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军大衣

    一件军大衣，在我是个青少年时是非常时尚，令人羡慕向往的，特别是对我这样不受待见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来说，因为不可能有，它就变成一个梦。
    我十八岁时下乡成了一个‘知识青年’。不过那前两个字的定语是胡说，只是为了区别乡下青年，真实的是：我是一个十八岁的下乡女青年。我伙同同学校的几百号人被几辆大公共汽车像卸麻袋似地给卸到乡下，原来学校押车的老师与当地管知青干部交接了手续，露出一脸的解脱就走了，我们近300人被随机分成四份后就被各个队领走了，开始了我们走向生活的第一站。
  我们差不多都是十八岁。我的村子其实离开皇城不过60多里地，但那时通往北京就一条土路，颠荡半天才见公路，所以轻易你回不了家。[现在那里全叫北京，据说房价也是一平米一万几。]我和五男生四女生分到一个小队住在一个大堤的另一边。三月份春寒，记得是在河岸种‘扎根树’开始的，接着回到各个小队正式成为农民。
   我十八岁，每天早晨听见场院的铁轨做成的钟响就走去那里，先听队长训话，然后派活儿，得令后拿了工具下地，上场，跟车，淘粪，除圈，。。。。。。随着季节农活的内容不一样，一样的是都贼累。
   我十八岁时没听说过化妆品是什么，只有一盒香皂洗脸，一盒蛤蜊油用来擦手背皲裂的皮肤。我的服装梦想是有一件军大衣挡风御寒，那扣子上有五星和八一字样。我中学时谁谁就穿着它，不用下乡，连老师都拍他马屁，那帅，那还是身份！我那没知识的年轻脑袋里装了一些可怜的虚荣。老老实实地在地头和农民一起干活，在那望不见头的田间顶着太阳，流着汗，跟着太阳起落而作息。
   十八岁，我健康勤劳地活着做着一件军大衣的梦。
   干活，吃饭，睡觉。娱乐是田间休息时，听老乡讲黄段子，其实就是说点生殖器的别名外加男女的小名串起来的真人真事。偶尔，公社送来计划生育的纪录片，全村人天黑了去看，不分老幼男女。
   春去秋来冬天过去，一年到头分红，第一年我们知青吃国家派下的口粮，分红时我一共分了108块人民币。是女知青里最多的。第一次挣钱，我记住了这水浒一样的数字。
   我揣好了钱，赶上大队去公社的手扶拖拉机，又捻转摸到火车站，花了3毛几买了一趟去北京的慢车票，直到晚上回到家，掏出30块孝敬了我妈，第二天，我去西单买了一件军大衣，没有五星的扣子，花掉了78元我一年的血汗。可是那时它已经不时髦了。以后我一直冬天都穿着它，很暖和，一直到我大学毕业。
  以后的岁月我有了各种各样的大衣，然后又随季节换掉或给人，也没有一件大衣需要一年的劳做换取，于是那件军大衣我一直留在北京的家里， 它总让我想起十八岁的质朴，田野的生活，劳作的辛苦。还有我小小虚荣的不可实现的梦。
  不管什么样，十八岁的梦总是新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