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马岁月 (6)

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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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殿的老板姓麻,很少见的姓。每次刚想开口叫他“麻先生”,我心里都要犹豫一番,待到“麻先生”脱了口,又觉得很别扭。文革时候,他是知青,经历了十二次偷渡,他终于到了香港,之后又辗转到了美国,先在唐人街的餐馆里打工,这样辛苦了几年,就有了积蓄,便跟朋友合伙盘下了一个餐馆,开始了做老板的生涯。很多年过去,娶了妻,生了子,到了这个大学城买下了金殿。跟其他几个中餐馆的模式很相似,也是老板主厨,老板娘主厅。不同的是,金殿老板娘的几个弟弟妹妹都是金殿的伙计,或者在厨房里做厨子,或者在外面厅里做招待。

金殿的生意还真好,午餐也忙,晚餐也忙,不管午餐还是晚餐,通常都会有四十来桌的食客。我在里面洗碗的时候,外面经常会传来老板娘的尖声叫喊:“外面盘子满了。”我于是就顾不得手里洗了一半的盘子,赶快冲出去,把那一大盆餐具抬进厨房来。到了高峰期,无论我洗得多么敏捷,效率如何高,不止两盆的脏盘子就会积压下来。麻老板倒也还好,手里没有干净盘子了,并不大声叱骂,而是主动过来帮两把,自己把洗干净了的盘子搬过去。

在观察分析老板一家的时候,我自觉不自觉地想起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过,在毛主席那里,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是划分阶级的依据,而到了我这里,对员工的态度是划分老板一家人的依据。我还记起了毛主席《别了,司徒雷登》那篇文章,知道应该把老板一家成员之间区别开来,我就是这样把他跟他老婆和小姨子区分开来的。后来拂袖而去,其实倒不是造他的反,而是造她们的反。老板平时虽然不跟人多话,但是也不太为难人。一次,我去饮料台那里也不细看,就打开diet可乐的开关接起来,他立刻过来把开关关住。我以为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正红着脸等他发脾气。不料他说这是胖子喝的,我应该喝一般的可乐才对。我这才明白人家是友情提醒。

有个周末,似乎地方上有什么重大活动,于是餐馆里就格外忙碌。老板娘喜形于色,在前厅里招呼客人,顾不得到厨房里来跟老板说上哪怕一句话。要菜的单子雪片一样送进来,几个招待走马灯一样进进出出,菜名连珠炮一样在耳边爆响。其间,老板的小姨子把客人点的菜弄错了,把菜端回来,说应该是什么,而不是什么。老板气得用大铁勺“当,当,当”敲了灶台好一阵,站在那里像尊门神,仿佛要罢工一样。小姨子哭腔哭调赔了罪,麻老板才不声不响又忙碌起来。

这种日子,我自然不能超然,就恨不能多生出一只手。如果再有一只手从右边身体长出,那么,拿着海绵画圈的速度就会增加一倍。这时候,我的双手已经脱了皮,有的部分将脱未脱,有的已经脱尽,丑陋得象麻风病患者,连手的主人都不敢目睹。双手一天就泡在洗涤液里,除非不是皮肉,否则不脱皮才怪。那时候,就想到了金庸,想到了他笔下那些上乘武功的异人,要是我炼成了铁掌功,连滚烫的油锅都可以伸手而入,那么这一池的洗涤液就应该不在话下。思绪飘来飘去,透过七彩的泡沫飘到了国内风光的岁月。想着那些日子,经常要做的事就是在办公桌上拿起一迭请柬来回比较,决定到哪里去采访,然后趾高气扬出门去,我的精神不由奋发起来。思绪迷离了好久,才又飘了回来,定格在手中正魔术一样转动着的盘子上,忍不住想笑,于是脸上肌肉的放松都感到了。

那天打烊后,老板带着少有的诡秘神情,对我说:“今天大家都辛苦了。等会儿,我请客,带你们到一个地方去玩玩。”我问:“什么地方?”他坏笑道:“到了,就知道了。”

到了,我的确才知道。原来麻先生是把我们带到了脱衣舞酒吧。我像走进了电影之中,一时脸热心跳起来。想着眼前就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以前曾经像洪水猛兽只能想像的,现在却置身其间了,犯罪感和快感一并浮上心头,真像走入了地狱,又像升上了天堂。在缭绕的烟雾中,两三个妖冶的女人在台子上像蛇一样扭动,节奏跟着音乐进退消长,时而剧烈,时而轻柔。在钢管上旋转了几圈,她们就在舞姿的巧妙掩饰下,飞快脱掉身上那些衣物,就如文章删改掉了赘笔,剩下的就是精彩了。一个女人的乳房小而平坦,脸部表情却丰富十足,拼了命地做着各种撩拨人的动作。另一个女人胸部发达,怡然自得地对着台子四周的看客媚笑,透着自信。她一边像淑女一样从容地舞着,一边寻找着猎物,轻盈地就跳了过去。麻老板显然老来这里,他为我、做油锅的大李和抓码的小王买了啤酒,却不跟我们坐到一起,自己到了前面,找了一个舞台旁边的座位坐下。那个高胸的女人居然就跳到了他前面,停下了,弯下身子,双手扶持在他的肩膀上,双眼定定看着他,脸上笑得灿烂,然后就用双乳凑近他的脸,迅疾地抖动。当舞女用两根指头轻轻拉开丁字裤的时候,麻老板就把一张扭成条状的美钞插了进去。舞女还不走,做了一个娇媚的动作,把身体换了一个方位,两根手指再优雅地把丁字裤另一侧拉开,眼睛深情地看着麻老板,他又塞进了另一张。

那天回家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金羽还没有睡,问我:“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口气有些责备的意思。我一时不知是告诉她还是不告诉她看脱衣舞这回事。她听不到我的回答,提高了嗓门:“我问你到哪里去了呢。没有听到吗?”我就低声答道:“到酒吧去了。”她狐疑地看着我,研究着我的表情,把我的脸色上下扫描了几下,又问:“到酒吧干什么去了。”我觉得应该采用缓兵之计,让她平静下来,就说:“让我去洗了澡,再回来汇报。”等到我回到房间里来,发现她的脸仍然沉着。她说:“好吧,现在可以说了吧。”我就只好和盘托出,尽量显得轻描淡写地说道:“今天生意好,老板慰问,就把我们带去看脱衣舞了。”她又问:“还干了什么?”我装得可怜巴巴地回答道:“其它就没有干什么了。”说完,还喃喃补充道:“一个洗碗工还能干什么?”她说:“这种地方你都去得,可见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做得很无辜的样子,辩解道:“哎,也是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跳脱衣舞的地方嘛。”说完,就上了床,凑到她的身边,转移话题诉苦道:“哎约,好累啊,今天。快来帮我按摩一下。”不料她一脚就往我蹬了过来,忿忿说道:“你到外面找人按摩去。”我一下也生气了,就止不住在她脸上拂了一把。她立即就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双手不停地在我身上乱打,一边歇斯底里地吼道:“你还真打人了。你滚,你立刻就滚出门去。”她把我往外推着,我在房间里躲来躲去,却还是躲不开她乱舞的双手,最终还是被撵了出去。在门外等了一会,我壮着胆子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反应。看来,她今晚是死心塌地了。我悲哀地这样想着,走下楼,出了门。

外面很安静,似乎只有天籁之声。我看着茫茫夜空,天上有几个星宿狡黠地闪烁着。“到哪里去?”我问着自己。一边这样反复地问着,一边在街上无目地走着,寻找着答案。想投奔徐九虎去,但思考了半天,还是否定了。被老婆赶出家门这种丑事最好还是不要让熟人知道,打落了牙齿自己就咽下去。这样盲目地走着,就走到了一个酒吧的门口。我一时觉得这是天意,就毅然决然走了进去。里面有三三两两的人在喝酒,有的坐在僻静的一隅,有的就坐在吧台边。好几个电视都一概开着,不同的节目显示在屏幕上,就像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心情走进了这个酒吧。我走到吧台那儿,服务生问我来点什么,我要了一瓶Budweiser,然后就坐在那里看NBA篮球赛,西部的时区比我们这里整整晚了三小时,所以,那边的篮球比赛正到了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一下居然就进入了比赛的氛围之中,忘记了自己正在放逐之中。看到精彩处,我居然还沉沉地鼓了两下掌。旁边一阵幽香绵绵而来,我扭头一看,一个女郎坐在旁边。她跟我对视了一下,马上脸上就舒张开了,成了一朵灿烂的花。我条件反射般对她笑着,还问了一声好:“Hello”。她也回了一声“Hello”,然后自我介绍道:“我叫珍妮,高兴遇到你。”我也自我介绍了,然后就跟她聊起来。说是聊,其实是自说自话。课堂上老师说英语,缓慢而且发音也容易懂,即使那样,我也只能听个大概。而珍妮的英语含混不清,也许还因为喝了酒,她的语速快得不能捉摸。我那时也已经喝得有些高了,恶也从胆边生起,自己胡乱地说着英语,好象不时连家乡话都带出来了。她肯定没有听懂,不过,她仍然兴高采烈,大串大串的英语从她的口中倾泻出来。我想,我们两人那时候都是疯子,疯子间不需要交流,只在乎有个人倾诉。

也不知这样喝了好久,聊了好久,我们终于打住了。她眼睛里闪着朦胧的光,问:“So, are you going home (你要回家吗)?”我这次听得准确无误,在脑中迅速从中文翻译成英文,说道:“No, I have nowhere to go(不,我没有地方可去)。”的确,今夜,我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她耸了耸肩,好象不相信,浪笑着又问道:“You can go with me , if you dont mind(有可以跟我走,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那时已经豪情万丈,别说跟她走,就是杀人放火,我都敢。我坐进了她的车,里面堆满了杂物,狗的气息和她身上的香水混沌一气,我闭了下眼睛,下意识地关掉了嗅觉。

一路飘飘忽忽的,我就到了她的住处,我觉得今晚简直是一个奇遇,就像明清志怪小说中遭遇狐仙的那类情景。那里有很多房子,都是那种可以移动的箱式房。我突然记起,有天夜晚,徐九虎带着我们到过这里来买一辆旧车,后来因为那辆车实在太旧太破,没有成交。

进了她的家,一条大狗呼的一下就窜了过来,还汪汪叫个不停,我的酒气去了三成。珍妮喝住了大狗,让我坐到沙发上,也不管我,就进到一间房子里去了,我发现她的背影有些摇摇晃晃的,虽然不是太剧烈。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心里隐隐起了些畏惧。她是去拿枪?拿药?还是拿刀?拿绳索?平时在HBO上看到的那些恐怖场面此刻在脑袋里一个一个上演。大约两分钟,她出来了,站在房间门口,说是我的床铺准备好了,我可以睡了,并用手往房间里面指了指。我站起来,有些戒心地走了过去。里面跟她的车一样杂乱,狗的气息也充斥着那个空间,不过中间的确有着一张床。她对我说了一声:“Good night!”,就离开了。我轻轻把门关上,还从里面锁上了。我审视了四周,看不出什么异样,就上床睡了。但我睡不着,脑袋清醒得没有一丝睡意,耳朵也灵敏得很,周围偶尔一两声猫叫和似有似无的虫鸣都听得真真切切。

珍妮把我送回的家。我跟她吃早餐的时候,比比划划告诉她,我其实是有家的,不过昨天跟老婆起了纷争,被她赶出了门。跟她招手作别的时候,我觉得她简直就是天使,是上帝派下来拯救我的天使。不然,昨天晚上,我就真要夜宿街头。

我刚一敲门,金羽就开门了,她的双眼通红,显然一夜未睡。她有些歉疚地问道:“昨晚到哪里去了?打电话问徐九虎,说你没有去他那里。”我扬着头,做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派头,说道:“到酒吧去混了一夜。想不到吧。”她抿着嘴唇,听起来是恨,其实是爱地说道:“那就再去酒吧混一天吧,干脆不要回这个家了。”看到她一夜之间就憔悴起来的容颜,我一下不可抑制地上前把她抱住。她也双手抱住我。我们都激动起来,然后就是一场死去活来的云雨之欢,就像每次争吵和好之后总会发生的那样。之后,我主动告诉了她我昨天的奇遇,她把我抱得更紧,说不会再把我赶出门,还拿起我的手在她的脸上碰了几下,以示惩罚。我们在床上紧紧搂着,睡到晚上。醒来就像向谁示威一样,忍不住又爱了一场。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餐馆打烊后,麻老板又笑嘻嘻地对大家说,带我们出去好好玩玩。有了上次的教训,我不敢再不问究竟随他拖到哪里去了。就问他:“到哪里去玩,如果还是像上次一样,那我就不去了。”他说:“这次换个花样,到赌场去。”我听了,没有一点意志努力,就马上谢绝了。我天生不爱赌。在国内时,周围的朋友都迷上了麻将,只有我对麻将无法着迷起来。回到家里,我邀功请赏一样,对金羽说:“喂,老婆,今晚上我可是拒绝了诱惑呢。”她说:“拒绝了什么诱惑,从实招来。”我就得意地告诉她:“老板要带我们去赌博,大李小王都去了,我却拒绝了。”她就笑道:“这次还聪明,把握得住自己。”我说:“那也不能光口头表扬啊,得有点奖赏。”她就说:“好,跟你免费按摩一次。”接着,就用手往床上一指,夸张得嗲声嗲气的,说道:“郑先生,请躺下。”

郑圆圆又要离开金殿了。她那天晚上喜形于色地跟我说,她在满月红找到了招待的位置。我听了有些怅然若有所失的感觉,嘴上却恭贺着她:“祝贺你啊,这下你就变富农了。”到金殿来后,差不多打烊吃饭的时候都跟她坐在一起。她像一个新闻发言人,代表的却不是一个政府,或者一个组织。她代表着她自己,代表着自由和虚空。几乎只要一跟她在一起,就能听到五花八门的新闻,有时是红色的,有时是黑色的,有时是白色的。在她的面前,我感到了我的孤陋寡闻,知道小城里的中国人圈子其实是个小社会,一个充满活力和变数的小社会。一个中国人死了,突然出现了从未浮出水面的新妻,一直被周围的人认为是正式夫人的却早就被休了。一个女人如何通过一个教授的资助来到美国,又在不久之后,颠覆了他的家,成为了他的夫人。一个老太婆如何因了镶牙的失败,打了一个官司,赢了一大笔钱。某人原来是朱元璋的嫡传第35代孙。某人的先人是白居易。哪对夫妇生了个长尾巴的女婴。哪个超市减价50%促销。这些消息都来自于她。跟她在一起开始聊天的时候,我总爱以一句话开场:“今天圆通社准备发布什么消息?”她这一走,别的都不说,我至少就耳目闭塞了。我对她说:“哎,也别光顾自己发达。如果满月红有什么机会,不要忘了提携提携。”她压低声音问道:“想当招待吗?”我说:“废话,当然想。”她就说:“那就从现在开始啊。我一走,位置就空出来了。要不要我跟老板娘说说?”我皱着眉头说道:“只怕我是走不脱,我走了,谁洗碗?”她嘲笑道:“学雷锋,做螺丝钉啊?管他找谁干呢,你做了招待,他总会找到人的。”

想不到,我真的摇身一变成了招待。招待可是我最现实的一个梦想。我真的梦到过我衣冠楚楚、轻盈自得地穿行于食客之间,脸上始终洋溢着甜蜜的笑容,食客走了,我的手在桌子上轻盈一拂,那笔可观的小费就归入囊中。不会比洗碗更累,但却可以源源不断收取许多现钞。这是我对一个招待的全部理解和期待。

我开始了我的招待生涯。麻太太跟我仔细交待了条件,我根本就不加思考,通通点头答应。前两周,我必须接受训练,不能当正式的招待,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比如端茶送水和收拾桌子。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必须在四五十张桌子之间来回奔走。难以计数跑了多少路,才不过半月工夫,一双崭新的牛皮鞋就被跑断了鞋底。劳累如此,报酬却低得可怜。一小时只有3.5美元,比洗碗还少25美分。更可恶的是,每天我明明工作了5小时,却只能得到4小时的工资。麻太太解释道,我必须用半个小时准备工作,另外半个小时吃饭。不管如何,我没有气馁,当一个招待的梦想还完完整整。我期待着第三个星期的到来。?

第三个星期姗姗来迟,我穿起挺括的西装,打起金利来领带,脚穿一双黑得铮亮的皮鞋,头上喷了定型发水。我让笑容绽开在我的脸上,以亲切无比的口吻和彬彬有礼的态度侍候我的每一个顾客。可是,第一天下来,我的成果太让人沮丧了,只得了10美元小费。不因我不熟悉菜谱和程序,只是因为麻太太带给我的食客太少。她以及她的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在当招待,所以他们垄断了大多数食客。之间,有两个客人来了,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儿,不耐烦,就招手让我过去。我过去说老板娘马上就会来安排,并马上去端了两杯水来让他们喝。麻太太的小妹妹这时候却走了过来,对我眉毛一横,警告我:“叫你干,就干;不叫你干,就不要干。”我愤愤不平,却又不敢发作。麻太太的派工当然不公平,但既然规则是麻太太定的,也就无所谓公平不公平了。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就是游戏规则。从正式当招待起,我的报酬也变了,底薪2.5美元,其余靠小费。那个星期,我的平均小时收入包括小费才4美元。不用说,我很失意,但我仍像赌徒一样顽强地期待着下个星期会翻盘。?

恰恰相反,下个星期阴云密布。麻太太的大妹子从纽约来了,也在这个餐馆当上了招待。她比麻太太更歹毒,不仅给我安排更少的顾客,还有事无事就对我的工作百般挑剔。她来的第二天,当我端上一盘“腰果鸡丁”送到客人面前的时候,她却斜刺里冲过来,一边说我没有放腰果在菜上,一边猛地把菜夺过去,菜上的勺子也像经受不住她咆哮的气浪,摇晃着掉到了地上。在暧昧的灯光下,我分明看到了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凶光和脸上颤动的横肉,热血顿时涌上了我的头顶。那一瞬间,做人的尊严战胜了求生的苟且,我居然就变成了雄师,跟她对吼起来。麻老板站在一旁,没有吭气,既不看她,也不看我,拿着大铁勺,用手支着头,仰望着天花板,那个造型真像罗丹的‘思想者’。他保持了可贵的中立,导致我直到今天还把他跟他的家人区别开来。

我那时是一团滚烫的火,马上就冲出了金殿,回归到自由世界之中。一场本来不起眼的冲突就断送了我的工作,让我的招待梦像一个气泡一样惨痛地破灭。出了门,冷风一吹,把我绷得紧紧的面部肌肉也吹得松弛了。我居然有些骄傲,骄傲得忍不住要笑,像稽康阮籍一样地狂笑。我居然可以不把一份饭碗当回事,提放之间,如此潇洒。又想其实人生的很多行动其实都是偶然碰撞的结果,就像历史上的很多战争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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