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六六的《蜗居》最近在国内大热，电视里在播，网上也在评。有好些个网友请艾黄评论一下《蜗居》，而艾黄很忙，也不爱赶这个热闹，就问我可不可以写几句，刚好我比较闲，就写了几句，但首先声明，只代表我个人，不代表艾黄。
我没完整看过《蜗居》的小说，因为六六在“湾区华人”贴了几集后就关起来了，大约是跟出版商签了合同，不能再免费让人看，免得影响纸质书的销量，只有在“湾区华人”网站达到了一定“威望”的人才有资格看，而要达到一定“威望”，就得在那里多发帖，我在那里没发什么贴，没威望，所以我就停止跟读了。
顺便说一句，六六原来为《蜗居》命的名叫《房事》。我个人认为《房事》比《蜗居》好，因为《房事》兼挂两头，一头是真正的“房事”，即性事，另一头是“房子的事”，而“房事”与“房子的事”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所以《房事》是个很好的名字。
但《房事》在国内出版时被改成了《蜗居》，就失去了“房事”两个含义中的一个，只剩下“房子的事”这个含义，使得有些读者和观众看完小说或电视剧，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好像并没讲多少“房子的事”嘛？
《蜗居》的电视剧，我也没看，无论是演员还是剧情，我都不喜欢，就不去受那个罪了。我这篇评论，是根据我所知道的故事内容和观众读者的反应来写的，更多的是谈《蜗居》的效果，而不是谈它的内容。
如果你问我：“《蜗居》写得好不好？”，我会回答：写得好！
但如果你问我：“你喜不喜欢（看）《蜗居》？”，我会回答：不喜欢！
如果你觉得我自相矛盾，那么我要告诉你，我一点也不自相矛盾。我说《蜗居》写得好，是从写作和社会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而我说不喜欢《蜗居》，只是表达我的个人爱好。对于不喜欢的东西，我还能承认它的好，说明我这人很实事求是，不感情用事。
为什么说《蜗居》写得好呢？
作为一部小说，能刻划出几个让读者记住的人物，就是一种成功。
如果一部小说出版了，读者只记得书名，或者作者名，或者故事梗概，甚至电视电影的导演，但却不记得里面的人物，那样的小说就不能算成功。
我一向不觉得《活着》写得好，为什么？就因为《活着》这个书名很出名，余华这个作者很出名，张艺谋这个导演很出名，但《活着》里的人物却没多少人记得，也没多少人谈起，所以《活着》不算好小说，只不过是赶在了那个没多少好作品的时候，它一马当先地记录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所以出了名。
看过《蜗居》的人，现在看到包二奶的贪官，如果还读过一点书，貌似文质彬彬会哄女人，很可能就会想到“这人像宋思明”；如果看到年轻漂亮的女人傍大款，给贪官做情人，很可能就会想到“这人像海藻”，说明这两个人物已经在读者心里活起来了。
这就是小说家的成功。
如果一部小说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共鸣，那也是一种成功，说明它抓住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或者现象。《蜗居》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房子问题，二奶问题，贪污腐化问题，等等，都是目前国内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大家看《蜗居》，叹房奴，80后感叹买房难，老一辈痛骂世风日下，据说有人看了《蜗居》，本来要去上海工作的，这下都吓得不敢去了。
这些都是引起共鸣的表现。
《蜗居》这样的小说，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说它有现实意义，就在于它能让国外读者了解当今的中国，也让外地读者了解当今中国某些大都市的生活；说它有历史意义，就在于若干年后，当中国已经变得跟现在不同了的时候，《蜗居》可以告诉那时的人们，中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
既然这么有意义，为什么我不喜欢《蜗居》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它没有新意，也没有美感。
先说新意。
房价高，买房难，贪污腐化，包二奶，大奶的尴尬处境，外地人在大都市的艰难奋斗，女人在年轻英俊但两手空空的的男友和中年潇洒且出手大方的情人之间的选择，等等，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们早已从生活中、新闻报道中、小说电影中彻底了解了。《蜗居》只不过是把这些早已为人熟知的现象写了下来，但并没写出什么新东西，也没揭露现象背后的本质，更没点明解决办法，所以看了也不能增长知识、促进思维、改变现实。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爱看呢？
因为那些人在《蜗居》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大多数读者都是寻常人，一辈子默默无闻，没上过电视，没上过报纸，除了隔壁左右单位同事，就没几个人知道自己，突然一下看到自己的担心忧愁牢骚困境被写进了书里，拍成了电视，就很有一种自己出了名的感觉，心想：
“老子这样的人也可以被写进小说呢！”
“原来世界上还有人知道我的心情啊？”
“看，也不是我一个人为了房子去做二奶吧？”
“中国的房子是它妈的太贵了！”
而我，不是《蜗居》所描写的任何一类人，自然就不能引起我的共鸣。房子是很贵，但难道我不买房子就一定活得不幸福吗？外地人想在大都市站住脚跟是很难，但我为什么非得赖在大都市里呢？在国内买不起房子，那咱就走人，到美国去买房子，一买买两套，自己住一套，租一套给别人，用别人的房租供两套房子的房贷。
我相信艾园很多人也不会对《蜗居》产生共鸣，大家都有了自己的住房，就算没有也绝对不会跟人当二奶，大家生活稳定，夫妻恩爱，孩子健康成长，可能收入不算多，但也过得很开心，实在搞不懂《蜗居》里那些人为什么要那样。
再说美感。
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摄影师，拥有一流的摄影器材，一流的摄影技术，他拍了一幅浓痰的照片，角度取得非常好，光线用得非常好，拍得非常逼真，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浓痰的外在丑和内在丑。
那么从摄影技术的角度来说，这照片拍得好。但我爱不爱看？不爱看，因为无论多么逼真的浓痰摄影，仍旧是浓痰，没有美的享受，只有丑的刺激。如果是拍的什么新奇的病毒，我说不定还有兴趣看几眼，毕竟是没见过的东西嘛，开个眼界。但浓痰？呸，看得太多了，不想再受那罪。
《蜗居》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写得生动形象逼真，但没有美感；描绘了当今中国社会丑恶的一面，但谈不上独具丑眼，因为《蜗居》写到的丑，并非什么新鲜丑，都是大家早已熟悉的旧丑。
坦率地说，六六的小说，从《双面胶》到《蜗居》，都是这种生动形象逼真但没有美感的小说。已故台湾女作家曹又芳曾经评价说：《双面胶》里的人物，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个个都是弱智型的，但凡有一点生活智慧，都不会把生活过成那样。（大意如此）
我很同意曹又芳的评价，并认为这个评价可以用在《蜗居》上，《蜗居》里也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物，个个都是弱智型的，追求的目标是弱智的，追求的方式是弱智的，最后的结局也是弱智的。但凡有一点生活智慧，都不会把生活过成那样。
六六不缺乏语言天才，也善于吸收民间智慧，《蜗居》里很多俏皮话都是民间流传甚广的段子，她自己也创造了一些新段子，这是她小说的强项。但她的生活圈子有限，生活经历有限，生活智慧有限，不可能写出具有大智慧的人物来。《王贵与安娜》可以说是她写出的最具生活智慧的人物，但也只能算是向现实投降、在生活中争吵磨合的市民小智慧，而高于王贵安娜的人物，她到目前还没写出来。
一个作家，可以写出低于自己智慧的人物，但绝不可能写出高于自己智慧的人物来。自己都没达到那个级别，又怎么可能写出那样的人物来呢？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可以把作者的智慧分为四个级别：
1、愚民型：至今还在鼓吹“没有供铲党，就没有新中国”，整个就是被人砍成八块卖了，还在帮人数钱的主
2、 “爱国型”：不一定鼓吹“没有供铲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始终坚信中国的月亮比美国的圆，中国的文化比西方的好，不管祖国（=他党）妈妈对咱多么坏，如果有（外国）人攻击咱们的“国家”（=他党），咱们还是应该反击那些人
3、党派型：这类人仇恨供铲党，认为只要把供铲党推翻了，换一个党，中国就有救了，这类人常常会在批评共产党的同时，缅怀国民党，或者推崇某个反对党，最好是他们自己的党
4、文化批判型：这类人从文化的高度看待国际国内问题，知道中西文化各自的强项和弱项，知道如果有些文化因素不改变，那么无论换谁执政，中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类人脑子里国界不明显，但真理和谬误的界限分明
国内那些党报记者，中央电视台记者等，应该属于第一类。
六六应该属于第二类，这从她写的一些有关时政的文章可以看出来。她痛恨国内的贪污腐化，尤其是在她的儿子被查出患有肾结石的时候，她的义愤格外高涨。但她骨子里仍然是“你们美国就很好么？还不是有某某问题”。
牛博有些作者应该属于第三类。
艾黄属于第四类。
从情感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可以把作者的智慧分成三个级别：
1、泥坑打滚型：这类作者还停留在追求肉体享受和乱爱的层次，试图从动物生理的角度来解释爱情，往往是那些并没多少机会风花雪月的人，成天就想着如何勾引几个异性，写出来的东西也没什么高层次的爱情，虽然满纸光屁股，但其实没什么新鲜东西，都是性饥渴的结果
2、愤世嫉俗型：这类作者本人或许也有过出轨意图，甚至出过轨，但又被自己的配偶或者情人背叛，于是变得愤世嫉俗，靠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方法就是把男人不忠说成是天经地义的，或者把所有女人都说成是荡妇
3、明智超脱型：这类人虽然有足够多的机会出轨，但他们不屑搞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如果遭遇背叛，也不会当成是自己的耻辱，他们在值得爱的时候爱，到了不值得再爱的时候，就不再爱了，但不会改变自己对爱的看法和做法
第一类作者实在太多，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六六应该属于第二类。她自己曾在网上公开张扬自己对某个男网友的好感，也算是精神出轨吧。但当她的丈夫出轨的时候，她先是像所有遭背叛的女人一样，写了一些悲戚的文字，愤懑的文字，然后就开始自欺欺人，哄骗自己（也哄骗他人），先是宣扬“出轨是每个男人都可能犯的错误”（所以我的男人出轨不过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大概这样说还不足以安慰住自己，最近竟然得出结论：男人天性就是要出轨的，不出轨就不正常。
这次大概终于把自己给安慰住了：看，我的男人很正常，因为他出轨了！
艾黄属于第三类。
作者有什么样的智慧，就只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不同的作品，吸引不同的读者。我不喜欢《蜗居》，只代表我个人的爱好，但不影响我从写作角度评价《蜗居》写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