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红楼梦》不明白“闹书房”一段，也不明白柳湘莲为何对薛蟠深恶痛绝，更不明白为什么贾政一听宝玉和蒋玉函来往就要把他往死里打。后来看了潘光旦先生译注的《性心理学》，才知道这些问题的根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对同性恋现象的回避和歧视上。
虽然没像古希腊的先哲一样把“同志”之恋推崇到精神境界，中古时代以前的中国人对同性之爱的态度是相对宽容的。男男相恋的记载不绝于史，“余桃” “断袖”的风流早就融入了我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肌理。然而同性之爱到底不被社会主流广泛接纳的。成为别的男人性对象的男子深受社会歧视，到了明清两代，甚至有法律明文规定这样的男人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同性恋变得中国社会的很多事情一样，成为可以偷偷地做，却不可以公开地说的禁忌。这就是为什么秦可卿一听秦钟说起闹书房的缘由就加重了病情，因为他和香怜、玉爱勾搭的事情被金荣闹大后，她担心弟弟沾上同性恋的嫌疑，坏了一辈子的前途。
有清一代不许官员狎妓，男戏子（当时叫“相公”）成了社交场合的主力军，也成为同性情欲合法的发泄渠道，进而形成了一种叫做“私寓”的制度，和以女人为主的妓院争相辉映。但是男戏子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见到妓女都要行礼请安。了解了这些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柳湘莲的怒气。本来被一个男人性骚扰已经够窝囊了，薛蟠还把他当成了妓女都不如的“相公”，难怪柳湘莲要胖揍他一顿解气。
蒋玉函是个才色双全的艺人，身为男旦注定了他被权贵玩弄的命运，书中明写忠顺亲王离了他都吃不下饭。他这样的男人社会阅历极深，酒席上立刻能看出宝玉对他和别的权贵不同。虽然薛大傻子认定宝玉对他有暧昧的企图，其实宝玉对蒋玉函和他对那些美丽少女的情感并无二致。而蒋玉函对宝玉则是感动，因为后者对他不是狎玩，而是欣赏，所以和他互换汗巾，以表谢意。等到忠顺王府的长史到荣国府找宝玉索要蒋玉函时，一向“处窝子”的宝玉居然敢镇静地撒谎，说他不认识琪官，结果被人家从汗巾上看出破绽，这才交代了蒋玉函的下落。
长史一走，贾政就开始痛打儿子。宝玉不好好读书倒罢了，小小年纪居然和下贱的优伶互赠表记，而且这个优伶还是当朝亲王的禁脔，作为父亲，贾政没法不生宝玉的气，再加上贾环事先进的谗言，越发让他觉得宝玉不可救药，非打不可。况且大张旗鼓地痛打宝玉一顿也是为了保护家族利益。忠顺亲王的势力远远超过一个传了三四代的国公府，如今认准宝玉动了他的禁脔，正憋着一肚子妒火和醋意，不好好处罚宝玉一下，肯定会惹得老王爷对整个贾家都有看法。
以坦率而不淫秽的笔墨，《红楼梦》写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禁忌，也写出了生活的无奈和吊诡：最有龙阳之兴的是忠顺亲王和薛蟠们，因为有权有钱有势，不管如何耽于同性性爱，都不受社会舆论的歧视和排斥。而蒋玉函和柳湘莲们，因为美貌，主要是因为无权无钱无势，要么得承受这些王爷富豪们从人格到肉体的双重蹂躏，要么得背井离乡到异地流亡。中国传统社会的不公平和不道德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男性之间的性爱纠葛外，《红楼梦》还触及了女人间的同性之爱。小戏子藕官因为扮演小生，先后爱上了和她配戏的小旦药官、蕊官。这些天真未凿的女孩子从戏台上的假凤虚凰演变成了生活中痴心爱侣。她们的行为虽然在别人眼里有些犯傻，可是独合了宝玉的“呆性”，令他“又喜又悲” ，又“称奇道绝”。藕官的故事显示了作者对真心的同性之爱的理解和同情。
