随之崩溃，象被板块放弃了支撑功能的楼房一样轰然的坍塌下来。
我退出后还不到一个月，这位朋友就犯事了。我走之后，他大抱大揽的将我那摊活全部接过来，很可能在他想来，他看着我做了这么久，照猫画虎，怎么也能糊弄过去吧？实际情况也真差不多，但他考虑问题完全是基于商人的视角，不象我搞得那么四平八稳，我做事不仅要求经济利益，还必须要保证这一利益是建立在低风险的基础之上。而这位老兄却一味的追求新闻报道的耸人听闻，乱搞一气，结果引发了一场官司，最终导致了帐号被查封，老兄辛辛苦苦干了半年，投进去三十万，一分钱也没收回来不说，还差一点蹲了大狱。
为此老兄恨透了我，曾指着我的鼻子说：他终其一生，也不会原谅我这种卑鄙小人！起初我还不明白自己卑鄙在何处，过了好多天才回过味来，感情这位老兄以已察人，认为我同他一样的心胸狭窄，所以在退出之后故意摆了他一道。
可老兄啊，我在这里说一句，你真的冤枉了我，我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
不过我也知道，老兄他并不需要解释，骠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不骠悍的人生就更不需要解释了。一个做了对不起朋友的事情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将对方从道义的制高点上拉下来，这是他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他心里很清楚这事的责任不在我，可是他如果不这样想，不怪罪我的话，他的心理就会失衡，闹个不好还会搞成精神失常。只有当他视我为卑鄙小人，并坚信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时候，他的心理系统才会正常的运转起来。
因卑鄙而清醒，人性啊，就是这样让我们痛苦。
但是老兄对我的一个怀疑还是正确的，他认为我决不会如此善甘罢休，在这一点上，他真的猜对了。
只不过，我想做的事情是自己也去办报纸，只要能够找到一笔足够的赞助资金，一年几百万就到手了，我凭什么不干啊？
在几百万的诱惑面前，区区一个副处长，实在是不压秤了。
走出机关，举目四望，我这才惊讶的发现自己竟然白白的浪费了五年的时间，错过了或许是可能极为辉煌的人生。就在和朋友办报的半年里，我见到了那些一度曾被摒弃于主流社会之外，却凭着他们不屈不挠的上进精神，于一无所有的困境中冲出，终于赢得了无尽的财富与光荣的成功者。
而这些事情，仅仅是发生在当地。
一个我办报时的广告客户，他的服装厂已经办得成为当地有名的企业，就在我毅然离开合伙办报的朋友之后，他来找到我，对我说：要发财，去深圳，深圳遍地是黄金，就凭你的能力，去了最多半年，要是挣不到两千万，缺多少我补给你！
听听，两千万，赚不到他补给我，我还上哪儿找这好事去？但是机关生活养成的谨小慎微，与我刁钻古怪的性格在这时候又占到了上风，我替这位老板计算了一下他的资产，发现他还没赚到两千万呢。
但是他所描述的遍地黄金的深圳，却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的野心陡然膨胀起来：
尽西风，季鹰归末？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辞职！
去深圳！
这是一个大资本纵横中国的时代，而如果我再一味的蹲在机关里的话，就会错过我的人生。
我想。
我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我能否嫌到两千万，我说了不算，职场上博弈均衡态势说了才算。
以后我将告诉你们深圳人最信奉的一句话：要想生存，靠本事，要想发财，你就得靠命。
命是什么？
命是规律规则，命是这个社会中无计其数的人相互博弈时所产生的利益推动力量，没有人能够掌控这种力量，你最多只能适应它。
我五年的公务员生涯，就这样临近了终点。
第二章：起落珠海
（1）低薪资的“高管”
从四平八稳的公务员位置上转入凶险莫测的商海，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在行动之前我徘徊犹豫，患得患失，对深圳充满了渴望，又担心一事无成，再无退路，就在这时候，一个远道珠海的老板给了我最后的推动，让我最终下定了决心。
这位老板姓韩，也曾是经济腾飞时代声名鹊起的一代英雄人物，他靠了一只修理铁皮桶的小铁锤起家，终至在早期的经济市场狂潮中抓住了机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地带有名的实业家，身家过亿，企业拥有员工近万名。时中央电视台黄金节目频道中最经常出现的一句电子产品广告词，就是出自于他的创意。
虽然韩董事长远道珠海，但我与他结缘的因由，却早在几年前就已伏下。这倒有点象古典小说《西游记》中所提到的：一啄一饮，莫非前定？前文中我曾提到过，因为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缘由，导致了几所高院的专家教授与我大打口水战，大家吵过了也就不再提起，但两年后，一位教授把这事翻起来了。
翻起这件事，是这位教授与韩董事长在酒桌上，双方讨论一个技术项目的时候，教授向韩董事长推荐他几名毕业的学生，想让他们帮着韩董事长做事，但韩董事长却对这些只有书本经验的学生不感兴趣，说这些人全无一点市场经验，用不得，言语之间颇有点瞧不上不晓得市场经济为何物的内地井中泥蛙。不知是教授感觉到颜面无光，还是他确实认为我有点本事，就提到了我的名字，以此证明内地人也不都是白吃饭的。
就这样，我和韩董事长认识了。
出乎意料，韩董事长见面之后，对我大为欣赏，立即邀请我去珠海他的公司，让我做一名副总裁。
副总栽？
我眼花耳热，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韩董事长说没错，他一直想找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即有着极强的行政管理经验，而且对市场和企业有着深刻认识的人来帮他。事后回想起来，说到行政经验，或许我在机关里修练出来的那点能为还可以应付一时，但对市场与企业的经验，这就明摆着是韩董事长瞪眼珠子说瞎话了。
奈何我当时正值顺风顺水，副处长的职位已经批了下来，又有多家私企老板拉我加盟，搞得我天天走路都两眼朝天，早就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了，还以为自己真有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本事呢。
在这种情况下，对韩董事长不负责任的乱吹胡捧，我悉以笑纳，甚至认为这个精明的董事长说得还不到位，我的本事不止限于此，等他了解到我更多之后，就会知道我是何许了不起的人物了。
那么这么一个区区副总，对我来说，岂非是不在话下吗？
更何况，当时我满脑子的行政级别概念，在心里一盘算，象他这种企业，虽然有着近万名员工，可却是私企，最多不过是“处级”吧？我堂堂一个副处长要是给他面子过去做事的话，给我一个副总，也只不过是平级调动而已，而行政机关的职工去事业单位和企业，照例都是要升半格的，要是这么计算的话，我应该做总裁才对。
这么一想，我觉得副总裁有点亏。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心态直如井底之蛙，但有什么办法呢，长年泡在机关里，对市场隔膜得很。别看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此的愚蠢，可在机关里，我却算得上难得的明白人了。
我这段时间的思想堪可比之于“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清朝名臣林则徐，这位曾于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在当时坚信，洋人的膝盖不会弯曲，所以只须要竹竿一根，就可以横扫世界列国。如果有谁认为林则徐的这个想法可笑的话，那他就错了，林则徐的这一“激进”观点在朝中已经是大逆不道了，因为别的国人压根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存在，诸如瑞士瑞典比利时等等，都是洋人编造出来唬弄中国人的。所以国人当时对林则徐的狂妄很是不喜欢，一生气就把他打发到新疆和维族人民打成一片了。
岔开话题说起这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那是几千年不变的农业时代的事情。而在一日千变的商业社会，足不出户的公务员阶层，如果不抓紧学习提高自己的话，终有一日会成为可笑的井底之蛙。
看我犹豫不绝，韩董事长当即问我年收入多少，这句话正问到我的伤心处，听了我的工资收入，韩董事长当即一挥大手：那好，你来我这儿做，我给你每月翻十倍！每月给你六千！
六千？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觉得一颗心砰砰砰的几欲夺腔而出。
等我到了珠海，才知道大型企业的高管月薪至少也是六千的五倍，韩董事长拿我当傻瓜耍，用这么点钱聘我做“副总”，这让我成为了朋友们此后的笑柄。但无论如何，韩董事长当时有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他说，你得感谢我给你这么一个机会，让你先历练历练，象你这种人，再在机关呆下去，你后悔一辈子！
的确是这样，尽管他玩了我，但我对他从无怨言。确实是他给了我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让我的人生虽然历尽波折，却终未有负在变革时代的三尺之躯。
就这样，我义无反顾的办妥了辞职手续，在韩董事长走后不久，我就飞到了珠海，韩董事长派了他的一名司机开辆黑色的别克到机场来接我，先去珠海最有名的食神，大块朵颐，珠三角的饮食文化从此让我沉醉留连。
当然，餐桌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方气质高雅的白领女性，这是每一个初到南方的北地男人第一个感觉，假装正人君子不提这事，未免太过于虚伪。
这件事给我的感觉如此强烈，是因为我在去珠海之前还曾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一个姓韦的女孩子，是学装饰设计的，听说了我要去珠海的事情，就跑来找我，想让我带她一起走。这女孩刚刚毕业不久，容貌气质都很优秀，但当时我已经有了家室，所以对她的要求，表面上答应了下来，临走之前却没敢和她打招呼，很不光彩有偷偷溜走了，怕被家人知道这事后，说不清楚。
到了珠海，我当时的感觉一如猪八戒进了盘丝洞，心里居然暗自庆幸没有带那个女孩同来，啊哈，当时我心里坏坏的，一肚皮龌龌念头。幸好我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否则的话，很难想象我最后会变成一只什么动物。
饭后，公司的车将我送到我的住所，就在柠溪路靠近由香州穿越拱北的隧道不远。这是韩董事长早年自己购下的房产，专门用来给象我这种“有身份的高管”来居住。
隔日，上工。
从此开始了我跃宕起伏的商职人生。
（2）我的职业是“砍人”
企业在拱北，与格力电器隔街相望，占地面积极广，其管理严格远不是懒散的机关所能比拟的，身穿漂亮保安服的年轻小伙子笔直立于门前，大街小巷中无计其数的蓝领如潮水般汹涌向厂区涌来。而厂区所有的空地上，都堆满了小山一样的产品，让人一望之下，就会心旌动摇。
这一幕是我站在我的办公室里的窗前所看到的，可想而知当时我的心情是何等的亢奋，我又是多么的感谢韩董事长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啊，让我有机会管理上万名的产业工人，在大商业时代发挥着自己的力量与作用。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呆在机关狭小的办公室里，为了区区几十块钱的奖金没日没夜的与同事勾心斗角。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我参加了到得企业来的第一次业务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五个人，姓郑的总裁，加上我一共三个副总裁，以及一名总工，韩董事长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的议题是：商量如何处理堆在厂区中那小山一样的企业产品。
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那些产品都是公司最近接到的退货，退货对公司来说意味着双倍的损失。但刚刚从机关里走出来的我，却压根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在我当时想来，企业有点退货怕什么？内地的许多企业就爱生产市场上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出来往库房里一丢，这就叫“产值”啊，是越高越好的。
幸好我在机关历练得轻易不敢说话，这才避免了暴露出自己的可笑之处，我只是坐一边，心满意足的享受着会议室里的空调，听着他们的争论。渐渐的我听出了几分眉目，另外两个副总裁都在回避退货的话题，他们的观点是企业的产品太陈旧了，两年前就已经跟不上市场的需求了，这次退货事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爆发而已，大的场面，还在后面呢！
会是这样吗？我疑心不定的想，看来，企业里的饭碗，果然要比公务员难端。
说着说着，话题转到了我的身上，郑总裁问我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新来的，有新的资源，我们那点资源都已经耗尽了，就指望着你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了。
当时我还搞不太懂郑总裁的“新的资源”是谓何指，也学着那两个副总的样子，想把主题绕过去，建议开发新产品。郑总裁立即追问我：那你说咱们企业开发什么新产品合适呢？我含含糊糊的说了几个项目，郑总裁立即追上：那你有订单没有？
订单？我满脸茫然。
我的表情引来了郑总裁的哈哈大笑，他指着我，毫不客气的说道：典型的大西北思维，没订单你就敢生产，也就你这种大西北的黄土思维才敢想的事！
此一羞辱令我大怒，我心里的小人立即窜了出来，将郑?懿檬游?仪巴镜牡谝缓诺腥耍??啮祸旱淖聊プ湃绾嗡慵扑??
但人家压根没给我这个机会，就在这次会议后还不到一周，他就辞职了。
总裁说辞就辞，这是南方的市场经济给我的第一个刺激，这一事件与机关中的小人物甘于命运的安排，在小职员的位置上一趴就是几十年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如果说总裁辞职给我的刺激还不足够强大的话，那么这位郑总辞职之后，并没有去别的公司做管理，而是自己开了家酒楼，这又是件让我目瞪口呆的事情。总之，我所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在矫正我脑子中的陈旧思维，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以金钱为尺度取代原有的衡量事物的标准。
那段时间我想，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建立社会规则的尺度只有两个，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权力，几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第三种标准出现。金钱是肮脏的，但它千坏万恶，却要比以权力框定这个社会的规则更要公平得多，金钱或许永远带不来高尚，但，只有权力才会最为憎恨高尚的人性与情操。
理想的幻界固然美妙，但我们却只能够接受最不坏的现实，与其让权力戕残人类的良知与愿望，莫如选择在金钱的异化面前苦苦挣扎。老子曾经说过：“吾之有患，在吾有身”，人性上天然存在着的残缺注定了我们只能选择自我救赎，一旦将选择的权力付诸于血腥的权力，那么我们就会将自己推入永恒的暗夜之中。
这种思想，此后主导了我十几年的行为历程。
郑总裁正是以金钱做为标准，以此衡量他的行为价值，所以才会毅然的舍弃总裁的高位，去做一个酒楼老板。而我从机关里的副处长跑到私企来做一个管理者，岂不也是金钱的力量所祟？
郑总走了，韩董事长自己把总裁接过来，兼任董事长和总裁两职，继续招集我们几个开会，这次会议要商量的事情是，考虑是不是取消企业里几条已经过时了的生产线。
哦，转产！我顿时眼睛一亮，一时失控，也是为了要证明给韩董事长看，我也不是白吃饭的，转产这事我懂，在报刊上光是论文就发表了十几篇，论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玩艺只怕没几个人能够说得过我。
听我高屋建瓴的论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之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韩董事长眼睛一亮，当即重重一拍我的肩膀：我就知道这事也就你懂，那就你来了。
我来？我顿时慌了神，我来什么呢？不会还是象在机关里东抄西摘的写论文吧？
还真不是。
琢磨了整整一夜我才回过味来，韩董事长的意思，是让我把那几条生产线砍掉。
可是这条生产线，又是如何一个砍法呢？我琢磨了一个晚上，又跑到那几条生产线前看了看，除了发现流水线作业之前需要有工程师将全部操作流程拆分，搞成最简单的操作之外，别的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然后我关起门来，苦思暝想，搞了一个“转产方案的可行性报告”，写完后给韩董事长拿过去。韩董事长见了我拿这么厚的东西过来，诧异的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对取消那几条流水线之后的人员安排。韩董事长顿时眉花眼笑，夸我道：我就知道你有这个本事，没错吧？然后问我：那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我拿起报告给他看：这不是吗，我建议咱们立即开会……
韩董事长长不客气的打断了我：不是已经定下来的事情吗？还开什么会？你快去干你的活啊。
干活……报告……我左顾右盼，终于明白了过来，原来我的工作是要将那几百名工人连同技师一道轰走，从这家企业里将他们轰到大街上去。
难怪姓郑的连老总都不干了，一走了之，韩董事长叫我来，原来是干这个的。
我呆若木鸡。
又能怎么办？吃人家饭，端人家饭，那就干吧！
（3）一刀砍向我自己
几天之后，韩董事长见我这边束手无策，再次召集三名副总开会，在会上他很不高兴的训斥那两名副总：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刚来，不清楚情况，你们还不清楚吗？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你看他热闹，不就等于看自己热闹吗？快一点，大家一起帮他想想办法，也好让他早一点进入情况。
那两名滑头副总嘿嘿讪笑，不再站一边看我的热闹，就一起帮我出主意想办法。
情况就是这样，那几条生产线已经成了企业不堪承受的高成本支出，模具和机型吗，可以便宜点转让给别的小企业。说到人员，这就是那些员工们的不是了，生产线都没了，你还留在厂子里干什么？快点自找活路吧。
但人这种动物，是很意思的，那怕窝里没食了，他也决计不肯离开，除非你踢他一脚。于是大家就开踢。
降薪！大幅度的降新，辅以高额度的效益考核指标。
事情就这么定了。
这条办法果然是妙极了，方案一出台，那几条生产线上的人员就散去大半。
但还有小半不肯散去。
那小半人员拿着《劳动法》来找我。《劳动法》？这东西我熟啊，我太熟了，我可是机关出来的啊，天天不干正事，就是学这玩艺了，当即与这些员工们唇枪舌箭，展开辩论。
事易时移，这是我一生中遭遇到的第三次口水大战，第一次是因为朋友方哲的事情大战老油条，第二次是因为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大战专家教授，而这一次，却又是因为降薪的原因大战打工仔。每一次辨争之后，都让我的性格比以前更成熟，心思更慎密，而我的对手也一再变换，则标志着我人生的几个不同阶段。
相对于专家教授或是老油条，打工仔们只是想求得一个合理的补偿，容易对付得多，何况机关出来的人，最是善于揪辨子打棍子，扯不几句话，就揪住打工仔们的几个短处，剩下的就全都是我的理了。
只不过我的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别扭。
都知道大机关里是勾心斗角，可在这企业里，却是赤裸裸的利益直面相搏，竟连个丝毫的转寰余地都没有，这也未免太残忍了。
更何况，我与这些打工仔，本是同根生，却相煎如此之急，让我的心理如何不产生一种深深的负罪之感。我甚至能够感觉到，我所做的一切，终究都会报应到我的头上，迟早有一天，我也会遭遇到如这些打工仔们一样的不公待遇。
事实上我的担心一点也没错，后来我果真遭到了报应。但当时，我刚到珠海不久，连拱北最吸引人的莲花街在哪里都不清楚，全部的生存只能寄望于效力这家企业，我真的无路可走。
打工仔们和我耗不起，我和他们闲磨牙就是工作了，磨了牙有几千块钱可拿的。可他们和我耗掉的是他们的生存成本，所以这件事很快搞定了。
然后是砍掉企业的几个技术部门。
技术部门？我没听错吧？
一点没听错！
企业的行政部门早在我来之前就被郑总裁砍得七七八八，他这一刀下得极富技巧性。由此我才知道郑总裁是不同意在企业里如此砍乱剁的，象这种事，哪个高管下得了手啊？郑总虽然不同意，可却拗不过韩董事长，就故意先砍在企业中起到稳定作用的中层，中层砍完了，韩董事长才发现上了郑总裁的怪当，中层人去楼空，没人替他砍技术层了，就把这活交给了人力资源经理来搞，人力资源部经理一听这事，就立即辞职，连珠海的房子车子都不要了，径直跑到了深圳打工去了。韩董事长一气之下，索性从内地把我找来，让我来替他做这件事。
那么韩董事长叫我来，到底要砍到什么时候呢？
他要把自己的这家企业砍得光光。
原来，早年时韩董事长掘起草莽，成于商界，一跃而踞于财富之顶，雄视天下。就大肆扩张企业，过足了成功实业家的瘾头。但瘾头过足了，韩老板才发现事情不妙，企业的产品定位存在着严重的市场缺陷，开始几年还不错，但慢慢的，许多经营更加灵活的小企业冒出头来，韩董事长的企业，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于是韩董事长考虑，要么寻找其它的生产机会，要么，就收回自己的投资，另起炉灶。最后韩董事长选择的是后一个方案。
但是资本投入市场容易，再想收回来，那是何等之难？更何况当时的中国产权交易市场又是旷古以来第一号怪胎，民企上市谈何容易。即使是到了今天，如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房产等许多领域中，资本仍然只是只有进口而无出口。这就导致了企业家只能另寻他途，关闭企业。
我要替韩董事长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可我应该做吗？可我又能不做吗？
当时的我无路可走，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替韩董事长接连削减了几百名技术员，还好，这些技术员们乖巧得很，眼见降薪的刀子举起，他们就忙不迭的写辞职报告，都收拾起被窝卷跑深圳去了。
眼见得走掉的人大部都奔往深圳，从此我对深圳更加充满了渴望。
只是近在咫尺。
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替韩董事长把企业削掉了四分之一，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让韩董事长大为高兴，他立即召集多名高管开会，在会议上宣布一个决议：现在企业有困难，大家要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才对，我们企业的理念是什么？不要问企业给了你什么，要问你为企业做了什么？现在这种情形，眼看着多年的老员工一个个的离开企业，我心里疼啊，眼下最需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也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这总应该没错吧？
谁能说有错？
所以大家一起降薪。
砍人的刀子奔我自己来了，我顿时慌了神。
但在会议上，我是没法子说话反对的。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要想通过一条决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会议上突然宣布，由于事发突然，除非与会者之中存在着进退同一的反对者团体，否则，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是反应不过来的，忙乱之际无法组织起反攻，等他们阵容拉起，事情已经拍板了。
决议就这么通过了，会议一散，趁大家议论纷纷之际，我急忙在走廊里抓到韩董事长，告诉他我的薪资已经够低了，拜托，我一个月才不过是六千块钱，与企业中基层的技术人员相当，如果他一刀把我砍掉了，谁又肯以如此低的成本替他来砍别的人？
听了我的话，韩董事长大手一挥：那你就先保留三个月，三个月后再降。
我心想，看来我也得走了。
但是他向前走了几步，却又改了主意，扭头问我：你现在薪资是多少？
听了我说出的六千之后，他若有所思的摆了摆手：再说吧，这事以后再说吧。
（4）老臣子与我大PK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又收回了想走的心，死心塌地的继续替韩董事长砍人。
所有高管的薪资都降了，我却不降反升，加薪两千元，月薪到了八千。
这就是韩董事长的驭人之术，我终于受教了。
尽管我也知道，我这区区八千元，仍然要比那些薪资降过之后的高管们少许多，可我初入商海，人脉资源缺乏足够的积累，对企业与市场的了解还差得远，只能是先这么应付着，过一天算一天吧，全当是长见识了。
接着砍人。
我现在砍人的实战经验已经是极为丰富了，或许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搞好一家企业，但哪家企业如果不想活了，来找我，准没错，我保证让它死得一清二白。
想一想，我辞去公务员，下海几个月，却只长了这种见识，当时真是让我欲哭无泪。但是这段经历，却给了我一个与别人绝然不同的眼光，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之中，只要我走进一家企业，就立即能够看出哪一个高管是这家企业的潜在隐患，如果企业有问题，那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因为他的存在扭曲了企业的正常博弈法则，导致企业内耗不断，营运成本持高不下。莫名其妙的多了这么一种眼光，这却是我因祸得福了。
但就在我自以为已经砍人砍得得心应手之时，却遭遇到了肉粗皮硬的高手，终于让我下定决心脱离这尴尬的地位。
该高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群早年追随韩董事长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元老们。
实际上，如果说有谁妨碍着韩董事长抽回资本，这些人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与韩董事长是交心换命的交情，其中有一个姓蒋的，与蒋介石是同乡，浙江奉化人，细说起来他与蒋介石还是同出一族，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本发了黄的蒋氏族谱，遇到人就颇有几分自得的翻开这本族谱，让人看清楚蒋介石的名字之后，再翻两页，就是能找到他的名字了。
也就是说，这位仁兄在企业中的主要工作，就是拿着厚薪给人看他的族谱。
但是，该仁兄对于韩董事长，却是有着救命之恩的，而且人家在企业中也不是吃闲饭的，他是学财务出身，企业的一笔笔帐都在他的脑子里，简直就象是一个活帐本。而且象他这样的，与韩董事长情交默契，能力又超卓出众的人，在企业里有着不止一个两个。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上班，见到另外两个副总兴高采烈的在门前聊天，见到我两人就喊我，我过去，他们压低声音，满脸神秘的问我：你和小华是怎么一回事？
小华？我茫然：什么小华？
两个副总笑：你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
我还待要问，他们已经急步离开了。
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心里多少有点明白，很显然，对手开始反攻了，这第一招，居然同机关里没什么两样，都是先从人品上下手。多半是有人举报我和一个叫“小华”的女人干了什么，这倒让我对“小华”其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她到底是谁呢？莫非我们真的有点“缘份”？否则何以对手偏偏把她提出来跟我闹事？
我当时想，这件子虚乌有的事情一定已经报到韩董事长那里去了。韩董事长是见过世面的，他应该知道这只不过是职场博弈的“正常”程序。虽然心里这样想，可我的心里还是有点泛嘀咕，真的不敢再砍了。
但是韩董事长鼓励我：做你的事，别管那么多，都是企业的老人了，还能够不理解企业吗？
我明白了，老韩是真的要砍掉老蒋。
但又是为什么呢？
他们之间一定不止是象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的默契友善，隐藏在挚情之后的，是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幕。
最稳妥的做法，是先弄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存在在什么不为人知的矛盾，然而，在现实之中，一个人想了解别人的私隐，是何等的难啊。以我当时在企业当中的地位，没有亲信，没有伙伴，不过是韩董事长叫来轰人的一条恶狗，怎么可能了解到那些早已深埋在岁月深处的积怨？
在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的情形下，我开砍了。
这一刀下去，老蒋眉开眼笑，欣欣然的受了这一刀，接受了将他的薪资削减一半的方案。
我如释重负，长松了一口气，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人家老蒋在企业多年了，远比我更能够与企业共患难，更何况他的月薪超过三万，而且已经拿了好多年了，降一半还有一万多可拿，人家不再乎这点钱。
老蒋不在乎，但有人在乎。
在乎的人是一个姓邸的，这个姓不多见，这些年来我只见过另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姓邸，所以对他的突然跳出来记忆犹新。
老邸虽然长得牛高马大，但却先礼后兵，他来办公室找我，问了我几个颇有深度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当时很少想的，所以一张嘴，就把我问了个张口结舌：
他问我：企业效益不好，是员工的责任？还是管理者的责任？亦或是经营者的责任？还是应该由所有者承当责任？
我只能回答他：经营者要负主要责任。
这样他就问出来下一个问题：既然如此的话，现在由管理层和员工主要承担经营失误的成本，那么，经营层现在正在干什么？
对呀，经营层现在正干什么呢？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我在的这家企业，压根就没见到什么经营层，以前郑总在的时候，他和几个高管构成了经营层，自从他走了之后，做为所有者的韩董事长就入侵了经营层，把经营层和所有层弄成了一团混水。所以老邸的问题，我压根回答不了
见我无辞以对，老邸又把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既然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么，你就告诉我们，自从你来了公司之后，都做了些什么？
我瞠目结舌，终于意识到行将到来的暴风雨是何等的猛烈。
老邸这句话给了我一个明确的信号，老臣子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要报复了。
坏事做得太多，迟早会有报应。
就为了那么点钱，真是不值得。
事实上许多高管都曾经遇到过象我这样的情形，但他们与我不同，他们曾经为企业效过力，裁起人来自有道义的支持，行得正，走得端，理直而气壮。而我则不同，我被韩董事长找来就是专门裁人的，被我赶走的每一个人对于企业的贡献都比我多，我的心里总是被一种罪恶感所纠缠，甚至连走路时都不敢用眼睛正视别人。
心不正，行不端，天怒之，祸不断！
这日子我受够了。
于是我当即对老邸说了句：你不要再说了，我今天就辞职，你那些问题，你留着问别人好了。
老邸只是冷笑了一声，说道：就算你辞职，也改变不了事实。
我不知道他说的“事实”是什么，与我又有什么关系，但当我当天下班的时候，正要走出办公楼，却发现外边有几个员工正在嘀嘀咕咕。看到我，他们的眼光都转向一边，象是在回避什么。
我往前走，走不多远回头，发现他们都跟在我的后面，我上了公司接送员工的班车，到了柠溪路时我下了车，却发现他们也都随我下了车，当时我突然害怕起来，想也没想顺手拦下辆出租车，去前山找了家宾馆住了进去，再也没敢回到原来的住处。
第二天我就打电话辞职了。
我的南下之行，竟然是如此草草结束，让我心里无法接受，于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之后，就去珠海的人才市场看看是不是别有别的机会，结果却在人才市场上遇到几个被我裁掉的员工，虽然他们对我也出现在人才市场有几分幸灾乐祸，却也没有怪罪我。
跟他们聊起，我才知道，原来这家企业的裁人之举，是老韩和老蒋为争夺企业的控股权所发生的一场战争，老韩虽然占得股份居多，但老蒋能力极强，架空了老韩，成为了企业的实际控制者。老韩查了多次帐，也查不出个端倪来，只能眼见得自己的投资化为乌有，无奈之下，才决定干脆关掉这家企业，据员工们告诉我说，到了老韩找我来的时候，已经是他请来的第三个专门裁人的副总了。这些被裁掉的员工们告诉我，与前两任砍人副总相比，我激流勇退，算是幸运的了，前两任中有一位就因为砍人过猛，招来报复，脑门被人黑了一铁棍，至今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这些员工们说话喜欢夸大其辞，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但当时我的心里说不出来的轻松，我总算从这烂泥潭里走出来了，这才是唯一让我高兴的事情。
（5）珠海的几个老板
博弈的法则几乎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之中，在城市发展之中，也不例外。珠海做为观小平早年划定的四个“特区”之一，除了进入珠海得需要边防证之外，经济上却乏善可陈，几家城市当年大博弈的过程中，珠海不惜甘冒忤怒总理的风险，坚持上了珠海机场这个大项目，但其经济的活力，仍然无法与深圳相比。
这是因为经济管制从来意味着对经济活力的抑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靠了无计其数的民间企业的合力所推动的，远不象官员们所想象的那样斥巨资搞个大项目就能够达到的。
老深圳们都知道，在早年的深圳，如果一家企业需要注册的话，材料递到工商局三天不见消息，只须一个电话，就会让具体的办事人员砸掉饭碗。正是这一点宽容赋了深圳民企篷勃旺盛的活力，但是，随着深圳公职人员的队伍不断扩大，对其保护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兼以香港经济低迷的影响，终至使深圳的经济淡出黄金盛季。几年前一位叫呙中校的网友以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来了媒体的强势反弹，坚称这一问题为“伪问题”，但市府并没象媒体那样不敢正视现实，反而与呙中校进行了直面相会，成为当年的深圳一大热点。
但是，所谓形势比人强，一旦社会群体的博弈合力形成，是任何人的力量也无法挽回的。
比如说珠海，就是被这样一种博弈的合力推到了“花园城市”的定位之上，许多人在珠海买了房子，却无法在珠海谋生，只能驱车赶往广州求职。当年我曾经在珠海最有名的九州大道上走了两个小时，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群落之间，我只见到零零星星的几个人。
这样一个地方，可想而知其人才市场的活泛性了。
我去了珠海的人力资源市场，才终于知道我以前的月薪八千，居然真的是高薪了，至少，我不可能再在人才市场上找到与此数目相近的工作。
但我当时并没有急燥，因为我在半年的工作期间多少已经积攒了几万块钱，还有足够的悠闲心情慢慢的研究这个市场。
我发现，有一家广告公司，本事大得很，每天人才市场一开门，他们就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混了进去，随随便便的找个摊位，大模大样的开始“招聘”，对任何求职责他们来者不拒，收下你的简历之后，再告诉你公司的确切位置，让你赶过去面试。
你要是真的相信了他们，那你就傻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跑到人才市场这里打广告而已，凡是接到他们面试通知的人，最后无不再回到人才市场，继续徒劳的奔行在递简历的行程之中。
这样的公司还不止一家，我时常的纳闷，你说你连公司都开起来了，还不说抓紧时间去弄钱，跑人才市场来跟求职的人调皮捣蛋，你说你图个什么啊？
他们就是图个穷乐呵！
还有一家姓沐的老板，他开了一家在珠海很有名的私企，乱七八糟的做了许多怪项目，从保健品到房地产无所不包，没有沐老板不敢干的事情。这位沐老板有趣得紧，他每至周六周日，就开辆黑色的轿车赶到人才市场，独自一人板着一张脸坐在摊位里，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四个大字：真才实学，然后就煞介其事的开始招聘。
沐老板的摊位前，经常性的会挤满了人。概因其它单位的招聘条件，都非常的具体，学历，经验，技术或业务能力等等，只有他这里的要求最是不着边际，这就给了大家一线希望。试想，跑来人才市场找工作的人，谁会认为自己没有真才实学呢？
我曾经看到一个颇有几分卖相的中年人冲到沐老板的摊位前，将自己的简历递过去，沐老板却不接，问：你要聘什么职位？
对方答：营销总监。
沐老板问：以前干过吗？
对方答：我在某某公司做过五年的营销总监。
沐老板问：干得怎么样呢？
对方答：干得挺好。
沐老板问：干得挺好怎么不干了？
对方顿时语塞。
于是沐老板哈哈大笑：怎么样，你还是没什么真才实学，要是真的能干的活，怎么会跑这里找工作来？一席话说得中年男人抱头鼠窜。
中年男子遭此重创，一时间吓呆了四周跃跃欲试的求职者。概因沐老板的问话过于刁钻古怪，摆明了把你往圈套里边推，他的问话不是让你能够简单的用是或者否回答得了的。
我琢磨着这个老板有意思，见无人出场，心里就按奈不住，跃跃欲试的想和他过一下招。
还没等我行动，一个个子矮矮的小女孩突然从人群中钻了出来，把简历往沐老板面前一推：我来应聘。
沐老板翻了个白眼，问：你聘什么？
小女孩个头虽然不高，口气却是不小：什么都行。
沐老板冷笑：给你个老总，你干得了吗？
小女孩摇头：干不了。
沐老板眼睛一瞪：干不了还有什么资格来我这儿？
小女孩嘻嘻一笑：拜托，你们公司总不会都是老总，连个文员都没有吧？你们这么多的老总凑在一起，总得有个文员替你们干活吧？我就当那个干活的文员好了。
沐老板失笑：你能干得了什么活？
女孩子响亮的回答：打字，前台，打扫卫生，我都行。
沐老板摇头：我们公司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才。
小女孩却是越战越勇：我就是高素质的人才，我还从来没见过比我更能干的人。
沐老板被缠不过，气道：你就会个打字，算什么高素质人才？
女孩子声音更加响亮：难道你们公司高素质的人才，都不会打字吗？
女孩子的话，引来了现场围观的求职者们的哄堂大笑。就这样，刁钻古怪的老板遭遇到了刁钻古怪的小女孩，最终老板败下阵来，两人足足抬了两个多小时的杠，一直到人才市场快要关门了，老板这才擦掉黑板上的字，带着女孩子上了他的私家车，去他的公司上工去了。
这件事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职场招聘的全部奥秘所在，所谓面试，就是你通过自己的表现要让对方对你由衷钦佩的过程，任何一个招聘者都不可能对那些缺乏信心的求职者产生好印象的。
是钦佩，而不是让对手嫉恨。
许多有能力的求职者却屡屡在求职的过程中碰壁，其原因就是他的表现远不到位，非但未能让对方产生钦服之情，反而让对方感觉到一种危机，这就叫过犹不及。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的手心顿时痒了起来，决定了无论如何也要和这位老板过一过招。
当天晚上，我上网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资料，虽然语焉不详，却差不多已经足够用了。而我知道这位老板姓沐，就是从他的公司网页上查到的——早期公司的网站粗陋得很，搜索引擎也没现在这么发达，我当时是怎么找到的他们公司的网站？现在一点印象也没了，我怀疑我是不是记错了——第三天是星期天，我又跑到人才市场，果然，沐老板已经先我来到并摆开了摊位，这次有一个男人抢在了我的前面，我只好看他的表演。
沐老板问：你聘什么职位？
男人答：人力资源主管。
沐老板问：干过吗？
男人答：干过四年。
沐老板问：干得怎么样？
男人答：干得非常之好。
沐老板突然瞪眼：干得非常好，怎么不干了？
男人回答：我原来的公司太小了，我希望一个更多大的舞台。
沐老板勃然大怒：象你这种对公司不忠的人，我们公司是决不会聘用的！
男人目瞪口呆，涨红了脸退下。我在一边看得来气，就指点那男人道：你就不应该回答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就怎么错。男人茫然摇头：可是他问我啊。我说：问也不能直接回答。
我说话时的声音较高，引起了沐老板的注意，他立即提高了声音，问我：不直接回答，你要怎么回答？
我说：这个问题要绕着弯的回答。
沐老板斜着眼睛打量着我：怎么个绕弯法？
我说：如果刚才是我的话，我就说：我本来在原公司做得非常好，可是因为我家里有私事，……
这时候沐老板打断我：什么私事？
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就说我父亲病了，我只好辞职回家照顾父亲，现在我父亲病好了，当然我也就又回来求职了。
沐老板冷笑摇头：那你还是干得不好，干得好，怎么不回原公司？
我强挺着说：原公司的人全部换过了，连老板都把公司卖掉了，所以我才来人才市场求职。
沐老板闷哼一声：当面撒谎，这也叫真才实学？
我摊摊手：这怎么叫撒谎，实话实说吗。
沐老板的眼睛很是厉害，扫视了我几下，就问道：来珠海时间不长吧？
我老老实实的回答：已经半年了。
沐老板冷笑：知道柠溪路是东西朝向的，还是南北朝向的吗？
我苦笑：这个问题我还真知道，因为我在那条路上住过半年。
就这样，我们两抬起杠来，唇枪舌箭的吵了足足十几分钟，他不断的挖空心思刁难我，我则是兵来将来，水来土淹，总之是胡搅蛮缠，乱答一气。十几分钟过后，他站了起来，收拾东西，对我说：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就跟我来。
我无可无不可的跟在他的身后，出了人才市场，坐他的私家车去了他的公司，他的公司在体育馆内，里边的空间极是宽大，他让我坐在门口的沙发上，他则一个人进了办公室。不一会，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人出来，象对客户一样的递名片给我，原来是他旗下子公司的一个总经理。
这个总经理的名字我早已忘记了，但他在陪我聊天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话，倒是让我记了一辈子。
他说：你别瞧不起我，我跟你说，别看我现在是个总经理，可我以前只是公司里一个扫地的勤杂工。
当时我高声的说了一句：扫地的当上总经理，不丢人，要是总经理干到最后，成了一个扫地的，那才叫丢人！
就我这句话，立即赢得了扫地总经理的好感，两人又热络的聊了一会儿，然后沐老板叫我进去，开始做正式谈话。
沐老板先问我以前的月薪是多少，我如实回答了，沐老板的脸色都有点不对。他好象有点犹豫，但最后还是说出了他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就任他们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主管行政及后勤，但是他劝我说：毕竟我是刚来珠海不久，对企业管理与运作了解得少，因此他建议我低调一些，从最低端做起。
最低端，低到什么程度呢？
我问沐老板这句话，但是沐老板却把话岔了过去。而是让我谈如果我来做这个办公室主任的话，应该从何做起。
我表述的概念很简单，办公室吗，行政吗，后勤吗，说明白了就等于一个公司的保姆，是替前沿部门清障的，也负有对公司的固定资产的监管之责，在六大核心部门中排到最后，一个办公室主任最完美的工作表现，就是让全公司的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诸如此类。
听我谈完了，沐老板极是满意，于是一个女文员拿了份合同让我填写，我拿起笔来填了几行，眼睛向下一溜，突然看到了薪资待遇一行，这一望让我怒发冲冠，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所谓的办公室主任的薪资，赫赫然竟是月薪两千元。
我当时一句话也没说，而是把笔一丢，问那名正等我填表的女文员：厕所在哪儿？女文员指给我，我顺着厕所的方向一径的出了门，以后再也没回到这家公司。
但这件事却让我对珠海企业的薪资水平有了真正的认识，那一天我心里真是懊悔不迭，你说我拿着高薪砍人砍得多开心啊，干吗要想不开竟然自己辞职呢？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过，几年之后，我居然会因为这次没签两千块钱的合同而后悔，更因为错失了与这位掘起于民间的草根英雄而懊悔。这就是商业世界，似乎我们注定总是生活在患得患失之中。此前从未有过如此美好的时代，但我们的心灵却总是不堪负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