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的帽子

作者： 梦雨无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77011b0100d7av.html

他在千里之外结婚了，婚礼我没参加。

  

四年前，他不顾家中的百般阻挠，辞去了家乡的稳定工作，来北京闯。只带一个拉链坏掉的牛仔包和从我那借走的500元钱。

  

走时他坚定地对我说，“我一定要把帽子抛到墙外面。”，我不懂什么意思。

  

那时，我正在家乡准备第二次考研，和他一样对外面世界充满向往。他说要做我的先头兵，到北京为我开道。北京究竟是什么样儿，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在想象中，北京可以天天看到天安门和长城，那里有高耸入云的大厦，有数不清的立交桥，有排成长队的小轿车，火车还在地下跑。

  

后来我们才知道，除了这些之外，北京的风也很大。

  

半年苦熬，我的考研路很顺畅，轻松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

  

 到北京那天是晚上八点，风很大，下着小雨，他在破旧不堪的北京南站接我，穿着那件在家里买的黑西装，满脸灰尘，带着漂泊北京的疲惫。

  

见到我，他兴奋异常，回住所的一路都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北京的天很蓝，北京的出租车全是暂新的现代和大众，北京的地铁可以三块钱随便坐，北京的女孩说话都捏着嗓子、娇滴滴地……是他把我带进了北京，这座我至今仍未熟悉的城市。

  

到京第二天，我骑着他廉价购来的二手自行车在前门大街闲逛，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前遛了一遍又一遍，贪婪地欣赏着这座梦中的城市。有他在，我非但没有远在他乡的寂寞和胆怯，反而多了几分轻松和自然。

  

开学那天，他请了一天假，专门为我跑东跑西，购置生活用品。他为我办好了入学手续、查明了上下学要坐的公交线路、买好了餐卡和被褥，甚至还给我买了个水杯，他说“北京春天太干，你要多喝水，不然会水土不服。”临走前，他把省吃俭用买的自行车留给了我。

  

初来北京，从小娇生惯养的我被生活琐事所困，经常焦躁烦闷。这时，我就跑去找他，一起吃北京的铁板烧，抽点八、喝牛二，之后再晃悠悠地遛遛北京的夜晚。虽然只有两千多的工资，但每遇买单他总是把我的钱塞回去，“老哥会挣钱，你的留着自己用。”

   

对于我来说，北京的人很多，但夜晚却静的可怕。每当站在灯火通亮的人行天桥上，看着脚下呼啸而过的条条车龙，我总是感到莫名的孤独和恐慌。他则不然，似乎永远是那么的开心和乐观。他是卖药的，就是传说中的医药代表，每天粘在医生屁股后低三下四地催药单，时不时还保安被赶出医院。他给我讲了很多求人的艰辛和无奈，但这些都被他讲述的十分遥远和轻松，仿佛那是别人的故事，与他无关。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坚强，但我渐渐从中学到了一种生命的态度：笑对一切。

   

他喜欢汽车，高中时已经把汽车品牌和构造摸的一清二楚。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蹲在北京的马路边上，数着过往的轿车，给我讲其中的豪华和奢侈，还有我永远也听不完的机械原理。指着那一辆辆飞驰而过的轿车，他眉飞色舞，从现代酷派到奥迪TT，从北京吉普到甲壳虫，每一辆车的价码和性能他都向我细细描述，如数家珍。我知道，车中承载着他的梦。  

   

他想转行，想搞自己喜欢的汽车，哪怕从最低的修理工、导购员做起。然而在举目无亲的北京，没有一家汽车公司愿意接受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大专生。每次到汽车销售店和修理店求职，他都被拒之门外。

    

看着他每次失落而返，我很伤心，我问他，这条路堵住了，你往哪走？ 

   

 “哪不能走？那条路堵住了，其他方向还都是路。”他说。 

     

他最终没转行，依然每天粘在医院里，每月两千块。

    

两千块在北京，谁都知道是什么概念。但对于他，这似乎不是个概念，他的生活依然如故，我们的生活依然如故。他仍然带我喝啤酒，看轿车，带我这个懒于走出校园的书虫认识北京、体味北京。跟着他的脚步，我看到了什刹海的残破石兽，尝到了胡同里的门钉肉饼，喝到了天坛门外的北京豆汁，懂得了北京300路汽车的显赫地位……当然，还读到了北漂小人物的凄楚、艰辛…… 

    

两年后北京的春天仍然像我刚来时那样，天空依然湛蓝，空气依然干燥。他二十七了，在家乡已经算大龄男子了。父母催他返乡成亲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盼着这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回家生根发芽。他不想回去，一事无成的他仍然抱着梦想，他想着继续闯，想等着我毕业后一起打拼。

   

岁月不会怜惜任何一个人，就像秋风不会怜悯任何一片树叶。北京的风太大了，每一个坚强的人在这里似乎都会显得弱不禁风，甚至染上久治不愈的伤寒。毕竟他年龄大了，毕竟家中父母日渐衰老，渐渐地，和我在一起他变得沉默寡言，眼中也透出点点忧虑。   

    

2007年春天，什刹海旁柳树吐绿的时候，他说要回家了。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头顶掠过几只硕大的乌鸦，“哇啊”“哇啊”地叫了两声，然后消失在远处的树林中。

   

“我必须得走了，这里挣不到钱，家里还能挣点。”他淡淡地说。

    

 听到这个我沉默了很久，耳边久久盘桓着乌鸦的叫声，阵阵秋天般的寒意袭来，“我以后烦了不能找你喝酒了！”

   

“没关系，等你回家了我再请你喝。”他的回答依然很淡。

   

“你还会回来么？”

   

“有机会我一定回来，到时你要请我喝牛二啊！”他的话兴奋中带着迟疑。    

    

第二天早上，他默默地走了，没让我去送，说是东西不多，没必要。我知道他一定还是穿着那套黑西装，背着那个拉链坏掉的牛仔书包，和两年前来京时一样。

     

之后我忙于学业，很少返乡，偶尔联系，也说不上几句话。我听说他在家里找到一份能凑合的工作，好像是眼镜店里的验光师，一月800块；听说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喜欢蹲在路边跟人侃汽车；还听说他找了个女朋友，家里介绍的。

    

光阴荏苒，转眼两年又过去了，我要毕业了，开始忙碌地找工作了。辗转奔波中，我深深体会到他两年前求职的酸辣。

    

前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要结婚了，问我能回去不。听到电话中略显苍老的语调，我突然想起了四年前的那个稚嫩而坚定的声音：“我一定要把帽子抛到墙外面。”

    

不知道那顶墙外的帽子还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