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易木其人其事
作者：刘达希
一、题外话
2003年，我在个人主页上发表了“读《初恋的回声》及其他 ”一文。不料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注意，先后被热心人在网上的多个论坛上转载。著名作家张守仁、魏心宏大约也看了我的文章，因为在他们追忆余易木的文章中提到了我写的感想一事。
回忆2003年我上网用遍各种搜索引擎，查找“余易木”或“初恋的回声”的时候，最多只能找到两、三条与余易木相关的信息，小说更无踪影。时隔三年，今天你只用“百度”搜一下“余易木”，瞬间会找到190多篇的内容。有不少读过《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网友，谈了当年读它的感动。特别让我感慨的是一位署名“踏剑傲穹”的网友，居然一个字一个字的敲打出了近七万字的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今年初将它放在网上供大家分享。虽然“踏剑傲穹”的打印稿有数百处的错误（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但他对余易木作品的喜爱之情也在辛苦的打字中充分表现出来了。还有网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983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初恋的回声》，以及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春雪》的书籍封面照片放在网上。这说明，在互联网时代余易木回来了，余易木复活了！
去年，一位兰州的现役军官在我的主页上读了我的文章，专门打长途电话给我，说他非常想看小说原文，希望我能复印一份《初恋的回声》给他，可惜当时我手中的复印件质量太差，不能再复印，未能满足他的愿望。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
今年，我决心找到《春雪》和《初恋的回声》。我跑遍了区、市、省三级图书馆，都因年代太远无法找到20多年前的《十月》杂志了。最后，终于在四川大学的过刊室里找到了1980年3期和1981年2期《十月》，纸张已经泛黄，几乎每页都布满霉点；同时还从川大图书馆找到了2003年、2004年《青海湖》杂志刊登的余易木遗作《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长篇节选）和《荒谬的故事》（长篇节选）。为了收集余易木的作品，我用了半天功夫制作了一副杂志专用拍摄夹，花3400元买了一架三星α7数码相机，前后四次跑川大，耗时整整一天半时间将他的四篇作品全部拍了回来，之后，又花一周时间用Photoshop修复了照片上的黄斑和霉点。
为了收集余易木的生平资料，我用网上付费的方式，从超星数字图书馆下载了张守仁著的《文坛风景·我与当代作家》（2002年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书中的文章“逆境中的坚守——悼余易木”，以及汇款到西安《美文》杂志社，邮购了2005年第4期（上半月刊），其中有张守仁撰写的“文坛英才余易木”一文，还收集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在网上跟帖谈他所知道的余易木文章。
遗憾的是，据《青海湖》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余易木还发表了一篇小说《也在悬崖上》，我反复在网上搜索始终未找到这篇作品在什么杂志上发表过，张守仁先生的两篇文章中也未提及这部作品。
在网上，有读者对小说中的主人翁周冰、梅雁、杨芸之间的故事有不同的看法。从跟帖中分析，他们是以今天的目光和观念来看待过去的事情的。我想说，一个人的命运、行为是很难摆脱当时的环境和政治背景的，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定会发生一些非正常的、扭曲的事件，甚至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故事。当人们不理解过去，是缺乏了解或经历，正如一个大人给小孩讲从前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小孩认真地说，可以吃巧克力呀！我的前文曾经讲过：“《初恋的回声》如此老道细致地描写“共和国困难时期”的场境，我作为亲历者有切肤之感，读来真切可信，人与人的情感关系也非常符合当时人们的现实，我坚信让现在60—70岁的知识分子读这篇小说肯定是比我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了解了余易木，可能有助于今天的人，真正理解《初恋的回声》。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对余易木有所了解，我特将著名作家张守仁、魏心宏讲述的关于余易木的有关情况整理出来，用“余易木其人其事”为题，记述如下，并以此纪念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旷世英才。
二、余易木其人其事
余易木是笔名，他本名徐福堂。
余易木1937年生于上海一个富商之家。
解放初，他在上海国立高等机械技术学校学习锅炉专业毕业，后被派到大连俄专进修俄文，又在北京清华大学（还需考证）机械系进修，学业完成后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当翻译。1957年徐福堂因对留苏学生派送办法有所微词被打成右派，那年他才20岁。当了右派后立即被发配到青海省物资机械修造厂劳动改造（当时简称“劳改”——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当年听到“劳改”一词的恐怖）。
他在荒凉的边陲之地劳改期间，修过马路，造过房子，挖过菜窖，打过机井，拉过板车，开过荒地；“自然灾害”时期，他用稀糊糊和烂土豆填过肚子。苦役、饥饿、郁悒、超负荷的劳动，过早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文革”中，余易木与另外两名右派一道，被打成青海省物资局的“三家村”，“苏修特务”，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强制着给他剃了阴阳头，把他拉到大街上游行示众，关“牛棚”，并查抄了他的宿舍，焚烧了他心爱的书籍。当人的尊严受到极大侮辱之后，他对这个世界已不再留恋，为此，余易木曾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未遂。七十年代末，《小说界》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去青海组稿，魏曾应邀去余易木家吃过一次饭，锅碗以及油盐都是余易木向邻居借的。他住的房子是那样惨，低矮不说，还非常残破，屋子里光线昏暗，他的床单几乎就和在煤灰里滚过一样脏。当时余易木依然独身一人，已经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境地，人的样子，丝毫不夸张地说，就如同鬼一般可怕。他头发很长，人很瘦，很高，几乎沦落成类似乞丐的人了。而且就在他们吃了饭之后一会儿，那所房子就塌了。
“文革”后，即1980年春天，也是发配到青海劳改的右派——美术家王复羊平反后，从青海西宁把余易木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短篇小说《春雪》带到首都，交给作家从维熙，再由从维熙把它交到《十月》杂志编辑张守仁手中。张守仁尊重作者的意愿，发表时未改动原稿中的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将《春雪》发表在《十月》1980年第3期上；《春雪》发表半年之后，余易木从西宁给张守仁寄来了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完成的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张看完此稿，立即又一字不改地编发于《十月》1981年第2期。
短篇小说《春雪》、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发表之后，余易木的名字在青海和全国文学界震响。当时有不少青海省内外女性读者，看了作品，心灵受到强烈震荡，怀着崇拜心理，纷纷写情书给作者，愿许终身。余易木一一婉辞。其中有一位来自龙羊峡、年轻漂亮、酷爱文学的姑娘，执著追求，锲而不舍，终于与余易木建立了一种超越读者和作者关系的恋情，最后结为伉俪。英美有些名牌大学将他的小说作为东亚系研究生的教材……
就凭一个短篇、一个中篇，余易木加入了青海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并荣任了1984年青海省国庆三十五周年优秀文学作品奖的评委。当时青海省文联决定调余易木当专业作家，他怕写遵命文学，失去写作的自由，坚辞不肯，仍在工厂供职。
几十年来，余易木一直承受过重的劳役、过多的磨难、经常以馒头、方便面充饥积累下严重的伤病，加之抽劣质烟过多，1998年初，他因肺部感染引发心脏病，住进医院时已经形销骨立、羸弱不堪，最后“心肺衰竭”于1998年8月18日下午6时30分过早地走了，年仅61岁。如果他能活今天（2006年）也才是69岁。
去世后友人们前往他住处帮助整理遗物，发觉他家中清贫如洗，家具破旧，连像点样子的替换衣服都找不到，只得临时派人到街上买了一套“老衣”，给他洗净了身子穿上。余易木一生悲苦，两袖清风。
余易木精通法语、德语、英语、俄语。
解放前他在上海，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他像个神童，竟然能背字典，很早就能看英文文学名著。法语，余易木是从小自学的，解放后又向一位因有所谓历史问题而不受重用的法语专家苦学了两年，终于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俄语是他的强项，他在大连俄专学习期间，就能阅读俄文版普希金的诗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欧根·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猎人笔记》等经典作品，他只看原著，不看译文。
上海作协主席、主编过《中国大百科年鉴》的诗人兼学者罗洛先生的译著《法国现代诗选》，部分译文曾请余易木校阅；《十月》杂志原副总编辑、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终审评委、著名散文家、翻译家、编辑家张守仁先生（现年73岁）曾说，我与上海同乡余易木交谈起来，会突然发觉我的外语水平不如他，常有羞愧、汗颜之感。
余易木在西宁曾看到北京某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马修道院》的译本，细读之下，发觉译文不符合他早年读过的法文原著的风格，便托青海省图书馆一位好友，从北京图书馆里借调出法文原著寄到西宁，他翻译了书中关于滑铁卢战役的精彩篇章，给一位原在上海工作、50年代被贬到青海、精通法语的著名天主教神父看。那位能用法语思维、写作的神父，对照了原文和两个译本，对余的翻译击节赞赏，认为只有如此翻译，才比较符合原作的神韵。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余易木在青海的两位右派朋友背着人潜心研究，写出了一篇当时处于领先水平、关于“裂极式三相同步交流电动机”的学术论文。他们因国内刊物不发右派文章而苦恼不堪，余易木便自告奋勇，把它译成了俄文，将译稿寄往莫斯科，投给苏联科学院主办的权威刊物《злектричество》（《电》）。该刊主编 Волбаек（伏尔杰克）审阅之后，欣然回函，表示同意发表。只因随后中苏关系破裂，该论文才未能刊出。“文革”结束后，精通俄文的翻译家张守仁先生看完这篇长达18页，用词精确、逻辑严密的科技译文，既佩服又惊叹，称余易木的俄语修养，无论是文艺方面或科技方面，都达到了庸常之辈如我者难以企及的程度。
余易木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深受文学的熏陶。他一生迷醉于法兰西文学，他几乎熟悉全部的法国作家，不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他喜欢大仲马，喜欢司汤达。他认为像《红楼梦》、《史记》、《雷雨》、《故乡》、《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悲剧、《蓝色多瑙河》等经典作品才能称得上不朽，它们经得起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历史长河的筛洗。凡是与余易木接触过的作家，都认为他的文学功底十分丰厚、知识非常渊博，是个眼光不俗的人。
余易木笔名的由来：在西宁，他有两个好友：一个是毕业于厦门大学电机系的杨逊，一个是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专业的林哲民。这两位高材生也是被划为右派后贬谪到青海的。他们三人惺惺相惜，患难中互帮互助，情同手足。“文革”初期还被打成青海省物资局的“三家村”，不许他们串联，但三人打着暗号仍有秘密往来。徐福堂用“余易木”这个笔名，就是由“徐”、“杨”、“林”三个姓氏中的右偏旁组成的。
余易木同时也是一流的高级工程师，从理论到实践，都表现出众。当杨逊、林哲民两位名牌大学高才生遇到了圆锥齿轮公法线长度不好算的难题请教他时，他的脑子像电脑似的好使，立即建议他们参考捷克人计算时使用过的公式。他们得到了启发，根据啮合原理，推导出精确公式，算出了理想的结果。和余易木共事三十多年的厂长赵伯勋说：“机械制造中常用的公差与配合表，数据异常庞大，徐福堂居然能背出来。谈到工程技术方面的数据，一旦谁说错了，他立即给予纠正。”为了推出一个新产品钢模板，赵厂长和徐福堂到西安、北京走马看花参观了一下，徐福堂就胸有成竹，回西宁后很快试制成功，使工厂很快扭亏为盈。徐福堂一生固守清贫，即使外单位用高薪聘请他，他也不愿另攀高枝，说：“正是修造厂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走了，那就不仗义了。”
余易木还是一位有超常能力的预言者。“文革”之初，他和青海省物资局局长关在同一个“牛棚”里。局长感到前途渺茫，消极悲观。余易木就安慰他：“将来大部分干部总是要解放出来工作的，而且据我判断，你会比我早几年走出‘牛棚’。”后来运动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
“文革”中正当江青红得发紫、飞扬跋扈、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际，余易木对知己的人预言说“这个张狂的女人将有最悲惨的下场”。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批成“中国的纳吉”下台，他坚信邓小平还有回到政治中心舞台上为中国人民做事的机会，时间不会太久，劝朋友们耐心等待。他的预言，果然被其后的历史一一应验。余易木洞察历史，聪慧过人。他在西宁的朋友，对此莫不佩服。
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终审评委张守仁先生于2005年，悼念余易木逝世六周年时撰文，张老以文学界少有的严肃和愤激写道：“余易木在阶级斗争剑拔弩张的岁月，漠视权贵、呕心沥血写出的这两部作品（注：《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由于其艺术质量峰值之高，不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国中无人能与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时期繁荣以来众多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毫不逊色，且仍能显示出它们卓异的光彩。可是当代评论家们、文学史家们从不对余易木的作品议论几句，或记上一笔，一直保持高度的沉默。这是有意的绕过呢，还是无意的疏漏？这是否反映了当代文学评论家们研究的视野因忙于热门话题而过分狭窄呢，还是因为缺乏独立识见而产生的跟风、从众心理在作祟呢？笔者孤陋寡闻，在此就教于方家。”
张老在文中评价余易木及其作品，“在思想异常禁锢的时期，当绝大多数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们夹紧了尾巴，用苦役改造自己的时候，易木兄还能在逆境中挺直脊梁，坚持自己的艺术观，酣畅淋漓地描写苦难、悲戚的爱情小说，哀叹真、善、美的毁灭。其稀罕程度，犹如在冰天雪地、朔风凛冽之中的枯枝上，尚有一只黄莺儿鸣唱起了凄美、多情的歌。真可谓大音希声!因此，《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重要性，难道不是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文学中爱伦堡的《解冻》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和意义吗？”
余易木逝世后，青海省文联副主席陈士濂拟了一副挽联“难忘《春雪》霏霏怎奈斯人独憔悴，犹闻《回声》咽咽哀哉秀木竟先摧”以及横批“美文长存”，由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林惜醇书写后挂在灵堂上祭奠。那天到灵堂吊唁的有机械修造厂的干部，省作协的代表，还有零零星星几位文友。余易木遗体于8月20日火化。一切遵照他临终前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只有逝者生前几位好友、厂里几个同事和他唯一的女儿徐吟为他肃穆送行。据说余易木留下了在“文革”中写成的两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遗稿，至今尚未面世。
2004年底，余易木生前好友邢孔荣先生将他的骨灰盒从西宁迁回到他的故乡上海。按照江南民间冬至下葬的习俗，安放于市郊嘉定长安公墓祥24B区第11排第6号墓穴。在墓碑上凿刻了“徐福堂之墓”五个字，一代英才长眠于此。
刘达希 2006年5月30日深夜 整理于成都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yuyimu_2.htm
网上对作者情况的简介：
作者：魏心宏 回复日期：2006-3-2 11:09:31
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余易木的作品，让我感到十分惊喜。余易木我认识。我最早认识他，是我到青海去组稿，由青海作家协会的同志介绍给我认识的。我那时候已经看过余易木在《十月》上发表的小说《初恋的回声》，对那部作品有很深的印象。只是不知道这个作者是哪里的。我已经不记得我第一次去青海是哪一年了，应该是七十年代末期。我那次去是因为青海还有一位作家海风写了一部历史小说，我需要去和作家交换修改稿子的意见。到了青海我才知道海风原来是一个右派，和我还是北大的校友。打成右派之前是在中宣部文艺局工作。而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就被发配到青海，在度尽劫波之后，他那时候已经被调到青海西宁市的一所中学人历史教师，情况已经是他成为右派之后最好的了。我到达青海的消息，对海风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我之后就和海风关在屋子里谈了好几天的意见，海风把我的意见详细记录之后，就等我回上海之后他就开始投入修改。
有一天我从海风家回到我所住的西宁宾馆的时候，在宾馆的大门口看到一个类似乞丐的人半躺在宾馆的门口，宾馆的服务员告诉我说那人是找我的。我很惊讶我并不认识他，可他开口就说：我叫余易木。他说这几个词的时候，并且是用上海话说的，这让我大感意外。我就是这样认识余易木的。
后来我了解到，余易木，上海人，年轻时代曾经在大连外国语学院读书，精通法语，英语也会一点。年轻的时候，因为赞赏胡风的观点而被打成了右派学生，就在学校期间，被无情地通知，让他到青海去。余易木并不知道青海是怎么回事，就带着自己唯一的宝贝，一部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原版小说《红与黑》上路了。等他到了青海才知道，他是被发配来了，当时青海的条件差到什么程度，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的。即使在我很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期，青海西宁的条件依然是很差的。余易木到了青海之后，几乎什么苦差使都干过，最后好像是在一家农业机具修理厂工作。余易木一直没有结婚，独身一人，生活以混为主，吃饭也是有了上顿没下顿，人的样子，丝毫也不夸张地说，就如同鬼一般可怕。头发很长，很瘦，很高，但说话声音洪亮，动作夸张，喜欢表现自己，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很不善于伪装自己，当了几十年的右派还是没有改造过来。也正因为如此，青海当地的很多人似乎还是都有点怕他似的，他的生活就更加显得与人格格不入。
看到我是上海来的，尤其是我们之间可以用上海话来交谈，让余易木一下子就对我解除了戒心。我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没有。我立即带他到了餐厅，要了很多饭菜，余易木一见饭菜，顿时胃口大开，他告诉我他已经好久没吃饭了。他也根本顾不上和我客套了，就立即开始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工夫，一桌饭菜被他狼吞虎咽下去，我看着他那酒饱饭足的样子，想象他平时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太无法理解甚至想象了。余易木后来和我说了他的生活以及写作《初恋的回声》的经过，大致是，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次可以说几乎就没什么经过的恋爱，那个故事当中的女性给他持久的印象，甚至可以说给了他即使在那样艰苦和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我看余易木这个样子，干脆就把他请到我的房间，让他赶紧把那稀脏的衣服脱下来，洗个热水澡，我找了件我自己的衬衣让他换上，唯一没有做的就是我很想带他去理发店理个发，但是，他执意不肯，他说，浪费那个时间干什么，还不如我们好好谈谈文学。
之后，余易木就和我大谈起他所热爱的法国文学。他几乎熟悉全部的法国作家，不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他对巴尔扎克评价并不高，但他喜欢大仲马，喜欢司汤达。我听得出来，他的文学底子很好也是个眼光不俗的人。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后来一直到我留他在宾馆住，他才慌忙说影响我了，才告辞。
过了几天，余易木跑来找我，非要我到他家去吃一次饭。我说不用了，但是他非坚持。我只好去了。我没有想到他住的房子会是那样惨，低矮不说，还非常残破，屋子里光线昏暗，他睡觉的床上床单几乎就和在煤灰里滚过一样脏。除了床之外，唯一就是还有一张很小的桌子。我们就在那张小桌子上吃饭。所谓吃饭，其实就是他烧的一只鸡，所有的锅碗以及油盐都是向邻居借的，一个大锅子里，一只鸡。那顿饭，让我吃着心里也难过。和我同去的青海作家协会的几个朋友都说，你怎么这样生活呢？余易木两手一摊，这么生活，怎么了？似乎还有点嫌人家大惊小怪的意思。
就在我们吃了饭之后一会，那所房子就塌了。作协的同志都说，好险啊！
相隔十年之后，我再次去青海，我听说余易木已经结婚了。我感到很意外，他那样的身体还能结婚。于是我立即前往他家。余易木那是后看上去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人稍微精神了一点，起码衣冠要整齐了不少。他的妻子是无锡人，在青铜峡水电站做广播站的播音员，是余易木小说的崇拜者，因为看了他的小说，便爱上了他，之后，经人撮合，两人结婚了。还生了个孩子，女孩。我看到余易木能那样幸福地生活，我真为他高兴。那次见面，我们是匆匆忙忙，没多说什么。
余易木告诉我说，在上海 他已经没什么亲人了，所以现在也不想回去了，既然一辈子都在青海，那就青海吧。这话让我听了很难过。
再过了很多年，我听青海的朋友说，余易木去世了。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http://www.xbhy.net/viewthread.php?tid=11406
文坛英才余易木
一
一转眼,易木兄走了六年多了。带走了身前的凄凉,身后的萧索。只留下《十月》发表的《春雪》和《初恋的回声》,还有一百多万字没有跟读者见面的文稿。
一生悲苦,两袖清风。
今年一月中旬,余易木生前好友邢孔荣先生来信告诉我,他已将余易木骨灰盒从西宁迁回到他的故乡上海。按照江南民间冬至下葬的习俗,安放于市郊嘉定长安公墓祥24B区第11排第6号墓穴。余易木是笔名,他本名徐福堂,故在墓碑上凿刻了“徐福堂之墓”五个字。
上海是余易木接受启蒙教育的桑梓之地。这个最早接受西方文明、最早从事现代出版事业、最早翻译和传播《圣经》和《共产党宣言》的东方大都会,像他生前热爱的法国巴黎那样,近代、现当代史上曾经涌现过、工作过众多文化巨人、大作家、大艺术家;像纽约之于美国那样,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华夏先进生产力和现代文明的发祥地。像余易木这样的英才,只能诞生在上海。在这长江汇入浩荡东海的处所,应该是他那终于获得自由的灵魂最理想的安息之地。
我作为后死者,不禁想起亡友在《初恋的回声》最后部分写到的那个情节——当男主人公周冰把他初恋情人梅雁的灵柩迁移到上海虹桥公墓后在她新碑上铭刻的那两行痛惜的文字:
“我将去你那儿,
你却不再回来……”
二
我这辈子从事编辑、写作、翻译工作已近50年,结识了数百位作家,但像余易木那样天赋那么高、文学功底那么厚、知识那么渊博、精通那么多外语、经历那么坎坷,却在逆境中不迎合权力,坚持真理、坚信未来、坚守艺术良知,始终保持一种高洁孤傲品格的人,实在罕见。
余易木生于上海富商之家,从小就得到良好的家教,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深受文学的熏陶。解放初,他在上海国立高等机械技术学校学习锅炉专业,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派到大连俄专进修俄文。他很快就能阅读俄文版普希金的诗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不久分配到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当翻译,业务水平被众人称道。1957年徐福堂因对留苏学生派送办法有所微词而被打成右派。那年他才20岁,就被发配到青海劳动。他在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开过荒,挖过野菜,打过机井,拉过板车,用稀糊糊和烂土豆填过肚子。苦役、饥饿、郁悒,过早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不再“文革”初,余易木所在的青海省物资机械修造厂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强制着给他剃了阴阳头,把他拉至吠街上游行示众。那天他回到家里,见室内一片狼藉:衣箱被翻倒,他心爱的中外文书籍被焚烧,小房间里弥漫着烟火。他想不通,自己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当人的尊严受到极大侮辱之后,他对这个世界已不再留恋,决定离开它。他扑灭了烧书的火焰,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躺到床上。他内心很平静,想起了法国作家纪德小说中最后一句话:“这件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简单。”他回忆自己原本很有抱负的一生,觉得活得实在窝囊。耳鸣渐响,头开始晕起来,意识渐渐模糊了。最后一个念头从他脑子里闪过:“我写的一些文学作品在好友间传阅,将来人们也许会想起我……”渐渐地,他失去意识,昏过去了。半夜,他突然呕吐起来,吐药片碎末,吐苦水和血水。他感到脚渐渐冰凉,冷上去,冷上去,冷过了膝盖,冷过了胸部,他失去了知觉,又昏了过去。昏迷了24小时,他又醒了。他咬咬自己的嘴唇,有点痛。带血的狂口区使他从死亡边缘又回到了人间……
三
在这之前4年,即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的1962年8月,也就是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那个1962年8月,余易木竟写了一篇凄美的爱情小说《春雪》。字里行间透露出哀怨、痛苦和对“阳谋”的不满。当时他是写给自己看的,秘不示人。这样的“大毒草”只能埋在地下,让它慢慢烂掉。《春雪》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突然出现的政治形势下,已不再相恋,因为他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它的名字是:1957。
1957年之夏,男主人公被错划为右派后,此前亲密的女友就和他分手了。分手了,但各自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痛。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分手5年后又邂逅。在春雪纷飞的夜晚,这两个从前的恋人之间在路上爆发出一场撕裂心肺的对话——
“难道……难道你直至今天,依旧不能原谅我吗?”
“原谅?你又何必需要我原谅?在这现实主义的时代,谁不应该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呢?”
“你没有理由说这样的话!没有理由!你不知道我为你流了多少眼泪!你不知道我为你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你不知道我为你忍受了多少内心的折磨!你不知道我为我们的爱情做了多少牺牲!你不知道,在你离开北京那天,我站在车站外面,从清晨一直站到深夜,人家都以为我是一个疯子!”
“你根本就不愿意让我知道!你甚至不愿意听我说一句解释的话!当你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我的时候,你想到了我们的爱情没有?你想到了我的眼泪、我的痛苦、我的不幸、我的悲哀没有?我问你,你想到了没有?牺牲?——笑话!你还谈什么牺牲!你牺牲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我的生命——我不幸的爱情!”
“你不相信!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真诚,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考验的时刻到了!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为革命牺牲爱情的时刻到了!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你对人民犯了罪,尽管你是我最亲的亲人!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没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就不可能存在纯洁的爱情,尽管世界上未必有人会像我爱你一样去爱一个人!……现在,我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了。但是,当时,当时我是那么的年轻,幼稚……当时我根本不懂得,在这时兴着真理的时代里,更多的却依然是谎言!”
一阵愤懑、埋怨之后,他们的情绪平息下来。
男主人公说:“原谅我,我的朋友,假如我使你痛苦的话,我们都是不幸的人。”
女主人公说:“因为我们太真诚。”
男的说:“如果我不太懦弱的话,我想,我应该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
女的说:“都怪我不好,我伤透了你的心。”
他们身边的雪,越下越大了。破镜已经难圆。女主角轻轻拥抱了他一下,转身离开,和他永别……
余易木即使在那样的岁月,仍然相信未来,所以在小说前面的引言中,他特别醒目地写下了雪莱的那句名言:“冬天来了,春日怎能遥远?”正如诗人郭路生同样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首《相信未来》的诗歌那样: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四
当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历史有了转折之后,这篇地下小说才以手抄本的形式冒出地面。打成“右派”后发配西宁、改正后回京工作的美术家王复羊把《春雪》带到首都,交给作家从维熙,再由从维熙把它交到我手中时,已是1980年春天了。我看后眼睛一亮,建议立即发稿,安排这篇《春雪》发表在《十月》1980年第3期上。我们尊重作者的意愿,发表时决不改动原稿中的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并在文末署上“1962.8.西宁”的写作日期和地点,以完全保持文本的原貌。作者在小说中引用了一首叶赛宁的小诗:“HeBepHyrb MHe Ty HopkyпpoXлaдyю,/He BиAaTbMHe Moapyги CBOeй,/He cлыxaTb Ty NecHю oTpaд-ayю,/чTO pacпeBaл B coлoвeй……”我担心多数读者看不懂,征得作者同意,才在附注中加上我的译文:“回不来了,我那凉爽的夜晚,/见不到我那亲密的女伴,/听不到那欢乐的歌:/夜莺在花园里婉转鸣唱……”
人们知道,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从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墙报上挪到《文汇报》发表之后,作者一举成名,小说获了奖,并在全国掀起了“伤痕文学”的大潮。从此这个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占了一个绕不过去的位置。殊不知远在《伤痕》写作之前16年,余易木就在偏僻的西宁写出了比《伤痕》在思想上更深刻、艺术上更精湛、情感上更激荡人心的《春雪》。如果说卢新华的《伤痕》,写的是张春桥之流在“文革”中诬认主人公王晓华的母亲为叛徒从而拆散了一对母女,以致在晓华心上烙下了伤痕的话;那么余易木的《春雪》,描绘的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切断了一对恋人之间亲密的关系,从而在他们灵魂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世上有一种伤痛是永难痊愈的,那就是爱的伤痛。
《春雪》从发表至今已有25年了。我吁请当代评论家们再读一遍《伤痕》和《春雪》,仔细比较一下,是否如我认为的那样,《伤痕》写得比较直白、浅显,而《春雪》的境界则更深邃、艺术更隽永,语言更有韵味?
五
《春雪》发表半年之后,余易木从西宁给我寄来了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该小说写于1963年4月至1965年4月,其时阶级斗争之弦绷得铮铮作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康生唆使下,报刊上开始对《刘子丹》、《李慧娘》、《红河激浪》、《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小说、戏剧、电影展开了排山倒海、蛮横无理的大批判。众多文艺单位先后传达两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最高批示:“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于1964年12月开始,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余易木在众多作家套着意识形态紧箍咒、噤若寒蝉之际,竟大胆描写了周冰、梅雁、杨芸三个知识分子美好心灵的压抑以及他们苦难人生的历程。其情节之跌宕,感情之浓醇,相濡以沫中的心心感应,生离死别时的暗泣吞声,读来催人泪下,悲伤难抑。我看完此稿,立即把它一字不改地编发于《十月》1981年第2期。文末仍署上写作的时间和地点“1963.4.西宁——1965.4.上海”,以珍视文本的原貌。
熟悉新时期文学的人士都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几部名震全国且都获奖的中篇小说如我的挚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的《绿化树》、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都写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馑。张一弓笔下那个钢铁汉子李铜钟率领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兄弟冒着生命危险开仓赈灾的情节,张贤亮笔下那个饿得皮包骨头的章永璘在稗子充饥的年代得到马缨花送给他一个白面馒头时流下的感动的泪滴,从维熙《远去的白帆》里瘦高如长脚鹭鸶的主人公黄鼎饿得眼冒金星时伸手抓住灯光下的蝼蛄往嘴里填塞的场面,都是令人难忘、刻骨铭心的经典细节。比这几位著名作家早写十五年、近二十年的《初恋的回声》里,当男主人公周冰在青海湖边刚察垦荒地上,饿得浑身浮肿的时候,女主人公梅雁送给他四两粮票,让他买点土豆充饥。在粮食等于生命的日子里赠送四两粮票,那是何等的慷慨。梅雁和周冰之间由怜悯而同情、由同情而相知、由相知到相爱了。梅雁劝周冰别过分不修边幅、落拓不羁,给他买牙刷、牙膏,希望他坚持刷牙;给他买梳子,叫他梳理头发;给他织绒线衫、买食品,疼爱他身体、保护他在西宁的冬天免受饥寒之苦……经过几十天相处,他们如胶似漆,成了贴心的知己。但梅雁是有夫之妇,尽管周冰深爱着她,感激她给予他的温暖和柔情,但毅然地、理智地叫她回到内地自己丈夫身边去。他们依依不舍地别离了,别离在他们相识的地方。梅雁回到并不关心她的丈夫那儿,因为意外事故,永远告别了周冰,告别了这个世界……
《初恋的回声》发表之后,读者反应异常强烈。北京有一位教音乐的女教师,向编辑部询问余易木的地址,以便向他倾诉她的感动之情。因我当时在外地出差,她也就不能和作者立即联系上,以致一夜无眠,垂泪不止。成都有一位住院的患者,在医院里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反复阅读。他认为《初恋的回声》是他一生看到过的最好的小说。他曾经想当作家,读了这部作品之后,觉得自己毕其一生心血都很难写出接近、更别说超越这部小说的水平,便主动放弃了写作的念头。他被余易木艺术上的娴熟、设计悬念的精巧、驾驭文字的功夫、刻画人物的细致以及体现在人际关系之间的人性之美、道德之美所征服。当时有不少青海省内外女性读者,看了作品,心灵受到强烈震荡,怀着崇拜心理,纷纷写情书给作者,愿许终身。余易木一一婉辞。其中有一位来自龙羊峡、年轻漂亮、酷爱文学的姑娘,执著追求,锲而不舍,终于与易木兄建立了一种超越读者和作者关系的恋情,最后结为伉俪。
北京的作家们、编辑同行们遇到我,好奇地探问:“这匹驰上文坛的‘黑骏马’来自何方?你们是怎样发现他的呢?”京都名家众口一词,对他高度赞赏。尽管只发表了一个短篇、一个中篇,他就加入了青海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并荣任了1984年青海省国庆三十五周年优秀文学作品奖的评委。当时青海省文联决定调余易木当专业作家,他坚辞不肯,认为一旦成为作协体制内的人,写遵命文学,就不自由了。
中国西部高原青海,除名诗人昌耀之外,又升起了一颗更亮的文学之星。它的光芒不仅烛照着青海,也烛照着大江南北。不久,北京出版社出版优秀短篇小说集时收入了《春雪》,集子就以它命名。广西漓江出版社选择“五四”以来国内经典爱情小说结集出版时,将《初恋的回声》编进集内并作为该选集的书名。当时《十月》仅在国外就发行两千多册,余易木的名字很快被海外有识人士所传诵,并将他的小说作为英美有些名牌大学东亚系研究生的教材……
六
尽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部队军校里当过五年翻译,尽管我在京、津、沪文艺出版社出版过几部经典作品的译著,尽管我到北美、欧洲、俄罗斯探亲或旅游访问,能用我的外语能力与人交流;但和我的上海同乡余易木交谈起来,会突然发觉我的外语水平不如他,常有羞愧之感。后任上海作协主席、主编过《中国大百科年鉴》的诗人兼学者罗洛先生,因为胡风问题在西宁呆过多年,就曾对当地著名作家陈士濂称赞过余易木,说他“是个很有学识的人,精通德语、英语、俄语”。罗洛出版他的译著《法国现代诗选》时,在“译序”中以感谢的口吻提到过“部分译文蒙余易木同志校阅”的话。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余易木和陈士濂接到中国作协邀请函,安排他们去北戴河“创作之家”休养;路过北京时,他们特意到北三环中路北京出版社宿舍楼看望我,我们得以第一次见面。
余易木生于1937年,当时还不到 50岁,可艰难岁月已把他摧残得十分苍老,头已歇顶,只剩下一绺头发,背也驼了;但他目光炯炯,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闲谈中不时闪烁出智慧的火花。我这才知道他一生迷醉于法兰西文学,特别欣赏傅雷先生的译文。提到司汤达(Stendhal,也译斯丹达尔)时,他不无得意地说:“在西宁我细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马修道院》的译本,发现译文不符合我早年读过的法文原著的风格,便托青海图书馆的一位好友,从北京图书馆内借出原著寄到西宁。我专门译出了书中著名滑铁卢战役的华彩篇章,交给一位原在上海工作、后被贬到青海、精通法语的天主教神父作鉴定。神父比较之后,肯定了我的译文,说只有我这样翻译,才能保持原作的风格。”
法语,余易木是从小自学的,解放后又向一位因有所谓历史问题而不受重用的法语专家苦学了两年,终于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
余易木的童年、少年,是在教育发达的上海度过的。解放前上海有的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了。他像个神童,竟然能背字典,很早就能看英文文学名著。我和他谈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时,其中那句名言:“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debated.”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人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他不假思索,就流利地用原文背了出来。
一谈起文学艺术,他兴致勃发,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他说:“艺术鉴赏力,与其说是学问,不如说是天赋。只有熟读众多世界名著,像王国维论及境界时所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你才能眼高视野宽,鉴别哪些是传世之作,哪些是应时之作。我认为像《红楼梦》、《史记》、《雷雨》、《故乡》、《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悲剧、《蓝色多瑙河》等经典作品才能称得上不朽,它们经得起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历史长河的筛洗。而目前一些阿猫阿狗都称为名家的人,不用几年、十几年,就会被岁月所淘汰,被读者所遗忘。”
余易木很关心我在《十月》上编发的作品。 1986年我签发了一篇题为《人的魅力》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肖洛霍夫在高尔基陪同下去见斯大林。交谈中肖氏竟和这位大人物争论起《静静的顿河》来,吓得大文豪高尔基忐忑不安,面如土色。易木兄看了小说就于那年7月4日写信给我,委婉指出文中两处地方有误:“一、1929年- 1931年期间,斯大林的军衔好像不是‘元帅’;二、单用父称,似乎不合俄国人的习惯。”同时提醒我,人是复杂的,肖洛霍夫后来叫斯大林“poAHOй OTeч”(亲爹),如能多侧面地写肖,作品会更耐人寻味,更有“魑力”。他年轻我几岁,却比我高明、细心。
俄语是他的强项。他在大连俄专学习期间,该校俄籍教教师鼓励学生与苏联青少年通信,以提高俄语水平。余易木和一位名叫HaTaщa(娜达莎)的苏联姑娘,保持有多年的联系,互赠节日贺卡和礼物,互相介绍各自的学习心得,一直到中苏交恶才被迫停止。《欧根·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猎人笔记》等经典作品,他只看原著,不看译文。他说:“吃别人嚼过了再吐出来的蹩脚东西,没有味道。”
易木兄在西宁,有两个好友:一个是毕业于厦大电机系的杨逊,一个是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专业的林哲民。这两位高材生也是被划为右派后贬谪到青海的。他们三人惺惺相惜,患难中互帮互助,情同手足。“文革”初期还被打成青海省物资局的“三家村”,不许他们串联,但三人打着暗号仍有秘密往来。徐福堂用“余易木”这个笔名,就是由“徐”、“杨”、“林”三个姓氏中的右偏旁组成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林哲民、杨逊背着人潜心研究,写出了一篇当时处于领先水平、关于“裂极式三相同步交流电动机”的学术论文。他们因国内刊物不发右派文章而苦恼不堪,余易木便自告奋勇,把它译成了俄文,将译稿径寄莫斯科,投给苏联科学院主办的权威刊物《злектричество》 (《电》)。该刊主编BoлbAeK(伏尔杰克)审读之后,欣然回函,表示同意发表。只因随后中苏谈判破裂,关系紧张,该论文才未能刊出。
笔者撰写本文时,恳请退休后回到奉化居住的林哲民把余易木的翻译底稿复印一份寄我一阅。看完长达18页用词精确、逻辑严密的科技译文,我既佩服又惊叹,易木兄的俄语修养,无论是文艺方面或科技方面,都达到了庸常之辈如我者难以企及的程度。
谁能料到,余易木和苏联姑娘娜达莎长期通信、擅自寄稿给莫斯科《电》杂志这两件事,在“文革”中竟变成了诬陷他是苏修特务的“确凿铁证”。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公安部门才对此案不了了之。
七
余易木同时是一流的高级工程师,从理论到实践,都表现出众。当林哲民、杨逊遇到了圆锥齿轮公法线长度不好算的难题请教他时,他的脑子像电脑似的好使,立即建议他们参考捷克人计算时使用过的公式。他们得到了启发,根据啮合原理,推导出精确公式,算出了理想的结果。和余易木共事三十多年的厂长赵伯勋告诉我:“工程师在机械制造中常用的公差表,数字异常庞大,徐福堂居然能背出来。谈到工程技术方面的数据,一旦谁说错了,他立即给予纠正。”为了推出一个新产品钢模板,赵厂长和徐福堂到西安、北京走马看花参观了一下,福堂兄就胸有成竹,回西宁后很快试制成功,使工厂很快扭亏为盈。徐福堂一生固守清贫,即使外单位用高薪聘请他,他也不愿另攀高枝,说:“正是修造厂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走了,那就不仗义了。”
余易木还是一位有超常能力的预言者。“文革”之初,他和青海省物资局局长关在同一个“牛棚”里。局长感到前途渺茫,消极悲观。余易木就安慰他:“将来大部分干部总是要解放出来工作的,而且据我判断,你会比我早几年走出‘牛棚’。”后来运动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
“文革”中正当江青红得发紫、飞扬跋扈、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际,余易木对知己的人预言说“这个张狂的女人将有最悲惨的下场”。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批成“中国的纳吉”下台,他坚信邓小平还有回到政治中心舞台上为中国人民做事的机会,时间不会太久,劝朋友们耐心等待。他的预言,果然被其后的历史一一应验。
正因为有洞察历史风云的特异能力,余易木从不低头认罪。即使在思想异常禁锢的时期,当绝大多数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们夹紧了尾巴,用苦役改造自己的时候,易木兄还能在逆境中挺直脊梁,坚持自己的艺术观,酣畅淋漓地描写苦难、悲戚的爱情小说,哀叹真、善、美的毁灭。其稀罕程度,犹如在冰天雪地、朔风凛冽之中的枯枝上,尚有一只黄莺儿鸣唱起了凄美、多情的歌。真可谓大音希声!因此,《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重要性,难道不是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文学中爱伦堡的《解冻》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和意义吗?我认为,余易木在阶级斗争剑拔弩张的岁月,漠视权贵、呕心沥血写出的这两部作品,由于其艺术质量峰值之高,不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国中无人能与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时期繁荣以来众多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毫不逊色,且仍能显示出它们卓异的光彩。可是当代评论家们、文学史家们从不对余易木的作品议论几句,或记上一笔,一直保持高度的沉默。这是有意的绕过呢,还是无意的疏漏?这是否反映了当代文学评论家们研究的视野因忙于热门话题而过分狭窄呢,还是因为缺乏独立识见而产生的跟风、从众心理在作祟呢?笔者孤陋寡闻,在此就教于方家。
八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出差到中国西部组稿,曾专程去西宁小桥大街9号拜访易木兄。那次造访,我极想看看他在“文革”中躲开众人写出的那部7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荒谬的故事》的手稿。我央求多次,未能如愿,便遗憾地回到旅馆。次日清晨,我计划穿过柴达木盆地,经过冷湖去敦煌。余易木早早地用网兜提了苹果和蛋糕到长途汽车站给我送行。我和他握手告别时,见他身子消瘦,颧骨高耸,头发更显稀少,便叮嘱他:“别过分辛劳,身体最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点点头,挥手送我登上长途之旅。谁知这竟是我介撮后一次见面!
那次回京后,我忙于种种编务,或参与张罗给众多青年作家出他们第一本处女作,或担任诸多文学奖评委,或责编八卷本的《从维熙文集》,总是忙忙碌碌,只能偶尔跟余易木打打电话、通通信,互相问候一下。从不多的联系中得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有一次我到中国美术馆看画展,偶遇余易木好友——北京漫画家协会主席王复羊。他告诉我:“余易木去世了。”我得此噩耗,大吃一惊。后经多方打听,余易木生前在西宁的好友左良(青海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杨逊(青海大学教授)、陈士濂(青海省文联副主席)、王贵如(青海省文联主席)等人详细告诉我——
1998年初,余易木因肺部感染引发心脏病,住进青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部。因为生前抽劣质烟过多,肺部照片已拍不清晰。几十年来过重的劳役、过多的磨难、过分的节俭(经常以馒头、点心、方便面充饥)所积累下来的伤病,已使他形销骨立、羸弱不堪,最后因“心肺衰竭”于1998年 8月18日下午6时30分过早地走了,年仅61岁。
去世后友人们前往他住处帮助整理遗物,发觉他家中清贫如洗,家具破旧,连像点样子的替换衣服都找不到,只得临时派人到街上买了一套“老衣”,给他洗净了身子穿上。儒雅有礼、博学多识、情操高洁若余易木者,竟是这样一种“文章憎命达”的身世!见此情景,朋友们莫不泫然泪下。
因为女儿徐吟为父亲办完丧事后要到南方上学,故她在叔叔、伯伯帮助下,从一只旧柳条箱中把父亲生前整理、抄写好、尚没有发表的《荒谬的故事》等遗稿取出来,封存到一只向青海省工商银行租用的保险箱里,以便妥为保管。
朋友们将凌乱的屋子收拾一下作为灵堂。陈士濂拟了一副挽联“难忘《春雪》霏霏争奈斯人独憔悴,犹听《回声》咽咽哀哉秀木竟先摧”以及横批“美文长存”,由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林惜醇书写后挂在灵堂上祭奠。那天到灵堂吊唁的有机械修造厂的干部,省作协的代表,还有零零星星几位文友。余易木遗体于8月20日火化。一切遵照他临终前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只有逝者生前几位好友、厂里几个同事和遗孤徐吟为他肃穆送行。当遗体推下灵车,送进火化炉之前,亲友们饮泣着看他最后一眼,又轻轻放上几束鲜花,默默祷祝,让芳香的花神陪伴他英灵驾鹤西去……
乙酉新春,笔者但愿文学奇才余易木不被人们忘记,让他在当代文学史上能获得一席他应有的位置!
阿门。
摘自：《美文》2005年07期 作者：张守仁
发表:2005-03-17 00:00:00
http://qkzz.net/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8300&ID=99564
2009年青海文学特稿 一个不应被文坛淡忘的作家
编者的话：
为展示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青海文学创作的实绩,进一步繁荣发展青海文学事业，推进文化青海建设，由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办的“2009年青海文学周”定于2009年9月14日——18日在省会西宁举行。其间将开展一系列文学活动。为此，“江河源”副刊特辟专栏，刊发部分“青海文学周”特稿，以飨读者。
今年，是余易木先生辞世十一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他的长篇小说遗稿《荒谬的故事》和《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得以出版，令人甚感欣悦。为了易木兄的遗作及早面世，多年来，青海省文联、青海省作家协会、《青海湖》编辑部、青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张守仁、王复羊、樊光明、陈士濂、班果、左良、杨逊、邢孔荣、王志达、辛茜等同志做了许多令人感佩的工作。没有他们满腔热情的呼吁、争取和努力，就不会有读者眼前的这本书。作为余易木先生的一个朋友、一个粉丝，我谨向这些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型文学月刊《十月》以醒目的位置，接连推出了余易木先生的短篇小说《春雪》和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我在不经意间拜读了这两部作品，深为小说思想的深刻、艺术的精湛、文字的优美和氤氲在字里行间的人性之美、道德之美所折服。看到文中多次出现的“西宁”、“青海湖”等字眼和文末标注的写作地点，我估计这两部作品是青海作家的手笔。能出这样的小说家，实在是青海的光荣、青海的骄傲。此后不久，我由海西自治州调省文联工作，遂有幸与《春雪》的作者余易木先生相识。第一次见面，彼此通报姓名之后，易木兄就像个老熟人似地对我说：“我们早就认识。”认识？易木兄大名鼎鼎，说我认识他还差不多，可他怎么会认识我呢？“《钟亭纪事》写的不错，我为它郑重地投过一票。”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余易木先生曾经担任过青海省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优秀文学作品奖的评委，拙作《钟亭纪事》在这次评比中幸获奖励。从以文会友的意义上说我和他早就认识，似也不错。此后，我和易木兄在青海文艺界的一些会议和活动中虽然也经常见面，但很少有机会叙谈。只有那么一二次，因为开完会时间还早，我们算是海阔天空地聊过一阵，从各自的经历说到改革开放，从一些文学经典谈到当时的伤痕文学。这几次交谈，余易木留给我的印象是：快人快语，有话绝不藏着掖着，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很不善于伪装自己；备经坎坷，饱受磨难，但却始终不甘沉沦；知识渊博，文学功底十分扎实，是个眼光不俗的人。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说到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的时候，易木兄的见解就有些与众不同：“这个作品‘文革’文学的痕迹还很重，艺术上也比较粗糙。评价太高了，恐怕难以服人。”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余易木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国立高等机械技术学校，1957年错划为右派后由北京发落到青海劳动，后来一直在青海物资局所属的机械修配厂供职。以他的才华和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完全有可能调回上海或其他一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享受更为优厚的待遇，在更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平台上，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但当我问及此事时，他的回答却是：“不走了，既然一辈子都在青海，那就终老青海吧。何处黄土不埋人啊！”一语成谶，青海果然成了他生命的归宿。不要说离开青海，就连他所在的单位，余易木也舍不得离开。在我到省文联工作之前，前任领导就有过调他来文联当专业作家的动议。那天跟他聊的时候，我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但他不愿意到文联来，说：“正是修造厂需要我的时候，我走了，那就不仗义了。再说，当了专业作家未必就能写出东西。”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到青海广播电视厅工作以后，易木兄还给我来过几次电话，一次是要我给他找一盘磁带，一次是说他的电视机出了故障，让我找个技术人员帮助修理。问到他的工作、身体状况，回答总是“还好，还好。”得知易木兄驾鹤西去的消息，我心里特别难过，他才61岁呀，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我和林惜醇、陈士濂、程枫、左良、裴林等人，匆匆赶往他的住处，与他作最后的诀别。看到他的房子里陈设仍然是那么简单，家具也是那么破旧，连像点样子的替换衣服都找不到，以至还要临时派人到街上去为他采买“老衣”，我们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易木兄走了，但他把几部沉甸甸的作品留在了人间，留给了广大读者。我非常同意著名作家、编辑家张守仁先生对《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评价：“这两部作品，由于其艺术质量峰值之高，不仅在上世纪60年代国中无人能与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时期繁荣以来众多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毫不逊色，且仍能显示出它们奇异的光彩。”短篇小说《春雪》写于1962年8月，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写于1963年4月到1965年4月。两部作品都极其真实地摹写了“共和国困难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另类”人物悲剧性的爱情历程和生命轨迹，深层次地揭示了反右之类的阶级斗争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剧痛和创伤。无论是其题材选择，还是作品所流露的思想、价值取向，还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政治文化语境，无疑都是很不寻常的异端。立足于今天的认识高度，则应该说，《春雪》和《初恋的回声》是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较早地发出了对一个时期日盛一日的“极左”之风(不久便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控诉，和对追求人的尊严、价值、思想和爱情自由的呼唤。它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批判，远远超过了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名作。从艺术上讲，这两部作品也都显示出一种大家风范。生动的细节描绘，真实的环境渲染，成功的人物刻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凄婉动人的爱情悲剧，赋予作品以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部作品对于爱情的本真叙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一时期小说中典型人物缺失人性的书写规范；它们对人物命运、性格的揭示，则达到了五六十年代文学少有的艺术深度。
《春雪》和《初恋的回声》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由于夹杂在伤痕文学的大潮里，尽管读者都觉得不错，但在很长时间里，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两部作品的价值，更没有人指出创作于60年代的这两部作品与70年代末流行的“伤痕文学”意义有何不同。实际上，二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伤痕文学”是在文学已经恢复了对人性、人情、人的尊严的正面书写以后出现的，而《春雪》和《初恋的回声》却是在亲情、爱情、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些人性的内容几近封冻的时候产生的；“伤痕文学”中的不少作品，虽然在主题意蕴上开始摆脱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个披戴几十年的枷锁，初步表现出“为人服务”和向文学本体的回归，但毋庸讳言的是，“伤痕文学”这一创作潮流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一种政治叙事，在艺术形式上也常常是对“文革”文学的蹈袭，而《春雪》和《初恋的回声》显然不存在这样的缺憾；就人物形象而言，两部作品也没有“伤痕文学”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意味，没有“伤痕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高大全”的痕迹，从而更多地显示出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凡此种种，都应该说是《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文学史意义。我丝毫无意于贬低伤痕文学，而只是想提醒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注意，伤痕文学功不可没，但作家易木与他的作品同样不该被文坛淡忘。
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是看他的创作是否打上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印记，是否有了自己个性化的审美理想和叙事风格。以这样的标准来判断，余易木已然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小说家。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融入到了小说作品之中，他让那些以整个身心感受、体察的生命与爱、苦难与意志流淌在诗意的、个性鲜明的叙写之中。《春雪》和《初恋的回声》因此而成为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易木兄生前有过这样的愿望：“我写的一些文学作品在好友间传阅，将来人们也许会记起我。”事实已经证明，余易木先生的作品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这和评论界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早的情况不必说了，就在前两三年，一位署名“踏剑傲穹”的网友，还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键盘上敲打出了《初恋的回声》(近7万字)放在网上供大家享用；另有一位读者，为了收集余易木的作品，特意制作了一副杂志专用拍摄卡，并买了一架三星数码相机，前后四次跑四川大学图书馆……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恕我不再一一列举。余易木先生泉下有知，当欣然一笑。毕竟，读者才是文学作品的上帝。现实主义的魅力之一就是对读者的亲和力。因为亲和力，现实主义小说故而长盛不衰。
《荒谬的故事》和《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延续了余易木小说的风格和长处，相信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
是为序。
(《荒谬的故事》和《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即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源：青海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