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章十多年前是老板的司机，当年大约４0出头吧。据说请他是因为他熟悉上海的各路“码头”。
没读几天书的老章有一副好面相，与司机这行全不撘界，那富态，那清雅，整个一“儒商”形象。老板为此也常拿老章开涮-----偶尔见了生人会说“这是我们章总。”回公司进门也常说“章总您请！”老章当然拎得清，说“开开玩笑老好了。”惹得公司众人大笑。
司机没事爱扎堆儿，老章常在这会儿刁根烟看他的《环球》、《足球》《新民晚报》。我们打趣说“老章你卓尔不群，真有点屈才呀！”这时的老章会涎着脸说：“给领导开车就是大才呀，那帮小赤佬太下流。”后来知道老章在司机圈里威信很高，但也是不说脏话不开口的那类。
其实老章还真出自殷商之家，宁波人，据说与老蒋故居不远。老章十几岁即随哥哥姐姐去了皖南山区，哥姐们回城留洋也都个个成才，唯独他在农村插队不知犯了什么事，关了很久才回到上海。父母去世，也许想到弟弟的境遇，兄妹也就没闹什么纠纷，似乎把父母留点那点家当都给了他。老章结过一次婚，老婆孩子出国了，离了就一直单身，但老章天天修饰如新，显然身边没缺过女人。老板也曾劝他“看着好的，就正经结婚吧。”他说“那些女人是看上了我的房子”。
老章做过生意，说是亏了，但他显然不缺钱，喝咖啡买油画还常去泡个吧，品味不低，常谦称当司机就是图个简单不动脑子。其实他脑筋转的不慢，有次春节发奖金，老板见了问他“今儿领了多少？”老章答“蛮好！蛮好！”老板说“蛮好是多少嘛？”老章说了个数，老板听了故做惊讶状“错了！算错了，你得交还一半！”老章很沉稳，语气很缓慢，不卑不亢地说“真的？可领都领了呀，不好改了呀。”老章对公司的年轻女孩很上心，那时刚去上海搬家置物琐事很多，除了老板只有小女孩能叫动他。开Party带礼物也是看人上菜，对漂亮的，嘴甜的，他出手蛮大方，说是看着象自己的孩子。
老章有明确的公私界限。修车、加油、采购，给老板办个私事什么的，多少年都没发现有什么猫腻，反是还能看出他处处能为公司着想。每次报发票，剪裁粘贴，单据整理的比女人还细，就是白条也要写个说明附上。公司规定有加班费，老章算得门儿清，某月某日晚几点至几点在某地等老板，某个节日去哪里做了什么，一条不漏，很能维护自已。财务的小姑娘看他很精细，挖苦说“老章你要是女人一定特会持家，一分钱都丢不了”。老章说“个么算算清爽好呀。”一段时间老板在北京听课，行政部的头给老板汇报说老章想请假去安徽，老板说“去吧，就开我的车去吧。”老章听了说那不行，后来不知从那儿借了车去了。我们在上海时，老章每年都会数次去安徽，回来自已自扣工资，其实公司当时真还没定得那么细，也没人跟他认真过。
老章最爱谈的是国际、国内、军事、体育的“大事”，没什么张三李四的是非，是大家公认的不沾锅的人。但一说起上海的苏北人，说起浦东、莘庄能觉察出他的那种不以为然。他的心里所谓“上只角”“下只角”是俨然分明的。依照他的认识，眼下社会群体的变化既不是因为毛的“解放”，也不是邓的“改革开放”，而是“文革”的结果，是文革开了一个坏头。他认为“那些“乡把子”“臭苦力”是文革后才开始牛逼的。”老板常逗他说，“上海人势不势利从你这儿就知道了”老章的回答别有味道：“您在上海多住两年就明白了，‘势力眼’都是小市民。我不是。旧上海军阀、资本家、文化人、大流氓都在上海，就说鲁迅，那老头眼刁吧？他为什么不说上海的势利眼？因为过去小市民只能被人家欺负，被人家‘势利’的呀，文革后就开始报仇了呀。再说‘势力眼’那儿都有，美国人看不起香港人，香港人看不起上海人，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都一样。”老板说“公司尽是外地人，那你是装客气？”“不装，不装，我喜欢文化人、读书人。我老爸解放前就有不少外地朋友，最喜欢广东在上海的资本家，说他们有眼界，有魄力。”老章很机智的回答。
老章看不起贫贱出身，但他又常常回曾经插队的安徽，是什么让他牵挂，他语焉不详，很暧昧。为此我们常常围着他起哄“上海啥样女人没有，老跑安徽又是为了啥？有啥不能说的嘛？！”老章故作豪迈地反问“没有一点秘密的男人还是男人吗？”显然老章不仅有秘密，还是个有情有义的热血男人哩。
老章后来还是离开单干了，送别时大家说“你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人。”老板说，上海何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