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相忱自十八岁蒙恩后，一生中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属世的工作团体，而是一直在服事神。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传福音时特别有耐心，干别的就没什么耐心。神召他就是专为传福音的，他一提福音就忘我，好多次生病不吃饭都继续讲道，但神却是一直保守他的身体。他的一生中，有著灵恩派的背景，却始终执行著福音派的神学路径。他念过神学，却没有神学文凭；他没有写过什么属灵著作，但却牧养无数的羊群。他的事奉中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参加任何组织，二是始终坚持家庭教会的服事方向。
袁相忱说自己是非宗派主义者，他从不参加某个教会、团体、某个组织，更不拿工资，象雇工一样。他与外国教会只是合作，而不是隶属。袁相忱没有神学文凭，但却有神清楚的呼召。所以他认为一个传道人应该是受神直接差派、靠信心生活的，不要固定收入。信徒应在各工作岗位以个人名义参加各种公义活动，而不是以教会名义。如水灾捐献，要比平常人多，比普通人积极。同样，在爱国的行动上，不要以大会堂、教会的名义，而应以公民的身份和名义。
袁相忱认为，现在三自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解放初期，还有一些自传、自养的宣传的必要，但解放五十年来，教会都是自传、自养的，所以三自已经完成了其任务。三自是一种运动，运动都要有结束的时候，哪一种运动能持续五十年呢？三自之所以还要存在，是因为政府要利用三自控制教会，利用某些牧师，来做政治的工具。实在讲，三自对教会没有什么贡献，因为教会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三自没有这种供给，人们慢慢对它失望，退出三自，所以三自前途黯淡，既使是靠著政治的力量来做，表面看很好，但其实是变质的，没有属灵的实质。按圣经上讲，就是草木禾秸：人看一大堆，很热闹，但没有用，全是社会化的地上组织。老底嘉的教会，末世的教会就是这样。表面上什么都有了，其实是贫穷、可怜、赤身的，把耶稣推在门外。
虽然改造了二十多年，可袁相忱政教分开的观点仍然没改变。宗教事务局虽然口头说他们只领导信徒来爱国，对教会内部事务不管，他们再三地说三自不是教会的太上皇，可事实上宗教处什么都管。宗教政策还没落实，与真正的自由相差还远。基督徒应以公民的身份爱国，尽该尽的本份，按时纳粮、缴税，奉公守法；但如果政府的法律与信仰抵触，那就只有顺从神，而不顺从人。袁相忱多次表态说：“其实我们没有超政治，但我们有一个原则，传道人应专一以传道祈祷为事。”
袁相忱认为使徒信经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很重要。他曾多次根据使徒信经，在讲道中对新派的信仰提出批判。新派的人不相信使徒信经，但袁相忱却坚信，使徒信经是我们信仰的准则，也是判别异端的标准。
袁相忱的某些神学观点，开始是受远东宣教会的影响的。他开始认为，人得救后有失去的可能，即一次得救不能永远得救，老师在课堂上这样教，他也就这样相信。但后来，随著自己神学思想的成熟，通过经历，他又觉得这些观点不对，应该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三八年传道后就总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改变了。他认为一个人得救后，有了神的生命，他若犯罪，心里就不平安，若还再犯，神就击打他，使他回到神的面前，就不会再失落。这是神学的一个争论问题，但真正的得救与否是从神而看的，不是人自我想像的。
在神学院读书时，远东圣书学院很注重四个教义：重生、成圣、神愈、再临。袁相忱认为重生是自己能知道的，而且生活中有改变的见证。根据圣经的应许，成圣是第二步，靠著圣灵的力量，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分别为主、分别为圣。那就是通过圣灵的充满，接受圣灵的洗礼，是第二步的恩典。成圣并不是不犯错，而是有能力胜过罪恶；还可能有失败，但有能力胜过肉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不能犯罪，而是能不犯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重生后你的地位已经成圣了，但生活还没有；重生是因信称义，但成圣是因信而成义。
在对罪和义的认识问题上，袁相忱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也有本罪。原罪是遗传，是单数，本罪是自己所犯的，是复数。
对三位一体的认识，是信仰的基石。如果不承认三位一体，就是异端。袁相忱也相信三元论，他的神学思想中，明显地能看出五十年代中国神学思想的影子。
袁相忱在讲道时，也经常对年轻人讲起如何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认为可以通过三方面来辨别：一是圣灵的感动。做什么事都要分辨是否是圣灵的感动；有时是人自己的感动，有时或者是出於魔鬼的。二是凡是圣灵的感动都是合乎圣经的，不合圣经的都不是神的旨意。三是要看环境是否许可，若环境不许可，表明时间还没有到，不能去做；是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时间，还需要等候。三个条件都合适了，才是神的旨意。
袁相忱在讲道中，也经常提及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意义，一是十字架所表达的救恩：我们有了十字架才能得救；二是有了救恩后，我们要过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人很容易逃避十字架，逃避苦难，但一定要一生背十字架跟随主。十字架表示羞辱，表示受苦。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有了十字架，才能换公义的冠冕。所以他鼓励信徒应该乐意背十字架。因为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荣耀。有人问袁相忱：“你在监狱里那么长时间，苦不苦？”袁相忱说：“没什么，这与耶稣的十字架，简直不能比！”他靠著主的恩典，知道这窄路算不得什么，情愿为主殉难、为主而死。有这样的想法后，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也就不觉得苦了，没什么感觉了。如果没这个“豁出去”的想法，就会怨天尤人，会觉得苦死了。有很多人去自杀、上吊，但袁相忱却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认为这是主的安排，与主比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
关於教会的发展路线，无论在解放初期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袁相忱认为：他始终主张自传、自养，他也始终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宗派。虽然工作范围小一点，但却是本色化的，是自己一步一步搭建起来的；开始是一边挣钱糊口，一边做神的工作。对教会的发展前景，他也是很乐观的，他相信基督教是在患难中、迫害中成长的；越逼迫，信徒越增多。一九零零年，中国杀了不少传教士，也杀了不少基督徒，特别是山西，受难的人很多。叫外国人为“大毛子”，叫基督徒为“二毛子”，但经过大逼迫后，基督徒反而更多了。解放后也同样。据香港调查，大陆的基督徒占人口的百分之九。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又无法彻底查清楚，因为中国有三自会和家庭教会两个组织的基督徒，家庭教会的人数是不公开的，也是无法统计的，并且远远多过三自会。有人问袁相忱：“现在国内的宗教政策是松了还是紧了？”袁相忱说：“共产党有一定的宗教政策，无所谓松紧。我们不管他松也罢、紧也罢，主的工作没有停止。那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好像使徒时代一样，神迹奇事随著证明听信之道。复兴的火不但在世界各国燃烧起来，而且在大陆也一样。”
袁相忱始终抓住主的应许。他多次劝勉同工说：“很多人愿意相信，只要你敢传，就有人相信，就怕你不敢传。现在人的心里都空得很，容易接受福音，并且主耶稣很快就会回来了，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传福音。把得救的数目添满了，主才能回来。”但在工作时袁相忱一直强调，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神的灵。他说：“我们缺少的是圣灵的恩赐。若用恩赐服事主，那效果就大了。所以一方面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恩赐；另外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把基督活出来，工作就更有力量。”
袁相忱也认为，教会与教会的联合，应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的。圣经从来没有组织上的联合这一说，那都是错误的；把组织联合起来是人的做法。启示录二、三章说了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都在小亚细亚，约翰写信时没有写亚细亚的总监督，而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教会与教会间在灵性上有联系，在物质上有联系，但在行政上一定要独立。安徽发生大水灾的时候，教会的这种形式就很清楚。北京各教会捐钱、捐物、捐粮，做了很多帮助，这是应该的。在属灵的需要上，可以请外地的人来本地讲道或交通，但再无其它大的联合的必要。圣经上没有总会、分会，母会、子会，都是平等的。神的计划是整个宇宙性的，中国的教会也在他的计划中。
袁相忱对家庭教会的看法是：他认为家庭聚会力量大得很，他的口号是：“家庭聚会遍地开花”，这样才能把福音推得更广、发展更大--家家是哨兵。家庭教会将来会大大发展，遍地开花。没什么统一组织，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应这样。他反复强调，没有组织是对的，教会不是地上的组织，不是人民团体。四、五十年代时，袁相忱与王明道先生等教会也不是凡事都商量，因为都是独立的。大家彼此都没怎么通情况，也没有天天“开黑会”。王明道先生有时把著作拿给袁相忱看一看，有时来讲道，大家都是独立中又有配搭的。
袁相忱相信神迹奇事在现在还是可能的。他自己就经历过，也为别人赶过鬼，更尝过神愈的甜头。袁相忱信主后，就从不吃药，相信神能医治他的身体。感谢神，他在监狱中也没有病过，好像出埃及，衣服没破，鞋也没坏，很奇妙。他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曾因泪囊炎住院手术，当时眼睛老是流泪、发炎、眼红，这也是他信主后几十年来第一次上医院。一进人民医院，他就说：“这是什么地方？乱七八糟的，我不来这里了。”梁惠珍劝他说：“你看病怎么能不住医院呢？”袁相忱对一切程序都不知道，每天只说要赶快回家。手术后又感冒发烧，又从眼科转入内科，大夫看他年纪很大了，就让他好好全面检查一下，护士天天给袁相忱抽血化验，袁相忱就不高兴；护士给他打针，他不让，说：“别给我打针了，我很快就能自己好的。”后来他就在病房里大声祷告，祷告完了，出了一身汗，就知道神医治他了，立刻就要出院。家人劝他多住两天，他就说：“神已治好了我，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说什么也不肯呆下去，后来就出来了。出院后算账的时候，医院多收了许多钱，同屋的人证明说没打氧气，但护士说打了，就让交钱。袁相忱对梁惠珍说：“你看，我说不住院，你非要让我住，这下好，花钱受罪，又没治好。学个功课吧！”出院时医生让家属签字，上面写：“医生不同意出院，但病人自己自愿出院，若出院有什么意外，医院概不负责任。”大女儿安湖就替父亲签了字，临走医生又开了几百元的药给袁相忱，袁相忱说：“不要买，我已经好了。”家人就听他的话没买，后来回家一看，果然是好了。
住院时袁相忱才第一次有时间问起孩子们：“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找上了现在的工作？”
袁相忱也是从一九九八年才开始吃药的，以前无论有什么病，都坚决不吃药。一九九八年后，他的身体很差，家人劝他吃药，他不肯；后来同工劝，才肯吃。但每次吃药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的病其实不用吃药就能好的，我几十年都不用吃药，神也保守，现在你们把我当成皇太子了。吃药是表示顺服肢体，不是治病的。”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教会都受到灵恩运动的冲击，袁相忱反对极端灵恩的某些片面的说法，但却不排斥圣灵的工作。他说：“我们需要圣灵。我十九岁就受了圣灵，要凭信心求。”袁相忱相信重生与圣灵充满是两个不同的工作，受圣灵充满的感觉表现都不一样：有人笑，有人哭，有人觉得发烧，好像过电一样，有人拍手，有的跳起来，有的打滚；就他个人的体验来说，相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充满一个小人，一定有特殊的表现，有动作，有少数人没有什么感觉。圣灵充满就好像重生一样，不要追求感觉，要凭信心接受。
袁相忱也曾在聚会中讲过关於方言的知识。他说，圣经中方言有三个，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别国的话，别人能听懂的，用不著翻译。二是林前十二章，那是恩赐。三是十四章，圣灵里的祷告，用灵歌唱。在聚会的时候，按圣经的教训，没有翻译，免得耽误时间，就不要说方言；若有翻译，还能对别人有些造就。普通聚会时，最好不要讲，应当自己在家里讲，其实那是圣灵里的祷告。
对於极端灵恩派的许多过激言论，袁相忱常常予以批评。他说李常受也曾批评过灵恩派的过激行为，认为是挑动魂的工作，是肉体的活动，表面很热闹，里面没成长。基督徒应当在真理和知识上多追求，不应过份注重追求外面的事情。袁相忱认为虽然李常受本人有许多别的错误，如对三位一体的怀疑，认为耶稣是被造的等，甚至走到异端，但是他对极端灵恩派的批评，袁相忱是很同意的。有许多人说袁相忱是灵恩派的，袁相忱知道后说：“我没有派别，我也没说方言，我也没有认为不说方言不得救。我们要在真理上平均发展，要平衡。我说过要追求圣灵充满，但不是指灵恩的过激行为，而是按圣经的要求，不走极端。”因为曾有挪威灵恩派的人来看望过袁相忱，所以人们以为他也是灵恩派。袁相忱说：“我这里的门是敞开的，只要你相信使徒信经，就可以来，但来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我的观点。”袁相忱觉得灵恩派也有长处、有能力，灵恩运动在教会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但后来走偏了，偏在方言和医病上。他告诫信徒：“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怕灵恩的极端，却不去追求圣灵充满。应当被圣灵充满，应当有恩赐。我们应当高举生命的成熟，内心的洁净，工作的能力。”
袁相忱也非常注重肢体之间的彼此扶持和造就，他的聚会中，有很多时间是专门用来给信徒讲见证的。聚会完后，信徒们就在那里继续分享交通，袁相忱总是说：“信耶稣的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多谈话，多交通，多彼此了解。聚完会、听完讲道就走了，彼此连个招呼都不打，能算是一家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