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王志勇《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经学原理传习录》
在改革宗神学中，教会和国家的职分“有所不同”（distinguished），但决非“截然分开”（seperated）。[1]
（1） 教会是国家的守望者—教会勇敢地传讲上帝的真道，塑造人民的道德品格，使人民能够在政治领域中勇敢、正直、智慧、坚韧地尽自己当尽的本分；同时，教会也会同过宣讲上帝的话语，斥责国家行政和法律中不合乎上帝的旨意的事，使得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恶症能够尽快得到纠正。特别是在道德劝化方面，这是国家不可以也不能够做到的，因此国家应当坚定地支持教会传讲真理，道化民风的工作，谦卑地接受教会的警戒和提醒。只有那些道德卑劣，见识短浅，权欲熏心，自高自大，想扮演救世主角色的残暴政客，才会竭力反对教会在这些方面所从事的工作。
（2） 国家是教会的守望者—国家应当保护耶稣基督的教会，抑制各种偶像崇拜，这是宗教改革时期路德、慈运利和加尔文一致的看法。因此，著名的《威斯敏斯德信条》明确规定：“国家官员不可僭取讲道，施行圣礼，或执掌天国钥匙之权；然而他却有权，也是他的本分，维持教会的合一与和平，保守上帝真理的纯洁和完整，压制一切亵渎和异端，阻止或改革崇拜和法规的一切弊端，并正当地确立、执行并遵守上帝的典章。为求促进这些目的，他有权召集教会会议，列席其间，并使所规定的合乎上帝的意旨。”后来很多改革宗神学家反对这样的规定。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一旦国家被授予用政治权力参与属灵领域的事务的权力，如果执政者不再把自己视为是基督徒，却仍然抓住这种权力不放，教会怎能保护自己呢？”[2]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很幼稚。如果执政者不再把自己视为基督徒，并且还要执意干预教会，那就说明教会已经丧失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已经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教会并不认可执政者参与教会的权力，执政者仍有可能肆意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操纵教会。在苏联、中国和铁幕下的东欧各国的教会中部正是这样的情况吗？因此，关键不是把国家执政者完全挡在门外，关键是教会始终要传讲真道，是基督徒始终在社会中处于中坚性的地位，即使偶然有信仰不正的执政官干政，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对教会事务横加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