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碳交易定价权
2009 年 12 月 13 日 09:43
碳交易市场话语权缺失 , 中国如何摆脱产业链低端定位
我们正站在人类第三个里程碑式规则的谈判面前——气候变化 , 这是一个重新划分环境容量的规则。
气候变化是个环境问题 , 是个发展问题 , 最根本是个政治问题 , 是发达国家主导的、重新分配环境资源的过程。在全球低碳经济浪潮中 , 中国如何在能源需求持续扩大与减排压力不断增加下实现突破 ,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注册国 , 中国在碳减排交易市场上却没有定价权 , 似乎也面临着与鞋子、服装、钢铁等产业同样的命运 , 处于全球碳交易产业链的低端。碳排放关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全局 , 如果无法在碳交易市场掌握话语权 , 中国经济的命门将受制于人。
人类用第一个里程碑——《联合国宪章》划分了疆土 , 用第二个里程碑——《关贸总协定》划分了经济和资源价值。第一个里程碑的诞生走过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 第二个里程碑的确立走过了 200 多年的发展时间。
如今 ,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 , 从“巴厘岛路线图”再到哥本哈根会议 , 人类正试图用十几年的时间确立第三个里程碑式的规则——气候变化 , 这是一个重新划分环境容量的规则。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认为 , 我们错过了前两次里程碑式规则的制定 , 但有幸参与了第三个里程碑式规则的谈判。我们要抓住机会积极参与国际谈判 , 尽可能多地保护和争取我们的利益。
然而 , 气候变化是个环境问题 , 是个发展问题 , 最根本还是个政治问题 , 是发达国家主导的、重新分配环境资源的过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减排压力最大的国家 , 在全球低碳经济浪潮中 , 如何在能源需求持续扩大与减排压力不断增加下实现突破 ,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 CDM ）项目注册国 , 中国在 CERs （碳减排量核证 , 由 CDM 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经过联合国核证颁发证书 , 可在公开的碳交易市场交易）交易市场 , 却没有定价权。中国在碳交易领域似乎也将面临着与鞋子、服装、钢铁等产业同样的命运 , 沦为全球碳交易产业链最低端的制造商 , 靠赚取生产加工费度日 , 交易环节产生的高额利润被西方买家获取。
碳排放关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全局 , 如果无法在碳交易市场掌握话语权 , 中国经济的命门将受制于人。但对于掌握碳交易市场话语权至关重要的资本、法律、规则、技术和人才等各方面建设 , 中国均尚处于萌芽期。
李俊峰认为 , 全球低碳经济浪潮是压力 , 也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一大商机 , 大突破口则在占地少、能量巨大的技术——太阳能与风能。 碳减排 未来全球第一大市场
12 月 7 日 , 丹麦哥本哈根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气候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缔约方第 15 次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在这里召开。
本次会议主要任务是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 2012 年即将到期之际 , 确定全球第二承诺期（ 2012 年— 2020 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安排。
与此同时 , 世界气象组织（ WMO ）的一份研究显示 , 本世纪头十年是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 , 科学家发出的地球将面临气温上升威胁的警报愈加急促。
时间上溯到 18 世纪 , 已有科学家提出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 , 将会造成温室效应 , 导致气候极端变化 , 不仅将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危害 , 甚至还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
由于战后各国大量使用化石燃料 , 二氧化碳排放量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起开始明显增加。 1995 年后 , 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 ,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 280ppm （百万分率）上升到 2009 年的 387ppm 。与此同时 , 全球温度从 1980 年至 2000 年上升约 0.5 摄氏度 , 人类的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 ,20 世纪 90 年代 , 气候变化问题开始上升到政治高度。在全人类的福祉面前 , 各国于 1992 年签署了《公约》。随后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 ,1997 年 12 月 , 在日本京都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及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确定 : 到 2012 年 , 发达国家要在 199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基础上承担各自不同的具体的减排指标。
2007 年 12 月 , 巴厘岛会议召开 , 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 , 规定各成员国在 2009 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安排举行谈判。
直至此次的哥本哈根会议 , 各国制定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总体目标。但因各国工业化进程不同 , 温室气体减排额度分配会对各国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 由此 , 围绕碳减排额度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易市场。
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 , 全球碳减排实行总量控制下的份额分配。由此 , 派生出三个碳减排合作机制—联合履行机制（ JI ）、 CDM 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 ETS ）。
JI 是指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级的合作 , 其所实现的减排单位 ( 下称“ ERU ” ), 可以转让给另一发达国家缔约方 ;CDM 主要内容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 , 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 , 通过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 ( 下称“ CER ” ), 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在议定书第三条下的承诺。
而适用于发达国家间的 ETS 机制采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模式 , 即 , 环境管理者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 , 向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个发达国家分配“分配数量单位” (AAU= 1 吨二氧化碳当量 ) 。如果在承诺期中某国家的排放量低于该分配数量 , 则剩余的 AAU 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有偿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 ; 反之 , 则必须到市场上购买超额的 AAU, 否则会被重罚。
在各国围绕碳排放额度激烈争吵时 , 各国金融家、投机商、贸易商和“低碳”经济下的各种新技术、新专利、新产品拥有者和生产者们则积极策划如何从未来的“气候经济”中分食更多的利益。
在低碳经济最高端的碳排放量交易市场 , 欧盟、美国等国家凭借在政治、金融、法律和信息化领域的优势 , 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布局建立碳交易所 , 制定游戏规则。
欧盟由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 基于此形成了欧洲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 而美国由于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 形成了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不过现在美国凭借在金融领域的强势 , 逐步向欧盟交易所进行资本渗透 , 在全球碳交易市场 , 美国华尔街金融家们也在积极布局。 碳交易定价权 欧美之争
全球已经形成以碳交易为主的市场体系 , 掌握碳交易价格定价权是争夺话语权的关键。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之一 , 在全球碳排放市场上却没有话语权。
围绕三大机制 , 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碳减排产业链 : 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技术、资金 , 在当地申报建设 CDM 项目 , 然后将 CDM 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 EB ）进行核证 , 获颁 CER 核证。发达国家再将所获得的 CERs 核证拿到欧盟、美国的气候交易所内进行转让 , 由此形成 CDM 二级市场。
在中国企业为争夺 CDM 项目挤破脑袋的时候 , 欧盟和美国等国则着力在碳交易二级市场进行争夺 , 最主要的争夺是碳交易所的争夺。
在碳减排交易二级市场中 , 欧盟和美国是争夺最激烈的对手。欧盟内部形成了基于 AAU 的碳交易体系 , 美国则在本土组建了区域性的交易系统——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份额越来越大 , 金融资本涉足越来越深。据统计 , 全球碳排交易市场价值已从 2005 年的 110 亿美元升至 2008 年的 1180 亿美元。预计到 2020 年 , 这一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3.5 万亿美元 , 成为全球第一大交易市场。
美国凭借在金融、信息和法律领域的技术优势 , 开始在全球布局碳交易市场 , 已经成为掌握碳交易话语权的国家。
2003 年 , 美国组建了芝加哥碳交易所 , 业务对象主要是欧洲国家。 2004 年 ,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在欧洲建立了分支机构欧洲气候交易所、 2005 年与印度商品交易所建立了伙伴关系 , 此后又在加拿大建立了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
高盛参股了芝加哥交易所母公司气候交易所公司 , 并且其控制的洲际交易所将欧洲气候交易所纳入其交易系统 , 与洲际交易所交易的石油等实体资产在同一平台交易。
美国银行也染指碳交易市场 , 成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会员 , 同时也是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的会员。并且 , 美国银行也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了上述三家交易所的控股股东气候交易所公司。
2008 年 1 月 , 纽约 - 泛欧交易所与法国国有信托投资银行合作建立 BLUENEXT 交易所。纽约 - 泛欧交易所是 2007 年由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泛欧交易所合并成立 , 泛欧交易所控制着欧洲大多数证券交易所。另外 , 美国还在与加拿大积极商讨组建北美气候交易所。
同年 ,BLUENEXT 交易所与北京环境交易所签订合作协议 , 布局中国市场 , 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则与中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合资建立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欧盟一直在和美国争夺全球碳定价权的主导地位。先后成立了北方电力交易所、未来电力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等 , 纷纷参与碳交易 , 目前欧盟的碳排放交易量和交易额均居全球首位。
欧盟和美国等还在碳交易更高端的信用评级、衍生品开发方面积极布局。英国正在积极推动组建类似于穆迪评级这样的碳交易评级机构。 2008 年 , 纽约 - 泛欧交易所则推出一个新的确认有低碳排放记录的欧洲公司的碳指数——低碳 100 欧洲指数。
同时 , 欧洲各国还大力塑造碳交易的软实力。如 , 为了推动创新 , 促使英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采取有利于业界的立场 , 伦敦金融城在 2008 年前成立了伦敦气候变化行业协会 , 以致力于进一步推动和规范伦敦碳交易市场。
该协会目前已有 49 家会员 , 基本包含了伦敦所有从事碳交易的企业 , 其中不仅涉及会计、保险、金融、法律、培训、市场咨询、公关传媒、风险管理等传统行业 , 还涉及碳交易、碳中介、碳管理、碳登记、碳排量跟踪核实、京都机制等新兴的碳实体。 中国尴尬 碳交易话语权缺失
中国是 CDM 项目主要供应国 , 但在这个产业链中 , 中国却处于劣势 , 像其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样 , 只能进行初级产品加工 , 获得加工费 , 而巨额利润则由欧盟等发达国家获得。由于不具备 CDM 定价权 , 中国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位置。
此前 , 我国企业参与 CER 交易 , 一部分是通过经纪商从中撮合中国的项目开发者和海外的投资者 , 而另一种主要的途径则是由一些国际大投行充当中间买家 , 收购中国市场上的项目 , 然后打包到国际市场上寻找交易对手方。
而国际买家在中国收购初级 CERs, 最初价格只有 4-5 欧元 / 吨 , 而欧洲市场上的交易价值在 8-10 欧元 / 吨 , 拿到欧美交易所包装成 2008 年至 2012 年 12 月交货的 CERs 期货合约 , 价格则为 15-17 欧元 / 吨。
2009 年 , 国家发改委为 CER 制定了最低交易价格 8 欧元 / 吨 , 试图打破中国 CER 贱卖的困局。
同时 , 国际买家与中国企业签订购买合同时 , 只需支付较低的开发成本。 CER 一旦颁发或项目一经注册 , 国际买家就可以通过中介或双边渠道找到下家 , 或者在交易所这样的二级市场加价出售。买家与中国企业签订合同并不需要有很强的资金实力 , 也不需要有保证购买定量 CER 的足额账面资金。事实上 , 不少买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
截至 2009 年 10 月 , 中国政府已批准了 2232 个 CDM 项目 , 其中 663 个已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 , 预计年减排量为 1.9 亿吨 , 约占全球注册项目减排放量的 58% 以上 , 注册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
中国到 2012 年之后将面临碳减排的任务 , 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前 , 中国颁布了到 2020 年单位 GDP 碳减排 40%-50% 的目标 , 中国未来或将由 CER 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 , 而到那个时候 , 掌握在西方政府、企业手里的 CER 价格将会随着中国需求的增加而水涨船高 , 中国将付出巨额的成本回购自己的产品。
更重要的是 , 欧盟基本上是目前全球 CDM 的单一最大买家 , 从 2002 年开始占到了每年 CDM 额度交易的 75% 以上。一旦欧盟停止购买 CDM 额度 , 这个市场基本就会消失 , 而已经开工的 CDM 减排项目的投资回报也会落空 , 这将对中国企业造成巨大影响。
而且 , 业内人士还认为 , 当前在一级市场进行交易的大部分 CER 都尚未得到审核通过 , 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远期市场的交易 , 更复杂的是 , 这样的远期交易还带有远期无法交割的赌博成分。
未来 ,CDM 市场价格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五个方面 : 项目本身能否注册 ; 欧盟是否能够持续认可 CER; 美国能否成为 CDM 的新增需求 ; 欧盟和后京都议定书未来的减排要求是否会更严格 ; 持续的经济复苏是否成为可能。
日前 , 联合国监督碳排放交易的机构中止了几十个中国风力发电项目的审批 , 其理由是中国通过有关项目获取资金的方式受到了质疑。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故意降低风力发电补贴 , 以使这些项目具备申请碳信用额的资格。
不管怎样 , 这件事情足以为中国政府及相关企业敲响警钟。
虽然从 2008 年开始 , 中国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 迈出了构建碳交易市场的第一步。不过 , 目前这些交易所只能进行节能减排技术转让 , 尚不能进行 CERs 转让。
而且 , 业内人士认为 , 鉴于 CDM 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倾向于一个买方市场 , 国内的交易平台暂时不会成为主流。
总体而言 , 中国目前在碳交易标准建立、人员储备、法律、技术等各个环节都处于初始阶段 , 加快中国提升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地位 , 才能够取得未来发展的话语权。 碳金融体系背后 货币战争
碳减排成为继石油之后又一世界级大宗产品 , 用哪种货币作为世界通行的结算货币 , 将形成新的货币霸权。
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 , 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 , 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 , 大大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值链分工。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 , 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 - 储备货币 - 锚货币的基本路径 , 而与国际大宗商品 , 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使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
世界货币体系经历过“煤炭 - 英镑”、“石油 - 美元”时代 , 在未来的碳交易主导的时代 , 是延续美元霸权地位 , 形成“碳交易 - 美元” , 还是“碳交易 - 欧元” , 抑或是其他货币？
虽然美国金融资本控制了世界上主要的碳交易所 , 但由于碳交易所主要的交易方在欧洲 , 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主要计价、结算货币 , 欧元将有机会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不过 , 美国并不甘心丧失在货币领域的强势地位 , 华尔街金融家们正在构建全球范围的碳交易市场 , 试图取代欧洲区域化的碳交易市场。另外 , 日元也正在摩拳擦掌 , 试图使日元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的另一主要货币。
在全球碳交易还没有完全与单个货币形成牢固的捆绑关系之际 , 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如何在碳交易市场布局谋篇 , 掌握未来市场的金融话语权？
碳排放权交易与金融资本的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 , 而中国金融产业的落后 , 无法支撑中国在碳排放权领域的金融话语权 , 中国金融企业应该做更多工作。
与石油一样 , 碳排放权交易既有商品属性 , 又有金融属性 ; 既有经济价值 , 又是国际政治博弈的产物。碳市场自产生后 , 国际金融资本就迅速介入其中。碳信用虽然历史很短 , 但已迅速成为一种新兴的衍生金融商品 , 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全球各大碳交易所陆续推出与 EUA 、 CER 等挂钩的期货、期权交易 , 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如同大豆 ( 资讯 , 行情 ) 、石油等商品一样可自由流通。但目前中国国内碳现货、期货及与之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尚没有开放。
碳金融领域 , 发达国家牢牢掌握了碳交易国际规则的制定。从国际碳金融中心的情况看 , 目前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拥有 VER （企业自愿参与减排）定价权 , 欧洲气候交易所掌握着 EUA 碳期货的定价权 , 欧洲能源交易所占据 EUA 碳现货的定价权。
在产业资本上 , 全球已有 50 多家金融机构投资 13 亿美元进行低碳技术开发 , 广泛涉及石油、化工、电力、交通、建筑、冶金等领域 , 包括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高附加值转化 ,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 , 传统技术的节能改造 ,CO2 捕捉和封存等多个方面。
同时 , 欧美资本加快了对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开发。 2008 年 ,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与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等合资成立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众多国外投资银行和国际碳基金也纷纷进入中国。如成立于 2007 年 3 月的沛雅霓资本 (Peony capital) 公司 , 旨在投资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 盖茨基金是创始合伙人之一。另外 , 瑞典碳资产管理公司、英国益可环境集团、高盛、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都已在中国开展节能减排投融资业务。
中国在 CDM 项目开发上主要是利用西方国家基于《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援助资金 , 接受援助资金形成的 CERs 则由西方国家、企业获得 , 中国刚步入碳减排时期 , 中国金融机构在扶持 CDM 项目融资方面需要做工作。
到目前为止 , 只有兴业银行 (601166, 股吧 ) 在这一金融市场放贷融资。中国 CDM 项目形成的 CERs 不能完全被西方国家、企业拿走 , 必须做战略储备。中国金融资本介入 CDM 项目的建设、后期 CERs 的交易 , 对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围绕碳减排交易定价权争夺 , 中国现在应该积极推动以下工作 : 推动碳交易所开展碳掉期交易、碳期货等各种碳衍生品的金融创新 ; 鼓励各金融机构设立碳金融相关业务部门 , 开展相关融资业务 ; 倡导专注于碳管理技术和碳技术开发领域投资的碳产业基金 ; 支持节能减排和环保项目债券的发行。
北京环境交易所在制定业内游戏规则方面已经开始做出努力 ,2009 年 9 月推出中国首个自愿减排“熊猫标准” , 希望在未来两年内 , 努力使“熊猫标准”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可。 当欧盟、美国等国家在碳交易高端的金融、衍生品开发、交易规则等方面布好局之后 , 中国将不可避免被拉进碳交易的买方序列中。
2009 年 6 月 , 美国通过《限量及交易法案》和《清洁能源安全法案》 , 两项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可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而欧盟的法国也在积极推动碳关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英文缩写 UNFCCC ） 是 1992 年 5 月 22 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 , 于 1992 年 6 月 4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
《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 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 , 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于 1994 年 3 月 21 日正式生效。截至 2004 年 5 月 , 公约已拥有 189 个缔约方。
《公约》由序言及 26 条正文组成。这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 , 旨在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的排放 , 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使气候系统免遭破坏的水平上。
《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 , 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 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的义务 , 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 , 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 , 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 《京都议定书》
1997 年 12 月 , 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制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重要原则 , 即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共同造成的 , 发达国家首先发展的工业耗费了大量的化石能源 , 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所以应该率先减排 ; 发展中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 在得到切实的援助之后 , 才能够开展减排。
《京都议定书》规定 , 到 2010 年 , 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 6 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 要比 1990 年减少 5.2% 。具体说 , 各发达国家从 2008 年到 2012 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 : 与 1990 年相比 , 欧盟削减 8% 、美国削减 7% 、日本削减 6% 、加拿大削减 6% 、东欧各国削减 5%-8% 。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 1990 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 1990 年分别增加 10% 、 8% 和 1% 。
发达国家从 2005 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 , 而发展中国家则从 2012 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 巴厘岛路线图
2007 年 12 月 , 巴厘岛会议召开 ,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协商用什么样的机制来延续、替代《京都议定书》 , 也就是针对 2012 年《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阶段减排任务到期后的新的减排义务制定一份路线图。
最终获得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 , 规定各成员在 2009 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安排举行谈判 , 还将讨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等具体问题。
作为 2007 年联合国气候大会最重要的决议 , “巴厘岛路线图”确定了世界各国今后加强落实《公约》的具体领域 , 为落实《公约》指明了方向。■
“碳政治”版图洗牌
尹峰 / 文
单位 GDP 碳排放的降低并不意味着碳排放总量的降低 ,GDP 增长数据是受中国政府不同时期政策影响的 , 主导权在中国手中。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后世界将进入“后京都议定书”时代 , 各国为争夺全球“低碳政治”体系话语权而激烈交锋。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主旨议题是碳减排 , 但各国对此态度不一。欧盟、日本先后宣布自己 202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分别减少 20% 、 25%, 但这与发展中国家要求的 40% 目标相距甚远 , 而美国只愿意到 2020 年在 1990 年基础上减排 4% 。中国提出到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50% 。印度则表示不做出减排的具体承诺 , 不追随中国的做法。
在各国现实经济利益驱动下 , 《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世界各国形成了三大政治阵营。以欧盟为代表的第一阵营 ; 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第二阵营国家 ; 中国和其它 77 家发展中国家（ G77 ）组成第三阵营。三大阵营之间相互斗争 , 而各自内部也因经济利益不同 , 矛盾重重。
欧盟为全球“低碳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 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它首先在于构建出全球气候变暖与全人类毁灭之间的科学关系 , 然后再构建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科学关系 , 而人类活动和全人类毁灭之间的中间环节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效应”的科学理论。
在“拯救全人类”的宏大命题下 , 其实欧盟有着现实的经济利益诉求 , 主要是为了推销其新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欧盟内部较积极推动“低碳世界”的国家包括 : 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国在核能、太阳能、风能等方面是全球新能源技术的引领者 , 通过技术、专利转让 , 这些后工业化国家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美国由于退出《京都议定书》 , 丧失全球政治的道德制高点 , 将“低碳政治”话语权拱手相让给欧洲人。奥巴马上台后 , 积极推动“低碳”名义下的新能源产业发展 , 希望能够重新掌握“低碳政治”话语权。
美国人不愿意接受目前欧洲主导下的碳政治 , 试图在 G8 集团的基础上 , 邀请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 15 个碳排放量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 , 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重新讨论碳排放的问题。欧盟也很担心中国、印度等国家会不会跟随美国另立标准。
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碳减排方面同样存在较大分歧。《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减排未做出明确安排。但在哥本哈根会议中 , 发达国家试图进行更改 , 试图迫使部分“先进的发展中国家” , 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也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
这对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将带来巨大的打压。如果过早背负起碳减排的责任和义务 , 将影响中国未来若干年的发展速度。因此 , 中国提出了在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50% 的目标 , 这与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国家提出的碳排放总量降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单位 GDP 碳排放的降低并不意味着碳排放总量的降低 ,GDP 增长数据是受中国政府不同时期政策影响的 , 主导权在中国手中。
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 ,77 国集团在北京召开会议 , 呼吁发达国家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 1990 年的水平上减少 40% 。
因此 , 发达国家一方面要通过量化手段大幅度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 ; 另一方面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 , 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
但是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方面做得并不到位。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上 , 发展中国家要求在 2020 年每年得到 4000 亿美元 , 而发达国家只愿意付出 1000 亿欧元（约 1646 亿美元）。另一方面 , 在核心的节能减排技术转让上 , 欧盟、美国等国则设置了较多的限制 , 防止技术外流。 ■
“丹麦秘本”外泄 揭露美、英等国气候阴谋
尹锋 / 文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则称 , 中国所提碳强度减排目标 , 只是对内的自愿性目标 , 并非强制性的国际承诺 , 因此不接受任何国际核查。
12 月 7 日 ,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召开后 , 一份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所谓“丹麦草案”（下称“草案”）内容被外泄 , 内容显示这是一份对发展中国家布满陷阱的提案。
“草案”文本在 2009 年 11 月 27 日就已被拟定好 , 以“哥本哈根协议”为副标题 , 由东道主丹麦牵头 , 美国、英国等国人士参与制定。“草案”定稿后 , 只在少数国家中悄悄传阅 , 内容外泄后 , “丹麦提案”被东道国悄悄收回。
在这份 13 页的文本中 , 分为“适应”、“减缓”、“技术”、“资金”、“ MRV ”等 7 个部分 , 几乎每一部分都包含了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严重违背的条款。
草案规定到 2050 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将不能超过 1.44 吨 , 而发达国家人均则可以排放 2.67 吨。美、英和丹麦等国家在气候减排方面制定双重标准引起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 ,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 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 在全球碳减排方面 , 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责任 , 但该“草案”明显背离了这一基本原则。
同时草案规定 , 到 2020 年将全球温度升幅控制在“ 2 摄氏度内”。但在涉及发达国家减排和资金援助的最重要数字都用“ X ”代替。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也对这份协议予以谴责称 , 协议中留有一些诸如Ｘ、Ｙ的空白交由谈判协商 , 实际上是为发展中国家设置强制目标。
在“丹麦提案”文本中 , 有非常严格的、关于减排“可测量、可汇报、可核查”的规定 , 内容与一份美国非正式提案近似度非常高。这就意味着 , 中国、印度等自愿性减排国家必须接受国际监督 , 这是中国不愿意接受的。
关于中国必须接受国际监督这点 , 在草案外泄前 , 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 Todd Stern ）称 , 主要排放国自愿减排的措施 , 必须置于国际整体减排框架下接受监督。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则称 , 中国所提碳强度减排目标 , 只是对内的自愿性目标 , 并非强制性的国际承诺 , 因此不接受任何国际核查。
草案外泄后 , 引起巨大争议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于 12 月 8 日出面澄清道“ : 这是一份供讨论的非正式文件 , 只有在各缔约方同意的前提下 , 由此次哥本哈根大会主席提交的草案才是符合联合国程序的唯一正式文本。”
“草案”外泄后 , 中国也牵头和印度、南非、巴西（共称“基础四国”）准备了一份秘密谈判文本 , 作为防御性措施应对发达国家可能提出的类似“草案”这样的文本。
这一点得到中国代表团确认证实。解振华称 , 基础四国和发展中国家集团的确起草了谈判案文 , 但这主要是一种防范措施。■
热点聚焦：全球争夺碳交易定价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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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09-12-16 07:38 来源和讯网－证券市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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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份额越来越大，金融资本涉足越来越深。据统计，全球碳排交易市场价值已从 2005 年的 110 亿美元升至 2008 年的 1180 亿美元。预计到 2020 年，这一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3.5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交易市场。
美国凭借在金融、信息和法律领域的技术优势，开始在全球布局碳交易市场，已经成为掌握碳交易话语权的国家。
2003 年，美国组建了芝加哥碳交易所，业务对象主要是欧洲国家。 2004 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在欧洲建立了分支机构欧洲气候交易所、 2005 年与印度商品交易所建立了伙伴关系，此后又在加拿大建立了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
高盛参股了芝加哥交易所母公司气候交易所公司，并且其控制的洲际交易所将欧洲气候交易所纳入其交易系统，与洲际交易所交易的石油等实体资产在同一平台交易。
美国银行也染指碳交易市场，成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会员，同时也是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的会员。并且，美国银行也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了上述三家交易所的控股股东气候交易所公司。
2008 年 1 月，纽约 - 泛欧交易所与法国国有信托投资银行合作建立 BLUENEXT 交易所。纽约 - 泛欧交易所是 2007 年由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泛欧交易所合并成立，泛欧交易所控制着欧洲大多数证券交易所。另外，美国还在与加拿大积极商讨组建北美气候交易所。
同年， BLUENEXT 交易所与北京环境交易所签订合作协议，布局中国市场，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则与中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合资建立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欧盟一直在和美国争夺全球碳定价权的主导地位。先后成立了北方电力交易所、未来电力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等，纷纷参与碳交易，目前欧盟的碳排放交易量和交易额均居全球首位。
欧盟和美国等还在碳交易更高端的信用评级、衍生品开发方面积极布局。英国正在积极推动组建类似于穆迪评级这样的碳交易评级机构。 2008 年，纽约 - 泛欧交易所则推出一个新的确认有低碳排放记录的欧洲公司的碳指数——低碳 100 欧洲指数。
同时，欧洲各国还大力塑造碳交易的软实力。如，为了推动创新，促使英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采取有利于业界的立场，伦敦金融城在 2008 年前成立了伦敦气候变化行业协会，以致力于进一步推动和规范伦敦碳交易市场。
该协会目前已有 49 家会员，基本包含了伦敦所有从事碳交易的企业，其中不仅涉及会计、保险、金融、法律、培训、市场咨询、公关传媒、风险管理等传统行业，还涉及碳交易、碳中介、碳管理、碳登记、碳排量跟踪核实、京都机制等新兴的碳实体。
中国尴尬 碳交易话语权缺失
中国是 CDM 项目主要供应国，但在这个产业链中，中国却处于劣势，像其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样，只能进行初级产品加工，获得加工费，而巨额利润则由欧盟等发达国家获得。由于不具备 CDM 定价权，中国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位置。
此前，我国企业参与 CER 交易，一部分是通过经纪商从中撮合中国的项目开发者和海外的投资者，而另一种主要的途径则是由一些国际大投行充当中间买家，收购中国市场上的项目，然后打包到国际市场上寻找交易对手方。
而国际买家在中国收购初级 CERs ，最初价格只有 4-5 欧元 / 吨，而欧洲市场上的交易价值在 8-10 欧元 / 吨，拿到欧美交易所包装成 2008 年至 2012 年 12 月交货的 CERs 期货合约，价格则为 15-17 欧元 / 吨。
2009 年，国家发改委为 CER 制定了最低交易价格 8 欧元 / 吨，试图打破中国 CER 贱卖的困局。
同时，国际买家与中国企业签订购买合同时，只需支付较低的开发成本。 CER 一旦颁发或项目一经注册，国际买家就可以通过中介或双边渠道找到下家，或者在交易所这样的二级市场加价出售。买家与中国企业签订合同并不需要有很强的资金实力，也不需要有保证购买定量 CER 的足额账面资金。事实上，不少买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
截至 2009 年 10 月，中国政府已批准了 2232 个 CDM 项目，其中 663 个已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预计年减排量为 1.9 亿吨，约占全球注册项目减排放量的 58% 以上，注册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
中国到 2012 年之后将面临碳减排的任务，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前，中国颁布了到 2020 年单位 GDP 碳减排 40%-50% 的目标，中国未来或将由 CER 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而到那个时候，掌握在西方政府、企业手里的 CER 价格将会随着中国需求的增加而水涨船高，中国将付出巨额的成本回购自己的产品。
更重要的是，欧盟基本上是目前全球 CDM 的单一最大买家，从 2002 年开始占到了每年 CDM 额度交易的 75% 以上。一旦欧盟停止购买 CDM 额度，这个市场基本就会消失，而已经开工的 CDM 减排项目的投资回报也会落空，这将对中国企业造成巨大影响。
而且，业内人士还认为，当前在一级市场进行交易的大部分 CER 都尚未得到审核通过，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远期市场的交易，更复杂的是，这样的远期交易还带有远期无法交割的赌博成分。
未来， CDM 市场价格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五个方面：项目本身能否注册；欧盟是否能够持续认可 CER ；美国能否成为 CDM 的新增需求；欧盟和后京都议定书未来的减排要求是否会更严格；持续的经济复苏是否成为可能。
日前，联合国监督碳排放交易的机构中止了几十个中国风力发电项目的审批，其理由是中国通过有关项目获取资金的方式受到了质疑。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故意降低风力发电补贴，以使这些项目具备申请碳信用额的资格。
不管怎样，这件事情足以为中国政府及相关企业敲响警钟。
虽然从 2008 年开始，中国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迈出了构建碳交易市场的第一步。不过，目前这些交易所只能进行节能减排技术转让，尚不能进行 CERs 转让。
而且，业内人士认为，鉴于 CDM 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倾向于一个买方市场，国内的交易平台暂时不会成为主流。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在碳交易标准建立、人员储备、法律、技术等各个环节都处于初始阶段，加快中国提升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地位，才能够取得未来发展的话语权。
碳金融体系背后 货币战争
碳减排成为继石油之后又一世界级大宗产品，用哪种货币作为世界通行的结算货币，将形成新的货币霸权。
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大大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值链分工。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 - 储备货币 - 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使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
世界货币体系经历过“煤炭 - 英镑”、“石油 - 美元”时代，在未来的碳交易主导的时代，是延续美元霸权地位，形成“碳交易 - 美元”，还是“碳交易 - 欧元”，抑或是其他货币？
虽然美国金融资本控制了世界上主要的碳交易所，但由于碳交易所主要的交易方在欧洲，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欧元将有机会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不过，美国并不甘心丧失在货币领域的强势地位，华尔街金融家们正在构建全球范围的碳交易市场，试图取代欧洲区域化的碳交易市场。另外，日元也正在摩拳擦掌，试图使日元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的另一主要货币。
在全球碳交易还没有完全与单个货币形成牢固的捆绑关系之际，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如何在碳交易市场布局谋篇，掌握未来市场的金融话语权？
中国碳交易市场调查 ：没有定价泉沦为卖碳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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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2-14 07:18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核心提示：中国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但仍以CDM项目的场外交易为主，碳交易市场亟待完善，仍需破解多道难题。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争论正在继续。
“此次哥本哈根大会很可能只是签订一个框架性协议，后续发达国家如何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支持，还需要进一步长时间的磋商。”某外资CDM咨询公司相关负责人张明 （化名）说，中国在国际碳交易（CDM）市场上话语权不够，国外近几年来要求中国为减排加大投入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实际上是国外大企业为自身谋求最大利益。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几天，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第51次会议上，中国最终有10个风电CDM项目被拒绝，其余项目进入复审或修改阶段。执行理事会给出的拒绝理由是，中国调低风电上网电价，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改变投资动机。
这无疑是给中国碳交易市场敲响了警钟。
“警钟”响过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中国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但仍以CDM项目的场外交易为主，碳交易市场亟待完善，仍需破解多道难题。
国内首笔碳中和交易完成
11月17日，国内首笔碳中和交易悄然完成。上海济丰纸业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济丰）向厦门赫仕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赫仕）购买了6266吨的碳排放量。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此次交易中，上海济丰所买的6266吨碳排放量，全部来自于厦门赫仕在福建顺昌洋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所开发的洋口水电站项目。
据了解，国内市场上每吨碳的交易价在1~3欧元，碳检测费、交易费是购买费用的2倍以上。照此粗略估计，上海济丰花费了2万~6万欧元。一家纸业包装企业为何要花几万欧元为空气埋单？
上海济丰碳排放项目负责人孙蓓此前对媒体表示，为碳排放埋单，既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对未来的精心布局。
在国外，行业标准掌握在10%的企业手中，一旦它们建立起“低碳”标准，其他不能达标的企业将没有出路，最终被淘汰出局。据上海济丰相关人士透露，企业已有更大的计划，明年起每年拿出150万~200万元，为全国各地子公司碳排放埋单。
众多企业追逐CDM项目
张明所在的公司目前已经开发或协助开发了超过150个CDM项目，进入联合国CDM项目开发20强。张明认为，中国企业布局低碳经济，更像一个逐利的“土财主”，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就想挣钱，随便找几个人，弄点钱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来做这个事情，结果很难将一个项目从头做到尾。
张明表示，国际金融危机让很多CDM咨询机构转行了，因为他们很多项目没有注册成功，资金得不到补充。“目前国内专门做CDM咨询的估计有上百家，但真正有实力的不多。”国内企业的差距主要是对国内外特别是国际政策动向跟踪不及时，且没有一个合理的链条。
天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CFO助理兼碳资产管理部经理彭芳菲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该公司从2007年就开始关注余热发电方面的CDM开发。
“我们目前在做两个项目，都是玻璃余热发电的，本月将到发改委过会。”彭芳菲介绍，之所以做玻璃而不做水泥，是因为类似于水泥余热发电这种成熟型且本身就能带来利润的项目，很难在联合国EB（注册审批机构）上通过。玻璃余热发电由于技术难度较大，通过的几率大一些。
据了解，CDM项目通过发改委的审定后，还需报联合国EB核查，得到许可后，才有资格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交易。
联合国EB掌“裁决权”
彭芳菲介绍，今年6月，发改委曾对余热发电CDM项目有一个指导价，约为8欧元/吨（一吨最低要卖8欧元），现在均价在9欧元/吨左右，目前公司装机规模9MW的余热发电年排量4.5万吨，按8欧元/吨算，大概是300~400万元。“收益还是很可观的。”
不过，彭芳菲也表示，一个CDM项目的周期，从立项到最终通过联合国审批，一般是18个月，“现在申请的项目越来越多，联合国的审批越来越严，时间被拉得更长。”
张明也表示，在碳交易上，最难的程序是在EB那边。“三天两头改规则，让CDM项目的申请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上述中国的风电项目被暂停CDM的审批，EB的理由是“怀疑中国政府故意压低电价，以便于企业申请CDM项目。”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正是意识到标准的重要性，北京环境交易所于今年9月推出了中国首个自愿减排“熊猫标准”，并拟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正式推出标准的公测版。北交所希望在未来两年内，努力使“熊猫标准”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可。
张明说，由于CDM项目是先确定买家，前期很多资金都是买家垫付，很多项目不是短时间内能申请成功，甚至可能遥遥无期。因此，规则的不确定性，有时候会让卖家、咨询机构、买家等白费工夫。
中国CDM市场前景不明
张明表示，现在的CDM市场步入了十字路口。《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结束后，将会形成一个怎样的新的碳交易规则，现在谁都无法确定。而且，新的交易规则肯定也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磋商。
“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开始考虑是否要退出这一行业，因为前景十分不明朗。”张明说。
专注于CDM清洁发展机制的惠诚律师事务所田丹宇律师表示，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权供应国之一，却没有一个像欧美那样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不利于争夺碳交易的定价权。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家贤表示，中国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由于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中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
对于未来的碳交易市场，张明表示，最重要的还是进一步确定市场秩序，要靠市场的自身来完善，有关部门只需给予一定的政策、资金扶持，将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平台完全打造起来。
“可以尝试把排放温室气体的指标分配到各家企业，企业如果超标排放，就需向其他拥有剩余排放指标的企业购买。有的企业排放指标不够用，有的企业排放指标又用不完，碳交易市场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买卖排放指标的平台。”田丹宇建议。
有专家指出，以后国内自身的碳交易市场发展将是一个绝对趋势，因此，需要尽快完善国内的碳交易体系，让市场充分活跃。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期，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时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40%到45%。对此，有专家指出，这个承诺为中国碳交易市场提供了新的契机，明年启动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可能性将非常大。
同步播报
争食“碳糕”跨国巨头率先动手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能够成为资产，具有经济价值，都是因为1997年 《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CDM机制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
减排的实质是能源问题。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的成本不同，形成了高价差，碳交易市场应运而生。
碳交易市场究竟有多大？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测算，全球降低碳排放活动的市场将达到2万亿美元。这也意味着，新鲜的空气可以变成巨大的财富。这个诱人的“蛋糕”将引发各国利益的博弈。
英国机会基金经理厄奇认为，碳排放交易在未来3年内将大幅增长。在欧洲，从现在至2012年，碳排放价格将维持在12~15欧元/吨。如果是这样，从事碳排放交易的公司将会为投资者赚上一笔不小的利润。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在迅速壮大。来自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和再生能源等行业的企业，正透过清洁发展机制，从发达国家引入先进技术，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目的。与此同时，将减排所取得的排污权，出售给像富通银行这样的碳交易商，或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买家，从而获得利润。
目前，跨国公司已率先行动起来，纷纷通过各种方式降低自己的碳排放。汇丰银行推出猪粪回收的新业务，谷歌投入替代能源开发，华硕电脑的“碳足迹”认证等。
事实上，绿色供应链已形成了新的门槛。日前，沃尔玛已要求10万家供应商必须完成碳足迹验证，贴上不同颜色的碳标签。大大小小的供应商开始争先恐后地降低碳排放。以每家沃尔玛直接供应商至少有50家上、下游厂商计算，影响所及超过500万家工厂，其中大部分在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大量原材料企业、制造商、物流商、零售商必须进行碳足迹验证，承担减排责任，否则将拿不到跨国公司的订单。
一位沃尔玛供应商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低碳经济是一块新的大蛋糕，企业如果能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初起阶段占一席之地，在新兴行业占得先机，那么它将是未来经济的领跑者，“不做，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市场淘汰。”
多年之后，低碳对很多企业来说，或是一道“生死门槛”。（记者 谢晓萍 吴文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