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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上海浦西洲际酒店。坐在本报记者面前的张艺谋，面对外界对《三枪》的质疑，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回应——“我不是思想者，别拿太多东西要求我”。对于18日将带主创回西安“咥面”，他笑得超灿烂。
电影《三枪》突出的就是“命运的荒诞”
张艺谋见到家乡媒体，也多了几分亲热，一聊就是近一个小时。
记：影片改自《血迷宫》，但很多看过《血迷宫》的观众说惊奇不够，缺少悬念。
张：比原来故事还多杀一个人呢。我们现在这样的架构，把原来的故事更圆润了，美国发行方就觉得现在的故事比原来更合理。我们用了《血迷宫》的主要情节，在最后，闫妮用剪刀刺向孙红雷，这个剪刀，就是用他的细节，我这是在向他致敬，因为科恩兄弟也是我的偶像。我把《血迷宫》里稍微开放的环境浓缩到一个深山荒野里的面馆中，让它有种寓言感。就像《三枪》中的老板娘，三天之间睡了一觉后，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三天的设计，人物走马灯一样，可以说这里面的人都是在犯错，我觉得是很好玩的命题。
记：小沈阳从娘娘腔到敢于担当，这个人物刚刚转变却突然被乱箭射死是不是太快了？
张：我希望这个电影有年轻人的节奏，电影是为贺岁拍的，大约90分钟，两小时以上的电影不适合贺岁档。前30、40分钟都搞笑，后面是快速推进，该说的后面都说了。我突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误会，想说的是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和荒诞。
有些知识分子总爱挑肥拣瘦
《三枪》上映，观众在笑，但批评声也阵阵。但张艺谋不在乎，“我们昨晚到上海的影院，藏在观众里看观众的反应，我觉得大家笑得很开心，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记：很多人说你很有勇气，敢于放下姿态拍这样一部电影。
张：我没有为自己制定战略目标，实际上都是看题材，我是遇上差不多的剧本就拍什么，没有什么战略走向。但我拍完后，又有很多人来分析，以为我又有什么战略布局。
记：你这次首先放话“要让知识分子笑很难”，并说自己不是思想者，释放这个论调，是不是为“知识分子”打预防针？
张：知识分子圈子里有些人，永远是板着面孔去电影院看电影，他们非要挑肥拣瘦，非要琢磨出一个什么东西，他们非要这么看电影，我没办法。
记：你曾被当做中国电影风向标，不过这次《三枪》似乎难被跟风。
张：全世界电影没有风向标！电影成为流行文化代表，不是博物馆。我们长期以来的文化思考习惯，要求电影脱离很多本能功能，承担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这很难。很多戏曲如我们的秦腔、京剧，就是经典级的，放到哪里都是经典，而电影就是一个综合体，我也想搁很多文化进去，做思想家，让大家津津乐道，但这违反电影本质，不能拿那么多东西来要求我。
记：有人说你是第五代的艺术先锋，现在变得商业了。
张：那我接下来又要拍《山楂树之恋》，是一部文艺片，怎么说？我知道很多人对我寄予无限的期望，拿我当旗手。带领电影人冲向全世界，占领各个山头，我担不起……在《三枪》开拍之前，我就发声明，说我要拍一部贺岁片，不要一说商业就是没文化。我们中国银幕的速度增长很快，并培养起一大批好莱坞的观众。我们如果不好好做，那这些新增的银幕都给好莱坞准备了，等我们醒悟过来就晚了。
我所有的电影都有陕西元素
孙红雷说张艺谋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张艺谋则承认自己一直都有“陕西人一根筋”的性格。一提到18日回西安，他笑了，心中浓浓的家乡情结开始“散发”，像一个大孩子，回到最温暖的港湾那般。
记：这部电影对陕西油泼面的展示，让大家对陕西面食充满兴趣，很多观众看完 《三枪》，第一感觉就是想来一碗热辣辣的油泼面。
张：哈哈，油泼面，这也是我对家乡的一个小小贡献吧。我当年吃油泼面，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过秦岭，在一家客栈，看到面馆煮面，鼓风机呼呼地吹着，很多长途车司机在那里，端着大老碗。这种碗跟城市里还不一样，吃完碗里都是油乎乎的。他们一人一碗蹲成一排，这一幕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很热闹。实际上我自己的所有电影，都会放一些我们陕西土生土长的细节进去，也是某种特色设置。包括片尾的“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这陕西关中的东西，我从小就听，也就很点题地用进去了。
记：有没有计划把陕西文化更多地搬上银幕？
张：当然有！只要遇到合适的剧本。拍摄《黄土地》的时候，我就跟凯歌导演建议，让他把陕北腰鼓放进去。不过目前我还没遇到合适的本子，还在等米下锅。
记：首次把电影带回西安做宣传，有没有提前想说的？
张：因为是我的家乡，片方也专门安排了这么一站，我觉得很有意义，全民同乐嘛，我希望可以传递给乡党们这个感觉。本报特派上海记者唐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